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倒胡同的无形巨手

北京的胡同改造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涉及到文化遗产保护，城市规划和危房改造，相关话题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一个来自大洋彼岸来的美国老外有什么资格也来啃这块硬骨头呢？
一般来说，最坚定和尖锐的胡同保护者都是历史学家和游客，他们没有亲身在胡同里生活过，都是被古老建筑和其细节吸引。而这位中文名叫梅英东的“和平队员”另辟蹊径，他在北京大栅栏的胡同里一住就是三年。
麦尔说他受到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的启发，这位20世纪初的建筑大师鼓励大家去开拓欧洲城镇中狭窄曲折的小路，修建更宽阔的大道，他认为将中世纪居住条件当做文化遗产的观点都是胡扯。柯布西耶说：如果你问问这些整日忙于写论文和指导公共意见的恋旧人，他们住在哪里，肯定是某某小区，电梯公寓什么的，要么就是位于花园深处，舒服豪华的小别墅。于是2005年麦尔搬到大栅栏的杨梅竹斜街胡同里，在附近的炭尔胡同小学当上了英语老师，当初选择大栅栏完全出于偶然，但是这里正是观察北京胡同变迁的绝佳之地。
1403年明永乐大帝在规划严整，方方正正的内城之外的前门地区设立了一个商业区，里面有商店，钱庄，旅舍，茶馆、戏院与男娼妓女齐全的“窑子”。1422年城中的卫兵认为，这里通道众多，窃贼在夜晚很容易逃窜。于是在胡同区的入口围起了栅栏，在天黑之后上锁，大栅栏由此得名。清朝的时候很多汉族人都被赶到皇城以外，搬到大栅栏。于是很多传统的老北京文化，比如烤鸭、京剧，还有手工艺都转移到了大栅栏地区。所以这里非常鲜明的反映了平民的生活。
一般来说，记者好象吸血鬼一样的，吃完就走了，但是写这本书的时候麦尔变成一个没有牙齿的吸血鬼，慢慢的吃透了胡同里“接地气的生活”。麦尔住的四合院有5个房间，一共住了7个人，他住了两间房，被邻居戏称为“地主”，但是完全没有隐私，一切都清清楚楚地让大家看在眼里。隔壁住的老寡妇总是不敲门就进屋，看他早晨五点钟不起就骂他是懒虫，不过她总是给懒虫包饺子，煮麻酱面。此外，麦尔最爱去来自山西平遥农村的刘老兵一家开的刀削面馆吃面，还会跟着胡同里的废品王去城区外的废品回收站。
他能大口喝豆汁，快乐的读公共厕所“治痔疮 到东大”的广告词。他和胡同里的人一样爱读《北京晚报》，警法版，“女孩往熟睡男友身上点燃汽油”，每天细细研读寻人版。麦尔作为英语老师也没什么正形，他会给小孩子讲菜市口无头怪的鬼故事，交给片警英语里的脏话。在居委会的英语学习班里，他告诉那些退休老人，五个福娃之外，应该再增加三个，他他，妈妈，的的，来代表真正的北京文化，让“老学生”们笑作一团。
在胡同之外的人看来这里就是贫民窟，但麦尔告诉我们，这里却并非疾病与问题行为滋生地，也毫无贫民窟常见的绝望之气，常常回荡着哈哈大笑与热烈的谈话，人们彼此礼貌相待。经过三年的亲身体验之后，麦尔觉得自己找到了胡同现在存在的经济价值，他说，大栅栏是一个大熔炉，让外地人变成本地人。
但是胡同里也不都是幸福时光，冬天的时候胡同里没有暖气，蜂窝煤炉子又不安全，只能像冻僵的木乃伊一样裹着三层毛毯中瑟瑟发抖。麦尔还写了他某天早晨朦胧中感觉到，一只蜘蛛试图钻到他耳朵里去，结果发现那只蜘蛛有巴掌大小，然后感觉到昨晚吃的烧五花肉和油炸青豆在胃里翻江倒海，跑到公共厕所还是晚了一步，麦尔写道：“在把四角裤狠狠踢下厕所坑洞时，内心盼望着，回到家时“无形巨手”已经在四合院的外墙上画上了那亮白色的“拆”字。”
书中很多处提到无形巨手，但是麦尔说，他不知道那个无形之手是谁，“一个作家需要去找一个反面人物，我在写这本书之前一直祈祷说给我一个反面人物，比如说SOHO中国张欣，但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没有办法站出来，这是北京现在最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