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

第一个截止期限到来时，棚户区依旧草棚林立，下午八点钟，工部局派出50名中外武装巡捕去勒令居民离开。草棚居民表示无意服从；大约2000居民发动抗议。妇女们拎着便壶作武器；男人手持扫帚，孩子们挥舞着平时用来清涮便壶的刷子，他们指责巡捕房行为“没有人性”。妇女们用便壶围成一垛包围巡捕的墙，巡捕房让了步，同意再宽限五天让居民迁出，否则将加派军队再来。

草棚居民加紧其有组织的努力：来自上海东部棚户区的代表前往上海北部和西部的棚户区，建立了上海公共租界各区联合会。该联合会的代表最终与工部局达成协议，把棚屋拆除推迟到秋天。棚户则答应建立责任制确保不再搭盖新的棚屋。

他断言，这些差异可能使一对夫妻水火不容。一位年轻妇女附议：她在登门拜访了男方的家，吃了一盘八个皮蛋的菜肴后取消了同那个男的的婚约。”上海人会认为皮蛋是一种精品，精品应当用小量上菜。我认识到如果我嫁给这样的男人，那就会非要为这样的小事争吵不可。”

乍看起来似乎很奇怪，族群身份竟是在如此激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时期被打造出来的。人们本可以期望汉族大统一而不是汉族内部的隔阂。而且，民族主义与狭隘地方主义并不相互排斥，事实上民族主义鲜有超越省内认同和忠诚的。即使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事变——以族群暴力冲突的死灰复燃为主的一系列事件——的漫不经心的观察家，也不禁为民族主义情感的表层护膜何其纤薄及其分崩离析何其迅速而动容。

1. 浙江的“堕民”，山西和陕西的“乐户”，广东的“船民”一类的群体都沦为完全不同于且低于其余汉族人的地位。 2. 上海是一块混合杂居地，来自全中国各地的人们杂居于此。外地人的数量超过了本地人。统计数字证实了这种印象：1885年，移民约占该市人口的85%；1930年，占78%（这是空前下降的最低数字）；1949年占84.9%。 3. 民国时代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北区和中区之间-即江苏淮河故道南北两地区之间，有着基本区别。例如，王培棠和李长福30年代的著述认为长江以北的这两个地区截然不同：一个叫苏北，另一个是淮北，前者在经济上文化上接近江南，后者接近安徽和山东。王培棠指出，淮河是稻米产区和小麦产区之间的界河；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人，同江南居民一样，主要吃稻米为生。住房风格也以淮河为界南北迥异。 4. 1960年进行的一次江苏方言中药调查吧江南的南京、江宁、句容各地区和溧水、镇江一道列入与苏北的扬州、盐城、阜宁、高邮地区同属一个方言。同样，在南通、启东、海门、靖江和如东，均以吴语为主，而所有这些地区都在长江以北。 5. 靖江原是长江中的一个岛，其居民是讲吴语的江南人。明朝年间，在该岛与长江北岸之间形成了一个沙洲，随着该岛逐渐与北岸连城一片，讲江淮语的长江以北的人逐渐定居在这块可利用的新土地上。 6. 除了地理和语言以外，文化是经常被用来界定苏北的第三个标准。 7. 据王树槐证，“江南之人很文雅，而在淮北（淮河以北），人们很粗犷。但是，江北（淮河与长江之间）人介乎文雅与粗犷之间。” 8. 淮剧并非源于江苏的淮河以北地区，而恰恰源于淮河以南地区：以淮安、淮阴、盐城、阜宁为中心，它从香火戏演化而来，香火戏在诸如春节或生日一类的节日里演出，以及是为了祈求病愈康复，或消弭火险而上演。在此类场合，人们招来几个童子唱民歌而他们则焚香。直到19世纪早期，这些香火戏才成为成熟的戏剧演出，也是在这个时期徽剧从安徽传到苏北。香火戏于是吸纳了徽剧风格，逐渐在那里涌现出一批职业戏剧演出团体，演员在乐器伴奏下演出，后来即谓之淮剧。 9. 扬剧源出自唯一的传统四当地的香火戏。同样重要的是花鼓戏，它自前清以来就在该地区流行。两个剧种最终在20世纪早期合并，起先叫淮阳剧，后来称为扬剧。 10. 只是在19世纪，即与上海发展成为商业中心大致同时，江苏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声誉才式微。它的贫困化可以归因于19世纪中叶两个相互关联的事件。第一，大运河被海运所取代，特别是取代了中国南方运往北方的漕运。沿海航船首次在19世纪20年代启用，当时黄河淤积严重堵塞了运河船舶通行，海船便成为19世纪40年代漕运的主要手段。这就意味着苏北一些城镇失去了其作为交通和商业中心的重要性。昔日豪华繁荣象征的扬州到19世纪中叶成了明日黄花。促使苏北地区衰落的第二件事是1853年黄河改道：不再流入洪泽湖而后横穿苏北入海，而是从开封流向东北方向，再穿越山东。后来淮河流入洪泽湖，但再无流出通道，从而成为喜怒无常的洪水泛滥的渊薮。同期江南经济的迅速发展使苏北的贫困和衰落格外引人注目，江南经济的发展发轫于宋代的商业革命，明清两代渐入佳境。 11. 这些经济数据是据以界定苏北的另一种标准。除地理、语言和文化以外，苏北是由经济来界定的：穷者为苏北。 12. 1911年、1921年和1931年的洪水泛滥迫使更多的人离开苏北，到上海去谋出路。1931年的那次洪水泛滥最为严重。在以后的几十年间，战乱更甚于自然灾害成为移居上海的原因。 13. 当时苏北戏在苏北人中喜闻乐见，但从未成为上海精英文化的一部分。 14. 上海方言主要不是基于它的唯一真正的本地人即浦东人所讲的语言，而是移民讲的各种方言的混合。源自吴语的苏州方言和宁波方言提供了重要影响。 15. 苏北文化对后来所谓的上海精英文化的微小影响在审美观方面也很明显。依着风格也反映了对苏北情趣的冷落。一份有关30年代晚期上海工人阶级的大型调研报告的作者们指出，江北妇女“喜欢穿红红绿绿的丝绸衣服，绣花鞋，粉红或红色长袜和其他色彩鲜艳的衣着”。相反，江南女子“总是穿着比较雅致的蓝色、黑色或灰色服装”。 16. 饮食方面更清楚地说明了苏北文化的边缘化。在苏北各地区中，只有扬州菜能在上海厨艺界占有一席之地，纵然扬州餐馆在中国其他地区名气不小。 17. 尽管拉黄包车是最直接地同苏北人相联系的工作，但货物搬运工也是以来自苏北的移民为主。最后一类以苏北人为主的工作属于服务行业。例如，压倒多数的理发师是扬州人，澡堂工人也极大多数来自扬州。小皮匠、拉粪车工、扫垃圾工很多也来自苏北。 18. 于是乎，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解释苏北人何以集中在上海劳工市场的非技术行业。这些苏北人往往来自穷苦不堪地区的移民或难民，对她们来说，即使是上海最差的工作也比在苏北生活强。大多数人来到上海时没有一技之长，这使他们难以找到需要技能的工作。然而更重要的是，她们缺乏以同乡纽带为基础的私交和组织关系，而若有这类关系就会使他们有机会找到这些技能活，使他们脱离非技术行业，就像江南移民能做的那样。 19. 一般来说，扬州人干的活要求比那些更北地区的人为主力的活计稍高一点技能。他们尤其以在所谓三把小刀职业里独领风骚而闻名：理发师、澡堂修脚工和厨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