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企及的时代
如果有人问起，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我一定毫不犹豫地回答：上世纪20-40年代的巴黎。
根本不需要更多一条的理由，只要将目光锁定那座1919年11月19日诞生于巴黎杜皮特行街8号（两年后迁址至剧院街12号直至1941年关闭）的莎士比亚书店，就已足够。
书店主人西尔薇娅·毕奇，一个单身的美国女人，书店开张那年，她32岁。开书店是她长久以来的心愿，在遇到终生好友（也有人认为两人是同性恋人）、拥有一家法文书店的艾德丽安·莫里耶后，这一心愿更是变成一种无法自拔的渴望。
最终，西尔薇娅借助母亲从美国寄来的微薄积蓄，在艾德丽安书店附近开出了这间以售卖英文图书为主的莎士比亚书店。
其实，她们的书店从某种意义上，更像是私人图书馆：由于书价昂贵，囊中羞涩的读书人更愿意借阅图书，从而以会员的形式团结在书店周围。而书店除了提供图书，还会经常组织一些类似读书会的活动。
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巴黎街头徘徊着许多来自美国的“迷惘的一代”。这些来自遥远新大陆的年青作家们，在经历了一战的炮火和杀戮后，对人类与社会充满了失望情绪。真的有所谓美国梦吗？他们带着怀疑来到了巴黎，更像是为了寻根。这些人里面有格特鲁德·斯泰因、菲兹杰拉德、艾略特……最有名的则是大名鼎鼎的海明威。
这些人全部都成为莎士比亚书店的顾客，以及西尔薇娅的朋友。 首先是因为当时的巴黎英文书店并不多见，更重要的则是西尔薇娅的个人魅力。从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一书中，我们得以窥见：
“西尔薇娅有一张充满生气、轮廓分明的脸，褐色的双眼像小动物的那样灵活，像年轻姑娘的那样欢快，波浪似的褐色头发从她漂亮的额角往后梳，很浓密，一直修剪到她耳朵下面和她穿的褐色天鹅绒外套的领子里。她的腿很美，她对人和气愉快，关心人，喜欢说笑话，也爱闲聊，我认识的人中间没有一个比她待我更好。”
照片上的西尔薇娅有着尖尖的鼻子和下巴，嘴唇很薄，眼睛不大但能想象得到它们的好动灵活，她的额头平坦开阔，因而让这张棱角分明的脸更显露出几分男子气。我想，这位后来被誉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保姆“的西尔薇娅小姐在她的尊贵顾客心目中早已被模糊了性别。
我爱读她晚年的回忆录《莎士比亚书店》。借由这本书，我仿佛去了那个年代的巴黎剧院街12号。
那里有英俊青涩的海明威（不太像后来大胡子的硬汉形象），海明威被西尔薇娅封为莎士比亚书店的”最佳顾客“，不单单是因为他每次来书店都会买上几本书，更重要的是在许多关键时刻，他都挺身而出，站在西尔薇娅的周围。在二战结束德军投降之际，正是身为战地记者的海明威带领一队人马”解放“了剧院街——
“有天一辆吉普车开进街上，在我书店门口停下。我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呼喊： ‘西尔薇娅！’那声音传遍了整条街道。艾德丽安大叫说：‘是海明威！是海明威！’我冲下楼去，撞上了迎面而来的海明威。他把我抱起来，一边转圈，一边亲吻我，而街道旁窗边的人们都发出欢呼声。“
那里有充满正义感的纪德。纪德的书我只读过两本，一本是他的自传《如果种子不死》，另一本则是小说《窄门》。读这些书的时候，我真没想到纪德原来是个这么”爱管闲事“的人。上天保佑他的”爱管闲事“，如果没有他，莎士比亚书店书店不会撑到1941年。
当然，在莎士比亚书店，最有名的大人物当然是整个现代主义文学的丰碑式的人物 詹姆斯·乔伊斯。
乔伊斯和西尔薇娅（或者说莎士比亚书店）的重要关系在于：当《尤利西斯》在英语世界被判为”淫书“，出版无望时，是莎士比亚书店首先在法国出版了它，使它的作者乔伊斯能看到它所引起的轰动，而不至于像很多失意的作家那样，生前碌碌无名，死后才获得迟来的荣耀。
是西尔薇娅拯救了乔伊斯和《尤利西斯》。
西尔薇娅的回忆录，有一多半都与乔伊斯有关。我们得以知道乔伊斯怕狗怕得要命，却爱猫。我们看到那个总是拄着一根梣木杖、带着四支表（每一支的时间都不一样）的乔伊斯，有时候他很羞涩（当人们在外面大声朗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他总躲在后面），有时候他很孩子气（每次西尔薇娅休假，他都很惶恐，总想阻挠），有时候他很执拗（出版《尤利西斯》时，印刷工人不得一遍又一遍的修订，因为直到最后一刻他还在做着不休不竭的修改），有时候他又很单纯（他从没有金钱概念，收入并不丰裕的西尔薇娅只好充当他的”金主“，并把《尤利西斯》的全部收益如数交给乔伊斯，而他却挥霍无度——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
西尔薇娅似乎从没有创作过文学作品，或许她并不一定能当个优秀的作家。但她的书店本身就足以令她的文字精彩——她根本无须加工什么，那些有趣的细节就足够了。
甚至，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她也不算一个合格的出版商——莎士比亚书店只出版过乔伊斯的三本著作，因为西尔薇娅的出版生意只考虑作家和作品的价值，从不考虑商业价值（她未从中牟取丝毫私利，她帮助乔伊斯纯粹只因为崇拜），因此绝非成功的商业案例。而且，西尔薇娅竟然拒绝过劳伦斯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和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可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一家书店，只要出版过一本《尤利西斯》，就已经足以奠定它的声名和历史地位。
我是多么喜欢那个时代的巴黎。
20年代的莎士比亚书店书店，30年代的花神咖啡馆，那是乔伊斯的现代主义文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并存的时代，代表了西方文学界和思想界最高峰的时代。一个我们无法企及的时代。
令此世的我们不仅有些淡淡的忧伤。
人类的发展进程，总是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顶点与高峰，波浪状前进。顶点只有那为数不多的几个，更多的时代则平淡无奇——全部的意义只是为下一次的爆发积聚能量。
在这样的攀爬中，我们该站在一个怎样的位置？当人类的思想总体处于一个碌碌无为的状态，我们又该如何在其中找到存在的意义？ 我们自我的价值何在？
唯有等待多年后，回首过往的那一天才有答案吧。
根本不需要更多一条的理由，只要将目光锁定那座1919年11月19日诞生于巴黎杜皮特行街8号（两年后迁址至剧院街12号直至1941年关闭）的莎士比亚书店，就已足够。
书店主人西尔薇娅·毕奇，一个单身的美国女人，书店开张那年，她32岁。开书店是她长久以来的心愿，在遇到终生好友（也有人认为两人是同性恋人）、拥有一家法文书店的艾德丽安·莫里耶后，这一心愿更是变成一种无法自拔的渴望。
最终，西尔薇娅借助母亲从美国寄来的微薄积蓄，在艾德丽安书店附近开出了这间以售卖英文图书为主的莎士比亚书店。
其实，她们的书店从某种意义上，更像是私人图书馆：由于书价昂贵，囊中羞涩的读书人更愿意借阅图书，从而以会员的形式团结在书店周围。而书店除了提供图书，还会经常组织一些类似读书会的活动。
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巴黎街头徘徊着许多来自美国的“迷惘的一代”。这些来自遥远新大陆的年青作家们，在经历了一战的炮火和杀戮后，对人类与社会充满了失望情绪。真的有所谓美国梦吗？他们带着怀疑来到了巴黎，更像是为了寻根。这些人里面有格特鲁德·斯泰因、菲兹杰拉德、艾略特……最有名的则是大名鼎鼎的海明威。
这些人全部都成为莎士比亚书店的顾客，以及西尔薇娅的朋友。 首先是因为当时的巴黎英文书店并不多见，更重要的则是西尔薇娅的个人魅力。从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一书中，我们得以窥见：
“西尔薇娅有一张充满生气、轮廓分明的脸，褐色的双眼像小动物的那样灵活，像年轻姑娘的那样欢快，波浪似的褐色头发从她漂亮的额角往后梳，很浓密，一直修剪到她耳朵下面和她穿的褐色天鹅绒外套的领子里。她的腿很美，她对人和气愉快，关心人，喜欢说笑话，也爱闲聊，我认识的人中间没有一个比她待我更好。”
照片上的西尔薇娅有着尖尖的鼻子和下巴，嘴唇很薄，眼睛不大但能想象得到它们的好动灵活，她的额头平坦开阔，因而让这张棱角分明的脸更显露出几分男子气。我想，这位后来被誉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保姆“的西尔薇娅小姐在她的尊贵顾客心目中早已被模糊了性别。
我爱读她晚年的回忆录《莎士比亚书店》。借由这本书，我仿佛去了那个年代的巴黎剧院街12号。
那里有英俊青涩的海明威（不太像后来大胡子的硬汉形象），海明威被西尔薇娅封为莎士比亚书店的”最佳顾客“，不单单是因为他每次来书店都会买上几本书，更重要的是在许多关键时刻，他都挺身而出，站在西尔薇娅的周围。在二战结束德军投降之际，正是身为战地记者的海明威带领一队人马”解放“了剧院街——
“有天一辆吉普车开进街上，在我书店门口停下。我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呼喊： ‘西尔薇娅！’那声音传遍了整条街道。艾德丽安大叫说：‘是海明威！是海明威！’我冲下楼去，撞上了迎面而来的海明威。他把我抱起来，一边转圈，一边亲吻我，而街道旁窗边的人们都发出欢呼声。“
那里有充满正义感的纪德。纪德的书我只读过两本，一本是他的自传《如果种子不死》，另一本则是小说《窄门》。读这些书的时候，我真没想到纪德原来是个这么”爱管闲事“的人。上天保佑他的”爱管闲事“，如果没有他，莎士比亚书店书店不会撑到1941年。
当然，在莎士比亚书店，最有名的大人物当然是整个现代主义文学的丰碑式的人物 詹姆斯·乔伊斯。
乔伊斯和西尔薇娅（或者说莎士比亚书店）的重要关系在于：当《尤利西斯》在英语世界被判为”淫书“，出版无望时，是莎士比亚书店首先在法国出版了它，使它的作者乔伊斯能看到它所引起的轰动，而不至于像很多失意的作家那样，生前碌碌无名，死后才获得迟来的荣耀。
是西尔薇娅拯救了乔伊斯和《尤利西斯》。
西尔薇娅的回忆录，有一多半都与乔伊斯有关。我们得以知道乔伊斯怕狗怕得要命，却爱猫。我们看到那个总是拄着一根梣木杖、带着四支表（每一支的时间都不一样）的乔伊斯，有时候他很羞涩（当人们在外面大声朗读他的作品的时候，他总躲在后面），有时候他很孩子气（每次西尔薇娅休假，他都很惶恐，总想阻挠），有时候他很执拗（出版《尤利西斯》时，印刷工人不得一遍又一遍的修订，因为直到最后一刻他还在做着不休不竭的修改），有时候他又很单纯（他从没有金钱概念，收入并不丰裕的西尔薇娅只好充当他的”金主“，并把《尤利西斯》的全部收益如数交给乔伊斯，而他却挥霍无度——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
西尔薇娅似乎从没有创作过文学作品，或许她并不一定能当个优秀的作家。但她的书店本身就足以令她的文字精彩——她根本无须加工什么，那些有趣的细节就足够了。
甚至，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她也不算一个合格的出版商——莎士比亚书店只出版过乔伊斯的三本著作，因为西尔薇娅的出版生意只考虑作家和作品的价值，从不考虑商业价值（她未从中牟取丝毫私利，她帮助乔伊斯纯粹只因为崇拜），因此绝非成功的商业案例。而且，西尔薇娅竟然拒绝过劳伦斯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和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可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一家书店，只要出版过一本《尤利西斯》，就已经足以奠定它的声名和历史地位。
我是多么喜欢那个时代的巴黎。
20年代的莎士比亚书店书店，30年代的花神咖啡馆，那是乔伊斯的现代主义文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并存的时代，代表了西方文学界和思想界最高峰的时代。一个我们无法企及的时代。
令此世的我们不仅有些淡淡的忧伤。
人类的发展进程，总是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顶点与高峰，波浪状前进。顶点只有那为数不多的几个，更多的时代则平淡无奇——全部的意义只是为下一次的爆发积聚能量。
在这样的攀爬中，我们该站在一个怎样的位置？当人类的思想总体处于一个碌碌无为的状态，我们又该如何在其中找到存在的意义？ 我们自我的价值何在？
唯有等待多年后，回首过往的那一天才有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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