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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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自由主义的激进青年，到崇拜佛学的大学老师，从乡村建设的勇敢实施者，到民主党派人士，梁漱溟有过很多光环，也因此受到了很多委屈；他有过虚无和无奈，却从不放弃和妥协。美国学者艾恺的传记《这个世界会好吗》把他称为“最后的儒家”，也许是因为想起了两千年前鲁国的孔子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在六国的风烟古道上奔波一生的影子。
1924年5月，31岁的梁漱溟带着他伟大的理想，离开了北京大学的讲台，在以后的13年时间里，他奔波着，希冀在中国的乡村建立一个真正的大同社会。可惜的是，他陷入了无法解释的矛盾之中。
首先，梁漱溟的乡建计划本身是把民众的觉悟定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的，他认为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样，能够抵挡得住物质的诱惑、严守道德上的操守，却忽视了人性趋利的本质。1924年秋天他在山东省立第六中学任高中部主任，他看见有些孩子因为贫困无法上学，就在当年的招生简章上说：学生有钱的多出钱，贫困的少出钱，没钱的不出钱。结果，第一个月，还有人自觉遵守，第二个月伙食费用就出现了问题，第三个月食堂没法开张了。先生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所有的学生都回答，我们没钱。其中确实有苦难之人，而有钱的也反问一句：我们为什么要出钱，有钱没钱的标准是什么？梁漱溟的君子慎独、自律省身的君子哲学头一次遭到了打击。
有人说，梁漱溟是一个“浪漫的补天者”，浪漫这个词，用在爱情里让人神往和陶醉，而用在政治理想让，几乎就是“失败”的别名。梁漱溟用心地给农民们讲解着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安定的生活，可是，他没有告诉农民他能给他们什么。没有一个明确的斗争目标，只破坏而不重建，这样的改革调动不起人们的积极性。
在这一点上，梁漱溟的一个学生就比他看得真切多了，当他在北京大学潜心研究佛学的时候，这个湖南农民出身的学生就下定决心打破一个新世界再重建一个新世界，而实现这个理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调动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积极性，给他们土地，让他们娶上老婆，给他们抢秆子，一起打江山！这个学生就是毛泽东。
1937年，随着日本大军压境，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想终于失败了。他离开山东前往延安，开始了和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交往。
在延安，梁漱溟和毛泽东有好几个晚上的长谈。这两个人在一起就形成了几组有趣的对比。小桌的一边，毛泽东抽烟、喝酒，谈笑风生，偶尔还会夹杂一些粗俗的风趣言语，在小桌的另一边，梁漱溟举止犹如沉思的圣徒，用庄重的声调吟咏着圣人的启示。不管夏季多么炎热，梁漱溟总是穿着学者的长衫，毛泽东则可能因天热在正式会议上掳起裤腿。毛泽东说话妙趣横生，喜欢引用《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名著里的笑话，里面江洋大盗、秘密结社的故事通俗易懂深深被周围的人喜爱，而严肃的梁漱溟则认为这种幼稚的故事浪费了人的聪明才智和宝贵的时间。
在延安的长谈，具体内容都是什么已经无人知晓。有人揣测，这两个人虽然有着截然不同的理念，却是彼此尊敬，甚至是友好的。在建国之后，梁漱溟没有像其他知识分子那样遭遇灭顶之灾，也许有这几次谈话的功劳。但这也仅仅是人们的猜测而已。
然而，到了1953年秋天，直爽的梁漱溟还是跟毛泽东闹掰了。毛发脾气说：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加吹捧……他们都是你的亲密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你梁漱溟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梁先生要求多知道一些计划的内容，我也不赞成。相反，对于梁先生这种人应当让他少知道一些机密，越少越好。梁漱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可以让别人多知道点机密，对你就不行。召集比较小型的民主党派的会议，也用不着你梁漱溟参加。”“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
究竟梁漱溟说了什么话，让一个伟大的领袖失去了原有的风度？
“我想重点提出的，就是农民问题或说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是依靠农民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从进入大城市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依然艰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却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忽视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共产党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他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原来，这个倔强的老头，直言不讳的批评了政府关于采纳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决定，因为他把沉重的负担都压在了农民的身上，而使都市的工人实际上成了一个特权阶级。梁漱溟的发言成了一场没有风度有失水准的辱骂的导火索。
之后的若干年，中国的政治风波不断。梁漱溟的命运并不因为他是民主党派的代表人而好一些。文化大革命里，红卫兵烧了梁家三代祖传的藏书、手稿和字画，年逾七旬的先生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在冰冷的地面上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他在心里构思着一本书，名字叫《人心与人生》。本来，这本书在1966年时已经写出了前七章，但突发文革，所有的资料和参考书尽丧而不得不辍笔，但是思想的火花还是在他的脑海里不停跳跃着，不甘熄灭。没有人，不管是造反的小鬼还是高高在上的权威，能够把这个戴着眼镜却睥睨一切的老头动摇一丝一毫。
晚年的梁漱溟，儿孙满堂，身体硬朗，脖子微微隆起，有点驼背的样子，却更显得固执倔强，“眉疏似高，眼有威严，鼻阔稍平，口常严合。行步安详而轻灵；坐则端坐。”保存着他的圣人身份和儒家的完追求美的君子风度。看到他的样子，就能想到他在政治运动中的态度：“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也许，他曾到静业湖的林荫道上散步，那里还有一些石碑的碎片，上面记载着他父亲梁济的生平和殉道的故事——那是在文革中被打碎的。那个湖已经被改成了儿童游泳场，孩子稚嫩的嬉戏声也许会唤起老先生对父亲的怀念。冥冥之中，父子二人走了一跳路，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体力行的习惯作怪吗？
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血液里真就有那么点“浪漫”的基因，一种对社会的关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感，一种“吾曹不出奈苍生何”的实践精神，一种“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添海力移山”的向往和追求——也许这种关怀显得迂腐，不合政治权威的口味；也许这种情感过于天真，不符实际情况的要求；也许美好的愿望实现的可能微乎其微，但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他就会勇敢去做；只要他做了，他就无怨无悔。
先生走了多年了，今天的人们悼念着，告别着，又追忆着。历史书上多了一个名字，究竟他的背影是什么样子，任由后人评说，任由时间去验证。
建议搭配艾恺的《梁漱溟传》一起看，就会知道这个老头儿有多传奇。
1924年5月，31岁的梁漱溟带着他伟大的理想，离开了北京大学的讲台，在以后的13年时间里，他奔波着，希冀在中国的乡村建立一个真正的大同社会。可惜的是，他陷入了无法解释的矛盾之中。
首先，梁漱溟的乡建计划本身是把民众的觉悟定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的，他认为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样，能够抵挡得住物质的诱惑、严守道德上的操守，却忽视了人性趋利的本质。1924年秋天他在山东省立第六中学任高中部主任，他看见有些孩子因为贫困无法上学，就在当年的招生简章上说：学生有钱的多出钱，贫困的少出钱，没钱的不出钱。结果，第一个月，还有人自觉遵守，第二个月伙食费用就出现了问题，第三个月食堂没法开张了。先生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所有的学生都回答，我们没钱。其中确实有苦难之人，而有钱的也反问一句：我们为什么要出钱，有钱没钱的标准是什么？梁漱溟的君子慎独、自律省身的君子哲学头一次遭到了打击。
有人说，梁漱溟是一个“浪漫的补天者”，浪漫这个词，用在爱情里让人神往和陶醉，而用在政治理想让，几乎就是“失败”的别名。梁漱溟用心地给农民们讲解着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安定的生活，可是，他没有告诉农民他能给他们什么。没有一个明确的斗争目标，只破坏而不重建，这样的改革调动不起人们的积极性。
在这一点上，梁漱溟的一个学生就比他看得真切多了，当他在北京大学潜心研究佛学的时候，这个湖南农民出身的学生就下定决心打破一个新世界再重建一个新世界，而实现这个理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调动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积极性，给他们土地，让他们娶上老婆，给他们抢秆子，一起打江山！这个学生就是毛泽东。
1937年，随着日本大军压境，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想终于失败了。他离开山东前往延安，开始了和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交往。
在延安，梁漱溟和毛泽东有好几个晚上的长谈。这两个人在一起就形成了几组有趣的对比。小桌的一边，毛泽东抽烟、喝酒，谈笑风生，偶尔还会夹杂一些粗俗的风趣言语，在小桌的另一边，梁漱溟举止犹如沉思的圣徒，用庄重的声调吟咏着圣人的启示。不管夏季多么炎热，梁漱溟总是穿着学者的长衫，毛泽东则可能因天热在正式会议上掳起裤腿。毛泽东说话妙趣横生，喜欢引用《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名著里的笑话，里面江洋大盗、秘密结社的故事通俗易懂深深被周围的人喜爱，而严肃的梁漱溟则认为这种幼稚的故事浪费了人的聪明才智和宝贵的时间。
在延安的长谈，具体内容都是什么已经无人知晓。有人揣测，这两个人虽然有着截然不同的理念，却是彼此尊敬，甚至是友好的。在建国之后，梁漱溟没有像其他知识分子那样遭遇灭顶之灾，也许有这几次谈话的功劳。但这也仅仅是人们的猜测而已。
然而，到了1953年秋天，直爽的梁漱溟还是跟毛泽东闹掰了。毛发脾气说：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加吹捧……他们都是你的亲密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你梁漱溟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梁先生要求多知道一些计划的内容，我也不赞成。相反，对于梁先生这种人应当让他少知道一些机密，越少越好。梁漱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可以让别人多知道点机密，对你就不行。召集比较小型的民主党派的会议，也用不着你梁漱溟参加。”“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
究竟梁漱溟说了什么话，让一个伟大的领袖失去了原有的风度？
“我想重点提出的，就是农民问题或说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是依靠农民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从进入大城市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依然艰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却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忽视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共产党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他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原来，这个倔强的老头，直言不讳的批评了政府关于采纳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决定，因为他把沉重的负担都压在了农民的身上，而使都市的工人实际上成了一个特权阶级。梁漱溟的发言成了一场没有风度有失水准的辱骂的导火索。
之后的若干年，中国的政治风波不断。梁漱溟的命运并不因为他是民主党派的代表人而好一些。文化大革命里，红卫兵烧了梁家三代祖传的藏书、手稿和字画，年逾七旬的先生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在冰冷的地面上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他在心里构思着一本书，名字叫《人心与人生》。本来，这本书在1966年时已经写出了前七章，但突发文革，所有的资料和参考书尽丧而不得不辍笔，但是思想的火花还是在他的脑海里不停跳跃着，不甘熄灭。没有人，不管是造反的小鬼还是高高在上的权威，能够把这个戴着眼镜却睥睨一切的老头动摇一丝一毫。
晚年的梁漱溟，儿孙满堂，身体硬朗，脖子微微隆起，有点驼背的样子，却更显得固执倔强，“眉疏似高，眼有威严，鼻阔稍平，口常严合。行步安详而轻灵；坐则端坐。”保存着他的圣人身份和儒家的完追求美的君子风度。看到他的样子，就能想到他在政治运动中的态度：“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也许，他曾到静业湖的林荫道上散步，那里还有一些石碑的碎片，上面记载着他父亲梁济的生平和殉道的故事——那是在文革中被打碎的。那个湖已经被改成了儿童游泳场，孩子稚嫩的嬉戏声也许会唤起老先生对父亲的怀念。冥冥之中，父子二人走了一跳路，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体力行的习惯作怪吗？
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血液里真就有那么点“浪漫”的基因，一种对社会的关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感，一种“吾曹不出奈苍生何”的实践精神，一种“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添海力移山”的向往和追求——也许这种关怀显得迂腐，不合政治权威的口味；也许这种情感过于天真，不符实际情况的要求；也许美好的愿望实现的可能微乎其微，但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他就会勇敢去做；只要他做了，他就无怨无悔。
先生走了多年了，今天的人们悼念着，告别着，又追忆着。历史书上多了一个名字，究竟他的背影是什么样子，任由后人评说，任由时间去验证。
建议搭配艾恺的《梁漱溟传》一起看，就会知道这个老头儿有多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