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本《从神话到历史》读后小札
用了五天的地铁时间，断断续续读完了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一册《从神话到历史》。书写的大气，比较宏观，却都在主线上。跳入跳出之际，也不显枝蔓，时不时还能把自己在中国和俄罗斯发掘的感受带进去，比方中国大米吃着香，内蒙羊肉吃得欢，辽宁考古所不擅长测量，中国人为了接待他们好面子住宾馆之类的。
译者吴菲看介绍是个学文学的，能把这样一部充满了专业词汇的书译到现在这个地步，着实不易。看得出，广西社下了功夫。但是也不必讳言，书的校对还是有点糙，特地鸡蛋里头挑挑骨头，且作芹献。因为是在地铁上看的，没做笔记，看后忘前的，所以只记几个记得清的点出来。另外，我没看过日文的原著，有些很可能是胡猜，说错的还请原谅。
一、书里的部分名词翻译明显是没有细校。比如
P46，说《文博》的办刊省份是“山西”，误，当为陕西。
P106以及其后的多处，倒数第五行，“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把这个阶段称之为金石并用期”。案，严先生在80年代到90年代的一系列文章中，都称龙山时期为“铜石并用时期”，比如严先生的著名论文《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期》。这里，应当是翻译没有看原著，只看日语书的结果。
P277，倒数最后一段，倒数第三行，说陶寺朱书扁壶文字，说“胴体部分的一面是平坦的”。这明显是翻译的失误。“胴体”在中文中是指人的躯干，或者特指牲畜被屠宰后除去头尾内脏和四肢的剩余部分，但在日语中，指的是躯体和腹部。这里应该是说陶寺文化扁壶的器身或者器腹，所以应该是翻译的问题。
P296，倒数第8行，衍一个英文的“V”字，原因不详。
P401，介绍姜寨遗址，说是“山西省临潼县”，当为“陕西省”。
二、可能是作者的笔误或者作者没有详查史料：
P37，第二段说“傅斯年得知甲骨出自河南省安阳小屯，立即任用刚刚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的李济，组成了安阳考察队”。P40继续说“1928年……李济召集董作宾等年轻有为的学者组成考察队”。这段记载比较混乱。殷墟最初的发掘，是傅斯年指派董作宾组队去的安阳。选择董作宾主持殷墟发掘，“是因系河南人而有天才又易于接受新思想而被派到安阳的董作宾，对于现代考古学都没有任何实际经验”，但董作宾的发掘并不能令傅斯年满意，至1929年才换上了李济作负责人，董襄助其事。宫本先生的描述，没有说清此事。
P49第二段，中间说，“2004年，周原被认为很可能就是周王陵，这可算是该项研究的一个进展……周原王陵位于陕西省岐山县周公庙附近。今后的发掘考察值得期待”。这段议论没有加注，不知道所指的研究者是谁。但是在当年周公庙发现之初，似乎有人提过此事，但没有人认真写文章论证此事。宫本此论放在这样一本全书都很严谨的通俗书中，可能有点冒险甚至不太严谨了。
P53第一段中间，“河南省垣曲周边”，这个说法应该不是翻译错误所致，可能是宫本先生的笔误。
除了这些讨论，不少问题也能看出宫本先生的纠结和矛盾。纠结和矛盾的原因在于这本书从旧石器写到晚商，中间的每个环节都会有专门的学术问题，要一个个都明白，那样的通才，即便是夏先生复生，苏公尚在，也不可能。一个学者，只要出圈儿，出错的几率就大了。对于自己没有亲身研究的问题，如何取舍别人的观点，就会有纠结或者矛盾。
宫本此书，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这样的情况，比如如何看待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的问题就是很好的例子。书里P324-P326，宫本列举了对两座城的三种意见“偃师西亳”、“偃师桐宫、郑州西亳”（案，这个描述首先就有问题，郑州为亳，但中国学者没说他就是“西亳”，说郑州西亳或许不排除是翻译被这一段公案给弄晕了的可能）、“盘庚所迁之殷”。宫本显然是从杜金鹏先生说的西亳支持者，所以从分期到性质，都从“西亳”说。但他也纠结于郑州之大和时代的早，所以，他这样调和，“汤王以郑州为据点，攻陷了夏王朝的都城二里头遗址，也就是文献中所说的斟鄩，然后把都城建在临近的偃师商城并将其命名为亳。而在同一时期，郑州商城作为商朝的王都而建成。也就是说，关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又出现了一种与前述第一至第三种观点不同的新解释”。似乎宫本在强调，偃师的确是“西亳”，但郑州是王都。所以在随后的P352，他论及商代的政治中心移动，是“从郑州商城、小双桥遗址、洹北商城、再到殷墟”，完全排除了偃师。
郑州、偃师，孰为亳，在部分学者（尤其是纯考古材料本位的学者）那里或许不是问题（或者严谨点说，不是太重要的问题），但考古材料回归到历史研究上，这个问题就尤为重要。立场不同，重要性自然不一样。宫本的讨论恰是围绕着“从神话到历史”展开的，所以这个问题，有的他纠结！
另一个需要大大赞扬宫本的是，他对于何为“中国”的意见调和，是很聪明、漂亮的！熟悉早期中国考古与历史的人都知道，西方很多学者认为黄河中下游以外的文明，不是中国。三星堆、大洋洲神马的，都是其他的文明，和中国没关系。对“中华文明”的内含是不是有长江、有西北，有华南，这个事情在蓝眼睛和黑眼睛的视野里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宫本的一端论述很精彩，他说“中国社会一方面形成了初期国家的区域即中原，在以中原为地理上的中心的古代国家几经兴亡，以至形成了保护中华这个自我群体的思想方式……中华正可谓这样一种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诞生于商周社会后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它形成文化可说是在战国时代。而后这种称之为中华的思想方式在继承了战国时代思想的汉代得以完成。但这并不能直接等同于近现代的中华概念。因为近现代的中华概念的基础建立在以清朝的国家领域为背景形成的概念之上。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中国历史，我们不能用以中原为中心的单一的发展规律和战国时代以后正式成形的中华概念或者说是中国的概念来看待其后的中国史。”
这话，漂亮！
译者吴菲看介绍是个学文学的，能把这样一部充满了专业词汇的书译到现在这个地步，着实不易。看得出，广西社下了功夫。但是也不必讳言，书的校对还是有点糙，特地鸡蛋里头挑挑骨头，且作芹献。因为是在地铁上看的，没做笔记，看后忘前的，所以只记几个记得清的点出来。另外，我没看过日文的原著，有些很可能是胡猜，说错的还请原谅。
一、书里的部分名词翻译明显是没有细校。比如
P46，说《文博》的办刊省份是“山西”，误，当为陕西。
P106以及其后的多处，倒数第五行，“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把这个阶段称之为金石并用期”。案，严先生在80年代到90年代的一系列文章中，都称龙山时期为“铜石并用时期”，比如严先生的著名论文《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期》。这里，应当是翻译没有看原著，只看日语书的结果。
P277，倒数最后一段，倒数第三行，说陶寺朱书扁壶文字，说“胴体部分的一面是平坦的”。这明显是翻译的失误。“胴体”在中文中是指人的躯干，或者特指牲畜被屠宰后除去头尾内脏和四肢的剩余部分，但在日语中，指的是躯体和腹部。这里应该是说陶寺文化扁壶的器身或者器腹，所以应该是翻译的问题。
P296，倒数第8行，衍一个英文的“V”字，原因不详。
P401，介绍姜寨遗址，说是“山西省临潼县”，当为“陕西省”。
二、可能是作者的笔误或者作者没有详查史料：
P37，第二段说“傅斯年得知甲骨出自河南省安阳小屯，立即任用刚刚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的李济，组成了安阳考察队”。P40继续说“1928年……李济召集董作宾等年轻有为的学者组成考察队”。这段记载比较混乱。殷墟最初的发掘，是傅斯年指派董作宾组队去的安阳。选择董作宾主持殷墟发掘，“是因系河南人而有天才又易于接受新思想而被派到安阳的董作宾，对于现代考古学都没有任何实际经验”，但董作宾的发掘并不能令傅斯年满意，至1929年才换上了李济作负责人，董襄助其事。宫本先生的描述，没有说清此事。
P49第二段，中间说，“2004年，周原被认为很可能就是周王陵，这可算是该项研究的一个进展……周原王陵位于陕西省岐山县周公庙附近。今后的发掘考察值得期待”。这段议论没有加注，不知道所指的研究者是谁。但是在当年周公庙发现之初，似乎有人提过此事，但没有人认真写文章论证此事。宫本此论放在这样一本全书都很严谨的通俗书中，可能有点冒险甚至不太严谨了。
P53第一段中间，“河南省垣曲周边”，这个说法应该不是翻译错误所致，可能是宫本先生的笔误。
除了这些讨论，不少问题也能看出宫本先生的纠结和矛盾。纠结和矛盾的原因在于这本书从旧石器写到晚商，中间的每个环节都会有专门的学术问题，要一个个都明白，那样的通才，即便是夏先生复生，苏公尚在，也不可能。一个学者，只要出圈儿，出错的几率就大了。对于自己没有亲身研究的问题，如何取舍别人的观点，就会有纠结或者矛盾。
宫本此书，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这样的情况，比如如何看待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的问题就是很好的例子。书里P324-P326，宫本列举了对两座城的三种意见“偃师西亳”、“偃师桐宫、郑州西亳”（案，这个描述首先就有问题，郑州为亳，但中国学者没说他就是“西亳”，说郑州西亳或许不排除是翻译被这一段公案给弄晕了的可能）、“盘庚所迁之殷”。宫本显然是从杜金鹏先生说的西亳支持者，所以从分期到性质，都从“西亳”说。但他也纠结于郑州之大和时代的早，所以，他这样调和，“汤王以郑州为据点，攻陷了夏王朝的都城二里头遗址，也就是文献中所说的斟鄩，然后把都城建在临近的偃师商城并将其命名为亳。而在同一时期，郑州商城作为商朝的王都而建成。也就是说，关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又出现了一种与前述第一至第三种观点不同的新解释”。似乎宫本在强调，偃师的确是“西亳”，但郑州是王都。所以在随后的P352，他论及商代的政治中心移动，是“从郑州商城、小双桥遗址、洹北商城、再到殷墟”，完全排除了偃师。
郑州、偃师，孰为亳，在部分学者（尤其是纯考古材料本位的学者）那里或许不是问题（或者严谨点说，不是太重要的问题），但考古材料回归到历史研究上，这个问题就尤为重要。立场不同，重要性自然不一样。宫本的讨论恰是围绕着“从神话到历史”展开的，所以这个问题，有的他纠结！
另一个需要大大赞扬宫本的是，他对于何为“中国”的意见调和，是很聪明、漂亮的！熟悉早期中国考古与历史的人都知道，西方很多学者认为黄河中下游以外的文明，不是中国。三星堆、大洋洲神马的，都是其他的文明，和中国没关系。对“中华文明”的内含是不是有长江、有西北，有华南，这个事情在蓝眼睛和黑眼睛的视野里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宫本的一端论述很精彩，他说“中国社会一方面形成了初期国家的区域即中原，在以中原为地理上的中心的古代国家几经兴亡，以至形成了保护中华这个自我群体的思想方式……中华正可谓这样一种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诞生于商周社会后期即春秋战国时期，它形成文化可说是在战国时代。而后这种称之为中华的思想方式在继承了战国时代思想的汉代得以完成。但这并不能直接等同于近现代的中华概念。因为近现代的中华概念的基础建立在以清朝的国家领域为背景形成的概念之上。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中国历史，我们不能用以中原为中心的单一的发展规律和战国时代以后正式成形的中华概念或者说是中国的概念来看待其后的中国史。”
这话，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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