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走出的五四

一个月前看完郭廷以先生的《近代中国史纲》后我发了条朋友圈，大意是：如果在1949之前，我肯定会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甚至可能是一个狂热的国家主义者；而在1949之后的大部分时候，我会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到了今天，我更多地会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 之所以“堕落”为民族主义者涉及到一个可以暂且称为绝对理性与历史理性的纠葛。在绝对价值层面，我当然认为所有的价值判断的单位都应落实为每一个具体的生命；但近代以降，帝国主义列强屡屡入侵，尤其是日本更是三番五次要置中国于死地，而他们所带来的死亡事件中可能就有我的祖辈（那就没我了）。所以，需要抵抗，而且是一种富有力量感的集体的抵抗；所以，我之民族主义恰恰是因为他人的民族主义，是一种被动而无可奈何的选择。然而，所有的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一切大集体都可能异化为对小个人的侵凌力量，沦为一种邪恶而保守之物，沦为对绝对价值的背叛。纠结之处就在这里，却没想到这一纠结在五四找到了历史的先声。 罗志田先生善于作细致文章，在普遍化的历史叙述之内寻找异色。《涟漪重叠：“五四”前后面向世界倾向的延续》一文中，他首先承认这样的普遍性看法，即“五四”之后“个人”的淡出和群体的凸显（落实在“国家”、“民族”之上），却并不认可这只是一个单声部的、逻辑清晰地转折。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话语在“五四”之后余波尚健。 在“五四”之前的新文化运动时期，“个人”和“世界”是其两大主流，强调“知有国家更要知有个人和世界”。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曾指责康有为和谭嗣同重视“个人”和“世界”却忽视“国家”，而到了一战后欧游回来，却反思自己当年“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偏狭的国家主义，惭其死友矣”，而转而主张建设一种“世界主义的国家”——应该说这时候他侧重强调的是在国家之外更要知有个人和世界。尽管梁氏并非新文化运动中人，这一思想却与新文化诸人暗通款曲。傅斯年在1919年9月发表的《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曾说：“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不仅是梁傅两位，胡适同样如此，甚至早在留学期间就形成他所谓的“世界大同主义”；而李大钊论证俄国革命之于法国革命的优越性正在于前者是“社会的革命而并着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而后者则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 不过，民族、国家至上的倾向确实从“五四”当年即已开始，这一转变的逻辑也是很有趣的。在1919年5月7日发表于《晨报》的《国耻纪念感言》一文中，彭一湖描述了自己居于世界主义人类主义和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之间的极大矛盾：“人类的进化没有达到超国家超民族的程度”，故不能“只重理想不顾事实”，还是要“相对的主张国家主义主张民族主义”，在“全世界全人类都讲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时代”，若“一国一民族单独提倡什么世界主义人类主义，那就真危险了”。这一矛盾到了余家菊1922年《民族主义的教育》一文中得到了干脆的治愈：现在“不必顾虑民族主义是否违反世界主义，且努力使自己底民族在世界站得住”，才是最关键的。此后孙中山、胡汉民等国民党人仍然在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二项式论述中倾向于国家主义。 总之，在“五四”之后，尽管集体话语急剧凸显出来，个人和世界话语却并未很快淡出，大量的国家-世界二元对举的论述本身即彰显了民族主义者面对来自世界主义的挑战的紧张感。罗志田先生的这篇文章要说明的正是这样一种局面。而我想说的则是，这一紧张感甚至至今都“阴魂不散”，紧紧缠绕着中国知识分子。这里再举一例。 或许并不太妥当，但我以为如今在对毛（文革）的评价上仍存有这一结构性的紧张感的显影。刘小枫等施派认毛为“国父”正是从国家主义这一维度上肯定毛的民族国家体制建构之功（去革命化），而经典的社会主义者则更多地从阶级革命（暂且视为某种特殊的人道主义）和世界革命的维度上肯定毛的“不断革命”。这两派虽然目前有合流倾向，但实在同床异梦。 这一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二元紧张到了八九十年代的邓，则试图将二者融合一处（主要是用前者置换后者）。钱理群先生在《毛时代与后毛时代》一书中认为这种融合是造成其后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虽然不至于“一切”，但这一判断仍是极具分析效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