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是个重视自我教育的民族
这书是作者爱克曼（J.P.Eckermann）在1823-1832这十年里每次与歌德谈完话之后的对话辑录。爱克曼（1792-1854）初次拜访歌德时只有31岁，而此时的歌德已经是74岁的耄耋老人。爱克曼对歌德的短诗特别感兴趣，自己也从事写诗，并且创作了《论诗，专以歌德为例证》的诗论，呈给歌德，后来他就几乎住在魏玛，时时向歌德请教，并作为歌德的秘书为歌德编辑作品。歌德死前立遗嘱让爱克曼编辑他的遗稿。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Gespräche mit Goethe）总共有三卷，约40万字，本书译者朱光潜只选译了其中一半，不能不说颇为遗憾。杨武能2006年的新译也只有209页，似乎也没有全译的雄心。
歌德自己就有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与许多高尚的人对话。爱克曼将自己与歌德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最能够印证这样的读书妙旨：与高尚的人谈话。浪漫派运动似乎从一开始就牵连着颓废的特征，比如歌德本人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但歌德其实并不愿意用一部《维特》来奠定基调。他更加在意一种壮健的品格，比如他会说“一切倒退和衰亡的时代都是主观的，相反，一切前进上升的时代都有一种客观的倾向”（97），他推崇伟大品格，并且把写作和研究的缺陷归因为人格上的缺陷，高尚原则“像潜藏的太阳，把柔和的光辉照射到我们的一切行动上。”（92）因此，他特别推崇具有伟大人格的莱辛，却鄙薄知识渊博却刻薄无良的施莱格尔（朱译：威廉•史雷格尔），对言语俏皮的伏尔泰也颇有微词。值得注意的是，歌德所重视的高尚并不是那种僵硬的教条式的品德，而是亲近自然、远离“观念”、重视客观的那种高尚，总体而言，歌德的高尚就是让心灵远离狭隘。他赞颂莎士比亚“多么无限丰富和伟大呀！他把人类生活中的一切动机都画出来和说出来了！”（98），他批评“主观诗人”“会很快把他内心生活的那一点材料用完，然后就落入俗套（Manier）”，而“客观诗人”则有“写不尽的材料，能写出经常是新鲜的东西”（96）。
让我格外感兴趣的是歌德的一些与文学创作无关的思想。比如他的光和颜色学说。歌德认为光是独立自足的东西，不是由各种颜色组合而成。单是光也不能产生颜色。要产生颜色，须有光与影在变化上的配合。此外，人眼要求变化，也会看到实际不存在的颜色。（27）这与牛顿用三棱镜所证明的光学正好相反。牛顿认为“各种颜色（这些本是阴影和浓淡造成的）就是光本身，换句话说，就是时而这样折损、时而那样折损的光线。”（同上）对于颜色学，歌德还说：“凡是在我们外界存在的，没有不同时在我们内界存在。眼睛也和外界一样有自己的颜色。颜色学的关键在于严格区分客观的和主观的，所以我正从属于眼睛的颜色开始。”（115）
我们现在可以说，歌德的自然研究其实并没有遵循自然研究的科学方法。自然研究的科学方法，一方面是需要有数学建构的可能（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另一方面，他需要按照第三方观察者的视角，并相信所见即所是。然而，歌德的颜色学尽管也依赖他自己的观察，却并不完全以他的观察为基础建立理论。他在解释颜色时，首先预设光的独立存在，而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假定，为此他还需要假定眼睛自己也有光。内在的光和外在的光共同被看成是颜色的前提。这里面似乎有“以太说”的影响，对于科学研究的光现象来说，本质上是不可接受的。然而，正是这种根本对立，他的颜色说仍然是极具创见的。或许科学理论的拥趸会根据三棱镜实验来认定光的本质就是由不同颜色的色光组成的，但是，这一实验只是证明了，透过三棱镜，我们看见了一束光变成了七色光，它实际上并没有证明，这一束光就是七束色光的总合。这里埋伏着目前为止的科学研究的危险所在：他将我们所看到的，直接理解为事物的本质。
另一个让我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是歌德对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里的家庭冲突和国家冲突的看法。按照黑格尔，《安提戈涅》的冲突起源于家庭义务和国家义务，是典型的希腊悲剧形式，安提戈涅要求埋葬死去的哥哥和国王克瑞翁的禁令代表了这两种源头的各自成立的正义，但却都不是充分的。但歌德的视角别具一格。他说：“克瑞翁的行动并不是从政治道德出发，而是从对死者的仇恨出发。泼里涅克斯在他的家族继承权被人用暴力剥夺去之后，设法把它夺回来，这不是什么反对国家的滔天罪行，以致死还不足赎罪，还要惩罚无辜的死尸。一种违反一般道德的行动决不能叫做政治道德。克瑞翁禁止收藏波里涅克斯，不仅使腐化的死尸污染空气，而且让鹰犬之类把尸体上撕下来的骨肉碎片衔着到处跑，以致污染祭坛。这样一种人神共嫉的行动决不是一种政治德行，而是一种政治罪行。”（123）
黑格尔是本着辩证法的逻辑来理解伦理的，所以他尽力要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基本冲突。然而歌德对《安提戈涅》中的伦理义务的冲突并不那么以为然，首先，安提戈涅的哥哥的罪行在他的理解中被稀释了，挑动军队反抗自己的国家由于拥有夺回继承权的这个正当理由而不再是叛国罪，这样一来，安提戈涅就有了更充分的理由要求安葬她不幸战死的哥哥们，尤其是这位进攻本国的哥哥。我们可以看出，歌德的反驳是以一定程度上的价值一元论为基础的，他试图捋顺其中的伦理价值关系，当然也由于他极为反感黑格尔一切从“观念”出发的哲学思维，他将哥哥的“罪”变得更轻，将妹妹的“正当”看得更重，于是最终而言，克瑞翁所代表的“国家正义”就是一种“政治罪行”了。我们且不跟他争论克瑞翁的要求是否属于政治罪行，我觉得《安提戈涅》的意义恰恰就在于揭示了“价值一元论”的不可能性，伦理价值总是会有冲突的。
开卷有益。歌德是德国文坛的巨擘。这部对话录以格外的简洁有力直达歌德的思想深处，这不能不归功于作者爱克曼本人的思想领悟力和文字表达力。要知道，记录一场有益谈话的主要内容而不让它失去重心，这本身是困难的事。德语民族是重视自我教育的民族，此书一上市在当时就反响剧烈。这种略带教诲意味的文字充满真知灼见，而不使人反感，相比于腐化堕落的《弟子规》，其高明不可道里计。区别在于，《歌德谈话录》是听一位身体力行践行高尚的人的谈话，而《弟子规》的作者是否有任何高尚的迹象，我们压根不知道，他只是说了些教训幼儿的场面话，而堂而皇之的场面话，越是贫瘠的心灵就越是喜爱说。前者教人寻找心灵，后者则是压抑心灵。
2014.05.29
歌德自己就有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与许多高尚的人对话。爱克曼将自己与歌德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最能够印证这样的读书妙旨：与高尚的人谈话。浪漫派运动似乎从一开始就牵连着颓废的特征，比如歌德本人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但歌德其实并不愿意用一部《维特》来奠定基调。他更加在意一种壮健的品格，比如他会说“一切倒退和衰亡的时代都是主观的，相反，一切前进上升的时代都有一种客观的倾向”（97），他推崇伟大品格，并且把写作和研究的缺陷归因为人格上的缺陷，高尚原则“像潜藏的太阳，把柔和的光辉照射到我们的一切行动上。”（92）因此，他特别推崇具有伟大人格的莱辛，却鄙薄知识渊博却刻薄无良的施莱格尔（朱译：威廉•史雷格尔），对言语俏皮的伏尔泰也颇有微词。值得注意的是，歌德所重视的高尚并不是那种僵硬的教条式的品德，而是亲近自然、远离“观念”、重视客观的那种高尚，总体而言，歌德的高尚就是让心灵远离狭隘。他赞颂莎士比亚“多么无限丰富和伟大呀！他把人类生活中的一切动机都画出来和说出来了！”（98），他批评“主观诗人”“会很快把他内心生活的那一点材料用完，然后就落入俗套（Manier）”，而“客观诗人”则有“写不尽的材料，能写出经常是新鲜的东西”（96）。
让我格外感兴趣的是歌德的一些与文学创作无关的思想。比如他的光和颜色学说。歌德认为光是独立自足的东西，不是由各种颜色组合而成。单是光也不能产生颜色。要产生颜色，须有光与影在变化上的配合。此外，人眼要求变化，也会看到实际不存在的颜色。（27）这与牛顿用三棱镜所证明的光学正好相反。牛顿认为“各种颜色（这些本是阴影和浓淡造成的）就是光本身，换句话说，就是时而这样折损、时而那样折损的光线。”（同上）对于颜色学，歌德还说：“凡是在我们外界存在的，没有不同时在我们内界存在。眼睛也和外界一样有自己的颜色。颜色学的关键在于严格区分客观的和主观的，所以我正从属于眼睛的颜色开始。”（115）
我们现在可以说，歌德的自然研究其实并没有遵循自然研究的科学方法。自然研究的科学方法，一方面是需要有数学建构的可能（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另一方面，他需要按照第三方观察者的视角，并相信所见即所是。然而，歌德的颜色学尽管也依赖他自己的观察，却并不完全以他的观察为基础建立理论。他在解释颜色时，首先预设光的独立存在，而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假定，为此他还需要假定眼睛自己也有光。内在的光和外在的光共同被看成是颜色的前提。这里面似乎有“以太说”的影响，对于科学研究的光现象来说，本质上是不可接受的。然而，正是这种根本对立，他的颜色说仍然是极具创见的。或许科学理论的拥趸会根据三棱镜实验来认定光的本质就是由不同颜色的色光组成的，但是，这一实验只是证明了，透过三棱镜，我们看见了一束光变成了七色光，它实际上并没有证明，这一束光就是七束色光的总合。这里埋伏着目前为止的科学研究的危险所在：他将我们所看到的，直接理解为事物的本质。
另一个让我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是歌德对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里的家庭冲突和国家冲突的看法。按照黑格尔，《安提戈涅》的冲突起源于家庭义务和国家义务，是典型的希腊悲剧形式，安提戈涅要求埋葬死去的哥哥和国王克瑞翁的禁令代表了这两种源头的各自成立的正义，但却都不是充分的。但歌德的视角别具一格。他说：“克瑞翁的行动并不是从政治道德出发，而是从对死者的仇恨出发。泼里涅克斯在他的家族继承权被人用暴力剥夺去之后，设法把它夺回来，这不是什么反对国家的滔天罪行，以致死还不足赎罪，还要惩罚无辜的死尸。一种违反一般道德的行动决不能叫做政治道德。克瑞翁禁止收藏波里涅克斯，不仅使腐化的死尸污染空气，而且让鹰犬之类把尸体上撕下来的骨肉碎片衔着到处跑，以致污染祭坛。这样一种人神共嫉的行动决不是一种政治德行，而是一种政治罪行。”（123）
黑格尔是本着辩证法的逻辑来理解伦理的，所以他尽力要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基本冲突。然而歌德对《安提戈涅》中的伦理义务的冲突并不那么以为然，首先，安提戈涅的哥哥的罪行在他的理解中被稀释了，挑动军队反抗自己的国家由于拥有夺回继承权的这个正当理由而不再是叛国罪，这样一来，安提戈涅就有了更充分的理由要求安葬她不幸战死的哥哥们，尤其是这位进攻本国的哥哥。我们可以看出，歌德的反驳是以一定程度上的价值一元论为基础的，他试图捋顺其中的伦理价值关系，当然也由于他极为反感黑格尔一切从“观念”出发的哲学思维，他将哥哥的“罪”变得更轻，将妹妹的“正当”看得更重，于是最终而言，克瑞翁所代表的“国家正义”就是一种“政治罪行”了。我们且不跟他争论克瑞翁的要求是否属于政治罪行，我觉得《安提戈涅》的意义恰恰就在于揭示了“价值一元论”的不可能性，伦理价值总是会有冲突的。
开卷有益。歌德是德国文坛的巨擘。这部对话录以格外的简洁有力直达歌德的思想深处，这不能不归功于作者爱克曼本人的思想领悟力和文字表达力。要知道，记录一场有益谈话的主要内容而不让它失去重心，这本身是困难的事。德语民族是重视自我教育的民族，此书一上市在当时就反响剧烈。这种略带教诲意味的文字充满真知灼见，而不使人反感，相比于腐化堕落的《弟子规》，其高明不可道里计。区别在于，《歌德谈话录》是听一位身体力行践行高尚的人的谈话，而《弟子规》的作者是否有任何高尚的迹象，我们压根不知道，他只是说了些教训幼儿的场面话，而堂而皇之的场面话，越是贫瘠的心灵就越是喜爱说。前者教人寻找心灵，后者则是压抑心灵。
2014.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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