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决定？》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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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内容深入浅出，故事讲得简单而有趣；作为中译本翻译也很流畅，五星推荐。“How we decide”的书名就是整本书的要义。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做决定，而决策影响了我们的行为，行为的累积和变化，又改变着我们的生命轨迹。这本书并没有直接教我们如何去做“所谓正确”的最佳决策，而是通过案例探讨了我们在做决策时大脑和身体所进行的过程，以及几个大脑做决策时容易陷入的误区。
对我而言，可以落地到行为的take away主要有几个：
1. Often observe and listen to your own emotion. 或许Follow your heart放在这里是差不多的意思。情绪对决策既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在我们做决定或者面临新的处境时，要去观察“当下情绪传递的信息”。举个例子：我在去见客户前很容易紧张。以前我会去在大脑里期待不要发生不好的事情，并鼓励自己勇敢面对。可事实上，这并非勇气。而我现在的做法是，当我感觉到强烈的紧张的时候，我知道是情绪告诉我“准备的还不够充分”，所以我采取的行动就是再多花努力和时间去准备。这样的结果虽然并不一定立刻消除紧张感，但通过准备，我明显更有信心了。这种相同的情况发生多了，人自然也会形成一种反应模式，反而还帮助我养成认真准备会议的习惯。
2. Shift focus on recognition. 书里讲夸赞孩子不要夸聪明，而是要夸勤奋。所以就我自己而言，若给自己鼓励和肯定，关注点不应该是自己很聪明，而是自己有采取措施和行动去make it better。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我是通过effort而变得更好的，我的大脑获得的刺激点在于努力这个行动，因为想获得更多奖赏和快乐的情绪，影响我的行为而作更多努力。
3. 损失框架——人总是更希望避免损失的，所以应用到传播上，措辞的改变可能会大幅提升效果。
4. 锚定效应——作为消费者，注意信息的陷阱。同时这也可以很好地被应用在营销上。
5. 理性容易先入为主——为了不让自己认知失调，理性在不断地为自己的既有判断寻找理由。
6. 为什么说“失败乃成功的老娘”？——因为扣带回皮层（ACC）需要不断从多巴胺的释放中学习经验，不然它怎么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莫罗阿在《人生五大问题》中苦心劝告，家长不要太努力去传递所谓的经验，因为孩子在成长时期不经历是不会成长的，经验对他们无用，经历才有用。
————笔记————————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机长，飞机突然失去平衡引擎开始着火，两百多人的生命命悬一线，你怎么做决定去拯救自己、这家飞机上他人的生命和飞机盘旋下地面上的千万条生命？
自古希腊以来，就有“人是理性的”假设。这些思想家都假设，当我们做决定时，我们会有意识地分析各种可选方案，仔细权衡利弊。柏拉图和笛卡尔的基本哲学思想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也是几十年来认知科学的发展动力。但事实上，它是错误的。大脑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比如在驾驶舱，机长的反应和行为是他对困境的本能反应。在分秒都关键的时刻，没有办法考虑最佳行动方案是什么，也没有时间去考虑引擎着火后的空气动力学原理，根本来不及通过理性去思考如何让这家飞机安全着陆。
大脑内部有着复杂的神经网络，分成不同的脑区，其中许多脑区与情绪的产生有关。任何时候我们做任何决定，我们的大脑总是激情澎湃，大脑里面充斥着各种无以名状的情绪，即便我们尽量克制自己，尽量理性一些，这些情绪仍然会悄悄地影响我们判断。
没有情绪我们做不出任何决定
1982 年，一名叫埃利奥特的病人做了一次手术，医生帮助他切除在大脑皮层靠近额叶的地方的一块肿瘤，减轻他的痛苦。手术很成功，但有一些东西变 了。手术前，他是一个模范丈夫和父亲，在一个大公司担任管理要职，积极参加地方教会活动。然而手术后，尽管他的智商保持不变，但表示出一个明显的心理缺陷：他不能做决定了。
这一功能异常让他不能正常生活，原来只要花10分钟就能完成的日常任务，他需要耗尽数小时才能完成。他会纠结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比如笔是要用蓝色的还是黑色的？在哪里停车？要去吃午餐，那么灯光的布效果、菜单和座位布局都要是怎样的？自此以后他每况愈下，他被解雇了，医生后来形容他是：埃利奥特成为一个拥有正常智力却无法正常做决定的人，特别是那些涉及人际交往问题的决定。
他到底怎么了？ 自从手术之后，他家人描述他奇怪地丧失了情感体验，对自己的悲惨遭遇无动于衷。为了验证这种判断，他的医生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将一台测量手掌汗腺活动水平 的仪器安装在埃利奥特的手上，然后放出各种图片：血肉模糊的脚、裸体女人、着火的房子、手枪……正常情况下，这些图片会立即激起人们的情绪反应，然而埃利奥特却没有任何情绪反应，不管图片多么挑逗或者血腥。
这到底怎么了？这一事情的发生促使达他的医生马西奥去研究有过类似脑损伤情况的神经病病人，这些病人的智商都非常高，在所有常规的认知能力测验方面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任何不足，但他们都有着相同的严重缺陷：因为他们没有情绪体验，所以日常生活中，他们做决定时困难重重。通过研究这些病人，达马西奥发现了负责产生情绪的特定脑区。尽管许多皮质区都与情绪的产生有关，但有一个脑区是非常重要的：它被称作眶额叶皮质（orbito frontal cortex, OFC）的组织，是一个小电路，位于眼睛正后方，额叶正下方。OFC，也就是埃利奥特丢失的那部分，负责将感观层面的情绪（visceral emotions）整合到决定过程中。它将由“原始”脑——比如边缘系统中的杏仁核（amygdalas)和脑干——产生的情绪情感同意识流联系起来。比如当我们被某个鞋子或食物吸引时，大脑就会告诉他“该选择这个”。大脑已经评估过各种选择——这个分析过程是在意识之外进行的——并将评估结果转化成一种积极情绪。当我们闻到不喜欢的事物或者瞥见前女友，就是OFC让我们避开的。通常情况下，我们的选择都依赖于这种神经连接（neural connection）。
纽约大学的神经学教授约瑟夫·勒杜说，意识脑（conscious brain）控制所有的注意力，但意识只是大脑很小的一部分功能，而且意识是意识之下所有东西的努力。根据勒杜的观点，我们大部分的思考实际上由情绪所驱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每种情感其实是对数据的汇总，是我们对那些不能直接获得的信息的本能的反应。潜意识脑（unconscious supercomputer）在处理各种数据，将数据转化成生动形象的情绪信号发送给OFC，OFC检测到这些信号后就会让人类进行潜意识计算 （subliminal calculations）采取行动。如果丧失这样的情绪情感，就会像埃利奥特一样，被迫没完没了地仔细分析每个选择。
情绪引导着我们的快速决定
1991 年伊拉克占领科威特，多国部队派往科威特一直海军陆战队。格罗斯特号是一直赢过的驱逐舰，负责保护多国部队舰队，值班的少校赖利需要监视护航舰队所有的领空。正当国部队的舰队开始炮击苏阿巴港时，他注意导在科威特海岸有雷达闪光点。根据光点的运动轨迹，赖利马上判断出它的目标是护航舰队。尽管少校赖利一整 晚都在看着类似模样的光电点，但这个光点有样东西立刻引起了他的怀疑，他无法解释是什么，但屏幕上那个闪烁的点另他立刻充满了恐惧，他的脉搏跳动开始加速，手心开始出汗。他继续观察了这个光点40秒，发现它正在慢慢靠近美国战舰。如果他打算击落目标，它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但这有可能是错误的决定。它可能是击落一架美国A-6的战斗机，这些战斗机的飞行速度和屏幕雷达上的光点来看几乎一样，如果失误击落，那有可能赖利杀死了两个无辜的飞行员。他没有时间去观察弄清那么多，最后赖利还是下了命令击落这个光点。
幸运的是，这的确是伊拉克的导弹。后来有认知心理学家研究出来为什么在这生死攸关的40秒时间内，赖利能做出这样的判断。疑问仍然存在，赖利的情绪脑是怎么区分这两个看似很像的亮点呢。雷达在科威特海里扫射三次后，他首次看到反舰导弹，这个时候，他脑子里正在发生什么事？他的恐惧来自哪里？答案就藏在一种分子里，这种分子就是多巴胺，用于脑细胞之间交流信息。赖利盯着雷达屏幕时，最有可能是多巴胺神经元告诉他，他正在看着一枚导弹而不是一架A6战斗机。
多巴胺的重要性是被偶然发现的。1954年，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两位神经学家决定将电极深深植入老鼠的大脑里面，具体植入位置的选择纯属偶然，因为那时大脑的内部结构还是一个谜。但是他们俩恰巧把电极探头插到了伏隔核（Nucleaus Accumbens,NAcc）附近。NAcc是产生快乐情绪的脑区，每当你吃巧克力蛋糕、听自己喜欢的乐曲或者观看你最喜欢的球队赢得世界大赛时，正是 NAcc帮助你感到非常高兴。但是他们发现，兴奋过度也会导致死亡。他们不断刺激老鼠的NAcc，结果发现老鼠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不吃东西也不喝水，停止了所有的求偶行为，只是在笼子的角落里缩成一团，幸福得不能动弹。经过几十年的潜心研究，神经学家们最终发现老鼠死于多巴胺过量。持续刺激NAcc引发大脑释放出大量神经传递素，使老鼠狂喜而死。有人吸毒死亡也是这个原理，毒品对于瘾君子而言，就像植入老鼠体内的电极。快乐让人和老鼠都麻木了。
然而快乐并非多巴胺产生的唯一的情绪。科学家现在知道神经传递素有调节所有情绪情感的功能，从最幸福的爱到最痛苦的恨。多巴胺是大脑内部“通用的神经货币”，是帮助我们区分各种选择的分子。有趣的是，多巴胺的分泌和“期望”有关。如果一切符合预期，多巴胺神经元就会分泌一股“喜悦”。如果不符合，那么多巴胺就会罢工，立即发出信号宣布错误，并停止释放多巴胺。人的体内的细胞的快速响应期望的过程始于大脑中央一个极小的区域，那里是多巴胺神经元密集，被命名为扣带回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ACC与探测预测失误有关。无论什么时候多巴胺神经元预测出错，大脑都会产生一个独特的电信号，这就是错误相关负波 （error-related negativity）。ACC是理性脑和情绪脑的沟通桥梁，恰好位于两个脑系统的交接之处。一方面，ACC与丘脑（thalamus）紧密相连，而丘脑是控制有意识主义（conscious attention）的脑区，这意味着如果ACC受到某种刺激的惊吓，比如被突然想起的枪声吓到，它会立刻关注相关的感觉，迫使我们注意这个意外事件。
监控预测失误并非ACC的唯一功能，ACC还能帮助我们记住多巴胺细胞学到的东西。这样，我们就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迅速调整预期。ACC内化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习得的经验，确保神经元的预测模式绝对不过时。它的这个功能对我们而言来讲十分必要。如果我们不能把过去的经验整合到未来的决定中，我们就会不断犯错。
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做过一个实验，在他们的研究中，猴子可以通过一个可向上向下的操纵 杆获得食物。为了让实验更加有趣，猴子每扳动操作杆25次，研究者就会换一个方向。如果猴子习惯了向上扳动，下一轮他必须改变做法才可以。ACC完好的猴子可以毫不费力的完成任务，一旦发现往上行不通，它会往另外一个方向扳。然而失去ACC的猴子却表现出明显的缺陷，当某个方向扳动操作杆不再得到食物时， 他们会往另外一个方向扳动操作杆，这和正常猴子一样。但他们却不能将正确的做法坚持下去，很快就会回到没有奖赏的那个方向。它们从来没有学会怎样持续不断地获得食物，没有学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ACC还有最后一个重要特征，ACC上面聚集着丰富的纺锤体神经元（spindle neurons）。其他脑细胞通常又粗又短，而纺锤体神经元又细又长。它的外观长得像天线，这一奇特的形状使得情绪能传遍整个大脑。ACC接受来自多巴胺神经元输入的信号后，纺锤体神经元利用自己的速度优势——它们传递信号的优势比任何其他类型的神经元快——确保大脑皮层的其他部分为立即充满这种情绪。最终结果是，在引导我们行为、告诉我们对所见事情应该持何种感受方面，一类神经传递素的微小变化发挥着巨大作用。
表扬孩子不能说“你很聪明”
多巴胺神经元需要不断接受培训和再培训，不然他们的预测准确率就会下降。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证明，教育成功的要素是从错误中学习。不幸的是，人们教育孩子的方式却恰恰相反，他们经常表扬一个孩子的先天智力，而不是后天努力。德韦克已经证明这种鼓励实际上是适得其反，最终孩子永远不会得到学习。
德韦克的实验是在纽约12所学校做的，参加实验的是400名五年级学生。他请这些孩子做一个非语言类题目，完成测试后，他们会告诉他得到多少分，然后简单表扬他们。一半的孩子受到的表扬是“你在这方面一定很聪明”，这种说法是称赞他的智力；另一半孩子受到的表扬是“你解题时一定很用功”，这种说法是称赞他的努力。然后，研究者告诉孩子们还要再做一个测验，而且可以从两套测验中选作一套，一套比较难，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另外一套很简单，和刚刚做过的非常相似。
实验最后的结果是，表扬形式显著影响了孩子随后的选择。因为在努力方面受到表扬的孩子中90%选择了较难的测验；而在聪明方面受到表扬的孩子则大多数选择了较易的测验。
之后，德韦克让这些孩子再另外做一个测验，这个测验很难，她想了解孩子面对挑战时会有什么反应。先前因为努力而收到表扬的孩子非常专心的解题。德韦克说，他们很积极，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无缘无故地说“我喜欢这个测验”。而先前因为聪明而受到表扬的孩子遇到难题后很快就气馁了，失败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或许我实际上并不聪明”。这个测试过后，研究者让孩子选择是否要拿自己的成绩与别的孩子相比。因为聪明而受到表扬的孩子通常会拿自己的成绩与那些表现差得孩子进行比较，以增强自尊；因为努力而受到表扬的孩子通常会拿自己的成绩与那些表现得比自己好的孩子进行比较，他们想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并从中总结经验，想着如何提高自己。
最后议论测验的难度水平和第一轮相当，然而因为努力而受到表扬的孩子有了显著的进步，分数平均提高30%。因为这些孩子愿意挑战自己，即使这意味着最初会失败，但最终他们的成绩提高了很多。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那些被随机分配到聪明组的孩子的分数却平均下降了20%，对这些孩子而言，失败的体验令人如此沮丧，以致他们退步了。
表扬孩子先天智力的问题在于它违背了神经元的实际学习模式，这种表扬方式不利于鼓励孩子进行尝试，因此，孩子也不可能从错误中学习。除非我们体验到”做错了"带来的不快，否则你的大脑是绝不会修正它的预测模式的。取得成功之前，神经元必须不断犯错，这一过程很痛苦，但是没有捷径可走。
赌博游戏为何超级诱人
安· 克林斯蒂夫被诊断患有帕金森氏病。帕金森氏病开始显现症状时，这个脑区80%的多巴胺神经元已经死亡了。她的神经医生给她开了Requip，它是一种模仿大脑多巴胺活动的药物，属于多巴胺系统激动剂系列。通过增强所剩无几的多巴胺的效率，这些药物能够弥补多巴胺神经元大量死亡所造成的损失。但当她开始服用后，安开始沉迷于赌博，一年后输掉了25万美元，最后她的丈夫离开了她，她自己也无法停下自己去赌博玩老虎机。最后安不再服用多巴胺系统激动剂，帕金森氏病的症状又出现了，但赌博的冲动立刻就消失了。医学研究表明，服用多巴胺受体激动剂的病人当中，多达13%的人染上了赌博恶习。
老虎机的程序设定为只返回90%的下注线，所以玩老虎机注定会输的很惨。现在从多巴胺神经元的角度来看看老虎机。多巴胺神经元的作用就是预测未来事件，他们总是想知道什么事件（一个响声、一道闪光）之后会有预期满足。当你一枚接一枚地往老虎机里投硬币时，你的多巴胺神经元就在一边努力地破译老虎机的内部程序。他们想找到游戏的诀窍，弄清运气的逻辑，找到能预测赢钱的事件。
但是陷阱也就在这里。 意料之内的奖赏能激活多巴胺神经元，多巴胺神经元就会提高放电率，意料之外的奖赏更能让他们兴奋。意料之外的奖赏对多巴胺神经元的激活能力通常是意料之内奖赏的3-4倍。神经元之所有会这样突然释放出更多的多巴胺，是为了让大脑对新奇的、具有潜在重要性的刺激分配更多的注意力。有时，意外会引发消极情绪， 比如赖利少校的恐惧。然而，在赌场，突然增多的多巴胺是让人时分愉快的，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刚刚赢了钱。
数情况下，大脑最终会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然而老虎机的危险就在于它具有固有的不可预测性，因为它是随机生成数字的，所以不可能找出固定模式或算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多巴胺神经元只有投降。它们应该不再关注意外奖赏，因为意外奖赏一直都是出人意料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不断偶然出现的奖赏并没有让多巴胺神经 元感到厌倦，而是让它们着迷了。当你拉动操作杆获得奖赏时，你就会体验多巴胺突然大量释放带来的快乐，因为奖赏是如此出乎意料，也因为你的脑细胞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人类决定的情绪偏好
看看下面的情景：
美国证准备应对一种罕见的疾病，预计该疾病爆发将导致600人死亡。现有两种与疾病抗争的方案可供选择，假定对各方案所产生后果进行精确的科学估算后得到如下结论：
如果采用方案A，将有200人得救。
如果采用方案B，有1/3的机会600人将得救，而有2/3的可能将无人幸免。
你会选择哪种方案？
将这个问题呈现给一组样本量很大的医生时，72%的人选择了方案A。但如果是下面这种情景：
美国证准备应对一种罕见的疾病，预计该疾病爆发将导致600人死亡。现有两种与疾病抗争的方案可供选择，假定对各方案所产生后果进行精确的科学估算后得到如下结论：
如果采用方案C，400人将死去。
如果采用方案D，有1/3的机会无人死去，而有2/3的可能600人将死去。
你会选择哪种方案？
当用“死去”这个字眼替代“得救”描述同一场景时，医生们的偏好出现了反转，只有22%的人选择了方案C，而78%的人选择了方案D——有风险的策略。
这种偏好反转非常滑稽，改变呈现问题的框架，医生的反应却呈现了极大的变化。当用“死亡”陈述可能结果时——这就是“损失框架”，医生们突然变得愿意冒险 了。这种心理缺陷的学术名为”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在1970年代有两位希伯来大学的心理学家发现。他们说：“人类决定中，损失重于收益。损失带来的痛苦感大于等量收益造成的快乐感。 "我们希望避免任何可能造成损失的事情，这种愿望塑造着我们的行为，让我们做出愚蠢的事情。这放在股票和债券的投资上来讲就说的通了。长远来看，股票投资 组合产生的利润总是高于债券投资组合。但投资者购买债券，是因为他们厌恶赔钱，而债券比较安全。对损失的恐惧让人们更愿意接受一个相对较低的投资回报率。
再来做一个实验，想想你在玩一个赌博游戏，给你50美元真钱，然后让你从两种做法中任选一个。做法A是一种全有或全无的赌博，输赢的概率如下：40%的可能把50美元都留下，60%的可能一分钱也没有。做法B比较保险，如果你选择了B，则留下20美元。
你会选哪一个？如果你像大多数人一样的话，你会选择保险的那一个，留下什么至少比什么都不留下要好。
现在让我们再玩一次。那个有风险的赌博保持不变，你还有40%的可能把50美元都留下。但那个保险做法的表述变了，变成失去30美元，而不是获得20美元。
你会选择什么？如果选择B的话，其实只是表述变了，最后结果你都可以待着20美元离开。把表述改成选择获得20美元时，只有42%的人选择了有风险的赌博。而把表述选择表达成失去30美元时，有62%的人选择了有风险的赌博。这个小缺陷被称作为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是我们刚谈到的损失规避的副产品。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更愿意买贴上85%瘦肉标签的肉而不是15%肥肉标签的肉，也能解释为什么选择存活概率为80%的手术的病人是选择死亡概率为20%的手术的病人的2倍多。
但当研究者去研究那些没有因为问题所呈现框架不同而出现偏好反转的测试者时，发现他们和那些出现偏好反转的人一样，都有表现出情绪偏见，没有一个人完全不受情绪偏见影响。那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两者的行为差异呢？如果每个人的杏仁核都被激活，为什么只有部分人表现出框架效应呢？令科学家们吃惊的是，前额叶皮层的活跃程度能更好地预测测试者的决定。前额叶皮层活跃的测试者越能抵御框架效应，他们可以忽略自己的非理性情绪，认识到两种描述实际上是一回事。他们没有仅仅依靠杏仁核，而是做了数学运算。按照研究者的说法，”并不是人越理性，情绪体验就越少，而是理性的人能更好地调节情绪“。
所以我们如何调节情绪？答案很简单，通过考虑他们是否恰当。前额叶皮层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审视自己的意识，心理学家把这种能力称作”元认知 “(metarecognition)。当我们生气时，我们知道自己在生气。人类能够意识导自己的每种情感状态，这样我们就能设法弄清为什么我们会体验当时的情绪情感。如果某种情绪情感没有意义，比如杏仁核仅仅对损失框架作出反应，那么我们就会忽略它。前额叶皮层能够选择有意识地忽略情绪脑。
理性怎样推动我们做决定？
1949年瓦格·道奇消防员受命和他的团队去扑灭一个在曼恩峡谷附近草原上并不大的火，照理说应该很顺利，但是突然上升一股热气流，让整个山谷的大货直直冲向消防队员。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火变成火海，而13名消防队员丧生，最终只有他和另外一名从这场大火中活了下来。
他是怎么活下来的？所有消防员看到大火的第一反应是赶紧跑，试图跑到谷肩。然而热空气是上升的，大火在谷坡上的蔓延速度比在草坪上的快。他和他的队友跑了几分钟后意识到其实火就在自己身后了，他突然停下来了，大火离他越来越近他却不动。他朝其他人喊让他们停下来，但没有人听见。他灵机一动，想出一个逃生方 法。他迅速划了一根火柴，在面前的草地上放了一把火。他看着这火爬上坡谷，蔓延到远方。这把火烧出一篇空地，他走入空地，躺了下来。他拿出手帕，弄湿后紧紧地闭上眼睛等着大火绕过他。
瓦格·道奇的思考过程发生在额叶的最外层——也就是前额叶皮层。尽管它的某些部分如OFC（眶额叶皮质）实际上与感知情绪状态有关，但这个脑区的2/3的部分，特别是背外侧前额叶皮层通常被看做大脑的理性中心。
1970年代初期，沃尔特·米歇尔做了一个实验实验，他邀请了一群4岁小孩并且问他们喜欢是否吃棉花糖。孩子们都回答喜欢，接下来他让孩子们从两种做法中选择一 个，马上得到一颗棉花糖；或者等他外面办事回来，就可以得到两颗。几乎每个孩子都决定等待，他们想要更多的糖果。然后米歇尔离开了房间，但这些孩子们在糖 果的优化下大部分没有坚持几分钟，就把棉花糖给吃了。除了少数几个孩子等了15分钟意外，多数孩子坚持不到一分钟。
棉花糖是对自制力的考研。情绪脑总是受到将奖赏刺激（rewarding stimuli）的诱惑，棉花糖就是奖赏性刺激。如果孩子们想实现自己的目标——获得第二块棉花糖，他们必须暂时忽略自己的情绪，延迟几分钟获得满足。等待第二课棉花糖的能力揭示了理性闹的一个关键能力。耐心的孩子更加善于运用理智控制自己的冲动。这种情况下，前额皮叶层被迫行使其皮质管理权力，抑制妨碍目标达成的冲动。
那下一个问题是，前额皮叶是怎样行使控制权的？是什么使这个脑区控制其他脑区的？
瓦格·道奇无法解释自己是如何发明火灾逃生办法的。然而美国西北大学的认知心理学家马克·荣-毕曼发现，顿悟之前，大脑有个认真准备的过程，因为每次想到答案之前，总是有一系列相同脑区被激活。问题解决过程中第一个被激活的脑区与执行控制有关，比如前额叶皮层和前扣带皮层。大脑在摈弃杂念，这样人物相关细胞就能集中精力了。顿悟需要心无杂念。一但顿悟，人们立刻知道自己获得了正确的解答方法。这一识别动作是前额叶皮层完成的，正确答案一出现，前额叶皮层就会一亮，即使人们自己还没有相处答案。
除了问题解决能力，前额皮叶层还有一个功能，可以产生一种被称作“工作”记忆的特殊记忆。它通过将信息存储在短时记忆中，并对存储在短时记忆中的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大脑能够运用各个脑区的信息进行工作。它能够决定什么信息与它试图解决的问题有关。一但顿悟产生，前额叶皮层就能认出，你立刻就能认识到这就是你一直寻找的答案。
工作记忆和前额叶皮层的问题解决能力是人类智慧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无数研究已经发现工作以及测试得分和一般智力测验得分强烈相关。前额叶皮层能存储越多的信息，并且能将信息储存越长时间，意味着脑细胞越擅长形成有用的联想。同时，理性脑必须严格过滤掉所有不相干的想法，因为不相干的想法可能导致无用的联想。除非你专注地思考你所选择的东西，否则你无法有效地、彻底地思考问题。那些不断涌出的想法会让你崩溃，这样你就永远搞不清那些是真正的顿悟。
信息过多的隐形成本
想一想汽车经销商店里的价格标签，实际上是一个虚价，没有人按照这个价格付款，但是这个虚价却可以充当一个锚，这样汽车销售出去的价格会让买家觉得很划算。当一个人享受到折扣时，前额也皮层就会相信这个商品确实是物美价廉。这被称之为生活上的”锚定效应“。
“锚定效应”是丹尼尔·卡尼曼首次在一个名为“联合国游戏”的实验中发现的。他让人们估计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所占细微的比例。在猜测之前，他在测试者面前转动一个 轮盘赌，产生一个随机数字。正如你可能猜到的那样，安歇看到论坛赌产生较大数字的人同那些看到轮盘赌较小的数字的人比，所估计的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比例要大一些。
从本质上讲，锚定效应反映了大脑在排除无关信息方面超级无能。理性脑不擅长排除信息，即使知道这些信息是无用的。你知道自己不应该考虑这些毫无意义的数字，但是你就是不由自主。在一个信息和数据爆炸的时代里，得谨慎小心我们所获得的信息，不让我们的前额叶皮层崩溃。
精神病人的大脑里只剩下理性的律师
一个精神病人可以面不改色地杀害一名男童，他每做一次其实都在做决定，在欣然地违反最古老的道德法则：你不应该杀人。但精神病人毫无这种愧疚。他们揭示了一类重要的绝对，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道德这个概念非常模糊，然而说到底，道德只不过是一些列选择——有关我们如何对待他人的选择。当我们的行为符合道德时候，我 们的决定考虑了自己之外的人，我们在考虑别人的感受，在同理他人的情绪状态，这是精神病人做不到的。那这一严重缺陷的原因是什么？研究发现，精神病人的智商和推理能力都高于平均水平，他们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但智力上完好无损却隐藏着一种具有毁灭性的心理障碍：他们的情绪脑坏了。
看看那个面不改色连环杀男孩的精神病人，他的医生说他似乎无法体验遗憾、悲伤活喜悦，他从来没有发过脾气或感到特别愤怒。他没有任何感受，但把什么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这种情感无能（emotional emptiness）是精神病人的典型表现。
再来看一个实验。试验对象被告知，“一对姐弟出去踏青玩得很开心，他们意犹未尽决定做爱，并且采取了防护措施。”
如果你像大多数人一样，你的第一反应会是：这对姐弟的行为是非常错误的。被实验的人们最常见的理由是：可能会剩下基因异常的孩子或者破坏姐弟之间的关系。当再进一步指出，这两人其实有采取安全措施，而且做爱是增进了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但是情景描述的事实并不重要，即使人们的论点被辩倒，他们仍然坚信姐弟之间做爱是不道德的。
他们在实现中发现，人们不断为”做爱为什么错了“找理由。这个理由被驳倒了，会找出那个理由。新的理由被驳倒了，又会再找出另外一个理由。最终当所有理由都用完的时候，理性辩护被迫停止。这时，人们开始说“因为姐弟之间做爱就 是错了”或者“因为这很恶心，这就是为什么”之类的话。研究者把这种状态叫做“道德错愕”（moral dumbfounding）。人们知道有些事情不符合道德——亲姐弟之间做爱是个可怕的念头，但是没人能为自己的判决作出理性的辩护。根据海特的说法，这 个亲姐弟之间做爱的小故事解释了人们进行道德决定时的两个独立过程。情绪脑生成判决，它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精神病人之所以如此危险，就是处于这个原因：他们缺少首先产生判决而指导道德决定的原始情绪。他们犯下暴力行为，因为他们的情绪脑从来没有告诉他们不要犯罪。
利他主义的小秘密
道德约定的核心与同情心有关。18世纪的哲学家亚当·斯密写过一本《道德情操论》，在书中他粗略探讨了道德的心理机制。他相信，我们的情绪本能塑造我们的道德决定，我们擅长本质上非理性的推理。
根据亚当斯密的说法，这些道德情绪的根源是想象。我们用想象自动地映照别人的心思。他写道：“因为我们不能直接体验别人的感受，所以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只能通过想象自己处在那种情境下会有什么感受。” 科学家们在实验中发现很多个体差异，有些人的同情脑（sympathetic brains）非常活跃，而另外一些人对考虑别人的感受则完全不感兴趣。同情脑活动性越强的测试者越有可能表现出助人行为。因为他们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所以强烈希望能让别人好受一些，即使这样会自己付出代价。
这就是利他主义者的小秘密： 感觉很好。大脑就是有这样的特点，行善会让人感到愉快，对别人好也会让自己觉得不错。在最近的一个脑成像实验中，实验者给几十个人每人128美元真钱，并 让他们选择把钱留下或者捐给慈善机构。当这些人选择捐钱，大脑的奖赏中心被激活，他们体验到无私的快乐。事实上，有几个测试者在选择把钱捐出去的时候，其奖赏中心的活跃程度比他们收到现金时还要强烈。在大脑看来，付出比得到更好。
关于自闭症的研究也与同情有关。科学家发现，患有自闭症的人所损坏的脑区是一小簇叫镜像神经元（mirro neurous）的细胞。从名字中可以看出，这些细胞映照别人的互动。如果我们看到别人微笑，我们的镜像神经元就会激活，好像我们在微笑。当我们看到有人哭泣活皱眉的时候，我们的镜像神经元也会有同样的反应，这些细胞在我们的大脑里反映别人的表情。镜像神经元使我们理解他人的心思，不是通过概念推理而是直 接模拟，通过感觉而不是思考。
自闭症患者很难做到这些。他们查看不同表情照片时的大脑活动和正常人大脑不一样，镜像神经元没有活动迹象。因此，自闭症患者很难理解照片上的表情。耶鲁大学的科学家所做的脑成像进一步揭示了病因，人们观看面孔和静 态物体下，大脑对两种不同刺激的反应非常不同。我们看到人类面孔，我们运用的是一个高度专门化的脑区，这个脑区叫做梭状回面孔区（Fusiform Face Area,FFA），专门负责认人。相比，我们看到椅子时，以来的是大脑的颞下回，任何复杂的视觉镜像都可以激活这个区域。然而自闭症的FFA从来没有被 打开过，他们看到人类面孔和看到物体是一样的反应，因此他们无法家督和内化他人情绪。他们经常作出“理性得让人难以理解”的决定。
同类型的心盲也会发生在独裁者游戏的实验身上。一个房间里独裁者面对众人要分钱，他拥有绝对权力，仍会分出1/3的钱。然而待在不同房间时，独裁者的贪婪就不会受到约束，他不会再拱手相让，而是只给人几美分。一单我们被社会隔离，我们就不再模拟别人的感受，我们的道德本能就绝不会开启。结果我们内心深处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主导了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同情心受到自私的挤压。
加州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已经发现，在许多社会情境下，拥有权力的人们表现的就像OFC（感知情绪的前额叶皮层部分）受损的患者一样。这个心理学家说，拥有权力，感觉就像有人打开了你的头盖骨，把负责同情心和正义行为的那部分脑区拿走了，你变得冲动而且冷酷，这两样结合在一起非常糟糕。
如果大脑做决定是一场辩论会
大脑皮层努力做决定的时候，不同脑区的意见是相互冲突的，他们有着不同原因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尽管人们总是无法为自己的情绪情感提供理性证据，情绪情感仍然强烈影响着行为。
把决定中的大脑看做大型辩论会，就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喜欢相信我们的决定反映了各个脑区的明确共识，整个大脑都同意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但其实这种一派祥和的景象没有一点现实基础。可能NAcc（产生快乐的情绪脑区）想要某种高级的烧烤装置，但胰岛知道你买不起或者前额叶皮层（理性脑）觉得不划算；可能杏仁核喜欢希拉里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强硬言论，但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则被奥巴马令人振奋的言论激活。当不同脑区的反应相互对立时，你就会感到不确定的刺痛，你不知道自己出于什么立场，你当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问题是如何协调不同观点。如果大脑内部总是不一致，一个人怎么能做出决定呢？乍一看，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强求一致。理性脑应该介入，结束情绪脑的所有争吵。
尽管这个办法看起来不错，但使用起来要极其谨慎。问题在于急于结束争论经常让人忽略关键信息。一个人如果迫切希望让杏仁核闭嘴、让OFC沉默或者抑制某边缘系统的某个部位，那么他或她最终会做出糟糕的决定，不能忍受不确定性的大脑经常会诱使自己做出错误的决定。但我们经常会有先入为主的情形发生，大脑一但有 了立场，一定会先确定答案再为答案寻找理由。理性在先入为主时会成为一个缺点，因为我们几乎可以通过理性让任何一个信念合理化。前额叶皮层成了信息过滤器，被用来阻挡令人不愉快的观点。我们通常会有意地忽略不想接受的信息，以淡化认知失调体验。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做决定，而决策影响了我们的行为，行为的累积和变化，又改变着我们的生命轨迹。这本书并没有直接教我们如何去做“所谓正确”的最佳决策，而是通过案例探讨了我们在做决策时大脑和身体所进行的过程，以及几个大脑做决策时容易陷入的误区。
对我而言，可以落地到行为的take away主要有几个：
1. Often observe and listen to your own emotion. 或许Follow your heart放在这里是差不多的意思。情绪对决策既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在我们做决定或者面临新的处境时，要去观察“当下情绪传递的信息”。举个例子：我在去见客户前很容易紧张。以前我会去在大脑里期待不要发生不好的事情，并鼓励自己勇敢面对。可事实上，这并非勇气。而我现在的做法是，当我感觉到强烈的紧张的时候，我知道是情绪告诉我“准备的还不够充分”，所以我采取的行动就是再多花努力和时间去准备。这样的结果虽然并不一定立刻消除紧张感，但通过准备，我明显更有信心了。这种相同的情况发生多了，人自然也会形成一种反应模式，反而还帮助我养成认真准备会议的习惯。
2. Shift focus on recognition. 书里讲夸赞孩子不要夸聪明，而是要夸勤奋。所以就我自己而言，若给自己鼓励和肯定，关注点不应该是自己很聪明，而是自己有采取措施和行动去make it better。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我是通过effort而变得更好的，我的大脑获得的刺激点在于努力这个行动，因为想获得更多奖赏和快乐的情绪，影响我的行为而作更多努力。
3. 损失框架——人总是更希望避免损失的，所以应用到传播上，措辞的改变可能会大幅提升效果。
4. 锚定效应——作为消费者，注意信息的陷阱。同时这也可以很好地被应用在营销上。
5. 理性容易先入为主——为了不让自己认知失调，理性在不断地为自己的既有判断寻找理由。
6. 为什么说“失败乃成功的老娘”？——因为扣带回皮层（ACC）需要不断从多巴胺的释放中学习经验，不然它怎么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莫罗阿在《人生五大问题》中苦心劝告，家长不要太努力去传递所谓的经验，因为孩子在成长时期不经历是不会成长的，经验对他们无用，经历才有用。
————笔记————————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机长，飞机突然失去平衡引擎开始着火，两百多人的生命命悬一线，你怎么做决定去拯救自己、这家飞机上他人的生命和飞机盘旋下地面上的千万条生命？
自古希腊以来，就有“人是理性的”假设。这些思想家都假设，当我们做决定时，我们会有意识地分析各种可选方案，仔细权衡利弊。柏拉图和笛卡尔的基本哲学思想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也是几十年来认知科学的发展动力。但事实上，它是错误的。大脑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比如在驾驶舱，机长的反应和行为是他对困境的本能反应。在分秒都关键的时刻，没有办法考虑最佳行动方案是什么，也没有时间去考虑引擎着火后的空气动力学原理，根本来不及通过理性去思考如何让这家飞机安全着陆。
大脑内部有着复杂的神经网络，分成不同的脑区，其中许多脑区与情绪的产生有关。任何时候我们做任何决定，我们的大脑总是激情澎湃，大脑里面充斥着各种无以名状的情绪，即便我们尽量克制自己，尽量理性一些，这些情绪仍然会悄悄地影响我们判断。
没有情绪我们做不出任何决定
1982 年，一名叫埃利奥特的病人做了一次手术，医生帮助他切除在大脑皮层靠近额叶的地方的一块肿瘤，减轻他的痛苦。手术很成功，但有一些东西变 了。手术前，他是一个模范丈夫和父亲，在一个大公司担任管理要职，积极参加地方教会活动。然而手术后，尽管他的智商保持不变，但表示出一个明显的心理缺陷：他不能做决定了。
这一功能异常让他不能正常生活，原来只要花10分钟就能完成的日常任务，他需要耗尽数小时才能完成。他会纠结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比如笔是要用蓝色的还是黑色的？在哪里停车？要去吃午餐，那么灯光的布效果、菜单和座位布局都要是怎样的？自此以后他每况愈下，他被解雇了，医生后来形容他是：埃利奥特成为一个拥有正常智力却无法正常做决定的人，特别是那些涉及人际交往问题的决定。
他到底怎么了？ 自从手术之后，他家人描述他奇怪地丧失了情感体验，对自己的悲惨遭遇无动于衷。为了验证这种判断，他的医生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将一台测量手掌汗腺活动水平 的仪器安装在埃利奥特的手上，然后放出各种图片：血肉模糊的脚、裸体女人、着火的房子、手枪……正常情况下，这些图片会立即激起人们的情绪反应，然而埃利奥特却没有任何情绪反应，不管图片多么挑逗或者血腥。
这到底怎么了？这一事情的发生促使达他的医生马西奥去研究有过类似脑损伤情况的神经病病人，这些病人的智商都非常高，在所有常规的认知能力测验方面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任何不足，但他们都有着相同的严重缺陷：因为他们没有情绪体验，所以日常生活中，他们做决定时困难重重。通过研究这些病人，达马西奥发现了负责产生情绪的特定脑区。尽管许多皮质区都与情绪的产生有关，但有一个脑区是非常重要的：它被称作眶额叶皮质（orbito frontal cortex, OFC）的组织，是一个小电路，位于眼睛正后方，额叶正下方。OFC，也就是埃利奥特丢失的那部分，负责将感观层面的情绪（visceral emotions）整合到决定过程中。它将由“原始”脑——比如边缘系统中的杏仁核（amygdalas)和脑干——产生的情绪情感同意识流联系起来。比如当我们被某个鞋子或食物吸引时，大脑就会告诉他“该选择这个”。大脑已经评估过各种选择——这个分析过程是在意识之外进行的——并将评估结果转化成一种积极情绪。当我们闻到不喜欢的事物或者瞥见前女友，就是OFC让我们避开的。通常情况下，我们的选择都依赖于这种神经连接（neural connection）。
纽约大学的神经学教授约瑟夫·勒杜说，意识脑（conscious brain）控制所有的注意力，但意识只是大脑很小的一部分功能，而且意识是意识之下所有东西的努力。根据勒杜的观点，我们大部分的思考实际上由情绪所驱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每种情感其实是对数据的汇总，是我们对那些不能直接获得的信息的本能的反应。潜意识脑（unconscious supercomputer）在处理各种数据，将数据转化成生动形象的情绪信号发送给OFC，OFC检测到这些信号后就会让人类进行潜意识计算 （subliminal calculations）采取行动。如果丧失这样的情绪情感，就会像埃利奥特一样，被迫没完没了地仔细分析每个选择。
情绪引导着我们的快速决定
1991 年伊拉克占领科威特，多国部队派往科威特一直海军陆战队。格罗斯特号是一直赢过的驱逐舰，负责保护多国部队舰队，值班的少校赖利需要监视护航舰队所有的领空。正当国部队的舰队开始炮击苏阿巴港时，他注意导在科威特海岸有雷达闪光点。根据光点的运动轨迹，赖利马上判断出它的目标是护航舰队。尽管少校赖利一整 晚都在看着类似模样的光电点，但这个光点有样东西立刻引起了他的怀疑，他无法解释是什么，但屏幕上那个闪烁的点另他立刻充满了恐惧，他的脉搏跳动开始加速，手心开始出汗。他继续观察了这个光点40秒，发现它正在慢慢靠近美国战舰。如果他打算击落目标，它必须立刻采取行动。但这有可能是错误的决定。它可能是击落一架美国A-6的战斗机，这些战斗机的飞行速度和屏幕雷达上的光点来看几乎一样，如果失误击落，那有可能赖利杀死了两个无辜的飞行员。他没有时间去观察弄清那么多，最后赖利还是下了命令击落这个光点。
幸运的是，这的确是伊拉克的导弹。后来有认知心理学家研究出来为什么在这生死攸关的40秒时间内，赖利能做出这样的判断。疑问仍然存在，赖利的情绪脑是怎么区分这两个看似很像的亮点呢。雷达在科威特海里扫射三次后，他首次看到反舰导弹，这个时候，他脑子里正在发生什么事？他的恐惧来自哪里？答案就藏在一种分子里，这种分子就是多巴胺，用于脑细胞之间交流信息。赖利盯着雷达屏幕时，最有可能是多巴胺神经元告诉他，他正在看着一枚导弹而不是一架A6战斗机。
多巴胺的重要性是被偶然发现的。1954年，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两位神经学家决定将电极深深植入老鼠的大脑里面，具体植入位置的选择纯属偶然，因为那时大脑的内部结构还是一个谜。但是他们俩恰巧把电极探头插到了伏隔核（Nucleaus Accumbens,NAcc）附近。NAcc是产生快乐情绪的脑区，每当你吃巧克力蛋糕、听自己喜欢的乐曲或者观看你最喜欢的球队赢得世界大赛时，正是 NAcc帮助你感到非常高兴。但是他们发现，兴奋过度也会导致死亡。他们不断刺激老鼠的NAcc，结果发现老鼠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不吃东西也不喝水，停止了所有的求偶行为，只是在笼子的角落里缩成一团，幸福得不能动弹。经过几十年的潜心研究，神经学家们最终发现老鼠死于多巴胺过量。持续刺激NAcc引发大脑释放出大量神经传递素，使老鼠狂喜而死。有人吸毒死亡也是这个原理，毒品对于瘾君子而言，就像植入老鼠体内的电极。快乐让人和老鼠都麻木了。
然而快乐并非多巴胺产生的唯一的情绪。科学家现在知道神经传递素有调节所有情绪情感的功能，从最幸福的爱到最痛苦的恨。多巴胺是大脑内部“通用的神经货币”，是帮助我们区分各种选择的分子。有趣的是，多巴胺的分泌和“期望”有关。如果一切符合预期，多巴胺神经元就会分泌一股“喜悦”。如果不符合，那么多巴胺就会罢工，立即发出信号宣布错误，并停止释放多巴胺。人的体内的细胞的快速响应期望的过程始于大脑中央一个极小的区域，那里是多巴胺神经元密集，被命名为扣带回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ACC与探测预测失误有关。无论什么时候多巴胺神经元预测出错，大脑都会产生一个独特的电信号，这就是错误相关负波 （error-related negativity）。ACC是理性脑和情绪脑的沟通桥梁，恰好位于两个脑系统的交接之处。一方面，ACC与丘脑（thalamus）紧密相连，而丘脑是控制有意识主义（conscious attention）的脑区，这意味着如果ACC受到某种刺激的惊吓，比如被突然想起的枪声吓到，它会立刻关注相关的感觉，迫使我们注意这个意外事件。
监控预测失误并非ACC的唯一功能，ACC还能帮助我们记住多巴胺细胞学到的东西。这样，我们就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迅速调整预期。ACC内化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习得的经验，确保神经元的预测模式绝对不过时。它的这个功能对我们而言来讲十分必要。如果我们不能把过去的经验整合到未来的决定中，我们就会不断犯错。
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做过一个实验，在他们的研究中，猴子可以通过一个可向上向下的操纵 杆获得食物。为了让实验更加有趣，猴子每扳动操作杆25次，研究者就会换一个方向。如果猴子习惯了向上扳动，下一轮他必须改变做法才可以。ACC完好的猴子可以毫不费力的完成任务，一旦发现往上行不通，它会往另外一个方向扳。然而失去ACC的猴子却表现出明显的缺陷，当某个方向扳动操作杆不再得到食物时， 他们会往另外一个方向扳动操作杆，这和正常猴子一样。但他们却不能将正确的做法坚持下去，很快就会回到没有奖赏的那个方向。它们从来没有学会怎样持续不断地获得食物，没有学会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ACC还有最后一个重要特征，ACC上面聚集着丰富的纺锤体神经元（spindle neurons）。其他脑细胞通常又粗又短，而纺锤体神经元又细又长。它的外观长得像天线，这一奇特的形状使得情绪能传遍整个大脑。ACC接受来自多巴胺神经元输入的信号后，纺锤体神经元利用自己的速度优势——它们传递信号的优势比任何其他类型的神经元快——确保大脑皮层的其他部分为立即充满这种情绪。最终结果是，在引导我们行为、告诉我们对所见事情应该持何种感受方面，一类神经传递素的微小变化发挥着巨大作用。
表扬孩子不能说“你很聪明”
多巴胺神经元需要不断接受培训和再培训，不然他们的预测准确率就会下降。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证明，教育成功的要素是从错误中学习。不幸的是，人们教育孩子的方式却恰恰相反，他们经常表扬一个孩子的先天智力，而不是后天努力。德韦克已经证明这种鼓励实际上是适得其反，最终孩子永远不会得到学习。
德韦克的实验是在纽约12所学校做的，参加实验的是400名五年级学生。他请这些孩子做一个非语言类题目，完成测试后，他们会告诉他得到多少分，然后简单表扬他们。一半的孩子受到的表扬是“你在这方面一定很聪明”，这种说法是称赞他的智力；另一半孩子受到的表扬是“你解题时一定很用功”，这种说法是称赞他的努力。然后，研究者告诉孩子们还要再做一个测验，而且可以从两套测验中选作一套，一套比较难，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另外一套很简单，和刚刚做过的非常相似。
实验最后的结果是，表扬形式显著影响了孩子随后的选择。因为在努力方面受到表扬的孩子中90%选择了较难的测验；而在聪明方面受到表扬的孩子则大多数选择了较易的测验。
之后，德韦克让这些孩子再另外做一个测验，这个测验很难，她想了解孩子面对挑战时会有什么反应。先前因为努力而收到表扬的孩子非常专心的解题。德韦克说，他们很积极，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无缘无故地说“我喜欢这个测验”。而先前因为聪明而受到表扬的孩子遇到难题后很快就气馁了，失败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或许我实际上并不聪明”。这个测试过后，研究者让孩子选择是否要拿自己的成绩与别的孩子相比。因为聪明而受到表扬的孩子通常会拿自己的成绩与那些表现差得孩子进行比较，以增强自尊；因为努力而受到表扬的孩子通常会拿自己的成绩与那些表现得比自己好的孩子进行比较，他们想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并从中总结经验，想着如何提高自己。
最后议论测验的难度水平和第一轮相当，然而因为努力而受到表扬的孩子有了显著的进步，分数平均提高30%。因为这些孩子愿意挑战自己，即使这意味着最初会失败，但最终他们的成绩提高了很多。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是，那些被随机分配到聪明组的孩子的分数却平均下降了20%，对这些孩子而言，失败的体验令人如此沮丧，以致他们退步了。
表扬孩子先天智力的问题在于它违背了神经元的实际学习模式，这种表扬方式不利于鼓励孩子进行尝试，因此，孩子也不可能从错误中学习。除非我们体验到”做错了"带来的不快，否则你的大脑是绝不会修正它的预测模式的。取得成功之前，神经元必须不断犯错，这一过程很痛苦，但是没有捷径可走。
赌博游戏为何超级诱人
安· 克林斯蒂夫被诊断患有帕金森氏病。帕金森氏病开始显现症状时，这个脑区80%的多巴胺神经元已经死亡了。她的神经医生给她开了Requip，它是一种模仿大脑多巴胺活动的药物，属于多巴胺系统激动剂系列。通过增强所剩无几的多巴胺的效率，这些药物能够弥补多巴胺神经元大量死亡所造成的损失。但当她开始服用后，安开始沉迷于赌博，一年后输掉了25万美元，最后她的丈夫离开了她，她自己也无法停下自己去赌博玩老虎机。最后安不再服用多巴胺系统激动剂，帕金森氏病的症状又出现了，但赌博的冲动立刻就消失了。医学研究表明，服用多巴胺受体激动剂的病人当中，多达13%的人染上了赌博恶习。
老虎机的程序设定为只返回90%的下注线，所以玩老虎机注定会输的很惨。现在从多巴胺神经元的角度来看看老虎机。多巴胺神经元的作用就是预测未来事件，他们总是想知道什么事件（一个响声、一道闪光）之后会有预期满足。当你一枚接一枚地往老虎机里投硬币时，你的多巴胺神经元就在一边努力地破译老虎机的内部程序。他们想找到游戏的诀窍，弄清运气的逻辑，找到能预测赢钱的事件。
但是陷阱也就在这里。 意料之内的奖赏能激活多巴胺神经元，多巴胺神经元就会提高放电率，意料之外的奖赏更能让他们兴奋。意料之外的奖赏对多巴胺神经元的激活能力通常是意料之内奖赏的3-4倍。神经元之所有会这样突然释放出更多的多巴胺，是为了让大脑对新奇的、具有潜在重要性的刺激分配更多的注意力。有时，意外会引发消极情绪， 比如赖利少校的恐惧。然而，在赌场，突然增多的多巴胺是让人时分愉快的，因为它意味着我们刚刚赢了钱。
数情况下，大脑最终会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然而老虎机的危险就在于它具有固有的不可预测性，因为它是随机生成数字的，所以不可能找出固定模式或算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多巴胺神经元只有投降。它们应该不再关注意外奖赏，因为意外奖赏一直都是出人意料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不断偶然出现的奖赏并没有让多巴胺神经 元感到厌倦，而是让它们着迷了。当你拉动操作杆获得奖赏时，你就会体验多巴胺突然大量释放带来的快乐，因为奖赏是如此出乎意料，也因为你的脑细胞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人类决定的情绪偏好
看看下面的情景：
美国证准备应对一种罕见的疾病，预计该疾病爆发将导致600人死亡。现有两种与疾病抗争的方案可供选择，假定对各方案所产生后果进行精确的科学估算后得到如下结论：
如果采用方案A，将有200人得救。
如果采用方案B，有1/3的机会600人将得救，而有2/3的可能将无人幸免。
你会选择哪种方案？
将这个问题呈现给一组样本量很大的医生时，72%的人选择了方案A。但如果是下面这种情景：
美国证准备应对一种罕见的疾病，预计该疾病爆发将导致600人死亡。现有两种与疾病抗争的方案可供选择，假定对各方案所产生后果进行精确的科学估算后得到如下结论：
如果采用方案C，400人将死去。
如果采用方案D，有1/3的机会无人死去，而有2/3的可能600人将死去。
你会选择哪种方案？
当用“死去”这个字眼替代“得救”描述同一场景时，医生们的偏好出现了反转，只有22%的人选择了方案C，而78%的人选择了方案D——有风险的策略。
这种偏好反转非常滑稽，改变呈现问题的框架，医生的反应却呈现了极大的变化。当用“死亡”陈述可能结果时——这就是“损失框架”，医生们突然变得愿意冒险 了。这种心理缺陷的学术名为”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在1970年代有两位希伯来大学的心理学家发现。他们说：“人类决定中，损失重于收益。损失带来的痛苦感大于等量收益造成的快乐感。 "我们希望避免任何可能造成损失的事情，这种愿望塑造着我们的行为，让我们做出愚蠢的事情。这放在股票和债券的投资上来讲就说的通了。长远来看，股票投资 组合产生的利润总是高于债券投资组合。但投资者购买债券，是因为他们厌恶赔钱，而债券比较安全。对损失的恐惧让人们更愿意接受一个相对较低的投资回报率。
再来做一个实验，想想你在玩一个赌博游戏，给你50美元真钱，然后让你从两种做法中任选一个。做法A是一种全有或全无的赌博，输赢的概率如下：40%的可能把50美元都留下，60%的可能一分钱也没有。做法B比较保险，如果你选择了B，则留下20美元。
你会选哪一个？如果你像大多数人一样的话，你会选择保险的那一个，留下什么至少比什么都不留下要好。
现在让我们再玩一次。那个有风险的赌博保持不变，你还有40%的可能把50美元都留下。但那个保险做法的表述变了，变成失去30美元，而不是获得20美元。
你会选择什么？如果选择B的话，其实只是表述变了，最后结果你都可以待着20美元离开。把表述改成选择获得20美元时，只有42%的人选择了有风险的赌博。而把表述选择表达成失去30美元时，有62%的人选择了有风险的赌博。这个小缺陷被称作为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是我们刚谈到的损失规避的副产品。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更愿意买贴上85%瘦肉标签的肉而不是15%肥肉标签的肉，也能解释为什么选择存活概率为80%的手术的病人是选择死亡概率为20%的手术的病人的2倍多。
但当研究者去研究那些没有因为问题所呈现框架不同而出现偏好反转的测试者时，发现他们和那些出现偏好反转的人一样，都有表现出情绪偏见，没有一个人完全不受情绪偏见影响。那到底是什么造成了两者的行为差异呢？如果每个人的杏仁核都被激活，为什么只有部分人表现出框架效应呢？令科学家们吃惊的是，前额叶皮层的活跃程度能更好地预测测试者的决定。前额叶皮层活跃的测试者越能抵御框架效应，他们可以忽略自己的非理性情绪，认识到两种描述实际上是一回事。他们没有仅仅依靠杏仁核，而是做了数学运算。按照研究者的说法，”并不是人越理性，情绪体验就越少，而是理性的人能更好地调节情绪“。
所以我们如何调节情绪？答案很简单，通过考虑他们是否恰当。前额叶皮层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审视自己的意识，心理学家把这种能力称作”元认知 “(metarecognition)。当我们生气时，我们知道自己在生气。人类能够意识导自己的每种情感状态，这样我们就能设法弄清为什么我们会体验当时的情绪情感。如果某种情绪情感没有意义，比如杏仁核仅仅对损失框架作出反应，那么我们就会忽略它。前额叶皮层能够选择有意识地忽略情绪脑。
理性怎样推动我们做决定？
1949年瓦格·道奇消防员受命和他的团队去扑灭一个在曼恩峡谷附近草原上并不大的火，照理说应该很顺利，但是突然上升一股热气流，让整个山谷的大货直直冲向消防队员。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火变成火海，而13名消防队员丧生，最终只有他和另外一名从这场大火中活了下来。
他是怎么活下来的？所有消防员看到大火的第一反应是赶紧跑，试图跑到谷肩。然而热空气是上升的，大火在谷坡上的蔓延速度比在草坪上的快。他和他的队友跑了几分钟后意识到其实火就在自己身后了，他突然停下来了，大火离他越来越近他却不动。他朝其他人喊让他们停下来，但没有人听见。他灵机一动，想出一个逃生方 法。他迅速划了一根火柴，在面前的草地上放了一把火。他看着这火爬上坡谷，蔓延到远方。这把火烧出一篇空地，他走入空地，躺了下来。他拿出手帕，弄湿后紧紧地闭上眼睛等着大火绕过他。
瓦格·道奇的思考过程发生在额叶的最外层——也就是前额叶皮层。尽管它的某些部分如OFC（眶额叶皮质）实际上与感知情绪状态有关，但这个脑区的2/3的部分，特别是背外侧前额叶皮层通常被看做大脑的理性中心。
1970年代初期，沃尔特·米歇尔做了一个实验实验，他邀请了一群4岁小孩并且问他们喜欢是否吃棉花糖。孩子们都回答喜欢，接下来他让孩子们从两种做法中选择一 个，马上得到一颗棉花糖；或者等他外面办事回来，就可以得到两颗。几乎每个孩子都决定等待，他们想要更多的糖果。然后米歇尔离开了房间，但这些孩子们在糖 果的优化下大部分没有坚持几分钟，就把棉花糖给吃了。除了少数几个孩子等了15分钟意外，多数孩子坚持不到一分钟。
棉花糖是对自制力的考研。情绪脑总是受到将奖赏刺激（rewarding stimuli）的诱惑，棉花糖就是奖赏性刺激。如果孩子们想实现自己的目标——获得第二块棉花糖，他们必须暂时忽略自己的情绪，延迟几分钟获得满足。等待第二课棉花糖的能力揭示了理性闹的一个关键能力。耐心的孩子更加善于运用理智控制自己的冲动。这种情况下，前额皮叶层被迫行使其皮质管理权力，抑制妨碍目标达成的冲动。
那下一个问题是，前额皮叶是怎样行使控制权的？是什么使这个脑区控制其他脑区的？
瓦格·道奇无法解释自己是如何发明火灾逃生办法的。然而美国西北大学的认知心理学家马克·荣-毕曼发现，顿悟之前，大脑有个认真准备的过程，因为每次想到答案之前，总是有一系列相同脑区被激活。问题解决过程中第一个被激活的脑区与执行控制有关，比如前额叶皮层和前扣带皮层。大脑在摈弃杂念，这样人物相关细胞就能集中精力了。顿悟需要心无杂念。一但顿悟，人们立刻知道自己获得了正确的解答方法。这一识别动作是前额叶皮层完成的，正确答案一出现，前额叶皮层就会一亮，即使人们自己还没有相处答案。
除了问题解决能力，前额皮叶层还有一个功能，可以产生一种被称作“工作”记忆的特殊记忆。它通过将信息存储在短时记忆中，并对存储在短时记忆中的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大脑能够运用各个脑区的信息进行工作。它能够决定什么信息与它试图解决的问题有关。一但顿悟产生，前额叶皮层就能认出，你立刻就能认识到这就是你一直寻找的答案。
工作记忆和前额叶皮层的问题解决能力是人类智慧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无数研究已经发现工作以及测试得分和一般智力测验得分强烈相关。前额叶皮层能存储越多的信息，并且能将信息储存越长时间，意味着脑细胞越擅长形成有用的联想。同时，理性脑必须严格过滤掉所有不相干的想法，因为不相干的想法可能导致无用的联想。除非你专注地思考你所选择的东西，否则你无法有效地、彻底地思考问题。那些不断涌出的想法会让你崩溃，这样你就永远搞不清那些是真正的顿悟。
信息过多的隐形成本
想一想汽车经销商店里的价格标签，实际上是一个虚价，没有人按照这个价格付款，但是这个虚价却可以充当一个锚，这样汽车销售出去的价格会让买家觉得很划算。当一个人享受到折扣时，前额也皮层就会相信这个商品确实是物美价廉。这被称之为生活上的”锚定效应“。
“锚定效应”是丹尼尔·卡尼曼首次在一个名为“联合国游戏”的实验中发现的。他让人们估计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所占细微的比例。在猜测之前，他在测试者面前转动一个 轮盘赌，产生一个随机数字。正如你可能猜到的那样，安歇看到论坛赌产生较大数字的人同那些看到轮盘赌较小的数字的人比，所估计的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比例要大一些。
从本质上讲，锚定效应反映了大脑在排除无关信息方面超级无能。理性脑不擅长排除信息，即使知道这些信息是无用的。你知道自己不应该考虑这些毫无意义的数字，但是你就是不由自主。在一个信息和数据爆炸的时代里，得谨慎小心我们所获得的信息，不让我们的前额叶皮层崩溃。
精神病人的大脑里只剩下理性的律师
一个精神病人可以面不改色地杀害一名男童，他每做一次其实都在做决定，在欣然地违反最古老的道德法则：你不应该杀人。但精神病人毫无这种愧疚。他们揭示了一类重要的绝对，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道德这个概念非常模糊，然而说到底，道德只不过是一些列选择——有关我们如何对待他人的选择。当我们的行为符合道德时候，我 们的决定考虑了自己之外的人，我们在考虑别人的感受，在同理他人的情绪状态，这是精神病人做不到的。那这一严重缺陷的原因是什么？研究发现，精神病人的智商和推理能力都高于平均水平，他们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但智力上完好无损却隐藏着一种具有毁灭性的心理障碍：他们的情绪脑坏了。
看看那个面不改色连环杀男孩的精神病人，他的医生说他似乎无法体验遗憾、悲伤活喜悦，他从来没有发过脾气或感到特别愤怒。他没有任何感受，但把什么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这种情感无能（emotional emptiness）是精神病人的典型表现。
再来看一个实验。试验对象被告知，“一对姐弟出去踏青玩得很开心，他们意犹未尽决定做爱，并且采取了防护措施。”
如果你像大多数人一样，你的第一反应会是：这对姐弟的行为是非常错误的。被实验的人们最常见的理由是：可能会剩下基因异常的孩子或者破坏姐弟之间的关系。当再进一步指出，这两人其实有采取安全措施，而且做爱是增进了他们俩之间的关系。但是情景描述的事实并不重要，即使人们的论点被辩倒，他们仍然坚信姐弟之间做爱是不道德的。
他们在实现中发现，人们不断为”做爱为什么错了“找理由。这个理由被驳倒了，会找出那个理由。新的理由被驳倒了，又会再找出另外一个理由。最终当所有理由都用完的时候，理性辩护被迫停止。这时，人们开始说“因为姐弟之间做爱就 是错了”或者“因为这很恶心，这就是为什么”之类的话。研究者把这种状态叫做“道德错愕”（moral dumbfounding）。人们知道有些事情不符合道德——亲姐弟之间做爱是个可怕的念头，但是没人能为自己的判决作出理性的辩护。根据海特的说法，这 个亲姐弟之间做爱的小故事解释了人们进行道德决定时的两个独立过程。情绪脑生成判决，它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精神病人之所以如此危险，就是处于这个原因：他们缺少首先产生判决而指导道德决定的原始情绪。他们犯下暴力行为，因为他们的情绪脑从来没有告诉他们不要犯罪。
利他主义的小秘密
道德约定的核心与同情心有关。18世纪的哲学家亚当·斯密写过一本《道德情操论》，在书中他粗略探讨了道德的心理机制。他相信，我们的情绪本能塑造我们的道德决定，我们擅长本质上非理性的推理。
根据亚当斯密的说法，这些道德情绪的根源是想象。我们用想象自动地映照别人的心思。他写道：“因为我们不能直接体验别人的感受，所以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只能通过想象自己处在那种情境下会有什么感受。” 科学家们在实验中发现很多个体差异，有些人的同情脑（sympathetic brains）非常活跃，而另外一些人对考虑别人的感受则完全不感兴趣。同情脑活动性越强的测试者越有可能表现出助人行为。因为他们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所以强烈希望能让别人好受一些，即使这样会自己付出代价。
这就是利他主义者的小秘密： 感觉很好。大脑就是有这样的特点，行善会让人感到愉快，对别人好也会让自己觉得不错。在最近的一个脑成像实验中，实验者给几十个人每人128美元真钱，并 让他们选择把钱留下或者捐给慈善机构。当这些人选择捐钱，大脑的奖赏中心被激活，他们体验到无私的快乐。事实上，有几个测试者在选择把钱捐出去的时候，其奖赏中心的活跃程度比他们收到现金时还要强烈。在大脑看来，付出比得到更好。
关于自闭症的研究也与同情有关。科学家发现，患有自闭症的人所损坏的脑区是一小簇叫镜像神经元（mirro neurous）的细胞。从名字中可以看出，这些细胞映照别人的互动。如果我们看到别人微笑，我们的镜像神经元就会激活，好像我们在微笑。当我们看到有人哭泣活皱眉的时候，我们的镜像神经元也会有同样的反应，这些细胞在我们的大脑里反映别人的表情。镜像神经元使我们理解他人的心思，不是通过概念推理而是直 接模拟，通过感觉而不是思考。
自闭症患者很难做到这些。他们查看不同表情照片时的大脑活动和正常人大脑不一样，镜像神经元没有活动迹象。因此，自闭症患者很难理解照片上的表情。耶鲁大学的科学家所做的脑成像进一步揭示了病因，人们观看面孔和静 态物体下，大脑对两种不同刺激的反应非常不同。我们看到人类面孔，我们运用的是一个高度专门化的脑区，这个脑区叫做梭状回面孔区（Fusiform Face Area,FFA），专门负责认人。相比，我们看到椅子时，以来的是大脑的颞下回，任何复杂的视觉镜像都可以激活这个区域。然而自闭症的FFA从来没有被 打开过，他们看到人类面孔和看到物体是一样的反应，因此他们无法家督和内化他人情绪。他们经常作出“理性得让人难以理解”的决定。
同类型的心盲也会发生在独裁者游戏的实验身上。一个房间里独裁者面对众人要分钱，他拥有绝对权力，仍会分出1/3的钱。然而待在不同房间时，独裁者的贪婪就不会受到约束，他不会再拱手相让，而是只给人几美分。一单我们被社会隔离，我们就不再模拟别人的感受，我们的道德本能就绝不会开启。结果我们内心深处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主导了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同情心受到自私的挤压。
加州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已经发现，在许多社会情境下，拥有权力的人们表现的就像OFC（感知情绪的前额叶皮层部分）受损的患者一样。这个心理学家说，拥有权力，感觉就像有人打开了你的头盖骨，把负责同情心和正义行为的那部分脑区拿走了，你变得冲动而且冷酷，这两样结合在一起非常糟糕。
如果大脑做决定是一场辩论会
大脑皮层努力做决定的时候，不同脑区的意见是相互冲突的，他们有着不同原因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尽管人们总是无法为自己的情绪情感提供理性证据，情绪情感仍然强烈影响着行为。
把决定中的大脑看做大型辩论会，就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喜欢相信我们的决定反映了各个脑区的明确共识，整个大脑都同意我们应该怎么去做。但其实这种一派祥和的景象没有一点现实基础。可能NAcc（产生快乐的情绪脑区）想要某种高级的烧烤装置，但胰岛知道你买不起或者前额叶皮层（理性脑）觉得不划算；可能杏仁核喜欢希拉里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强硬言论，但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则被奥巴马令人振奋的言论激活。当不同脑区的反应相互对立时，你就会感到不确定的刺痛，你不知道自己出于什么立场，你当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问题是如何协调不同观点。如果大脑内部总是不一致，一个人怎么能做出决定呢？乍一看，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强求一致。理性脑应该介入，结束情绪脑的所有争吵。
尽管这个办法看起来不错，但使用起来要极其谨慎。问题在于急于结束争论经常让人忽略关键信息。一个人如果迫切希望让杏仁核闭嘴、让OFC沉默或者抑制某边缘系统的某个部位，那么他或她最终会做出糟糕的决定，不能忍受不确定性的大脑经常会诱使自己做出错误的决定。但我们经常会有先入为主的情形发生，大脑一但有 了立场，一定会先确定答案再为答案寻找理由。理性在先入为主时会成为一个缺点，因为我们几乎可以通过理性让任何一个信念合理化。前额叶皮层成了信息过滤器，被用来阻挡令人不愉快的观点。我们通常会有意地忽略不想接受的信息，以淡化认知失调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