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颗有记忆的鸡蛋罢
读《地下》的时候，我正在做一件事，这件事可能会成为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地下》是记录1995年日本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长篇纪实文学，作者拜访了62名事件亲历者，他们中间有些人被毒气害得厉害，半生与病榻相伴，有些虽损伤较轻，留在身体及心里的后遗症却时时侵扰。
现代社会，无论是媒体还是普通百姓，很喜欢在评价这样一件事时划一条河，河的此岸是善良、光明、柔弱、受伤的老百姓，彼岸是恶的肇事者奥姆真理教。这是多么省事的归纳法，干净利落，不会徒增烦恼。村上春树曾收到一名女性读者的来信，说他丈夫在毒气事件中落下后遗症，后来在单位中受歧视，工作不保。他也曾去旁听法院对主犯林泰男的审判，觉得站在被告席上的那个人绝没有“犯罪型人格”，相反是个弱小老实的好人。
女人的丈夫遭受的，不仅仅是河彼岸的恶带来的伤害，还有此岸长长久久绵绵不断的恶；而那个看起来极似普通人的主犯因为用尖锥刺破了装着毒液的口袋而被判死刑，并被划入河的彼岸。殊不知这条河在我们眼不能及的“地下”，此岸与彼岸其实连在一起。
村上春树又讲了一个故事。以前有一次他在路上看到奥姆真理教的信徒戴着大象面具穿着奇怪装束为他们的教主拉选票，他的第一反应便是厌恶地扭头不去看，很多人都是如此。为什么你可以对其他怪异事物报以无谓的揶揄或随意一笑，对这件东西却非要这样刻意排除，厌恶至极？村上给了一个解释：“因为奥姆真理教这一事物对于我并非纯属他者。那一事物通过用我们想所未想的样式将我们自身被扭曲的图像裹在身上这一做法而将可能性的刃器尖锐地触在我们的喉咙。我们必须刻意排除的东西说不定就已包括在那里。”
他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导致事件形成的日本这个社会地下的土壤，以及每个人内部的“地下”其实暗流涌动，而这些暗涌是更黑暗，更值得发掘的东西。“而要逼近和发掘这个真正黑暗的‘underground’，只能诉诸物语即小说这一形式。”
于是就有了15年后的《1Q84》。
写于1996年的书，在《1Q84》之后大量再版，往事被重提，出版商恨不得用最大号的字来说明其与畅销小说的渊源。在林少华的译序里也明明白白地写，15年后的《1Q84》是《地下》的遗址。《1Q84》中“先驱公社”是对沙林事件中元凶奥姆真理教的影射，教主深田保是奥姆真理教教头目麻原彰晃的置换，而青豆从地下进入的，天吾经由深绘里的小说进入的平行世界，即是每个人内部，并由此绘织成整个社会阳光普照不到的那个“地下”。
“如果你受过训练，你就能找到路径，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往来游走。要找到进入这个封闭循环的入口很容易，但要找到一个出口却很难。很多宗教领袖都会免费为你提供一个入口。但他们不会提供出口，因为他们希望追随者上套。在他们命令自己的追随者成为士兵时他们就可以为自己冲锋陷阵。”
只有入口而没有出口的封闭世界用它那敞开的入口引诱着在这个开放式世界里困惑和缺乏安全感的人们，而一个仍然开放，仍然拥有选择权的人，若被恐慌包裹，其实已然没有选择权。当君已入瓮，君也许不再试图寻找瓮的出口；即使寻找，君陡然发现自己身处四面“高墙”之中，而作为一颗想要以卵击石的“鸡蛋”，成了一颗有病的鸡蛋。（这里借用了村上春树2010年耶路撒冷演讲中的说法）
“体制改造得让不适合体制的人感到痛苦。不适合体制意味‘有病’，使之适合意味‘治疗’。个人便是这样被编入体制强加的他律性动力程序之中，而其可以自律性达到目标的动力程序便被毁掉。寻找自律性动力程序被视为‘有病’。”
另一方面，你又看到，很多人在积极寻求被编入高墙之中。当他们将自律性动力程序交付出去，成为跟随整座高墙的大浪翻腾的小水滴，不再需要思考，也就抹去很多痛苦。而这些高墙围拢的封闭世界——如奥姆真理教、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世界——其共同之处在于：“如果你有疑问，总会有人提供答案，只要你继续相信，就会一直很幸福。但在开放式的世界中，一切都是不完全的，有很多困惑和缺憾。”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谈不上幸福，更多的反而是困惑和压力。但至少情况是开放的。你有选择权，你可以决定你的生活方式。”
因为，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封闭世界是危险的，“可以使人开飞机幢大楼，可以使人在地铁中施放毒气。”
封闭世界的高墙如此之高，是因为有些主动进入高墙的鸡蛋，或一些莫名奇妙掉进去的鸡蛋，在高墙中逐渐变成了构筑高墙的石灰，从而使高墙愈高愈坚。而那些清醒自己仍是鸡蛋的鸡蛋，或在某一瞬间由石灰变回鸡蛋的鸡蛋，发现自己依然无路可逃。鸡蛋与高墙相撞，碎的永远是鸡蛋。
经济学也有类似的说法，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为什么在宁死不屈的烈士面前失效？不排除其中有些是高墙中的石灰，而更多的鸡蛋因为来自高墙的惩罚威胁而选择死亡。本质上已经不是囚徒博弈。来自高墙的惩罚威胁是这样强烈，以致自身的死亡变成了鸡蛋的最优结局。
就像那个用尖锥刺破三袋沙林，导致13人死亡的林泰男，一个老实人，终究被组织抛弃，在监狱中默默等待死刑的执行。那种孤身被抛到月球背面的孤独感。这样的故事何其多，战争中牺牲的是英勇善良的小兵，而他们的领袖，坐在后院喝茶。
而作为一颗高墙中的鸡蛋，且不论推翻高墙，单单推翻自己，要付出的代价，恐怕就高得令人畏惧。
我敬佩一切撞向高墙的鸡蛋。
做一颗清醒的鸡蛋太痛苦，很多人在压倒性暴力面前，宁愿做一颗糊涂健忘的蛋。
而压倒性暴力，“它们从我们内部——完完全全从脚下的暗处即地下——以‘噩梦’这一形式猛然喷发出来，同时将我们社会体制潜在的矛盾和弱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突如其来的疯狂肆虐的暴力性面前，我们的社会实际上是那么软弱无力和毫无准备。我们未能预测其到来，未能提前准备。对于已然出现在那里的东西也未能采取机敏有效的对策。那里所显示的，是我们所属的‘此侧’体制的结构性败退。”
7月23日坐动车去温州的人，11月19日山东新泰化工厂里正在检修冷凝器的工人，10月13日的小悦悦，被突然之间喷涌而出的灾难夺去生命。不知在何时何地做着什么的你和我，都有可能这样，死得不明不白。
在村上的采访中，“想彻底忘掉事件的人”不在少数，痛苦记忆不愿再提。但是他说：“也有人不愿意被世人这么轻易地忘掉。”何况还有那些“早已不能开口的死者”。
即使没有推翻自己的勇气，即使连改正错误的勇气都没有；即使没有粉身碎骨的勇气，即使连受伤的勇气都没有，那么先做一颗有记忆的鸡蛋。正确的记忆会给我们正确的力量。
1996年的村上春树刚结束两年英国两年美国的海外旅居生活，拎着一台录音机（或是其他什么录音设备），寻找他们，征得他们的同意，听他们讲事件当天的自己见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将录下的声音送去转化为文本，对文字仅在造成阅读障碍处进行润色，寄给被访者，按照被访者的要求修改或删除，再寄回去，再修改，把有所顾虑的被访者姓名以化名代替，整理出版。用了一年时间。
每段采访的开头，都花很长时间来让被访者讲自己的工作，每天的生活。和一般媒体简单粗暴地将受害者描摹成一群面目模糊的弱者不同，村上想做的是去看清他们每一张脸，去探测他们每个人的体温。他说：“我所见的人当中，让我觉得‘此人无聊’的人一个也没有；我所倾听的话当中，让我觉得‘此话无聊’的话一句也没有。我为每一个人的人生，为每一句出口的话语所折服，实在无可抗阻。”“人这东西，人生这东西，凝眸细看之下，原来竟各有各的深奥，我不能不为之心悦诚服，甚至对其深度感慨万千。”
我并不认为村上春树的《地下》以及小说《1Q84》在治疗日本社会顽疾的进程中真的治愈了什么，或摇撼了什么。《1Q84》作为一本小说很好看，但其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却太柔软。并且村上作为一个非事件受害者，其置身的位置本来就含有某种傲慢性。但我仍然觉得，他做的这件事也许带来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与一些媒体为了截取对他们有用的东西，一遍遍给汶川地震中幸存的孩子看父母的遗物，残忍地追问他们想不想父母所带来的“二次伤害”，有本质的区别。
“你没有向谁（或什么）交出自我的某一部分而接受作为代价的‘物语’吗？”
“你没有把人格的一部分完全托付给某种制度=system吗？”
“如果托付了，制度不会迟早向你要求某种‘疯狂’吗？”
“你的‘自律性动力程序’会达到正确的内接点吗？”
“你现在拥有的物语果真是你的物语吗？”
“你所做的梦果真是你的梦吗？”
我想到自己正在做的这件事，一件可能变成这辈子最后悔的事，顿觉无比苍凉。
——写于2011年11月23日 杭州 原题《乱笔》
《地下》是记录1995年日本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长篇纪实文学，作者拜访了62名事件亲历者，他们中间有些人被毒气害得厉害，半生与病榻相伴，有些虽损伤较轻，留在身体及心里的后遗症却时时侵扰。
现代社会，无论是媒体还是普通百姓，很喜欢在评价这样一件事时划一条河，河的此岸是善良、光明、柔弱、受伤的老百姓，彼岸是恶的肇事者奥姆真理教。这是多么省事的归纳法，干净利落，不会徒增烦恼。村上春树曾收到一名女性读者的来信，说他丈夫在毒气事件中落下后遗症，后来在单位中受歧视，工作不保。他也曾去旁听法院对主犯林泰男的审判，觉得站在被告席上的那个人绝没有“犯罪型人格”，相反是个弱小老实的好人。
女人的丈夫遭受的，不仅仅是河彼岸的恶带来的伤害，还有此岸长长久久绵绵不断的恶；而那个看起来极似普通人的主犯因为用尖锥刺破了装着毒液的口袋而被判死刑，并被划入河的彼岸。殊不知这条河在我们眼不能及的“地下”，此岸与彼岸其实连在一起。
村上春树又讲了一个故事。以前有一次他在路上看到奥姆真理教的信徒戴着大象面具穿着奇怪装束为他们的教主拉选票，他的第一反应便是厌恶地扭头不去看，很多人都是如此。为什么你可以对其他怪异事物报以无谓的揶揄或随意一笑，对这件东西却非要这样刻意排除，厌恶至极？村上给了一个解释：“因为奥姆真理教这一事物对于我并非纯属他者。那一事物通过用我们想所未想的样式将我们自身被扭曲的图像裹在身上这一做法而将可能性的刃器尖锐地触在我们的喉咙。我们必须刻意排除的东西说不定就已包括在那里。”
他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导致事件形成的日本这个社会地下的土壤，以及每个人内部的“地下”其实暗流涌动，而这些暗涌是更黑暗，更值得发掘的东西。“而要逼近和发掘这个真正黑暗的‘underground’，只能诉诸物语即小说这一形式。”
于是就有了15年后的《1Q84》。
写于1996年的书，在《1Q84》之后大量再版，往事被重提，出版商恨不得用最大号的字来说明其与畅销小说的渊源。在林少华的译序里也明明白白地写，15年后的《1Q84》是《地下》的遗址。《1Q84》中“先驱公社”是对沙林事件中元凶奥姆真理教的影射，教主深田保是奥姆真理教教头目麻原彰晃的置换，而青豆从地下进入的，天吾经由深绘里的小说进入的平行世界，即是每个人内部，并由此绘织成整个社会阳光普照不到的那个“地下”。
“如果你受过训练，你就能找到路径，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往来游走。要找到进入这个封闭循环的入口很容易，但要找到一个出口却很难。很多宗教领袖都会免费为你提供一个入口。但他们不会提供出口，因为他们希望追随者上套。在他们命令自己的追随者成为士兵时他们就可以为自己冲锋陷阵。”
只有入口而没有出口的封闭世界用它那敞开的入口引诱着在这个开放式世界里困惑和缺乏安全感的人们，而一个仍然开放，仍然拥有选择权的人，若被恐慌包裹，其实已然没有选择权。当君已入瓮，君也许不再试图寻找瓮的出口；即使寻找，君陡然发现自己身处四面“高墙”之中，而作为一颗想要以卵击石的“鸡蛋”，成了一颗有病的鸡蛋。（这里借用了村上春树2010年耶路撒冷演讲中的说法）
“体制改造得让不适合体制的人感到痛苦。不适合体制意味‘有病’，使之适合意味‘治疗’。个人便是这样被编入体制强加的他律性动力程序之中，而其可以自律性达到目标的动力程序便被毁掉。寻找自律性动力程序被视为‘有病’。”
另一方面，你又看到，很多人在积极寻求被编入高墙之中。当他们将自律性动力程序交付出去，成为跟随整座高墙的大浪翻腾的小水滴，不再需要思考，也就抹去很多痛苦。而这些高墙围拢的封闭世界——如奥姆真理教、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世界——其共同之处在于：“如果你有疑问，总会有人提供答案，只要你继续相信，就会一直很幸福。但在开放式的世界中，一切都是不完全的，有很多困惑和缺憾。”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谈不上幸福，更多的反而是困惑和压力。但至少情况是开放的。你有选择权，你可以决定你的生活方式。”
因为，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封闭世界是危险的，“可以使人开飞机幢大楼，可以使人在地铁中施放毒气。”
封闭世界的高墙如此之高，是因为有些主动进入高墙的鸡蛋，或一些莫名奇妙掉进去的鸡蛋，在高墙中逐渐变成了构筑高墙的石灰，从而使高墙愈高愈坚。而那些清醒自己仍是鸡蛋的鸡蛋，或在某一瞬间由石灰变回鸡蛋的鸡蛋，发现自己依然无路可逃。鸡蛋与高墙相撞，碎的永远是鸡蛋。
经济学也有类似的说法，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为什么在宁死不屈的烈士面前失效？不排除其中有些是高墙中的石灰，而更多的鸡蛋因为来自高墙的惩罚威胁而选择死亡。本质上已经不是囚徒博弈。来自高墙的惩罚威胁是这样强烈，以致自身的死亡变成了鸡蛋的最优结局。
就像那个用尖锥刺破三袋沙林，导致13人死亡的林泰男，一个老实人，终究被组织抛弃，在监狱中默默等待死刑的执行。那种孤身被抛到月球背面的孤独感。这样的故事何其多，战争中牺牲的是英勇善良的小兵，而他们的领袖，坐在后院喝茶。
而作为一颗高墙中的鸡蛋，且不论推翻高墙，单单推翻自己，要付出的代价，恐怕就高得令人畏惧。
我敬佩一切撞向高墙的鸡蛋。
做一颗清醒的鸡蛋太痛苦，很多人在压倒性暴力面前，宁愿做一颗糊涂健忘的蛋。
而压倒性暴力，“它们从我们内部——完完全全从脚下的暗处即地下——以‘噩梦’这一形式猛然喷发出来，同时将我们社会体制潜在的矛盾和弱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突如其来的疯狂肆虐的暴力性面前，我们的社会实际上是那么软弱无力和毫无准备。我们未能预测其到来，未能提前准备。对于已然出现在那里的东西也未能采取机敏有效的对策。那里所显示的，是我们所属的‘此侧’体制的结构性败退。”
7月23日坐动车去温州的人，11月19日山东新泰化工厂里正在检修冷凝器的工人，10月13日的小悦悦，被突然之间喷涌而出的灾难夺去生命。不知在何时何地做着什么的你和我，都有可能这样，死得不明不白。
在村上的采访中，“想彻底忘掉事件的人”不在少数，痛苦记忆不愿再提。但是他说：“也有人不愿意被世人这么轻易地忘掉。”何况还有那些“早已不能开口的死者”。
即使没有推翻自己的勇气，即使连改正错误的勇气都没有；即使没有粉身碎骨的勇气，即使连受伤的勇气都没有，那么先做一颗有记忆的鸡蛋。正确的记忆会给我们正确的力量。
1996年的村上春树刚结束两年英国两年美国的海外旅居生活，拎着一台录音机（或是其他什么录音设备），寻找他们，征得他们的同意，听他们讲事件当天的自己见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将录下的声音送去转化为文本，对文字仅在造成阅读障碍处进行润色，寄给被访者，按照被访者的要求修改或删除，再寄回去，再修改，把有所顾虑的被访者姓名以化名代替，整理出版。用了一年时间。
每段采访的开头，都花很长时间来让被访者讲自己的工作，每天的生活。和一般媒体简单粗暴地将受害者描摹成一群面目模糊的弱者不同，村上想做的是去看清他们每一张脸，去探测他们每个人的体温。他说：“我所见的人当中，让我觉得‘此人无聊’的人一个也没有；我所倾听的话当中，让我觉得‘此话无聊’的话一句也没有。我为每一个人的人生，为每一句出口的话语所折服，实在无可抗阻。”“人这东西，人生这东西，凝眸细看之下，原来竟各有各的深奥，我不能不为之心悦诚服，甚至对其深度感慨万千。”
我并不认为村上春树的《地下》以及小说《1Q84》在治疗日本社会顽疾的进程中真的治愈了什么，或摇撼了什么。《1Q84》作为一本小说很好看，但其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却太柔软。并且村上作为一个非事件受害者，其置身的位置本来就含有某种傲慢性。但我仍然觉得，他做的这件事也许带来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与一些媒体为了截取对他们有用的东西，一遍遍给汶川地震中幸存的孩子看父母的遗物，残忍地追问他们想不想父母所带来的“二次伤害”，有本质的区别。
“你没有向谁（或什么）交出自我的某一部分而接受作为代价的‘物语’吗？”
“你没有把人格的一部分完全托付给某种制度=system吗？”
“如果托付了，制度不会迟早向你要求某种‘疯狂’吗？”
“你的‘自律性动力程序’会达到正确的内接点吗？”
“你现在拥有的物语果真是你的物语吗？”
“你所做的梦果真是你的梦吗？”
我想到自己正在做的这件事，一件可能变成这辈子最后悔的事，顿觉无比苍凉。
——写于2011年11月23日 杭州 原题《乱笔》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