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姐的述职报告

        毕姐做为一名怀抱国际主义精神的美国同志，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不远万里来到法国，秉承“五湖四海皆兄弟”的革命原则，于巴黎剧院街开了一家小小的书店——莎士比亚书店。

       从开业的青葱岁月到二战期间书店寿终正寝的二十余年间，毕姐交友无数，非正式代理了詹姆斯•乔依斯的外宣业务，出版了万世景仰的奇书《尤利西斯》。1956年，毕姐扭转白发苍苍的头颅，回望着自己的一生，于一切喧嚣皆烟消云散过后，郑重写下了自己的述职报告，就是这本《莎士比亚书店》。

       说毕姐的自传是述职报告，是因为手中的这一本，确确实实与大家在年终时不得不挠破头皮，极度诚恳地说着敷衍话，极端认真地说着大假话，极其实在地说着大空话，以及实实在在地说着牛皮大话的年终总结或者述职报告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党的大政策方针指导下，在单位领导的有力领导和支持下，在同事们的积极帮助及配合下，本人取得了等等等等等等方面的成绩。如果真要说到不同，唯一的不同之处便是：毕姐没有展望未来——年届七十的老人，也实在没有什么未来可言了，不是吗？

       与我们这些红尘中翻滚的俗人不同的是，毕姐本身已经够强大，实在无需说那些假大空的无聊话。这本述职报告想来应该是出自毕姐的口述，无比质朴的语言，寥寥几笔的人物速写，无论毕姐是否握着一支生花妙笔，她都不必刻意卖弄，只单把那些名字直白地列出来，就足以让铺展在人们面前的那些篇章熠熠生辉了。

       这本述职报告的一大噱头当然是毕姐那几乎囊括了二十世纪欧美文坛重量级人物的交友名单，聪明如毕姐想必也了然于心该指望什么来抓人眼球。于是，在书中，毕姐几乎将自己所认识的——甭管交情厚薄——只要是维基百科能查到的人物，皆一一列出，无一漏网。但是，如果你暗自摩拳擦掌，期待能有什么麻辣爆料，那就只能是大失所望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毕姐的描述都中规中矩，无懈可击。仿佛是久经杀场的律师有朝一日坐到了证人席上，任对方百般拷问，回答永远是滴水不漏。看似言无不尽，真诚坦荡，但却绝没有你迫切想知道的，也绝不会有任何让朋友难堪的言论或轶事出现在字里行间。也许是因为在写书的时候，很多当事人都还健在人世；也许是因为毕姐原本就是个“老派”的谦谦君子。所以，没有丑闻，没有独家爆料，精挑细选的雅致趣事，以及斟酌再三的措词就是你即将在这本书中看到的全部。

       即便是曾经与某些人交恶，让毕姐描述起来，也是那般地隐晦，那般地克制，那般地温文尔雅。例如说到与斯泰因的小小不合，“突然失去两位顾客我当然很遗憾，但是有谁能逼她们留下呢？但是我必须承认，我们住在剧院街的人不敢高攀那种朋友。”瞧，前一句话是外交辞令式的废话，而重点在后一句，我们可以隐约品味出，在失去了斯泰因友谊的多年之后，毕姐日渐衰老的胸膛里仍然鼓荡着小小的不满与不平。至于那究竟是什么，毕姐不曾说起，我们也永远无从得知。

       至于乔伊斯的背叛，毕姐处理起来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如果将整个事件加以原生态还原，我想，当年在毕姐心中引发的震荡，应该不啻于一枚深水炸弹。尽管毕姐只是就事论事地叙述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是在最后，“……我向奥德赛出版社表示，不必理会我跟乔伊斯签的合约，但是正派的他们坚持要给我版税，既然这笔版税不会影响到乔伊斯，我就接受了。”毕姐的委屈，仍然是一目了然。

       二十世纪上半期，在遥远的巴黎，有那么一家小小的书店。它静静发送出的电波波及到整个的世界，那些永远载入文学史册的人们只是自然而然地围拢了过来，又尽皆散去。

       “海明威和他的人马下来后又开着吉普车走掉了——海明威说，接下来要去解放丽池饭店（Ritz）的酒窖。”到此，毕姐的述职报告便爽爽利利地结束了，仿佛一甩满头的短发，决绝地扭身便走，空荡荡的剧院街上只留下她寂寥的背影——好一个老派拉拉的飒爽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