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意识的觉醒与消亡
《学做工》的起点很有趣,我是学西马出身。以至于第一次接触《学做工》的主题就让我想到卢卡奇和他的阶级意识论。《学做工》讲的是工人阶级子弟是如何通过反抗学校文化以继承他们父辈的阶级的身份的。它并非一个Panel study,所以作者更像是截取了一个时间断面,不是谈时间意义上的继承,而是讨论一种“反抗式”的无产阶级意识是如何在学校中觉醒的,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无产阶级出身的孩子如何通过反抗学校的权威,而自觉结合成一个“共同体”的。这就成了一个卢卡奇意义上“阶级意识如何可能”的问题。
回到卢卡奇成书于1920年代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彼时以卢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已经发展到极致时,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却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发生,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卢卡奇的答案提出了“物化”和“阶级意识”两个关键词。“阶级意识”指的是“对自己经济社会地位的无意识”;而“物化”则是对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发展,无产阶级的异化现象扩展到意识层面,从而使得原本属于无产阶级主体性的对象化劳动变成了外在于生产者本身的神圣之物。这种物的“神圣性”获得了合理化的外衣之后反过来被“无产阶级”所崇拜,从而在资本主义在意识层面完成了“殖民”。“物化”成为压制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以及“革命性”的罪魁祸首。于我,《学做工》是站在经验的层面上探讨这一“物化”过程是如何可能的。但从行文逻辑来看,作者的论述却暗含了对这种“物化”反驳的意味。
在作者眼中,“家伙们”的反抗肇始于他们对学校逻辑的“洞察”(penetration)。“洞察”在此处是一个相当费解的概念。据我的理解,它同时意味着将一种觉醒了“阶级意识”渗透进主导性社会结构的努力,也意味着对这种结构的反抗。然而,这种反抗却是以一种自我规训的方式完成的。为何这样讲?首先,“家伙们”以反抗学校的权威开始,按照作者的理解,这是由于一种似懂非懂的对“意识形态”的“洞察”。
这种洞察一言以蔽之,即“即便我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跻身社会上层。”
这种理解似乎像是参破了于连,盖茨比之流悲剧之源的秘密。于是“家伙们”反抗权威,宣誓叛逆,背叛知识,最重要的是他们将这种行为赋予新的合法性:“男性气概”。这种气概同时被赋予“体力劳动”之上,似乎以“男性气概”而论,“家伙们”不但成功定义了自己的文化身份,还同时构建了“合法性”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过程无疑是一个“阶级意识”觉醒的过程。然而吊诡之处在于,这种阶级意识的觉醒并没有根本上动摇阶级结构,因为为自己的“阶级存在”赋予了结构上的合法性和优越性,在家伙们看来,成为“工人阶级”是一件光耀门楣的事情,是一个男人应然之路。所以“阶级意识”的觉醒反而加固了主导的社会结构,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泄气阀”而非“推土机”。总之,《学做工》以反驳卢卡奇的方式(“阶级意识”的觉醒)最终回到了卢卡奇的问题(革命未能发生,反而阶级结构被进一步固化了)。
为什么会这样?这就带来两个相当有趣的问题:
其一,“家伙们”的“洞察”到底是真的参透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压迫的秘密,还是变向认可了“体力劳动”的从属地位,只不过借用“男性气概”的话语做出阿Q式反抗的姿态?“子承父业”是否是这些“家伙们”最终的归宿,还是存在其他的可能性?(由于作者方法上的缺陷,一个历时性的研究可能可以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其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父权制的苟合是偶然还是因两者逻辑一致?如一致,体力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从属性和其象征的男性气概岂非自相矛盾;如相反,那女权的兴起是否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最终,女性战胜男性, 审美压倒暴力,文化取代政治成为资本主义的完成式。
这两个问题并不容易解答,但我想这可能是《学做工》带给我们最有价值的新思考起点。
回到卢卡奇成书于1920年代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彼时以卢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已经发展到极致时,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却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发生,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卢卡奇的答案提出了“物化”和“阶级意识”两个关键词。“阶级意识”指的是“对自己经济社会地位的无意识”;而“物化”则是对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发展,无产阶级的异化现象扩展到意识层面,从而使得原本属于无产阶级主体性的对象化劳动变成了外在于生产者本身的神圣之物。这种物的“神圣性”获得了合理化的外衣之后反过来被“无产阶级”所崇拜,从而在资本主义在意识层面完成了“殖民”。“物化”成为压制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以及“革命性”的罪魁祸首。于我,《学做工》是站在经验的层面上探讨这一“物化”过程是如何可能的。但从行文逻辑来看,作者的论述却暗含了对这种“物化”反驳的意味。
在作者眼中,“家伙们”的反抗肇始于他们对学校逻辑的“洞察”(penetration)。“洞察”在此处是一个相当费解的概念。据我的理解,它同时意味着将一种觉醒了“阶级意识”渗透进主导性社会结构的努力,也意味着对这种结构的反抗。然而,这种反抗却是以一种自我规训的方式完成的。为何这样讲?首先,“家伙们”以反抗学校的权威开始,按照作者的理解,这是由于一种似懂非懂的对“意识形态”的“洞察”。
这种洞察一言以蔽之,即“即便我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跻身社会上层。”
这种理解似乎像是参破了于连,盖茨比之流悲剧之源的秘密。于是“家伙们”反抗权威,宣誓叛逆,背叛知识,最重要的是他们将这种行为赋予新的合法性:“男性气概”。这种气概同时被赋予“体力劳动”之上,似乎以“男性气概”而论,“家伙们”不但成功定义了自己的文化身份,还同时构建了“合法性”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过程无疑是一个“阶级意识”觉醒的过程。然而吊诡之处在于,这种阶级意识的觉醒并没有根本上动摇阶级结构,因为为自己的“阶级存在”赋予了结构上的合法性和优越性,在家伙们看来,成为“工人阶级”是一件光耀门楣的事情,是一个男人应然之路。所以“阶级意识”的觉醒反而加固了主导的社会结构,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泄气阀”而非“推土机”。总之,《学做工》以反驳卢卡奇的方式(“阶级意识”的觉醒)最终回到了卢卡奇的问题(革命未能发生,反而阶级结构被进一步固化了)。
为什么会这样?这就带来两个相当有趣的问题:
其一,“家伙们”的“洞察”到底是真的参透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压迫的秘密,还是变向认可了“体力劳动”的从属地位,只不过借用“男性气概”的话语做出阿Q式反抗的姿态?“子承父业”是否是这些“家伙们”最终的归宿,还是存在其他的可能性?(由于作者方法上的缺陷,一个历时性的研究可能可以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其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父权制的苟合是偶然还是因两者逻辑一致?如一致,体力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从属性和其象征的男性气概岂非自相矛盾;如相反,那女权的兴起是否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最终,女性战胜男性, 审美压倒暴力,文化取代政治成为资本主义的完成式。
这两个问题并不容易解答,但我想这可能是《学做工》带给我们最有价值的新思考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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