偏见的政治—读《苏北人在上海》
偏见的政治—读《苏北人在上海》
钱霖亮
在学术界，以族群(Ethnicity)取代人种(Race)的概念，作为一种理论视角来审视人类社会当中不同的社会集团(Social Group)的差异，大约是二战以后的事。在西方的族群研究中，存在一个巨大的争议，即族群是什么，是如何产生的？
这个争议在族群概念产生之时即出现，并一直处在族群研究漩涡的核心。参与争论的一方认为族群是社会化的建构，是在一定历史情境里，不同社会集团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中竞争角逐妥协的产物。这种社会建构由此是富有伸缩性的，依据情境之不同会自我调适。从较长的历史时段中来看，建构族群的核心与边界本身即是一个充满变化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族群的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与此争锋相对的另一方，即本质主义论(Essentialism)，则将族群视作先天产生的生理或心理特性，是不以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所改变的。
这两大理论思潮同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中角逐。在后者的范围内，尤其在诸如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中，社会建构论似乎逐渐占据了主流，成了讨论族群的社会和文化问题的一个基本立足点。韩起澜(Emily Honig)的《苏北人在上海》(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1850-1980)亦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出发，来探讨她所认为的“苏北人”这一族群是如何在近现代上海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反复建构和延续的。
自近代以来，上海的城市场域一直是关注中国的西方观察家和历史学家青睐的凝视主题。这些西方观察视角下生产出来的研究文本，集中于对这个城市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结构与事件的考察，可谓汗牛充栋。但在如此众多的研究中，韩起澜认为对城中居民的社会差异的探讨仍是相当有限的。已有的研究更多地关注阶级差别和性别差异基础上的不平等乃至冲突的关系，而对基于籍贯造成的社会差异则着墨甚少。
作为历史学家的作者选取了其中一个个案，即上海人对“苏北人”的偏见为研究主题，同时运用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视角，来考察上海这个移民城市中一个特定移民群体的历史经验，并试图揭示身份、偏见和社会矛盾的产生根源，即“苏北人”作为一个族群是如何在上海的都市历史社会条件下被持续建构起来的。
本书的导论点明了研究主题及其意义，阐明了作者所使用的族群理论概念的意涵，回顾了西方和中国社会中的族群研究的一些基本文献。在此之后，她也对上海都市历史与环境，以及定居其中的本地人和各类移民，尤其是“苏北人”的基本状况（包括人口，居住格局，就业机会，文化活动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在本章的最后，作者也介绍了她的研究方法和使用的材料。
第二章开始，作者首先讨论上海人/江南人口中的“苏北”所指涉的地理区域。她指出，这个名称的确指向一个地区（而不是一个省或者县），但这个地区与其说是一个客观存在，毋宁说是一个被想象出来的区域—它的地界和内核都极富争议。于是，作者倾向于将其视作对一个特定地区的地理、文化、语言和经济同质性的想象。为论证这一观点，她依次从地理、语言和文化标准来探讨，最终归于经济和移民的视角上，总结出作为想象之地域的“苏北”，是相对于“江南”的一个时空性质的象征/信念，而这个象征/信念的生产过程理应回归到以上两者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去，回归到“苏北”移民和“江南”在地者长期互动的历史中去。
一个显著的例子即“苏北”这个名称在清代中期以前并不存在。清中期以降，直至19世纪，随着上海工商业的崛起，大运河在国内经济贸易活动当中的功能式微，以及黄河改道造成的灾害，改变了江苏北部地区的经济状况并使大量移民流落迁徙到上海和上海周边地界，在地者和移民的长期互动生产出诸如“苏北”，“苏北人”这样附着贬义的标签。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强调，要了解这些标签生成的背景，我们需要回到移民来源地和到达地之间悬殊的经济发展水准这一更大的历史脉络；而移民与在地者互动的历史尤其重要地揭示出，有关“苏北”的地域界定源自于描述移民人口的需要，因此这个名称所指地域具有含糊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章深描了“苏北人”作为上海或者江南移民迁徙和定居的动态历史，同时也细心挖掘了迁移地原有定居者和政治、社会机构处理与对待这些新移民的态度及方法变化的历史（以棚户区和文化活动的争夺为个案）。从这种互动的社会关系乃至社会冲突中，作者认为在地者业已形成对“苏北人”的偏见，但那些被认为是“苏北人”的群体自身，却未必承认接受这个一元化的标签。相反，他们可能形成基于来源地地方主义的群体意识，以及作为棚户区移民的一个共识。
为了论证族群可以作为“苏北人”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一个标准，同时也说明在地者制造出来的关于“苏北人”的流行偏见的作用，第四章对这群移民的就业情况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作者留意到上海劳动力市场当中跟族群有关的职业分工，譬如“苏北人”大多从事社会地位和收入都较低的体力劳动有关的工作，如人力运输（黄包车，独轮推车），货物搬运工和服务性行业（理发师，澡堂工人，皮匠，粪工和扫垃圾工等），基本上处在整个社会职业分层的最底层。很少“苏北人”有机会进入制造业，即使能够进入，也大多是一些只需基本技能只提供最低工资的工作环境相当恶劣的行业，而且通常只是临时性的雇佣，经常会受虐待。对于“苏北”女性，即使是从事卖淫业，她们也通常被拐卖来的，被迫出卖身体的低级性工作者。除此之外，更多的“苏北人”从未正式进入劳动力市场，沦为乞丐和犯罪分子。这个族群在就业生活上的恶劣状况，在与其他群体的比较后，塑造并持续巩固了在地的上海人/江南人对他们的偏见，而这偏见反过来又限制了“苏北人”的就业，使他们失去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
不仅于此，作者在接下来的篇幅中转向讨论其他迫使他们从事底层工作的原因，其中之一是私交与同乡关系的局限。对于后来的“苏北”移民来说，负面因素是长期积累的过程。江南人长期控制政治领域，并在经济领域中占据高端行业，这使先到的“苏北人”在缺乏技术资金和社会网络的条件下未能进入上述领域，而后新的“苏北人”也就无法仰赖与前人的私交与同乡关系获得较好工作机会，反而再次被引导进行那些“苏北人”沉积的行业中，几个代际的移民都只能陷在上海社会的底层。通过展示底层工作生活如何持续地制造巩固对“苏北人”的偏见，偏见如何限制“苏北人”的就业机会，被限制的就业机会又是怎样使新的“苏北人”继续沦落进底层工作生活，作者为我们勾画出长历史时期内几个代际的“苏北人”在生命机遇(Life Chances)上的恶性循环。
在地的上海/江南人业已形成对“苏北人”作为同质性群体的偏见，那么所谓“苏北”来的移民自己是否认为他们构成了一个有内聚力的有共同身份的集团？作者在第五章中即探讨“苏北人”的自我认同。她通过对几个20世纪最初10年出现的号称是“苏北人”的同乡会的考察指出，用移民组织的出现解释共同族群认同的出现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这些组织很多并不是“苏北”移民建立的，而且通常存在时间非常短，内在的凝聚力亦非常脆弱。更多的同乡会是以地方（通常以县为单位）为基础的，只能说明地方主义的持久性。
作者进一步的探索发现，实际上在“苏北人”的内部，在地方与地方之间同样存在着偏见，比如“苏北”区域的南部人对北部人就持有轻蔑的态度。这种内部分歧，与上海/江南人和“苏北人”的差异一样，在文化活动，居住格局，职业分工等方面都有具体的表现。由此作者主张所谓统一的“苏北人”认同存在的可能性并不大；相反的，这些移民更倾向于强调自我的属地（地方）认同，以此来回应抵制在地人群污名化的标签，他们并不是上海都市族群身份建构过程中的被动参与者。
第六章讲述的是一个特别时期，作者认为在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期间，“苏北人”的身份问题开始被高度政治化了—作为一个群体，由于其中的一些人被认定与日本人勾结，使得“苏北人”的群体形象更显负面。于此同时，这些被贬低的移民开始比以往更明确而激烈地反对污名化他们的标签，尤其是战时“江北汉奸”这个政治化的标签。在作者的研究中，我们似乎可以察觉到移民内部抵制污名化策略的改变，似乎有一种“苏北人”的群体认同暂时形成了，至少是在移民精英中间。精英们强调群体认同的行为，在作者看来是一种反击偏见和敌视的策略；一旦情况得到舒缓，这种群体认同变会烟消云散。另一方面，对于非“苏北人”的上海/江南人来说，将身份认同问题政治化，将敌对人群污名化，是在特殊时期解脱自我罪责的有效手段。
第七章讨论了1949年以后上海的“苏北人”作为一个族群问题的断裂和延续。这一时期界定“苏北人”的标准改变了，因为共产党政府户籍控制的政策使人口的自由流动成为历史。传统“苏北人”族群的再生产主要依靠定居上海移民的人口再生产，而要区别这些代际上新的“苏北人”和非“苏北人”只能倚赖说话的口音。另一方面，共产党统治下的上海，很多来自江苏北部的党员被任命为官员和干部，他们使新的“苏北人”群体中也拥有上层精英。但本地人对“苏北人”的偏见在这一时期依然延续，无论在语言和大众文化上，还是婚姻和居住格局等方面都有所表现。
然而从“苏北人”的回应上看，作者发觉，那些“苏北”的移民和他们的后代似乎开始承认“苏北人”这个社会类别，但是否将它作为自身认同则出现了看似两极的分化。有些移民及其后代尽量掩饰他们“苏北人”的痕迹，比如在与外人接触时不讲江北方言；也尽量不吐露出地方口音；尽其所能地与“苏北”文化脱离关系。与此相反的，有些人则并不反驳“苏北人”的标签，但抵制它的负面涵义；他们认同自己作为一个苏北人并由此产生自豪感，下决心维护这种文化认同，并寻找和传播苏北和苏北人的积极印象。
在本章的最后，作者试图解释为什么在一个强调平等的共产党社会中“苏北人”的偏见会延续下来。她从“苏北”移民后代的受教育情况，生活环境和就业情况入手，指出产生“苏北”族群的社会经济结构仍然在延续，“苏北人”仍在在上海地方文化和经济上处于边缘地位。
本书的最后一章回归到关于族群理论的探讨。作者强调籍贯在近现代上海的情境中是族群涵义的承载者，它可以是上海都市中不同人群用来建构社会差异和等级的工具。将“苏北人”理解成一个族群的建构，才能呈现出以籍贯为边界的社会不平等结构和社会分化的过程。根据作者的说法，事实上“苏北”和“苏北人”都不存在，它们是由江南人建构出来的，为的是捍卫他们的优越感(页112)。而在“苏北人”的标签之下，这些从“苏北”来的移民也不是被动的行为体，他们的内部也在分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方式来回应江南人的他者建构。作者以此强调以西方族群理论观察中国社会，可以凸显出传统研究中被遮蔽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可以揭示理解中国的籍贯作为社会历史建构的重要性。
在本书中，作者令人信服地使用“苏北人”的个案来阐述族群作为一种区分人群的方式，是如何在特定历史社会情境中利用一些元素（比如籍贯）加以实现的。对我这个读者而言，同样重要的是，这个长时间段的具体历史个案的研究向我展示了文化偏见是如何制造生产并在历史进程中如何得以延续的。这对于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不同人群在更大的范围内相遇并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互动的过程以及结果提供可参考的理解途径。然而，瑜不掩瑕，我认为本书亦有相当多的不足之处，以下将一一提出疑问。
首先，在本书中，作者轮换使用上海/江南人或者江南精英这样的词来描述与“苏北人”相对应的人群。作者对“苏北人”这一富有争议的概念做了梳理，但并没有事先界定谁是“上海人”，“江南人”，“江南精英”，而他们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同样的，在作者的研究中，她呈现了“苏北人”这个群体中内部复杂的多样性特征，这可能会使读者感到疑惑，难道“上海/江南人”没有复杂多样性，就是铁板一块吗？尤其是他们在对待“苏北人”的问题上，作为一个群体，内部完全意见一致吗？
与此有关的，既然作者认为“苏北人”族群建构过程，和有关这群人的偏见主要是伴随“苏北”移民到上海后与“上海/江南人”互动后产生的，偏见其实是族群之间竞争的策略和结果。有关“苏北人”的移民史，作者可以远溯到明清时期，然而对那些没有清晰界定的“上海/江南人”，他们是否有迁徙的历史，有的话又是怎样的？尤其在第三章谈到“苏北”移民在找工作时与“江南”移民的比较劣势，作者本可以更为深入地讨论在具体找工作的过程中，“苏北人”与“江南”来的新移民之间是否有直接的互动，而他们又是怎样看待对方。特别当这些“江南”移民并不一定是“精英”（所以如何界定“江南精英”是非常重要）时，两群同样在他乡同样在找工作的底层人物如何处理相互关系。这样的探讨将展示历史本身的复杂面和生动的细节。
同样是人群分类的问题，本书中非常重要而且有趣的一个发现是所谓“苏北人”内部的分化与衍生的偏见。在面对“上海/江南人”强势的偏见时，“苏北”南部人可以调适他们的认同，歧视来自“苏北”更北地方的人。然而作为读者，我十分想知道的是，接下来“苏北”北部的人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尤其是那些“苏北”最北的移民，他们会对“江南人”和“苏北”南部人的偏见，又会做出怎样的回应。这些在作者的研究中是找不到的。
作者在导论和结尾的章节都谈到上海都市的社会结构，其中也涉及在沪的外国人。毫无疑问，这些人在近代中国，尤其是近代上海都市的历史中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作者也承认这点，比如在导论中，她提到“苏北人的贫困落后不只是以中国精英集团的标准来衡量，而且还用外国的标准来衡量”（页11）；“殖民主义为苏北人类别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背景，外国人有时成为建构这个类别的活性媒介”（页12），等等。然而除了在第三章关于棚户区的争夺中我们偶尔能看到租界政府和某些精英人士的活动外，作者的研究基本上忽视了外国人在上海都市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具体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他们的介入或不介入（但存在）对上海都市的族群结构有何意义，以及其他相关的问题。我以为这是本书最大的缺漏。
与先前章节的历史情境不同，本书第七章讨论的是社会主义时期的“苏北人”族群问题。我理解作者写作这一章节的问题意识在于探讨，为何在共产党国家强调人人平等的口号下，基于籍贯差异而存在的偏见依然得以延续。这样的省思是非常必要的，作者也对偏见产生的原因做了杰出的讨论。然而从1949到1980年间，时间跨度依然很大；尽管笼统上说都是社会主义体制，但作者谈论的很多造成影响的具体机制在这三十年间也会有经常性的变动。
尤其重要的是，笔者希望看到作者讨论的这些有影响的具体机制，和国家宣传的平等话语之间有怎样的互动与张力，而参与到偏见消除和偏见重构两个并行过程当中代理人(agents)和行动者(actors)又是怎样来处理这之间的张力的；而不是作者这般简略地，仅仅是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族群偏见这一事实和它产生的一些静态的原因。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动态的历史中去，我们可能会发现，偏见的生产与再生产也许不仅是历史的简单延续和现有机制的静态产物，它们可能与作者描述清末民国时代的偏见一样，一直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情境的变化而变化。
回顾全书，用长历史看族群身份建构与变迁的困难或许也正在于此。作者用不过百页的篇幅(中译本正文共117页)描述了近一百三十年中国近代史中一个族群的演变历程；而塑造这一历程的宏大社会背景更是纷繁复杂，其中涉及的历史行动者又多种多样，这些都对作者掌握的研究素材和视野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也为如我辈后学者思考长历史的社会文化变迁发出了一个警示的信号。
《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2012年6月号第131期，第134-139页。
钱霖亮
在学术界，以族群(Ethnicity)取代人种(Race)的概念，作为一种理论视角来审视人类社会当中不同的社会集团(Social Group)的差异，大约是二战以后的事。在西方的族群研究中，存在一个巨大的争议，即族群是什么，是如何产生的？
这个争议在族群概念产生之时即出现，并一直处在族群研究漩涡的核心。参与争论的一方认为族群是社会化的建构，是在一定历史情境里，不同社会集团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中竞争角逐妥协的产物。这种社会建构由此是富有伸缩性的，依据情境之不同会自我调适。从较长的历史时段中来看，建构族群的核心与边界本身即是一个充满变化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族群的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与此争锋相对的另一方，即本质主义论(Essentialism)，则将族群视作先天产生的生理或心理特性，是不以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所改变的。
这两大理论思潮同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中角逐。在后者的范围内，尤其在诸如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中，社会建构论似乎逐渐占据了主流，成了讨论族群的社会和文化问题的一个基本立足点。韩起澜(Emily Honig)的《苏北人在上海》(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1850-1980)亦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出发，来探讨她所认为的“苏北人”这一族群是如何在近现代上海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反复建构和延续的。
自近代以来，上海的城市场域一直是关注中国的西方观察家和历史学家青睐的凝视主题。这些西方观察视角下生产出来的研究文本，集中于对这个城市特殊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结构与事件的考察，可谓汗牛充栋。但在如此众多的研究中，韩起澜认为对城中居民的社会差异的探讨仍是相当有限的。已有的研究更多地关注阶级差别和性别差异基础上的不平等乃至冲突的关系，而对基于籍贯造成的社会差异则着墨甚少。
作为历史学家的作者选取了其中一个个案，即上海人对“苏北人”的偏见为研究主题，同时运用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视角，来考察上海这个移民城市中一个特定移民群体的历史经验，并试图揭示身份、偏见和社会矛盾的产生根源，即“苏北人”作为一个族群是如何在上海的都市历史社会条件下被持续建构起来的。
本书的导论点明了研究主题及其意义，阐明了作者所使用的族群理论概念的意涵，回顾了西方和中国社会中的族群研究的一些基本文献。在此之后，她也对上海都市历史与环境，以及定居其中的本地人和各类移民，尤其是“苏北人”的基本状况（包括人口，居住格局，就业机会，文化活动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在本章的最后，作者也介绍了她的研究方法和使用的材料。
第二章开始，作者首先讨论上海人/江南人口中的“苏北”所指涉的地理区域。她指出，这个名称的确指向一个地区（而不是一个省或者县），但这个地区与其说是一个客观存在，毋宁说是一个被想象出来的区域—它的地界和内核都极富争议。于是，作者倾向于将其视作对一个特定地区的地理、文化、语言和经济同质性的想象。为论证这一观点，她依次从地理、语言和文化标准来探讨，最终归于经济和移民的视角上，总结出作为想象之地域的“苏北”，是相对于“江南”的一个时空性质的象征/信念，而这个象征/信念的生产过程理应回归到以上两者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去，回归到“苏北”移民和“江南”在地者长期互动的历史中去。
一个显著的例子即“苏北”这个名称在清代中期以前并不存在。清中期以降，直至19世纪，随着上海工商业的崛起，大运河在国内经济贸易活动当中的功能式微，以及黄河改道造成的灾害，改变了江苏北部地区的经济状况并使大量移民流落迁徙到上海和上海周边地界，在地者和移民的长期互动生产出诸如“苏北”，“苏北人”这样附着贬义的标签。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强调，要了解这些标签生成的背景，我们需要回到移民来源地和到达地之间悬殊的经济发展水准这一更大的历史脉络；而移民与在地者互动的历史尤其重要地揭示出，有关“苏北”的地域界定源自于描述移民人口的需要，因此这个名称所指地域具有含糊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章深描了“苏北人”作为上海或者江南移民迁徙和定居的动态历史，同时也细心挖掘了迁移地原有定居者和政治、社会机构处理与对待这些新移民的态度及方法变化的历史（以棚户区和文化活动的争夺为个案）。从这种互动的社会关系乃至社会冲突中，作者认为在地者业已形成对“苏北人”的偏见，但那些被认为是“苏北人”的群体自身，却未必承认接受这个一元化的标签。相反，他们可能形成基于来源地地方主义的群体意识，以及作为棚户区移民的一个共识。
为了论证族群可以作为“苏北人”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一个标准，同时也说明在地者制造出来的关于“苏北人”的流行偏见的作用，第四章对这群移民的就业情况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作者留意到上海劳动力市场当中跟族群有关的职业分工，譬如“苏北人”大多从事社会地位和收入都较低的体力劳动有关的工作，如人力运输（黄包车，独轮推车），货物搬运工和服务性行业（理发师，澡堂工人，皮匠，粪工和扫垃圾工等），基本上处在整个社会职业分层的最底层。很少“苏北人”有机会进入制造业，即使能够进入，也大多是一些只需基本技能只提供最低工资的工作环境相当恶劣的行业，而且通常只是临时性的雇佣，经常会受虐待。对于“苏北”女性，即使是从事卖淫业，她们也通常被拐卖来的，被迫出卖身体的低级性工作者。除此之外，更多的“苏北人”从未正式进入劳动力市场，沦为乞丐和犯罪分子。这个族群在就业生活上的恶劣状况，在与其他群体的比较后，塑造并持续巩固了在地的上海人/江南人对他们的偏见，而这偏见反过来又限制了“苏北人”的就业，使他们失去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
不仅于此，作者在接下来的篇幅中转向讨论其他迫使他们从事底层工作的原因，其中之一是私交与同乡关系的局限。对于后来的“苏北”移民来说，负面因素是长期积累的过程。江南人长期控制政治领域，并在经济领域中占据高端行业，这使先到的“苏北人”在缺乏技术资金和社会网络的条件下未能进入上述领域，而后新的“苏北人”也就无法仰赖与前人的私交与同乡关系获得较好工作机会，反而再次被引导进行那些“苏北人”沉积的行业中，几个代际的移民都只能陷在上海社会的底层。通过展示底层工作生活如何持续地制造巩固对“苏北人”的偏见，偏见如何限制“苏北人”的就业机会，被限制的就业机会又是怎样使新的“苏北人”继续沦落进底层工作生活，作者为我们勾画出长历史时期内几个代际的“苏北人”在生命机遇(Life Chances)上的恶性循环。
在地的上海/江南人业已形成对“苏北人”作为同质性群体的偏见，那么所谓“苏北”来的移民自己是否认为他们构成了一个有内聚力的有共同身份的集团？作者在第五章中即探讨“苏北人”的自我认同。她通过对几个20世纪最初10年出现的号称是“苏北人”的同乡会的考察指出，用移民组织的出现解释共同族群认同的出现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这些组织很多并不是“苏北”移民建立的，而且通常存在时间非常短，内在的凝聚力亦非常脆弱。更多的同乡会是以地方（通常以县为单位）为基础的，只能说明地方主义的持久性。
作者进一步的探索发现，实际上在“苏北人”的内部，在地方与地方之间同样存在着偏见，比如“苏北”区域的南部人对北部人就持有轻蔑的态度。这种内部分歧，与上海/江南人和“苏北人”的差异一样，在文化活动，居住格局，职业分工等方面都有具体的表现。由此作者主张所谓统一的“苏北人”认同存在的可能性并不大；相反的，这些移民更倾向于强调自我的属地（地方）认同，以此来回应抵制在地人群污名化的标签，他们并不是上海都市族群身份建构过程中的被动参与者。
第六章讲述的是一个特别时期，作者认为在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期间，“苏北人”的身份问题开始被高度政治化了—作为一个群体，由于其中的一些人被认定与日本人勾结，使得“苏北人”的群体形象更显负面。于此同时，这些被贬低的移民开始比以往更明确而激烈地反对污名化他们的标签，尤其是战时“江北汉奸”这个政治化的标签。在作者的研究中，我们似乎可以察觉到移民内部抵制污名化策略的改变，似乎有一种“苏北人”的群体认同暂时形成了，至少是在移民精英中间。精英们强调群体认同的行为，在作者看来是一种反击偏见和敌视的策略；一旦情况得到舒缓，这种群体认同变会烟消云散。另一方面，对于非“苏北人”的上海/江南人来说，将身份认同问题政治化，将敌对人群污名化，是在特殊时期解脱自我罪责的有效手段。
第七章讨论了1949年以后上海的“苏北人”作为一个族群问题的断裂和延续。这一时期界定“苏北人”的标准改变了，因为共产党政府户籍控制的政策使人口的自由流动成为历史。传统“苏北人”族群的再生产主要依靠定居上海移民的人口再生产，而要区别这些代际上新的“苏北人”和非“苏北人”只能倚赖说话的口音。另一方面，共产党统治下的上海，很多来自江苏北部的党员被任命为官员和干部，他们使新的“苏北人”群体中也拥有上层精英。但本地人对“苏北人”的偏见在这一时期依然延续，无论在语言和大众文化上，还是婚姻和居住格局等方面都有所表现。
然而从“苏北人”的回应上看，作者发觉，那些“苏北”的移民和他们的后代似乎开始承认“苏北人”这个社会类别，但是否将它作为自身认同则出现了看似两极的分化。有些移民及其后代尽量掩饰他们“苏北人”的痕迹，比如在与外人接触时不讲江北方言；也尽量不吐露出地方口音；尽其所能地与“苏北”文化脱离关系。与此相反的，有些人则并不反驳“苏北人”的标签，但抵制它的负面涵义；他们认同自己作为一个苏北人并由此产生自豪感，下决心维护这种文化认同，并寻找和传播苏北和苏北人的积极印象。
在本章的最后，作者试图解释为什么在一个强调平等的共产党社会中“苏北人”的偏见会延续下来。她从“苏北”移民后代的受教育情况，生活环境和就业情况入手，指出产生“苏北”族群的社会经济结构仍然在延续，“苏北人”仍在在上海地方文化和经济上处于边缘地位。
本书的最后一章回归到关于族群理论的探讨。作者强调籍贯在近现代上海的情境中是族群涵义的承载者，它可以是上海都市中不同人群用来建构社会差异和等级的工具。将“苏北人”理解成一个族群的建构，才能呈现出以籍贯为边界的社会不平等结构和社会分化的过程。根据作者的说法，事实上“苏北”和“苏北人”都不存在，它们是由江南人建构出来的，为的是捍卫他们的优越感(页112)。而在“苏北人”的标签之下，这些从“苏北”来的移民也不是被动的行为体，他们的内部也在分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方式来回应江南人的他者建构。作者以此强调以西方族群理论观察中国社会，可以凸显出传统研究中被遮蔽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可以揭示理解中国的籍贯作为社会历史建构的重要性。
在本书中，作者令人信服地使用“苏北人”的个案来阐述族群作为一种区分人群的方式，是如何在特定历史社会情境中利用一些元素（比如籍贯）加以实现的。对我这个读者而言，同样重要的是，这个长时间段的具体历史个案的研究向我展示了文化偏见是如何制造生产并在历史进程中如何得以延续的。这对于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不同人群在更大的范围内相遇并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互动的过程以及结果提供可参考的理解途径。然而，瑜不掩瑕，我认为本书亦有相当多的不足之处，以下将一一提出疑问。
首先，在本书中，作者轮换使用上海/江南人或者江南精英这样的词来描述与“苏北人”相对应的人群。作者对“苏北人”这一富有争议的概念做了梳理，但并没有事先界定谁是“上海人”，“江南人”，“江南精英”，而他们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同样的，在作者的研究中，她呈现了“苏北人”这个群体中内部复杂的多样性特征，这可能会使读者感到疑惑，难道“上海/江南人”没有复杂多样性，就是铁板一块吗？尤其是他们在对待“苏北人”的问题上，作为一个群体，内部完全意见一致吗？
与此有关的，既然作者认为“苏北人”族群建构过程，和有关这群人的偏见主要是伴随“苏北”移民到上海后与“上海/江南人”互动后产生的，偏见其实是族群之间竞争的策略和结果。有关“苏北人”的移民史，作者可以远溯到明清时期，然而对那些没有清晰界定的“上海/江南人”，他们是否有迁徙的历史，有的话又是怎样的？尤其在第三章谈到“苏北”移民在找工作时与“江南”移民的比较劣势，作者本可以更为深入地讨论在具体找工作的过程中，“苏北人”与“江南”来的新移民之间是否有直接的互动，而他们又是怎样看待对方。特别当这些“江南”移民并不一定是“精英”（所以如何界定“江南精英”是非常重要）时，两群同样在他乡同样在找工作的底层人物如何处理相互关系。这样的探讨将展示历史本身的复杂面和生动的细节。
同样是人群分类的问题，本书中非常重要而且有趣的一个发现是所谓“苏北人”内部的分化与衍生的偏见。在面对“上海/江南人”强势的偏见时，“苏北”南部人可以调适他们的认同，歧视来自“苏北”更北地方的人。然而作为读者，我十分想知道的是，接下来“苏北”北部的人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尤其是那些“苏北”最北的移民，他们会对“江南人”和“苏北”南部人的偏见，又会做出怎样的回应。这些在作者的研究中是找不到的。
作者在导论和结尾的章节都谈到上海都市的社会结构，其中也涉及在沪的外国人。毫无疑问，这些人在近代中国，尤其是近代上海都市的历史中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作者也承认这点，比如在导论中，她提到“苏北人的贫困落后不只是以中国精英集团的标准来衡量，而且还用外国的标准来衡量”（页11）；“殖民主义为苏北人类别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背景，外国人有时成为建构这个类别的活性媒介”（页12），等等。然而除了在第三章关于棚户区的争夺中我们偶尔能看到租界政府和某些精英人士的活动外，作者的研究基本上忽视了外国人在上海都市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具体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他们的介入或不介入（但存在）对上海都市的族群结构有何意义，以及其他相关的问题。我以为这是本书最大的缺漏。
与先前章节的历史情境不同，本书第七章讨论的是社会主义时期的“苏北人”族群问题。我理解作者写作这一章节的问题意识在于探讨，为何在共产党国家强调人人平等的口号下，基于籍贯差异而存在的偏见依然得以延续。这样的省思是非常必要的，作者也对偏见产生的原因做了杰出的讨论。然而从1949到1980年间，时间跨度依然很大；尽管笼统上说都是社会主义体制，但作者谈论的很多造成影响的具体机制在这三十年间也会有经常性的变动。
尤其重要的是，笔者希望看到作者讨论的这些有影响的具体机制，和国家宣传的平等话语之间有怎样的互动与张力，而参与到偏见消除和偏见重构两个并行过程当中代理人(agents)和行动者(actors)又是怎样来处理这之间的张力的；而不是作者这般简略地，仅仅是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族群偏见这一事实和它产生的一些静态的原因。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动态的历史中去，我们可能会发现，偏见的生产与再生产也许不仅是历史的简单延续和现有机制的静态产物，它们可能与作者描述清末民国时代的偏见一样，一直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情境的变化而变化。
回顾全书，用长历史看族群身份建构与变迁的困难或许也正在于此。作者用不过百页的篇幅(中译本正文共117页)描述了近一百三十年中国近代史中一个族群的演变历程；而塑造这一历程的宏大社会背景更是纷繁复杂，其中涉及的历史行动者又多种多样，这些都对作者掌握的研究素材和视野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也为如我辈后学者思考长历史的社会文化变迁发出了一个警示的信号。
《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2012年6月号第131期，第134-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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