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提示启发一种生活方式

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写到：“哲学在其全部历史中一直是由两个不调和地混杂在一起的部分构成的：一方面是关于世界本性的理论，另一方面是关于最佳生活方式的伦理学说或政治学说。”

所谓世界本性的理论就是我们熟悉的世界观，亦即对于世界是什么组成的?世界运行的规律是什么？人类是怎么认识世界的？人类是否可以完全认识世界？而最佳生活方式的伦理学说就是我们熟悉的人生观。如果说人类社会的组织原则叫做伦理学的话，那么政治学说只不过是关于人类社会高级组织原则的学说。

我们首先想探讨为什么要有哲学？数学、科学、历史、文学几乎每一种学科都有实用价值，而哲学到底有什么价值呢？人类为什么一定要在科学、数学和历史的基础上还要更进一步思考更本源的、更深层的东西？这是什么力量驱动的？也许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考察整个哲学史才能有所感悟。

西方哲学史上溯至公元前1000多年，在罗素的哲学史中，从公元前1000年一直至苏格拉底出现统称为前苏格拉底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一直未停止对于世界本性的思考，比如泰勒斯认为世界是有水组成的，这样可以解释何以世界上存在液态、固态和气态的物质，而米利都学派则说世界的基质是气，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火，德谟克利特认为世界的基质是原子（当然不是现代物理意义上的原子）。

从方法论来说，不能不说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数学上的演绎法建立起哲学上的理论体系。因为数学的逻辑推演是那么完美，又加上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这种完美的推演过程不能不使古希腊哲学家陶醉，很容易使人觉得宇宙间最完美的事情就是这种永恒的、静态的、演绎的美，所以在哲学领域形而上学的影响一直持续到近代。

如果非要说古代哲学家们的哲学理论仍有现实意义则未免有点矫情，他们的观点在现代看来已显得粗浅，但是重要的是，他们思考的哲学问题其实一直也在困扰着我们，我们仍然不能给出终局的答案。

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希腊哲学终于出现了完备的体系。苏格拉底以辩论见长，苏格拉底的哲学都是以柏拉图著述为后人所知，总体来看，苏格拉底还没有建立系统的哲学理论，他给后人的影响主要是其主张不断的求知，在方法论上，则是辩证法，尽管罗素给出的评价是有点诡辩，但在当时的雅典，很多人以博学多识而自命不凡，而苏格拉底的辩论却能很容易的使其陷入逻辑困境。

柏拉图的哲学已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体系，显著的特点是其“理念论”和“国家论”。所谓理念，就是一种形而上或者逻辑推演的知识体系，理念论一直影响着近代的哲学家，诸如康德、黑格尔。而其国家论则推崇威权政治，主要是希腊的民主政治导致军事实力式微，一直受到斯巴达城邦的威胁，而斯巴达的统治则是威权政治、军事化管理，这是柏拉图国家观念的主要来源。

亚里士多德则是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他不仅仅建立了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而且系统论述了物理、生物、伦理学等学科。形而上学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发明，在古希腊数学发展的影响下（如毕达哥拉斯和欧几里得），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普遍推崇永恒的、静态的、演绎的哲学，这是形而上学的来源。在当时囿于研究手段的落后，物质世界对于古代哲学家仍显得神秘而缺乏规律，只有纯粹逻辑上的推演才能显出人类理性的力量，所以，形而上学的发展并非偶然。

如果说哲学是贵族和智者的游戏的话，那么宗教就是普罗大众的精神盛宴。随着奴隶制的解体，普罗大众越来越有精神皈依的需求，宗教逐渐占据了人类文明舞台的中心位置。因为著述西方哲学史，所以，书中主要讲了基督教的兴起。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有三件事情非常重要，一是圣保罗的革新，不要求教众遵守割礼和摩西的律法，导致教众大增；二是趁世俗权力的衰退，如加洛林王朝的衰退和查理曼帝国的分裂，教皇尼古拉一世将教皇的权力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超越了世俗的权力。三是十字军东征，教会的权力进一步超越了世俗的权力。

整个中世纪，哲学成了教会的豢养，这个时期的哲学称为经院哲学，所谓经院哲学，就是注疏经典而已，而经典则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教会之所以选择柏拉图，是因为柏拉图提倡理念学说，理念学说为上帝留足了位置。因为理念的世界是人格化的世界，而人格化的世界才有人格化的上帝的生存空间。

这一时期，如果有一位哲学家需要说一下的话，那就是托马斯*阿奎那，他的主要工作是修改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使之适应基督教教义。他的主要观点是人类认识上帝由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启示，二是通过理性，这样就调和了古希腊的理性和中世纪的启示，使其目的一致，都是为了认识上帝。

宗教的威权终于遇到了科学的挑战，文艺复兴揭开了序幕。在文艺复兴时期，总的来讲，哲学家们分为两个派别：一是以笛卡尔和斯宾诺莎为代表的“决定论”，或者说演绎法的哲学理论，这一派别还未完全摆脱形而上学的影响。另一派别则是以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经验哲学，或者说归纳法为代表，他们认为理论是建立在大量的观测（亦即人类的经验）上。尽管洛克、贝克莱和休谟提倡经验主义，重视观测世界得出结论，但吊诡的是，他们都是唯心主义者，他们认为物质只有被观察到才证明存在。

文艺复兴时期，不论哪一派别都是提倡理性，不再盲从上帝的启示。提倡理性到极致的是斯宾诺莎，他认为一切炽情都是痛苦的根源，而理性平和则可避免。而到了卢梭，则不仅关注理性，而且关注感性，这就是浪漫主义的肇始。

关于近代哲学家，我觉得应该重点关注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和尼采，以及马克思。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仍然是形而上学的，康德认为大部分知识来自经验，但有一部分是先验的，而道德也是先验的。黑格尔则提出了绝对理念，所谓绝对理念本质上也是先验的，黑格尔的不同主要是其方法论部分，他运用了辩证法。

叔本华则认为世界是意识和表象的世界，意志第一，提倡知命忍从主义。通俗一点说，就是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关键是我们怎么看，我们的意志（亦即对于世界的看法）高于我们的知识（亦即对于世界的认识），所以，对于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我们要知命忍从。所以，我们看到，叔本华在形而上学上是意志第一，而在伦理学上则遵从东方式的知命忍从。

叔本华是尼采哲学的来源，但罗素对于尼采哲学的评价要高于叔本华，认为尼采的哲学从系统性、一贯性方面都超越了叔本华。尼采哲学里，意志不仅在形而上学居第一位，而且在伦理学上也居第一位。如果在伦理学上主张唯意志论，则确定性的会造出“超人”，不需要宗教，不需要传统的道德怜悯，信奉力量、威权、贵族主义等。

最后我们说一下马克思，罗素将其归为“工具主义”无疑是合适的，所谓工具主义，即是，对于实用主义的追求大于对于真理的追求，比如物质和意识谁是第一位的问题历来是哲学家们争论的主要问题，而马克思认为物质决定意识，而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这样的观点其实已经放弃了真理的追求，倾向于实用主义的解释。马克思其他的观点亦贯彻其辩证法，没有真理性的追求，注重解决他那个时代的问题，难免陷入短视，比如他把资本家剥削工人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理解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

最后我们抄录一段原文的结尾：“在混乱纷纭的各种对立的狂热见解当中，少数起协调统一作用的力量中有一个就是科学的实事求是；我（作者罗素）所说的科学的实事求是，是指把我们的信念建立在人所可能做到的不带个人色彩、免除地域性及气质性偏见的观察和推论之上的习惯。我隶属的哲学派别一向坚持把这种美德引入哲学，创始了一种能使哲学富于成果的有力方法，这些乃是此派的主要功绩。在实践这种哲学方法当中所养成的细心求实的习惯，可以推广到人的全部活动范围，结果在凡是有这种习惯存在的地方都使狂热减弱，而同情与相互了解的能力则随之增强。哲学放弃了一部分武断的浮夸奢求，却仍继续提示启发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开头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一定要在科学、数学和历史的基础上还要更进一步思考更本源的、更深层的东西？这是什么力量驱动的？这也许就是问题的答案，即哲学是提示一种生活方式，更通俗的说，是使我们生活得更有目的，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