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老师的中哲一生黑之路
（一）
有人用一生来黑中医，有人用一生来黑转基因，有人用一生来黑杨幂，邓晓芒老师则用一生来黑中哲，这些都是真爱。
不过这也难怪，在我初中的时候逛论坛，比如上百度贴吧的老子吧道家吧，经常看到有人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没什么了不起，咱们中国老祖宗早就知道辩证法的精髓了。还有写哲学108将的哲学段子手，专门编排说黑格尔躲在家里偷偷看易经不敢让别人知道，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邓晓芒老师对此表示呵呵后。
于是在这本书里火力全开：中哲那玩意儿叫也辩证法？
世界上一切民族最初都产生过朴素的辩证法，这本身没什么稀奇。老子的道，就是因其无形无限，而能有，无为而能无不为。这跟古希腊的米利都学派是一致的。泰勒斯推崇水，阿纳克西曼德推崇阿派朗（就是“无限”的意思），阿那克西美尼推崇气，都是因为水、阿派朗、气都是无形无限，所以能够化生万物、变动不居。
但问题是，古希腊很快从这种朴素辩证法中，发展出了两个概念，一个是逻各斯，一个是努斯。这就是邓晓芒老师认为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两个根源，他称之为语言学的起源和生存论的起源。
（二）
逻各斯从古希腊词源来看，意思就是“说、展示”的意思。最早提出逻各斯的哲学家是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他说万物就是一团生生不息、运动不止的活火，它在不停地燃烧变化着。但它的变化不是任意的，而是遵循逻各斯的精神。
也就是说，万物虽然从无限变得有形（从无生有），但这个变化的过程却是有迹可循的，找到了变化的规律，万物就不再是“道可道，非常道”、“道不可言，言而非也”了。
所以逻各斯的精神，就是要用语言（思维）去把握（定义）无限无形的道（古希腊叫做始基），使其能够被理解和掌握。用不变的逻各斯，去掌握变动不居的道。
所以赫拉克利特之后的巴门尼德说：“能够被表述、被思想的必定是存在”、“我不允许你说，也不允许你思想存在来自非存在，因为非存在是既不能被表述，也不能被思想的”、“你既不能认识非存在，也不能将它说出来”。
如果用黑格尔的话来表述，古希腊哲学这时候就经历了一个正、反的过程。米利都学派推崇“无”（水、阿派朗、气），毕达哥拉斯学派、赫拉克利特、埃利亚学派则推崇“有”（可以被说、可以被表述、可以被思想），接下来就等着“合”了（亚里士多德把前者称为质料因，把后者称为形式因）。
但中哲没有逻各斯这个中间环节。
道隐无名、圣人行不言之教。因为语言是人化自然，是人去定义自然，而不是顺从自然。这与老子的主张是相违背的。道是离开言之外的东西。
儒家也一样。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天何言哉。弟子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绝对不去定义仁（就像老子不去定义道），而是举例，让你从人与人之间具体而个别的关系，来体会无处不在的仁（老子则是比喻，让你想象一下水，就大概猜到什么是道了）。
在整个中哲系统里，语言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语言不被视为主客观相联系的媒介，而被视为天人合一的障碍。
所以我也曾跟别人抱怨过，中哲比西哲难学。西哲的概念是清楚的，一个概念确定下来后，大家可以在一个既有的框架内去讨论、发展一个论题。本体论、认识论，一点点解决掉。所以西哲脉络特别清晰。
中哲不同，中哲的语言始终停留在“不定形”的阶段，它没有任何一个概念是确定的。对于每一个概念，每个时代的每个新学者，都可以进行自己的阐释和发挥。因此你很难找到一个脉络出来。
（三）
努斯的古希腊词源是心灵。提出努斯的古希腊哲学家是阿那克萨戈拉，之所以提出这么个概念，是为了解决亚里士多德所谓“动力因”的问题。
前面的哲学家讨论世界是从无限到有形，但到底是谁推动了无，使其变化出有呢？是内力还是外力？
老子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他会觉得这个问题很无聊。道生万物，这是自然而然的，用不着去找什么第一推动者。
但古希腊哲学家把这看做是一个大问题。以巴门尼德为代表的埃利亚学派认为运动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推崇“有”，反对“无”。运动是“变”，变就是似有似无、既存在又不存在。所以芝诺用悖论来证明运动是荒唐的。
但这明显与我们的现实经验相违背。我们能感知到世界是在运动变化的，你怎么能说运动是不存在的呢？
有一部分古希腊哲学家从机械论上去解决运动的问题，比如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他们认为世界是由原子组成，世界的运动就是这些原子无规律地撞来撞去。
但亚里士多德还是要问，那最初推动这些原子撞第一下的，是什么呢？
所以机械论解决不了运动的问题，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就从精神的角度去解决。他说，导致的是两种精神性的力量，就是爱与恨。爱让水、火、土、气（所谓四根）组合起来，恨让它们分开。于是世界就在生生灭灭中无限循环。
阿那克萨戈拉正是在恩培多克勒的基础上，提出了努斯。因为爱与恨毕竟是一种情感。就像毛主席说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爱与恨的背后依然可以进一步去追问一个原因：为什么爱？为什么恨？
而努斯，则是一种意志、一种心灵。它引起了运动，而且它回答了：为什么要运动？
努斯这个概念一旦提出，古希腊哲学就必然从朴素的唯物主义，走向目的论。运动不再是循环，而是一种发展：向着“善”运动。
亚里士多德把事物的状态分成潜在和现实。所有事物都是从潜在向现实不断运动发展着，比如一颗种子是树木的潜在，而树木则是种子的现实。现实对于潜在而言，就是目的。比如树木就是种子的目的。
这样，目的既外在于事物，作为事物发展的目标；目的又内在于事物自身之中，每个存在的事物都只是潜在的，它必须向着自己的现实不断发展、不断迈进，才能接近最后的善（上帝）。
古希腊哲学就靠着努斯这个概念，赋予了每个事物以内在的能动性。努斯既是超出于世界之上的神，又内在于每一个事物里面，因此，每个事物才能运动发展。
而对于人类而言，努斯就是我们的灵魂。努斯赋予了我们向上发展的生存本能，用柏拉图的话说，就是我们要努力摆脱经验世界的遮蔽，去追寻理念世界的至善；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则是要从潜在进入现实。
（四）
但中哲却没有这种生存论上的蓬勃向上，反而处处体现出对个体生命的化解和放弃。
在道家，道不仅无形无相，而且无为。没有努斯这样强烈的意志和向上冲动，而是自然的静观和无知无欲。
在儒家，个体的人必须被放入“关系”中，才能被理解。没有自我封闭的个体人格概念，儒家的“人”是一个关系概念，所以“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在邓晓芒看来其实没什么区别。因为孟子的性善是群体性的善，在于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没有这些群体性的善，人就不是人，“非人也”。荀子的恶，是个体性的恶。所以孟子荀子，都是赞扬群体性、贬斥个体性。
古希腊讲人神关系，董仲舒也讲人神关系。古希腊的人要接近神，是从有限到无限、从潜在到现实，需要不断向上、竭力发展。而董仲舒则强调“天人感应”、“同类相动”，人只需要顺应自然则够了，而无需努力地向上发展。
邓晓芒最后得出结论说：这样一种生存动力，从形式到内容都不是进取性的，而是保守性的；不会冲动型的，而是岿然不动型的。它的力量不在于动，而在于保持不动。
这个结论倒是跟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对中国乡土熟人社会结构和长老政治的观察结论相一致：中国的社会结构导致我们更强调经验和熟悉，而不是创新和冒险。
（五）
所以邓晓芒老师得出结论：中国古代的辩证法，充其量就是米利都学派的那种最最朴素的辩证法。它既忽视语言的中介作用，使得这种辩证法不能摆脱直观而上升到概念；同时，它又缺乏主观能动性的个体性原则，不能激发个人自身内在的生存论冲动。
有人用一生来黑中医，有人用一生来黑转基因，有人用一生来黑杨幂，邓晓芒老师则用一生来黑中哲，这些都是真爱。
不过这也难怪，在我初中的时候逛论坛，比如上百度贴吧的老子吧道家吧，经常看到有人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没什么了不起，咱们中国老祖宗早就知道辩证法的精髓了。还有写哲学108将的哲学段子手，专门编排说黑格尔躲在家里偷偷看易经不敢让别人知道，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邓晓芒老师对此表示呵呵后。
于是在这本书里火力全开：中哲那玩意儿叫也辩证法？
世界上一切民族最初都产生过朴素的辩证法，这本身没什么稀奇。老子的道，就是因其无形无限，而能有，无为而能无不为。这跟古希腊的米利都学派是一致的。泰勒斯推崇水，阿纳克西曼德推崇阿派朗（就是“无限”的意思），阿那克西美尼推崇气，都是因为水、阿派朗、气都是无形无限，所以能够化生万物、变动不居。
但问题是，古希腊很快从这种朴素辩证法中，发展出了两个概念，一个是逻各斯，一个是努斯。这就是邓晓芒老师认为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两个根源，他称之为语言学的起源和生存论的起源。
（二）
逻各斯从古希腊词源来看，意思就是“说、展示”的意思。最早提出逻各斯的哲学家是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他说万物就是一团生生不息、运动不止的活火，它在不停地燃烧变化着。但它的变化不是任意的，而是遵循逻各斯的精神。
也就是说，万物虽然从无限变得有形（从无生有），但这个变化的过程却是有迹可循的，找到了变化的规律，万物就不再是“道可道，非常道”、“道不可言，言而非也”了。
所以逻各斯的精神，就是要用语言（思维）去把握（定义）无限无形的道（古希腊叫做始基），使其能够被理解和掌握。用不变的逻各斯，去掌握变动不居的道。
所以赫拉克利特之后的巴门尼德说：“能够被表述、被思想的必定是存在”、“我不允许你说，也不允许你思想存在来自非存在，因为非存在是既不能被表述，也不能被思想的”、“你既不能认识非存在，也不能将它说出来”。
如果用黑格尔的话来表述，古希腊哲学这时候就经历了一个正、反的过程。米利都学派推崇“无”（水、阿派朗、气），毕达哥拉斯学派、赫拉克利特、埃利亚学派则推崇“有”（可以被说、可以被表述、可以被思想），接下来就等着“合”了（亚里士多德把前者称为质料因，把后者称为形式因）。
但中哲没有逻各斯这个中间环节。
道隐无名、圣人行不言之教。因为语言是人化自然，是人去定义自然，而不是顺从自然。这与老子的主张是相违背的。道是离开言之外的东西。
儒家也一样。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天何言哉。弟子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绝对不去定义仁（就像老子不去定义道），而是举例，让你从人与人之间具体而个别的关系，来体会无处不在的仁（老子则是比喻，让你想象一下水，就大概猜到什么是道了）。
在整个中哲系统里，语言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语言不被视为主客观相联系的媒介，而被视为天人合一的障碍。
所以我也曾跟别人抱怨过，中哲比西哲难学。西哲的概念是清楚的，一个概念确定下来后，大家可以在一个既有的框架内去讨论、发展一个论题。本体论、认识论，一点点解决掉。所以西哲脉络特别清晰。
中哲不同，中哲的语言始终停留在“不定形”的阶段，它没有任何一个概念是确定的。对于每一个概念，每个时代的每个新学者，都可以进行自己的阐释和发挥。因此你很难找到一个脉络出来。
（三）
努斯的古希腊词源是心灵。提出努斯的古希腊哲学家是阿那克萨戈拉，之所以提出这么个概念，是为了解决亚里士多德所谓“动力因”的问题。
前面的哲学家讨论世界是从无限到有形，但到底是谁推动了无，使其变化出有呢？是内力还是外力？
老子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他会觉得这个问题很无聊。道生万物，这是自然而然的，用不着去找什么第一推动者。
但古希腊哲学家把这看做是一个大问题。以巴门尼德为代表的埃利亚学派认为运动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推崇“有”，反对“无”。运动是“变”，变就是似有似无、既存在又不存在。所以芝诺用悖论来证明运动是荒唐的。
但这明显与我们的现实经验相违背。我们能感知到世界是在运动变化的，你怎么能说运动是不存在的呢？
有一部分古希腊哲学家从机械论上去解决运动的问题，比如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他们认为世界是由原子组成，世界的运动就是这些原子无规律地撞来撞去。
但亚里士多德还是要问，那最初推动这些原子撞第一下的，是什么呢？
所以机械论解决不了运动的问题，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就从精神的角度去解决。他说，导致的是两种精神性的力量，就是爱与恨。爱让水、火、土、气（所谓四根）组合起来，恨让它们分开。于是世界就在生生灭灭中无限循环。
阿那克萨戈拉正是在恩培多克勒的基础上，提出了努斯。因为爱与恨毕竟是一种情感。就像毛主席说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爱与恨的背后依然可以进一步去追问一个原因：为什么爱？为什么恨？
而努斯，则是一种意志、一种心灵。它引起了运动，而且它回答了：为什么要运动？
努斯这个概念一旦提出，古希腊哲学就必然从朴素的唯物主义，走向目的论。运动不再是循环，而是一种发展：向着“善”运动。
亚里士多德把事物的状态分成潜在和现实。所有事物都是从潜在向现实不断运动发展着，比如一颗种子是树木的潜在，而树木则是种子的现实。现实对于潜在而言，就是目的。比如树木就是种子的目的。
这样，目的既外在于事物，作为事物发展的目标；目的又内在于事物自身之中，每个存在的事物都只是潜在的，它必须向着自己的现实不断发展、不断迈进，才能接近最后的善（上帝）。
古希腊哲学就靠着努斯这个概念，赋予了每个事物以内在的能动性。努斯既是超出于世界之上的神，又内在于每一个事物里面，因此，每个事物才能运动发展。
而对于人类而言，努斯就是我们的灵魂。努斯赋予了我们向上发展的生存本能，用柏拉图的话说，就是我们要努力摆脱经验世界的遮蔽，去追寻理念世界的至善；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则是要从潜在进入现实。
（四）
但中哲却没有这种生存论上的蓬勃向上，反而处处体现出对个体生命的化解和放弃。
在道家，道不仅无形无相，而且无为。没有努斯这样强烈的意志和向上冲动，而是自然的静观和无知无欲。
在儒家，个体的人必须被放入“关系”中，才能被理解。没有自我封闭的个体人格概念，儒家的“人”是一个关系概念，所以“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在邓晓芒看来其实没什么区别。因为孟子的性善是群体性的善，在于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没有这些群体性的善，人就不是人，“非人也”。荀子的恶，是个体性的恶。所以孟子荀子，都是赞扬群体性、贬斥个体性。
古希腊讲人神关系，董仲舒也讲人神关系。古希腊的人要接近神，是从有限到无限、从潜在到现实，需要不断向上、竭力发展。而董仲舒则强调“天人感应”、“同类相动”，人只需要顺应自然则够了，而无需努力地向上发展。
邓晓芒最后得出结论说：这样一种生存动力，从形式到内容都不是进取性的，而是保守性的；不会冲动型的，而是岿然不动型的。它的力量不在于动，而在于保持不动。
这个结论倒是跟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对中国乡土熟人社会结构和长老政治的观察结论相一致：中国的社会结构导致我们更强调经验和熟悉，而不是创新和冒险。
（五）
所以邓晓芒老师得出结论：中国古代的辩证法，充其量就是米利都学派的那种最最朴素的辩证法。它既忽视语言的中介作用，使得这种辩证法不能摆脱直观而上升到概念；同时，它又缺乏主观能动性的个体性原则，不能激发个人自身内在的生存论冲动。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