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终人逝

最初知道冯友兰这个人，大约是十多年前在新加坡的一个社区图书馆里，看到他的《中国哲学简史》。这原本是一部给美国大学生上课使用的教材，以当时我的水平，看它正合适。

回过头看，冯友兰大概是我最早接触的现当代国学家。此后收集到他的大多数作品，包括“三史”、“六书”和《三松堂自序》——我平时很排斥读人物传记，却唯独将冯先生的这部自传读得津津有味。
 
此后陆续接触到梁漱溟、吕思勉、钱穆、张荫麟、萧公权等人的作品。才发现，论学识、论人品，冯先生都未必在这些人之上。

冯友兰的性格中有折中、柔顺的倾向，而缺乏其他顶尖学者身上可见的坚定、固执的特征。柔软的性格使得他在灾难降临时比较不容易折断，也导致他比较容易受外力的影响而走上弯路。有的人宁折不弯，比如陈寅恪；有的人宁弯不折，比如冯友兰。宁折不弯的人给后人树立了道德楷模，提供了精神力量；宁弯不折的人在灾难过后重返正道，从而留下了更多的学术财富。这两类人，或许都是有价值的。
 
冯友兰利用生命的最后十年，于1990年完成了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书可能标志着中国学术史上一个黄金时代的迟到的终结。那是一个破旧立新、东西交融、百家争鸣、群星璀璨的时代，而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就是那个时代中的风流人物所留下的最后一份遗产。
 
冯友兰在自序中这样描述自己撰写这部曲终之作时的心境：“斩名关、破利索，俯仰无愧作，海阔天空我自飞。”他一生都在名关利索和学术追求之间调和妥协，直到耄耋之年，终于可以不碍于外物，随心所欲了。
 
于是他在此书的最后一卷，《中国现代哲学史》中直言：“毛泽东立下旁人所不可能立的功劳，也犯下旁人所不可能犯的错误”；“毛泽东思想的第一阶段是科学的，第二阶段是空想的，第三阶段是荒谬的”；他指出：“毛泽东所提倡的人民公社又像是一个封建大家庭，它并没有改变自然经济，所以还不能超出封建经济形态的范围”；他甚至将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本身，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中本来就存在空想成分”；“无产阶级不过是与资产阶级共存于资本主义的这个统一体中的一个对立面。它和资产阶级一样，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在没有出现由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的生产关系改变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却告诉人们，无产阶级是新生产关系的代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可以建立社会主义，这就与唯物史观相矛盾了”。
 
不难看出，以上的内容严格来说不属于“哲学史”的范畴。冯氏的这部曲终之作，名为《哲学史》，其实除了哲学史的内容之外，加入了许多“中国革命思想史的哲学批判”。除了涉及毛泽东的部分以外，有关于章炳麟、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部分，内容也以“革命思想史的哲学批判”为主。关于蔡元培和胡适的部分，则是兼具哲学史和革命思想史的两方面内容。只有关于梁漱溟、金岳霖、熊十力和冯友兰自己的部分，才纯以哲学史的内容为主。
 
其实不仅限于现代部分，整一部《中国哲学史新编》都或多或少都存在这个问题。究其原因，一方面冯友兰此时已是真心实意地皈依辩证唯物主义了，于是阶级斗争与革命自然成为他心目中的哲学史的主线之一。另一方面，他可能也意识到，有些话，再不说此生就没机会说了。自己再也不可能有精力和时间去写另一本书了，因此必须把想说的话都在这里说完，哪怕文不对题，也要留下这些声音，将功过是非留由后人评说。
 
《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一卷《中国现代哲学史》原计划于1990年出版，冯友兰于是年7月11日写了一篇序言。序言中冯氏表达了一丝不祥的预感，他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四个多月后，冯友兰与世长辞，没有亲眼看到全书的出版。而他生前的预感也灵验了，《中国现代哲学史》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至今仍不能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
 
前几年三联出版社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单独出版了冯友兰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一日我在书店里闲逛，碰巧发现这本书摆在货架上贩卖，于是终于有机会读到冯先生的曲终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