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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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出自《诗经》,本意是风雨交加天色昏暗的时候,雄鸡依然啼叫不止。在这里,将这句话比喻儒家思想熏陶下中国的“士”,则是十分恰当。《论语》中说“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史官如此,“士”也是如此。
《士与中国文化》论述的士和文化的关系,进一步说,是“士”和“道”的关系。而“士”的内在实质其实差不多是现代的知识分子,或者知识人,其内涵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而其外延,却一直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发生着改变。“道”也如此,它既是“天道”,也可以是“人道”,可以是“政道”,也可以是其他的承载着规律性或哲理性的思索。孔子说:“士志于道。”则将“士”这个群体从此与中国的“道”捆绑在了一起。
这本书大致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士”一词的起源,本义,并告诉我们在古代早期“士”由低微的贵族,逐渐演变成庶民,以及“士农工商”四民社会格局的奠定才最终赋予了“士”延续至今的本质含义。第二部分,主要以汉代的循吏为切入点,阐述了代表着“士”的循吏身上的双重身份,即治理政务的“吏”的身份,以及主动教化的“师”的身份。在这里,余先生告诉我们,其“师”的身份并不是中央要求和规定的,而是一种自觉的现象,这里,我们必须引起重视,循吏的自觉的教化,甚至更加认同“师”的身份,这都证明,士和中国文化之间,有着一种自然的承载关系。第三部分,主要讲了魏晋时期的士人“自觉”和社会“自觉”的两个现象,来论证“礼”和“情”的一种对立统一,这时的士依附于士族社会,并且更加的重视着个性发展和人格精神独立自由。第四部分是从唐宋到元明时期,儒学添加进了新的元素,并在道教和禅宗影响下发生着变化,导致士志于道中的“道”逐渐由一种政治上的功用转化为一种社会功用。第五部分,着重介绍了明朝的士人与商人的关系,士而商,或者商而士,四民社会的格局发生变化,以前最被轻视的“商”在此时跃居到第二位,并在社会地位和价值上有了很大的突破。第五部分,是对本书的一个总结,当然,本书由十二个部分,是一部集合而成的论文集,也有一些小的论点,不再一一论述。可能在逻辑上有不连贯的地方,但总体脉络还是十分清晰。
作为一部大部头的学术著作,这本书有太多令人称道的地方。余先生渊博的学识,扎实的论证,以及中西思维的交汇,治学的严谨和谦虚都让我叹服。
这段时间,我总是在思考着怎么去选择一个题目,怎么去切入。这本书在选题上从一个我们都一看就能认同的角度出发,士和中国文化,似乎总可以给人们最大的认同,远比官与中国文化,文人和中国文化要有更大的接受群体。其实,在每个读书人或者知识人的思维里,都能接受古代的“士”代表着中国文化的传承。当然,余先生选择的切入点也是十分的新颖,他没有进行笼统的概说,却从典型的朝代中选取了最能代表“士”的典型人物或群体,或者与之有着密切关系的阶层出发,对“士”和“道”关系进行了缜密的论述。
其次,余先生对于儒教的“内治”和“外治”的两个程序的解读也是十分的新颖,“内治”代表着对于自己的修身的要求,“外治”代表着对于人民的“先富后教”的程序。他认为,“内治”和“外治”界线一旦混乱,便会产生可怕的社会后果。在古代历史上确实如此,将对于自己的修身的要求苛责到社会上每一个人身上,这才产生了吃人的礼教。此外,对于四民社会内部秩序的变化,也让人大为赞叹。我们以前接受的知识都是笼统的说,在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重农抑商”。可是余先生指出,在明代商人的阶层已经跃居四民第二位,并有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他通过详实的文献证明了这一社会现象,也并没有精确度的指出原因和具体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继续深入探讨,但是其在没有研究论证出来之前绝不妄言的态度,实在值得学习。
这本学术著作,有着极高的理论深度,因此,读起来还是有些吃力,也有些枯燥。读完之后,有两点感受和疑惑。第一,“士”这种以“道”为己任的思想会不会导致一种“道”或者是文化话语权的一种专制。既然,道统的正统性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么其他群体和阶层会不会因此而丧失话语权。同样的,“士志于道”,会不会也让其他阶层免于承担很多本该承担的任务,比如文化的传承,社会的批判,社会的教化,这些本属于政府的义务被“士”主动分担之后,政府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是不是就会产生缺失。而承担者教化和传承,会不会让下层民族在文化学习的自学上很难突破,甚至在社会批判中也不需要发出声音而导致公民意识的落后呢。其次,这本书让我比较疑惑的地方是没有详细介绍科举,这一古代取士的主要途径,毕竟取士的依据也是中国文化里很重要的一部分。
总之,士的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精神,从古代的士到如今的知识人,“志于道”的理想和义务一直没有改变,“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不仅是说古代,也是说现在,更是在诉说着未来。
《士与中国文化》论述的士和文化的关系,进一步说,是“士”和“道”的关系。而“士”的内在实质其实差不多是现代的知识分子,或者知识人,其内涵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而其外延,却一直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发生着改变。“道”也如此,它既是“天道”,也可以是“人道”,可以是“政道”,也可以是其他的承载着规律性或哲理性的思索。孔子说:“士志于道。”则将“士”这个群体从此与中国的“道”捆绑在了一起。
这本书大致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士”一词的起源,本义,并告诉我们在古代早期“士”由低微的贵族,逐渐演变成庶民,以及“士农工商”四民社会格局的奠定才最终赋予了“士”延续至今的本质含义。第二部分,主要以汉代的循吏为切入点,阐述了代表着“士”的循吏身上的双重身份,即治理政务的“吏”的身份,以及主动教化的“师”的身份。在这里,余先生告诉我们,其“师”的身份并不是中央要求和规定的,而是一种自觉的现象,这里,我们必须引起重视,循吏的自觉的教化,甚至更加认同“师”的身份,这都证明,士和中国文化之间,有着一种自然的承载关系。第三部分,主要讲了魏晋时期的士人“自觉”和社会“自觉”的两个现象,来论证“礼”和“情”的一种对立统一,这时的士依附于士族社会,并且更加的重视着个性发展和人格精神独立自由。第四部分是从唐宋到元明时期,儒学添加进了新的元素,并在道教和禅宗影响下发生着变化,导致士志于道中的“道”逐渐由一种政治上的功用转化为一种社会功用。第五部分,着重介绍了明朝的士人与商人的关系,士而商,或者商而士,四民社会的格局发生变化,以前最被轻视的“商”在此时跃居到第二位,并在社会地位和价值上有了很大的突破。第五部分,是对本书的一个总结,当然,本书由十二个部分,是一部集合而成的论文集,也有一些小的论点,不再一一论述。可能在逻辑上有不连贯的地方,但总体脉络还是十分清晰。
作为一部大部头的学术著作,这本书有太多令人称道的地方。余先生渊博的学识,扎实的论证,以及中西思维的交汇,治学的严谨和谦虚都让我叹服。
这段时间,我总是在思考着怎么去选择一个题目,怎么去切入。这本书在选题上从一个我们都一看就能认同的角度出发,士和中国文化,似乎总可以给人们最大的认同,远比官与中国文化,文人和中国文化要有更大的接受群体。其实,在每个读书人或者知识人的思维里,都能接受古代的“士”代表着中国文化的传承。当然,余先生选择的切入点也是十分的新颖,他没有进行笼统的概说,却从典型的朝代中选取了最能代表“士”的典型人物或群体,或者与之有着密切关系的阶层出发,对“士”和“道”关系进行了缜密的论述。
其次,余先生对于儒教的“内治”和“外治”的两个程序的解读也是十分的新颖,“内治”代表着对于自己的修身的要求,“外治”代表着对于人民的“先富后教”的程序。他认为,“内治”和“外治”界线一旦混乱,便会产生可怕的社会后果。在古代历史上确实如此,将对于自己的修身的要求苛责到社会上每一个人身上,这才产生了吃人的礼教。此外,对于四民社会内部秩序的变化,也让人大为赞叹。我们以前接受的知识都是笼统的说,在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重农抑商”。可是余先生指出,在明代商人的阶层已经跃居四民第二位,并有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他通过详实的文献证明了这一社会现象,也并没有精确度的指出原因和具体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继续深入探讨,但是其在没有研究论证出来之前绝不妄言的态度,实在值得学习。
这本学术著作,有着极高的理论深度,因此,读起来还是有些吃力,也有些枯燥。读完之后,有两点感受和疑惑。第一,“士”这种以“道”为己任的思想会不会导致一种“道”或者是文化话语权的一种专制。既然,道统的正统性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么其他群体和阶层会不会因此而丧失话语权。同样的,“士志于道”,会不会也让其他阶层免于承担很多本该承担的任务,比如文化的传承,社会的批判,社会的教化,这些本属于政府的义务被“士”主动分担之后,政府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是不是就会产生缺失。而承担者教化和传承,会不会让下层民族在文化学习的自学上很难突破,甚至在社会批判中也不需要发出声音而导致公民意识的落后呢。其次,这本书让我比较疑惑的地方是没有详细介绍科举,这一古代取士的主要途径,毕竟取士的依据也是中国文化里很重要的一部分。
总之,士的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特有的精神,从古代的士到如今的知识人,“志于道”的理想和义务一直没有改变,“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不仅是说古代,也是说现在,更是在诉说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