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七〇后的“立传”书写

徐则臣为小说《耶路撒冷》设置了一别有意味的结构：故事叙述部分与（虚拟的）“专栏文章”交叉推进，直至终局。所谓“专栏文章”，是书中主角初平阳为一媒体开设的“我们这一代”专栏，计三十三篇，除小说中作为实体出现的“到世界去”、“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这么早就开始回忆了”等十篇，其他均有目无文，如“偶像的黄昏”（谈70后之于神话、权威和偶像崇拜）、“地球背面”（谈70后之于欧风美雨）、“告诉我，我该相信什么”（谈70后之于信仰）。“专栏文章”夹叙夹议，虽不乏与小说故事内容的关联，但事实上对故事的直线型行进仍构成了拦阻的效应，使顺畅的阅读不得不一次次地断裂，进入另一种语境中去。徐则臣如此做，显然非为结构而结构，其写作的野心潜藏在内。讲一个或几个曲折、或悲或喜的故事仅为显在的层面，企望为一代人“立传”才是其着意所在。

《耶路撒冷》关乎耶路撒冷，却非发生在耶路撒冷，其故事落于中国南方一条运河旁几个从孩提就长在一起的发小身上。小说以初平阳回花街卖掉自家的大和堂为主线，讲述了花街几十年的变迁，历史与现实交叉，凡俗的苦恼，精神的救赎，每个人都深陷其中不可自拔……

应该说，这些人物的性格、职业、经历、遭际均各个不同，其故事有截然相异的轨迹，甚少重合，若说有什么可以将其放置于同一个平台上审视，那莫过于他们对故乡莫名复杂的情绪。此书定名为“耶路撒冷”，这个遥远的异域城市显见得是安妥灵魂与信仰的向往之所在，但奇特的是，书中的人物及故事却尽数落足于故乡——花街之上，那个他们始终想远走高飞，却牵丝扯蔓、终究要缠绕一生的地方。

易长安身上最显眼的标签，即为反叛。这种反叛，直接指向父亲，所谓敌人赞同的就要反对，敌人反对的坚决赞同。反叛延伸到他与外界的磨合中，教书的时候和乡镇领导对着干，坚决和吃喝拿要等不正之风做斗争，但吊诡的是，一旦辞职走人，到北京谋生计，立时投入到很有“前途”的造假证行业中，开始和社会对着干。易长安反叛的逻辑貌似有条理，实质亦大有悖谬之处，他并未有太多的精神资源作为反叛的根基，虽远离浑浑噩噩，但没有任何坚实的东西可以凭依。长年奔波在故乡的千里之外，一旦听到某种召唤之声，仍不顾危险踏上回归的旅程，而这，直接导致其身陷囹圄，故乡即意味着历程的终结。

杨杰是圆梦者，为上一辈圆一个梦想或曰意愿。他的母亲原为北京知青，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散落于这条运河边上，圆梦的重担落到了儿子杨杰身上。没想到，杨杰读书不成，当兵也没获得好的出路，走投无路之下误撞进水晶行当，终于迎来人生的转机，并成功地娶到了北京姑娘，完成了母亲的梦想。而圆梦不是杨杰的休止符，他对水晶业有自己的构想：对水晶原材的大砍大削导致产生许多边角料，亿万年的造化积淀轻易地浪费，实为暴殄天物。杨杰逆潮流而动，不顾同行的嘲笑，开始水晶小挂件事业，珍惜这大自然的结晶。杨杰回到故乡花街，一大原因即自己的水晶生产工厂选址在此，水晶的销售在外界，其基点却在故乡。

秦福小，内心背负了赎罪的沉重十字架。幼小的弟弟天赐在自己面前死去，秦福小心中充满罪感，离家出走十六年，寻求赎罪和解脱。最终带着一个酷似天赐的孤儿回到故乡，在花街这片昔日心灵的苦痛之地，完成自我的赎罪之路。

初平阳这个社会学博士所思考的，可以说更倾向于形而上的事物，而“耶路撒冷”这个中心语汇，也是出自他的心灵指向，“对我来说：她更是一个抽象的、有着高度象征意味的精神寓所……有的只是信仰、精神的出路和人之初的心安”。初平阳远离故乡，心存耶路撒冷，而奇特的是，他书写的文字（专栏文章）却处处围绕着花街打转，从回忆到当下，从现实到梦幻，既充溢着莫名的乡愁，亦激起“到世界去”的冲动。他被现实所羁绊，但时时有着冲破束缚的情绪，为自己的精神追索付出最大的辛劳和努力。

这些故乡花街出来的人物，性格或有相异，职业或有不同，但其内心中都有着深深的罪责感。这来源于童年玩伴天赐的死，天赐本为自杀，与他人无涉，但姐姐和朋友们或因为面对死亡时的犹疑踟蹰，或由于自己的软弱怯懦，或是凶器缘于自己的赠予，都歉疚于心，无法释怀，即使远离故乡，隐痛仍如洇开的油渍，不能消逝。在漫长的岁月里，昔时的隐痛时时煎熬着他们，促其自省，检视自己的内心，或许如久病成珠，不管外界如何喧嚣凡俗，他们终能为自我保持一片弥足珍贵的净土。

花街有一座历时百年的教堂，在岁月的磨砺中渐渐倾斜，已堪比意大利比萨斜塔的奇观。围绕着斜教堂，众生相浮出“暗室”来，展开现实与理想的角力。当地政府意欲拆除斜教堂（即使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为正在大兴土木的名妓翠宝宝纪念馆腾出是足够的空间，不能妨碍提升当地经济发展的旅游业。而初平阳、杨杰、易长安、秦福小等千方百计要保住花街上的这座斜教堂，即使自己出资修缮亦在所不惜。我们可以体味，这实质上是一种隐喻，偏街小巷的老教堂，是众人寄寓信念的精神建筑，即使在浊世中风雨飘摇，日渐倾斜，却仍旧站立在那里，未轰然倒塌。理想之光虽然微暗，但自有穿透时空的力量，众人合心合力护卫一座斜教堂，有大的意义存焉。

自书中的人物，不能不延及徐则臣，与其创作心态。徐则臣为七〇后作家，他在《耶路撒冷》中写的亦是自己的同代人，故事或为虚拟，但其中的精神指向却是实实在在的，他是将自己的思考赋予小说中的多位主角。叙事未尽其意，另以单独撰就的“专栏”文字补充之，以有“谈70后之于神话、权威和偶像崇拜”、“谈70后之于信仰”等，作者之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徐则臣写《耶路撒冷》，令我们惊觉，七〇后已到了为其所处的时代、为自己的同代人“立传”的时候了。这一精神史或心灵史的书写，与前代作家的书写（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废都》、格非的《春尽江南》、韩少功的《日夜书》等）之区别，在我们看来亦是显豁的：七〇后有历史的重负，但尚不到喘不过气的地步，还存有缓解的余地；个体不再被集体的洪流所湮没，发出自己的声音虽几经磨难，已可实现；对理想主义的光焰之追寻已不及前代人那么狂热，但仍然割舍不下，即使在尘世中沉浮经年，不能熄灭那一抹微光，还是挣扎着重返精神之境。七〇后若以一个字来形容，似可用“卡”，不上不下，未免尴尬。出生时，红色年代已然在退去，未经风雨飘摇，未有百分百的理想主义（若说前代的理想主义以“群”为特征，那七〇后更具“个”的色彩），却又不能接受空泛的虚无，恰如蝙蝠，于鸟类与兽类之间徘徊无定，进退失据。在这个时代，七〇后难以完全放弃“个”的精神之塔，亦无法全然拥抱消费主义（如下一代际的“小时代”），那种心灵的煎熬无依，或不为外人明晓。那么，徐则臣的书写，其野心是值得我们瞩目的，或许文本本身尚有用力过猛之处，但作为起始，已然令我们眺望以后的美丽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