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朝到元朝，崔莺莺的形象流变？
一提到元代文学，人们首先会想到元曲，而谈元曲，则不能不提王实甫。王实甫创作的杂剧计有13种。王实甫的生平事迹所知甚少，只有通过钟嗣成的《录鬼簿》才略略得知其常出入于勾栏，混迹其间，谙熟青楼演艺活动，与市民大众十分接近。他的作品完整保留下来的除《西厢记》外，还有《破窑记》四折和《贩茶船》、《芙蓉亭》曲名一折。至于其它作品，均已散佚不传。而正是其中的《西厢记》，让王实甫名满天下，青史留名。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大约写于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这个剧一上舞台就惊倒四座，博得男女青年的喜爱，被誉为《西厢记》天下夺魁。《西厢记》故事，最早起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此后流传数百年，到宋金时代流传更广，一些文人、民间艺人纷纷改编成说唱和戏剧，而王实甫编写的多本杂剧《西厢记》就是在这样丰富的艺术积累上进行加工创作而成的，并在其手中完成了最终定型。其讲述了书生张珙与相国之女崔莺莺的爱情故事，把男女主人公塑造成在爱情上坚贞不渝，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的一对青年，描绘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美好主题，并带有强烈的反封建、反礼教的思想。
主角崔莺莺，从《莺莺传》中被抛弃的悲情女子，到董解元笔下与情人私奔的反封建礼教的勇士，再到《西厢记》中对爱情的渴望和大胆追求的小姐，崔莺莺经过了几次蜕变，人物形象逐渐丰满，并最终定型为“体现了人性的张扬和升华，追求自身解放和人性复苏的轨迹”的象征符号。从原型到定型之间有很大的变化，而王实甫对《西厢记》里崔莺莺的最终定型的塑造，可以看出其中隐含着许多丰富的内涵，并体现出作者的巨大成就和贡献。
崔莺莺形象的每一次变化，都暗示着时代精神的一次次变化。而在王实甫《西厢记》中最突出的变化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悲剧结局，使人物形象的反封建倾向更加鲜明。为此，以下将分析一下《莺莺传》和《西厢记》中崔莺莺形象变化所反映的内涵。
一、隐藏的社会内涵——身份和结局的变化
1.身份的变化
崔莺莺这一人物在唐代诞生之后，其身份地位是一直在变化的。那么其具体是怎样变化呢？其变化又代表着什么含义呢？
在《莺莺传》中，崔莺莺是被张生抛弃的女子，但莺莺的身份元稹并没有交代清楚，因此其身份就引起了很多人的猜想。
首先从莺莺的家庭状况分析，“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其家境富裕，颇有资财，但就算是如此的家境最终却依然被张生所抛弃。而在讲究门第的唐代，士人一般都会通过跟朱门豪族联姻而提高地位，张生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书生，却将莺莺给抛弃，由此可见莺莺虽然家境不错，但从门第来说应该并不是名门望族。另外莺莺写给张生的信中有“于喧哗之下，或勉为语笑，闲宵自处，无不泪零”这么一句，可以看出崔家时有访客或宴会，但莺莺却“勉为语笑，闲宵自处，无不泪零”，这样被迫抛头露面而不顾礼教的行为，更不像读者所想的是大家闺秀。由以上可以猜想，莺莺既不是朱门，也不是寒门的小姐。
再看张生为了记崔娘事而作的会真诗三十韵中，大多都具有露骨的情欲描写，而这样的描写一般是不会写给名门闺秀，反而更符合妓女的身份。同时结合唐代的会真诗几乎都是文人赠妓女的诗篇这一社会现象，而当时的写作背景也可以看出，唐代的传奇如《李娃传》等的女主角身份大多都是妓女，而作者的创作总是跟著时代风尚来走，因此当时有许多文人投入撰写关于妓女的作品，《莺莺传》也可能是其中一篇。
且不论莺莺是妓女是否事实，但可以肯定的是，元稹笔下的莺莺出身不高。但这个人物随着时间的发展，到了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却一跃而成为了相国小姐，有门第有财富有声望。两个莺莺身份变化得如此之大，难道只是为了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
2.结局的变化
《莺莺传》的结局是莺莺最后惨遭张生抛弃，原因只因为是莺莺是“尤物”，会“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而张生的“忍情”弃舍，反而让称赞为“善补过”。后来张生要求以表兄礼节相见，被莺莺拒绝，并赋诗二章寄意。
而王实甫的《西厢记》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的命运，有情人也成了眷属，张生也考取了功名，种种反对势力也进行了妥协，结局成了大团圆。那么莺莺结局的改变又有什么意义呢？
3.对社会内涵的反映
综上两点可以看出，王实甫的《西厢记》改变了原来崔莺莺的身份以及最后的结局。至于为什么会改变，文学上的影响和作者本人的倾向是有一定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说，还是社会环境的作用占了主导。
《莺莺传》中虽然有抬高女性地位的方面，并在一定程度美化女性的身份，但得到美化的只是莺莺的性格，从从莺莺的身份和结局可以看出，女性地位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于张生的无情无义，作者却为之而辩解，颠倒了是非黑白。莺莺为追求真爱而勇于献身的行为却被张生的“补过”所玷污，张生是“补过”，莺莺是“自献之羞”，她的种种美德都被歪曲。而这样的设定一定程度反映了东晋门阀制度在唐代的残余，同时也反映了唐代推行均田制后，农耕经济依旧根深蒂固，男性依然保持着主要生产者的强势地位的历史事实。在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因素下，唐代的莺莺便成了唐代社会女子地位的一个文化代表，也象征着封建时代少女的爱情的理想被无情摧残的人生悲剧，并透露出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糟粕。因此，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崔莺莺形象及结局的变化也将成为一个必然。
王实甫的《西厢记》，崔莺莺身份一跃而成为相国之女，结局也成了大团圆，此可贵之处，在于他冲破封建阶级的爱情传统观念，大胆地赞美了男女自愿结合的爱情，评判了《莺莺传》的传统思想，表达了对爱情的美好愿望及对封建礼教的不屑与挑战。而王实甫笔下莺莺的变化，是由于社会商业经济的发展，市民阶级力量的突起，资产主义开始萌芽的社会观引起的。同时也与元代科举制度的取消有关，这让大多数知识分子感到前途暗淡，因此只有将梦想寄托于戏剧作品，而崔莺莺的身份及最终结局也作为文人的一种美好向往，暗示了社会群体、社会阶层比例的变化，更暗示了文人的创作意识及审美方向。
从社会角度来看，王实甫笔下崔莺莺的变化，不仅仅可以看出是一种社会、时代的必然，更能体现出王实甫的巨大成就。那就是遵循社会发展的潮流，以发展的眼光进行创作，其笔下的《西厢记》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带有历史进步性，忠于历史社会现实，通过文学的创作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历史面貌，并揭示了社会进步的方向。
二、文学艺术的深化——性格的变化
在唐代元稹《莺莺传》和王实甫《西厢记》的两个版本中，女主角同样都是崔莺莺，同样都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而私下结合，同样对美好爱情理想具有梦幻的憧憬和追求的人物，但在具体的性格方面却有很大的不同。而这些不同性格的崔莺莺都具有不同的文学象征。
唐代元稹的崔莺莺身份并非高贵，但知书达理，刀札，能鼓琴，善属文，聪慧明敏。如张生与之攀谈时作者对莺莺的描述为“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怨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可见莺莺举动表现得娇羞、矜持，这是十七岁女子固有的自然本性。但只要确定自己对张生的感情后，其性格真诚、爽快的一面便显露出来。当收到张生二首春词后，她的态度是坦诚的，不加伪饰的，回应迅速，当晚便让红娘送去《明月三五夜》的诗句，约张生幽会。这个时候莺莺表达感情坦诚、率直，纯粹真情流露，毫不掩饰，无矫情做作，一举一动都带着勇于追求爱情的气息，并在最后完全向自己心爱的人奉献出自己的爱，并坦然承认是“儿女之心，不能自固”，显示了爱情压倒礼教的力量。
但莺莺还是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如张生赴考前，莺莺心中是充满担忧的，但依然说出“恭貌怡声，徐谓张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的话，而最后莺莺果然被弃，似乎也显得有点听天由命，心甘情愿。虽然最后拒绝与张生见面，保持了沉默，获得了最后的尊严。但从整体看来，莺莺对即将破碎的爱情没有挽留之语，始终缺少主动维护、保护既得爱情的决心和动力，而选择了随波逐流，缺乏一种更加勇敢的追求态度。
王实甫的笔下的崔莺莺依然继承了原型莺莺的勇敢和尊严，如孙飞虎兵围普救寺时，众人慌作一团，而作为一贵族小姐的莺莺却能冷静地提出“五便三计”，充分表现出柔中带刚的豪气，一下让莺莺的形象变得丰富有力。但王实甫表达更多的并不是原型所具有的形象，而是塑造了一个具有新性格的莺莺——娴静而有内涵、举止娴静、深沉含蓄而又感情丰富，具有多情而不奔放的高贵气质的贵族小姐。
《西厢记》莺莺的性格很突出的一点体现在对张生的爱。对于爱情，莺莺更多是表现得矜持，甚至显得有点矫情做作，如对红娘的数番试探，又如张生翻墙后，莺莺却一扫之前的热忱，摆起了千金小姐的架子对张生大加指责等。这些行为都显得有点矫情而无坦诚率真之意。但只要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生活在封建礼教长期禁锢的时代的莺莺，对一见钟情式的爱情必然会产生惶惑、犹豫、矛盾，同时亦有“媒妁之言”的顾忌和对轻易被男人抛弃的担忧。这种封建家庭的教养、女性的禁忌，在莺莺心中心里形成了一道心理障碍，并承担着沉重的精神重压。再加上青春期少女细腻的情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莺莺会有心口不一的行为。因此莺莺的“假意儿”，其实表现的是内心情感挣扎的痛楚。而这样激烈的情感通过表里之间的矛盾、端庄的姿态隐秘地透露出来，更能表现出其表露感情时的含蓄和韵味，想爱而不敢爱恋爱心理以及外在的凝重和内在的激情的矛盾色彩。而这样状态的莺莺，最后能因为爱情的召唤，而越过一切障碍，更能体现出爱情的伟大，莺莺为爱而做出的巨大奉献的勇气。
对于爱情，莺莺始终是放在内心最高的位置，不因客观环境而改变，对于功名利禄是蔑视的，送别时，还唱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早便回来”的句子，表现出莺莺把爱情放在了最高位，并借莺莺之行为表达了王实甫对纯洁、自然爱情的向往，以及表达了与封建礼教进行坚决斗争的决心，而其中重爱情、轻功名的思想，更突出王实甫思想的进步性。
和《莺莺传》一样，长亭送别时，莺莺也是充满忧患和软弱的，但更突出的是莺莺敢于通过语言、行为等方式来保护既得的爱情。如张生赴考前叮咛 “此一节君须记，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在回张生书信时，寄了六件东西给张生，以暗示张生不能喜新厌旧，移情别恋；在郑恒造谣后，见到张生而大胆责问：“俺家何负足下？足下见弃妾身，去卫尚书家为婿，此理安在？”由此可知，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王实甫笔下的莺莺不仅勇于追求幸福，而且善于保卫已得的爱情，更能体现出女性对爱情的执着，并透露出浓重的女性主义。
从文学的角度上看，与以往的《莺莺传》相比，王实甫笔下塑造的莺莺对整个作品的作用更大。从情节上看，让情节更加紧凑，使旧故事开了新生面；从人物形象看，让感情更为复杂、细腻，性格也更为丰满；从文学艺术上看，莺莺矜持的性格，让作品的语言特色、故事氛围具有一种含蓄美、意境美；从思想上看，让作品具有更鲜明的反封建性，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赞扬了女性对爱情的追求和执着，带有一定的女性主义人文关怀，大大提高了思想和社会意义。由此可以看出，《西厢记》中对莺莺形象的新塑造，深刻体现了王实甫深厚的文学功底,更是揭示了历史社会价值观的流变。
[旧文备份]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大约写于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这个剧一上舞台就惊倒四座，博得男女青年的喜爱，被誉为《西厢记》天下夺魁。《西厢记》故事，最早起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此后流传数百年，到宋金时代流传更广，一些文人、民间艺人纷纷改编成说唱和戏剧，而王实甫编写的多本杂剧《西厢记》就是在这样丰富的艺术积累上进行加工创作而成的，并在其手中完成了最终定型。其讲述了书生张珙与相国之女崔莺莺的爱情故事，把男女主人公塑造成在爱情上坚贞不渝，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的一对青年，描绘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美好主题，并带有强烈的反封建、反礼教的思想。
主角崔莺莺，从《莺莺传》中被抛弃的悲情女子，到董解元笔下与情人私奔的反封建礼教的勇士，再到《西厢记》中对爱情的渴望和大胆追求的小姐，崔莺莺经过了几次蜕变，人物形象逐渐丰满，并最终定型为“体现了人性的张扬和升华，追求自身解放和人性复苏的轨迹”的象征符号。从原型到定型之间有很大的变化，而王实甫对《西厢记》里崔莺莺的最终定型的塑造，可以看出其中隐含着许多丰富的内涵，并体现出作者的巨大成就和贡献。
崔莺莺形象的每一次变化，都暗示着时代精神的一次次变化。而在王实甫《西厢记》中最突出的变化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悲剧结局，使人物形象的反封建倾向更加鲜明。为此，以下将分析一下《莺莺传》和《西厢记》中崔莺莺形象变化所反映的内涵。
一、隐藏的社会内涵——身份和结局的变化
1.身份的变化
崔莺莺这一人物在唐代诞生之后，其身份地位是一直在变化的。那么其具体是怎样变化呢？其变化又代表着什么含义呢？
在《莺莺传》中，崔莺莺是被张生抛弃的女子，但莺莺的身份元稹并没有交代清楚，因此其身份就引起了很多人的猜想。
首先从莺莺的家庭状况分析，“崔氏之家，财产甚厚，多奴仆”，其家境富裕，颇有资财，但就算是如此的家境最终却依然被张生所抛弃。而在讲究门第的唐代，士人一般都会通过跟朱门豪族联姻而提高地位，张生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书生，却将莺莺给抛弃，由此可见莺莺虽然家境不错，但从门第来说应该并不是名门望族。另外莺莺写给张生的信中有“于喧哗之下，或勉为语笑，闲宵自处，无不泪零”这么一句，可以看出崔家时有访客或宴会，但莺莺却“勉为语笑，闲宵自处，无不泪零”，这样被迫抛头露面而不顾礼教的行为，更不像读者所想的是大家闺秀。由以上可以猜想，莺莺既不是朱门，也不是寒门的小姐。
再看张生为了记崔娘事而作的会真诗三十韵中，大多都具有露骨的情欲描写，而这样的描写一般是不会写给名门闺秀，反而更符合妓女的身份。同时结合唐代的会真诗几乎都是文人赠妓女的诗篇这一社会现象，而当时的写作背景也可以看出，唐代的传奇如《李娃传》等的女主角身份大多都是妓女，而作者的创作总是跟著时代风尚来走，因此当时有许多文人投入撰写关于妓女的作品，《莺莺传》也可能是其中一篇。
且不论莺莺是妓女是否事实，但可以肯定的是，元稹笔下的莺莺出身不高。但这个人物随着时间的发展，到了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却一跃而成为了相国小姐，有门第有财富有声望。两个莺莺身份变化得如此之大，难道只是为了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
2.结局的变化
《莺莺传》的结局是莺莺最后惨遭张生抛弃，原因只因为是莺莺是“尤物”，会“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而张生的“忍情”弃舍，反而让称赞为“善补过”。后来张生要求以表兄礼节相见，被莺莺拒绝，并赋诗二章寄意。
而王实甫的《西厢记》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的命运，有情人也成了眷属，张生也考取了功名，种种反对势力也进行了妥协，结局成了大团圆。那么莺莺结局的改变又有什么意义呢？
3.对社会内涵的反映
综上两点可以看出，王实甫的《西厢记》改变了原来崔莺莺的身份以及最后的结局。至于为什么会改变，文学上的影响和作者本人的倾向是有一定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说，还是社会环境的作用占了主导。
《莺莺传》中虽然有抬高女性地位的方面，并在一定程度美化女性的身份，但得到美化的只是莺莺的性格，从从莺莺的身份和结局可以看出，女性地位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于张生的无情无义，作者却为之而辩解，颠倒了是非黑白。莺莺为追求真爱而勇于献身的行为却被张生的“补过”所玷污，张生是“补过”，莺莺是“自献之羞”，她的种种美德都被歪曲。而这样的设定一定程度反映了东晋门阀制度在唐代的残余，同时也反映了唐代推行均田制后，农耕经济依旧根深蒂固，男性依然保持着主要生产者的强势地位的历史事实。在经济和政治文化的因素下，唐代的莺莺便成了唐代社会女子地位的一个文化代表，也象征着封建时代少女的爱情的理想被无情摧残的人生悲剧，并透露出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糟粕。因此，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崔莺莺形象及结局的变化也将成为一个必然。
王实甫的《西厢记》，崔莺莺身份一跃而成为相国之女，结局也成了大团圆，此可贵之处，在于他冲破封建阶级的爱情传统观念，大胆地赞美了男女自愿结合的爱情，评判了《莺莺传》的传统思想，表达了对爱情的美好愿望及对封建礼教的不屑与挑战。而王实甫笔下莺莺的变化，是由于社会商业经济的发展，市民阶级力量的突起，资产主义开始萌芽的社会观引起的。同时也与元代科举制度的取消有关，这让大多数知识分子感到前途暗淡，因此只有将梦想寄托于戏剧作品，而崔莺莺的身份及最终结局也作为文人的一种美好向往，暗示了社会群体、社会阶层比例的变化，更暗示了文人的创作意识及审美方向。
从社会角度来看，王实甫笔下崔莺莺的变化，不仅仅可以看出是一种社会、时代的必然，更能体现出王实甫的巨大成就。那就是遵循社会发展的潮流，以发展的眼光进行创作，其笔下的《西厢记》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带有历史进步性，忠于历史社会现实，通过文学的创作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历史面貌，并揭示了社会进步的方向。
二、文学艺术的深化——性格的变化
在唐代元稹《莺莺传》和王实甫《西厢记》的两个版本中，女主角同样都是崔莺莺，同样都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而私下结合，同样对美好爱情理想具有梦幻的憧憬和追求的人物，但在具体的性格方面却有很大的不同。而这些不同性格的崔莺莺都具有不同的文学象征。
唐代元稹的崔莺莺身份并非高贵，但知书达理，刀札，能鼓琴，善属文，聪慧明敏。如张生与之攀谈时作者对莺莺的描述为“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怨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可见莺莺举动表现得娇羞、矜持，这是十七岁女子固有的自然本性。但只要确定自己对张生的感情后，其性格真诚、爽快的一面便显露出来。当收到张生二首春词后，她的态度是坦诚的，不加伪饰的，回应迅速，当晚便让红娘送去《明月三五夜》的诗句，约张生幽会。这个时候莺莺表达感情坦诚、率直，纯粹真情流露，毫不掩饰，无矫情做作，一举一动都带着勇于追求爱情的气息，并在最后完全向自己心爱的人奉献出自己的爱，并坦然承认是“儿女之心，不能自固”，显示了爱情压倒礼教的力量。
但莺莺还是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如张生赴考前，莺莺心中是充满担忧的，但依然说出“恭貌怡声，徐谓张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的话，而最后莺莺果然被弃，似乎也显得有点听天由命，心甘情愿。虽然最后拒绝与张生见面，保持了沉默，获得了最后的尊严。但从整体看来，莺莺对即将破碎的爱情没有挽留之语，始终缺少主动维护、保护既得爱情的决心和动力，而选择了随波逐流，缺乏一种更加勇敢的追求态度。
王实甫的笔下的崔莺莺依然继承了原型莺莺的勇敢和尊严，如孙飞虎兵围普救寺时，众人慌作一团，而作为一贵族小姐的莺莺却能冷静地提出“五便三计”，充分表现出柔中带刚的豪气，一下让莺莺的形象变得丰富有力。但王实甫表达更多的并不是原型所具有的形象，而是塑造了一个具有新性格的莺莺——娴静而有内涵、举止娴静、深沉含蓄而又感情丰富，具有多情而不奔放的高贵气质的贵族小姐。
《西厢记》莺莺的性格很突出的一点体现在对张生的爱。对于爱情，莺莺更多是表现得矜持，甚至显得有点矫情做作，如对红娘的数番试探，又如张生翻墙后，莺莺却一扫之前的热忱，摆起了千金小姐的架子对张生大加指责等。这些行为都显得有点矫情而无坦诚率真之意。但只要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生活在封建礼教长期禁锢的时代的莺莺，对一见钟情式的爱情必然会产生惶惑、犹豫、矛盾，同时亦有“媒妁之言”的顾忌和对轻易被男人抛弃的担忧。这种封建家庭的教养、女性的禁忌，在莺莺心中心里形成了一道心理障碍，并承担着沉重的精神重压。再加上青春期少女细腻的情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莺莺会有心口不一的行为。因此莺莺的“假意儿”，其实表现的是内心情感挣扎的痛楚。而这样激烈的情感通过表里之间的矛盾、端庄的姿态隐秘地透露出来，更能表现出其表露感情时的含蓄和韵味，想爱而不敢爱恋爱心理以及外在的凝重和内在的激情的矛盾色彩。而这样状态的莺莺，最后能因为爱情的召唤，而越过一切障碍，更能体现出爱情的伟大，莺莺为爱而做出的巨大奉献的勇气。
对于爱情，莺莺始终是放在内心最高的位置，不因客观环境而改变，对于功名利禄是蔑视的，送别时，还唱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早便回来”的句子，表现出莺莺把爱情放在了最高位，并借莺莺之行为表达了王实甫对纯洁、自然爱情的向往，以及表达了与封建礼教进行坚决斗争的决心，而其中重爱情、轻功名的思想，更突出王实甫思想的进步性。
和《莺莺传》一样，长亭送别时，莺莺也是充满忧患和软弱的，但更突出的是莺莺敢于通过语言、行为等方式来保护既得的爱情。如张生赴考前叮咛 “此一节君须记，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在回张生书信时，寄了六件东西给张生，以暗示张生不能喜新厌旧，移情别恋；在郑恒造谣后，见到张生而大胆责问：“俺家何负足下？足下见弃妾身，去卫尚书家为婿，此理安在？”由此可知，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王实甫笔下的莺莺不仅勇于追求幸福，而且善于保卫已得的爱情，更能体现出女性对爱情的执着，并透露出浓重的女性主义。
从文学的角度上看，与以往的《莺莺传》相比，王实甫笔下塑造的莺莺对整个作品的作用更大。从情节上看，让情节更加紧凑，使旧故事开了新生面；从人物形象看，让感情更为复杂、细腻，性格也更为丰满；从文学艺术上看，莺莺矜持的性格，让作品的语言特色、故事氛围具有一种含蓄美、意境美；从思想上看，让作品具有更鲜明的反封建性，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赞扬了女性对爱情的追求和执着，带有一定的女性主义人文关怀，大大提高了思想和社会意义。由此可以看出，《西厢记》中对莺莺形象的新塑造，深刻体现了王实甫深厚的文学功底,更是揭示了历史社会价值观的流变。
[旧文备份]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