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知希望不会来啊
用斯宾格勒的语言来形容，文官制度是文明发展到烂熟时才有的产物，既表明文明已经达到晚秋的成熟阶段，末人可以透支未来，享受一时的欢愉，又预示着凛冬将至，文明距衰亡已经不远，只等待新一波蛮族从帝国边疆蜂拥而至，在枝叶枯朽凋零之后，以自身为营养，为新生的民族提供培植的土壤。
对于欧罗巴来说，文官制度的引进是非常晚近的事情，自罗马帝国崩溃以后，这片野蛮但又自由的土地摆脱了脖颈上的石轭，不必再像东方吏治社会的远亲生生世世享受科层制的欢愉和折磨，
在查理曼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草创之际，文官制度曾有所萌育，但屡次被外部干涉打断，直到百年战争结束到西法争霸这一阶段，绝对主义思潮狂飙突进，再一次出现于西欧。
历史学家往往将1870年追求帝国霸业的英国视为西方文官制度之祖，使其不公正地被承担恶名。然而树大必先有根，在此前的三百年间近代文官制度已有其原型，一如隋唐帝国的科举制度并非突如其来的创新，有心人按照谱系学原理寻根溯源，在秦汉时便能发现历史的先声。
在进步主义出现之前，文官制度只能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的产物，空前庞大的疆域与王座下被统治的亿万生灵，迫使统治者不得不诉诸复杂的统治技术，哪怕明知是饮鸩止渴，但长远目光本来便不是政治人物的特长，后来人也只有少数人能总结经验教训，摸索出一套粗糙的文明兴亡的框架，在这视野下中国人并非唯一享受短暂欢愉，却不得不在灵魂与肉体深处承担文官制度腐败和低效率的民族，一如秦晖所言，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曼萨卜达尔（mansabdar）体制就有33级官阶，从“十人长”直至“万人长”，都是由朝廷自上而下征召、提拔或降黜的官吏，古罗马基础上建立的拜占廷帝国也有复杂的罗戈瑟特（logothete）文官体制。
这些社会的共同特征便是，阶级社会解体，人与人只是一团散沙，原本只是用来仲裁各阶级冲突的君主/政府，力量超过所有阶级的总和，高踞于所有人之上，人民享受奴役下的无差别平等，没有诸特权与诸自由保护自己的财产权安全，更无从援引自治组织资源抵御权力的侵蚀，阶层流动迅速，却没有阶级存在，个人可能因政治投机瞬间成为青紫公卿，也可能因君王好怒而跌落尘埃，命运根本无从把握，这种平等的代价之一便是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
因此君王必须将所有人视为假想敌，发明复杂的统治术，在这里没有法统观念，只有赤裸裸的暴力被人人认同与推崇，这样的社会之所以不解体，仅因为政权垄断了暴力，而文官制度则是他最精致的统治术。文官制度进一步催化了社会的原子个人化，然而又起到了没有自治组织保护自己的民众的最后一层保护伞。一旦官吏体制的腐败和低效率在人口压力下达到了一个临界点，王纲纽解，帝国崩溃，暴力就会像一千零一夜故事里魔瓶中的魔鬼被放出来肆虐人间。
等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丁口十不存一，秩序重新建立，活下来的人繁衍子嗣，继续下一个马尔萨斯循环。中国的历史周期律是最鲜明的典型，却不是唯一的栗子，黑格尔嘲笑中国人没有历史，不是说中国社会在两千年间没有多少变革，而是强调这样的变革只是量上的低效率循环，没有质的突破。
中世纪是一个阶级社会，与人类各大文明早期并无多少差异，只是因为其足够幸运，在某些人力不可复制的低概率的历史路径下，没有走进这样的历史循环，就算日后阶级社会解体，也因为工业革命而走出周期律，但当选择文官制度后，同样走上另一个非常危险的道路。
在阶级社会里，人与人在身份上并不平等，但是每一个阶级有自己的特权与自由，每一个人在各安其位的同时，也不得侵犯其他阶级的特权与自由。人君自食其邑，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没有公事与私事之分，一切政务都是领主/国王的份内事，与平民没有多少关系。除非出现传统上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公共事务出现，才会聚在一起凑钱，三级会议的出现便源自于此。
这些刚从野蛮部落孕育而出的封建社会崇尚武力，贵族目不识丁，虽然粗陋野蛮，但事实上分权自治，不存在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国君软弱无能，岁入微薄，与大贵族的区别仅因为法统的存在，每日每刻国家境内都有骑士之间的暴力冲突存在，然而这些暴力烈度低，对平民侵扰较小，像中国每一次改朝换代便天翻地覆在欧洲历史上从没有出现过。精致复杂的文官制度自然没有存在的必要，国君要处理的政务与私务无甚差别。
辉格在对基督教进行分析的时候，指出封建制不需要文官系统，以前吸引年轻人读书的激励消失了，接受教育既不能让他做官，也无法帮他混进由文盲武夫组成的上层社会，于是民间教育也消失了，书籍也很少看得见了。结果，教会成了唯一继承了阅读书写能力和教育传统的地方，在整个中世纪，教会基本上垄断了教育，非教会出身的学者只有个别极其罕见的特例，僧侣要花大量时间念诵和抄写经文，主教神父为提供宗教服务也需要识字，另外，为了给穷人治病（施舍和治病始终是主要的传教手段），他们还抄写许多古代医药著作，为了统一复活节等宗教节日的计算方法，他们也掌握不少天文和数学知识。
在十六世纪之前，除了十二十三世纪新涌现的一批商业城市外（农奴进入城市一年零一天后，自动成为自由民，所谓“城市的空气令人自由”），平民唯一能够出人头地的地方，仅有天主教会，除此外绝少存在脱离自身阶级的栗子。事实上查理曼帝国与神圣罗马帝国在王权未被摧毁之前，也非常仰仗平民主教，以抵御贵族对王权的侵蚀。奥托大帝在对斯拉夫人的征服中，索性将新得到的土地统统分封给不能世袭继承的主教而非贵族。
但查理曼的帝国被诺曼人、马扎尔人、萨拉森人摧毁，神圣罗马帝国则被教廷打落云端。天主教会是两大帝国中央集权冲动的天然的并且是唯一的继承人，罗马法的再发现也是教会法学家的功绩，只是天主教会天然不适合成为世俗的统治者，得到西法争霸引发的欧陆一系列恶性军事竞争才复活了文官制度，从此之后，平民登上历史舞台，法统濒临灭绝，“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对战国残酷的军事竞争的白描再度出现。
欧洲之所以没有像其他民族卷入历史周期律得归功于大英帝国的光荣革命与工业革命，但立宪国家沾染上文官制度的病毒，并不意味就能轻松摆脱。民主社会相对廉洁高效的文官体制，与其他远亲一样，都有天然的扩权冲动，“从摇篮到坟墓”包办一切的福利国家是他的必然的最终归宿。
在这样的社会里，欧洲民族正在经历理性自杀，人们缺少生育的冲动，丁克家庭既意味着人类理性的进步，同时也在表面的光鲜蒙上不祥的阴影，如果高素质的小家庭倾向于绝育，那么帝国边疆如沙丁鱼一般能够生育的野蛮人必将涌入帝国中央，取代文明人的生态位。整个人类的集体堕落早已开始，而我们不过是在经历这难以阻挡的历史路径。“我死后，哪管身后洪水滔天”。
全世界各文明不一定都要经历部落野蛮-封建自由-文明启蒙-平等专制-福利帝国-费拉顺民的永劫回归，只是我们恰好不幸在经历这样的进程。尼采说超人从骆驼变成狮子和婴儿，那么他笔下的末人必定是从骆驼退化成虫豸，文官制度便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末人之所以成为末人的惊险一跃。
自十九世纪以降，诸如韦伯一类的思想家，从未停歇过忧虑科层制对人类的危害，但历史路径从来不以知识分子的意志为转移。知识分子唯一的历史职责不过是在事后，为自己起草死刑判决书，宣判的是我们，受刑的也同样是我们。
华中吃饭大学 陈毓秀 大三狗
对于欧罗巴来说，文官制度的引进是非常晚近的事情，自罗马帝国崩溃以后，这片野蛮但又自由的土地摆脱了脖颈上的石轭，不必再像东方吏治社会的远亲生生世世享受科层制的欢愉和折磨，
在查理曼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草创之际，文官制度曾有所萌育，但屡次被外部干涉打断，直到百年战争结束到西法争霸这一阶段，绝对主义思潮狂飙突进，再一次出现于西欧。
历史学家往往将1870年追求帝国霸业的英国视为西方文官制度之祖，使其不公正地被承担恶名。然而树大必先有根，在此前的三百年间近代文官制度已有其原型，一如隋唐帝国的科举制度并非突如其来的创新，有心人按照谱系学原理寻根溯源，在秦汉时便能发现历史的先声。
在进步主义出现之前，文官制度只能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的产物，空前庞大的疆域与王座下被统治的亿万生灵，迫使统治者不得不诉诸复杂的统治技术，哪怕明知是饮鸩止渴，但长远目光本来便不是政治人物的特长，后来人也只有少数人能总结经验教训，摸索出一套粗糙的文明兴亡的框架，在这视野下中国人并非唯一享受短暂欢愉，却不得不在灵魂与肉体深处承担文官制度腐败和低效率的民族，一如秦晖所言，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曼萨卜达尔（mansabdar）体制就有33级官阶，从“十人长”直至“万人长”，都是由朝廷自上而下征召、提拔或降黜的官吏，古罗马基础上建立的拜占廷帝国也有复杂的罗戈瑟特（logothete）文官体制。
这些社会的共同特征便是，阶级社会解体，人与人只是一团散沙，原本只是用来仲裁各阶级冲突的君主/政府，力量超过所有阶级的总和，高踞于所有人之上，人民享受奴役下的无差别平等，没有诸特权与诸自由保护自己的财产权安全，更无从援引自治组织资源抵御权力的侵蚀，阶层流动迅速，却没有阶级存在，个人可能因政治投机瞬间成为青紫公卿，也可能因君王好怒而跌落尘埃，命运根本无从把握，这种平等的代价之一便是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
因此君王必须将所有人视为假想敌，发明复杂的统治术，在这里没有法统观念，只有赤裸裸的暴力被人人认同与推崇，这样的社会之所以不解体，仅因为政权垄断了暴力，而文官制度则是他最精致的统治术。文官制度进一步催化了社会的原子个人化，然而又起到了没有自治组织保护自己的民众的最后一层保护伞。一旦官吏体制的腐败和低效率在人口压力下达到了一个临界点，王纲纽解，帝国崩溃，暴力就会像一千零一夜故事里魔瓶中的魔鬼被放出来肆虐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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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是一个阶级社会，与人类各大文明早期并无多少差异，只是因为其足够幸运，在某些人力不可复制的低概率的历史路径下，没有走进这样的历史循环，就算日后阶级社会解体，也因为工业革命而走出周期律，但当选择文官制度后，同样走上另一个非常危险的道路。
在阶级社会里，人与人在身份上并不平等，但是每一个阶级有自己的特权与自由，每一个人在各安其位的同时，也不得侵犯其他阶级的特权与自由。人君自食其邑，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没有公事与私事之分，一切政务都是领主/国王的份内事，与平民没有多少关系。除非出现传统上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公共事务出现，才会聚在一起凑钱，三级会议的出现便源自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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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在对基督教进行分析的时候，指出封建制不需要文官系统，以前吸引年轻人读书的激励消失了，接受教育既不能让他做官，也无法帮他混进由文盲武夫组成的上层社会，于是民间教育也消失了，书籍也很少看得见了。结果，教会成了唯一继承了阅读书写能力和教育传统的地方，在整个中世纪，教会基本上垄断了教育，非教会出身的学者只有个别极其罕见的特例，僧侣要花大量时间念诵和抄写经文，主教神父为提供宗教服务也需要识字，另外，为了给穷人治病（施舍和治病始终是主要的传教手段），他们还抄写许多古代医药著作，为了统一复活节等宗教节日的计算方法，他们也掌握不少天文和数学知识。
在十六世纪之前，除了十二十三世纪新涌现的一批商业城市外（农奴进入城市一年零一天后，自动成为自由民，所谓“城市的空气令人自由”），平民唯一能够出人头地的地方，仅有天主教会，除此外绝少存在脱离自身阶级的栗子。事实上查理曼帝国与神圣罗马帝国在王权未被摧毁之前，也非常仰仗平民主教，以抵御贵族对王权的侵蚀。奥托大帝在对斯拉夫人的征服中，索性将新得到的土地统统分封给不能世袭继承的主教而非贵族。
但查理曼的帝国被诺曼人、马扎尔人、萨拉森人摧毁，神圣罗马帝国则被教廷打落云端。天主教会是两大帝国中央集权冲动的天然的并且是唯一的继承人，罗马法的再发现也是教会法学家的功绩，只是天主教会天然不适合成为世俗的统治者，得到西法争霸引发的欧陆一系列恶性军事竞争才复活了文官制度，从此之后，平民登上历史舞台，法统濒临灭绝，“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对战国残酷的军事竞争的白描再度出现。
欧洲之所以没有像其他民族卷入历史周期律得归功于大英帝国的光荣革命与工业革命，但立宪国家沾染上文官制度的病毒，并不意味就能轻松摆脱。民主社会相对廉洁高效的文官体制，与其他远亲一样，都有天然的扩权冲动，“从摇篮到坟墓”包办一切的福利国家是他的必然的最终归宿。
在这样的社会里，欧洲民族正在经历理性自杀，人们缺少生育的冲动，丁克家庭既意味着人类理性的进步，同时也在表面的光鲜蒙上不祥的阴影，如果高素质的小家庭倾向于绝育，那么帝国边疆如沙丁鱼一般能够生育的野蛮人必将涌入帝国中央，取代文明人的生态位。整个人类的集体堕落早已开始，而我们不过是在经历这难以阻挡的历史路径。“我死后，哪管身后洪水滔天”。
全世界各文明不一定都要经历部落野蛮-封建自由-文明启蒙-平等专制-福利帝国-费拉顺民的永劫回归，只是我们恰好不幸在经历这样的进程。尼采说超人从骆驼变成狮子和婴儿，那么他笔下的末人必定是从骆驼退化成虫豸，文官制度便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末人之所以成为末人的惊险一跃。
自十九世纪以降，诸如韦伯一类的思想家，从未停歇过忧虑科层制对人类的危害，但历史路径从来不以知识分子的意志为转移。知识分子唯一的历史职责不过是在事后，为自己起草死刑判决书，宣判的是我们，受刑的也同样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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