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萧瀚：虚无主义与伪革命──《群魔》漫谈
在中国，与蜚声世界文坛已近一个半世纪长盛不衰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相比，《群魔》被谈论和重视的程度简直不值一提，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部重大长篇小说中，这是被讨论和关注得最少的一部作品。
这一沉默的默契，对于中国来说，既相当自然，又极不正常，或者反过来说，既相当正常，却又极不自然。因为俄国苏维埃政变成功之后，《群魔》一直被视为一部“恶毒攻击革命”的小说，这一观点自然也波及中国。其实，无论是褒扬还是贬低《群魔》的思想，如果将此小说仅仅视为是针对革命而讨论并且批判伪革命的，那就大大地降低了作品的思想分量，甚至可以说是对这部杰作的庸俗化解读──它真正的批判矛头指向的是20世纪人类即将深受其害的极权主义政治及其哲学基础：虚无主义。
由于书报检查的原因，《群魔》初稿中的第二部第九章在最初出版时被删掉，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只好改写相关篇章（书尾那封寄给达沙的信可算是个替代品），但这一章通常在后来的出版中会作为附录单独成篇，加缪在创作根据小说改编的剧本时加上了这部分内容。这一章中有一份斯塔夫罗金的自白书，有些评论家称其为忏悔书，是不准确的，因为他并没有忏悔之意。在这份自白书里，斯塔夫罗金回忆了年轻时包括诱奸幼女和杀人等种种犯罪劣迹，自陈其颠覆一切伦理价值的虚无主义观念的来由，这是理解整部《群魔》的一把最重要钥匙。
从作家创作的思想脉络来说，《群魔》其实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热身。《群魔》里虽然没有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那样辉煌的系统思想，但其中涉及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与斯塔夫罗金的谈话，五人小组中的所谓天堂就是百分之十的人奴役百分之九十的人之“希加廖夫理论”，以及斯塔夫罗金偶尔零碎的表达，都已经具备《宗教大法官》的雏形，至于《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极为人称道的那句天问：“如果没有上帝，人是不是就可以为所欲为”在《群魔》里虽然没有那么醒目，但也已经明确提出。
《群魔》攻击革命──这只是书中并非核心的东西，《群魔》所表现的对“革命”的批判，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言了俄罗斯的未来道路，他眼中的革命者，只是中了虚无主义剧毒的俄国流氓与地痞，他们放纵享乐和杀人放火，是因为心中没有敬畏只有仇恨，他们取消一切价值，甚至不是重估一切价值，他们反对专制政府并不是出于正义和爱，而是出于对破坏的变态兴趣，而且因为他们懒惰图省事，解决无聊最简便的方法就是破坏，只是他们需要给外界一个破坏的理由以便免责才找到革命这件外衣──而通往地狱的通常都是捷径。正如波兰裔英国作家康拉德在他专门讨论俄国革命的政治小说《在西方目光下》揭开的题旨：
“专制统治残暴愚蠢，摒弃一切法制，事实上将自身建立在彻头彻尾的道德混乱之上，导致一个纯乌托邦式的革命主义采用同样暴烈愚蠢的方式进行回击。该主义把毁灭作为首选行动，并有个奇怪的信念，即先要把某些既有的人类体制搞垮，才会有人心的本质转变。这些人不明白，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仅仅是更改一下名号。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全都是俄国人；世人将再一次领悟本性难移这句老话的正确性。”
康拉德的这一精彩表述，揭示了虚无主义附着于革命的恶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说得更斩截而惊心动魄：“有权公然侮辱别人的人格最容易吸引俄罗斯人跟着自己走。”书中反复表现“革命领袖”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为了“革命”不择手段，其中有这么一段，是在彼得指使“五人小组”杀害沙托夫之后的演讲：
“你们目前要做的一切就是破字当头：让国家及其道德全部土崩瓦解。将来留下来的只有我们，我们未来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让聪明人参加我们的行列，而让那些蠢货做牛做马。对此我们用不着不好意思。我们要改造下一代，要使他们无愧于自由的接班人。我们面前还有千千万万个沙托夫。我们要组织起来控制舆论导向；对于那些逍遥派和观望派，我们应当伸手把他们拉过来，否则我们就太无能了。”
这段演讲可谓揭开伪革命者真暴徒的面纱──至于什么是真革命，或有没有真革命，无论是康拉德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没有涉及制度地讨论过，倒是宪政母国英国的罗素勋爵曾说过：
“值得注意的是，最成功的一些革命──1688英国的以及1776年美国的革命──是由对法律身怀敬意的人完成的。”
遗憾的是，在缺乏法治传统和自由传统的地方，如此与法治密切相关的道理并不会有多少人听得懂，在宗教土壤稀薄因而缺乏自然法传统的地方，人们甚至对法治也无能辨析。对这个问题，加缪《正义者》有更具贵族和精英气质的斩截回答：
“如果革命背叛了荣誉，那我就背叛革命。”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正关心的并非革命，革命只是他批判虚无主义的一个载体。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虚无主义，布罗茨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毫不含糊地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俄国反极权主义的第一波勇士──这个观点见于他批评昆德拉的一篇文章中，他的根据当然是《群魔》与《卡拉马佐夫兄弟》；而加缪更是明确表示，《群魔》是他认为最重要的四五部作品之一，将它与《伊里亚特》、《战争与和平》和《堂吉诃德》相提并论，并且为此专门改编了一部剧本《群魔》，他的另外两部著名剧作《正义者》和《卡里古拉》也都与《群魔》有着内在的精神与哲学联系，甚至他的成名作《局外人》也深受《群魔》影响。
别尔嘉耶夫曾敏锐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比尼采更早就深刻揭示了虚无主义的作家，加缪则说自己在20岁时读《群魔》之后，一直被它震撼──他笔下的莫尔索也无非第三代第四代斯塔夫罗金。斯塔夫罗金并没有参与谋杀沙托夫的五人小组，并且反对他们杀害沙托夫，他甚至发出决斗书却宁愿被打死而不愿意朝对方开枪，对于费季卡要替他杀害妻子玛丽亚和妻舅列比亚德金，他也不置可否──这绝不能理解为是默认或羞于启齿（他的自白书可证），在所有经历中，斯塔夫罗金唯一感到恐惧（不是后悔）的是因他诱奸而自杀的小姑娘生前留给他的一个表情：朝他点头并且捏着小拳头对着他。在斯塔夫罗金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高尚的，也没有什么是卑贱的，没有什么是值得做的，也没有什么是不值得做的，他娶疯女人玛丽亚只是要为了表现独特并不是因为爱她，这是一次打赌的产物，虽然他表现得似乎极其温柔和绅士，而最后彼得要借费季卡之手杀害她，他也无动于衷。
与恶贯满盈的五人小组首领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相比，斯塔夫罗金至少看上去没有那么邪恶，斯塔夫罗金明确说自己不想杀人，但彼得却视之为瑰宝，奉其为精神领袖，是因为他彻底的超然物外，他眼中没有善恶高低贵贱是非黑白，救人和杀人没有任何区别，他表现得最有生命力的精神状态，只是玩世不恭而已，世界对他来讲只是死亡的一种形态，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从来不会有愤怒，也从来不知羞耻为何物；所以也从来不会有绝望。”他在母亲沙龙里的荒唐行径：当众揪人鼻子、当众咬他人耳朵，都只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要释放他无穷无尽的力量──至于怎么释放他完全无所谓，既谈不上有什么恶意，甚至也谈不上恶作剧。消解一切价值的“无为而无所不为”，就是他所达到的虚无主义的最高境界，这包括他最后的上吊自杀前留下的那封简短遗书：“不要怪罪任何人，是我自己。”作品借《圣经》福音书中中邪者身上的鬼从人身上出来后进入猪群，猪群因此跳海自尽，来隐喻斯塔夫罗金式的虚无主义会在俄罗斯引起灾难，但俄罗斯也会因为“虚无鬼”的最终离去而痊愈。
只有准确理解了斯塔夫罗金这个人物之后，才能理解受他影响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基里洛夫和沙托夫，他们各自代表了虚无主义的三种结果与面向。彼得是个打着革命幌子无恶不作的恶棍，那个远离京城的省城里发生的一切杀人放火的邪恶事件都是他谋划的结果，他的目标是通过恐怖活动动摇社会基础，颠覆一切既有的价值和秩序，他声称要让一两代人堕落而后让俄国走进天堂（书中很有意思的一个情节是当彼得跟省长连布克讨论这些的时候，连布克明确表示自己虽然有自由主义思想，但不赞成而且要阻止他们摧毁一切秩序和既成体制，因为他们官员的使命就是要维护这个帝国的表面秩序）。而事实上所谓天堂只是他作恶的借口，他自己也清楚没有天堂，他还没有到达斯塔夫罗金那样对作恶都失去兴趣的僵尸状态，因此成了不折不扣的恶棍。而基里洛夫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的人物群像中最具悲剧色彩的哲学英雄，也是他小说中最独特的一个人物，他因为不相信上帝，而用自杀来证明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他很善良，德行高尚，对沙托夫尤其慷慨，最后却替彼得杀害沙托夫掩盖暴行。而沙托夫曾经因为斯塔夫罗金而误入虚无主义歧途，但经过痛苦的思考，他认为除非宗教别无拯救，他因此而对那些打砸抢的伪革命之徒十分厌恶，要退出革命小组，但被彼得他们杀害──彼得杀他的原因仅仅是“流出的血当做一个扣，立刻把他们所有的人栓住，他们就会变成您的奴隶”。
除了这些人物之外，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这个老自由派，也是《群魔》中被公认为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斯塔夫罗金虽然是他的学生，但自由主义思想在斯塔夫罗金那儿尚未成形，斯塔夫罗金就一个人不辞而别了，斯捷潘寄人篱下，在斯塔夫罗金将军夫人瓦尔瓦拉府上做一个寄生虫生活了20年，最后因为与瓦尔瓦拉闹别扭出走，在流浪的路上遇到圣经推销员索菲亚和其他农村村民，他们的淳朴和善良，使他醒悟自己此前的自由主义思想可能是错误的，于是临终前发表了一通“爱的宣言”，认为只有“上帝才能让人永远爱口”，而此前，他在省长夫人尤利娅举办的游艺会上已经发表过一通“美的宣言”，认为美才是超越一切高于一切的，没有美，就连科学也无法存在。
斯捷潘作为那个时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人物，是自普希金以来俄罗斯文坛上奥涅金、奥勃洛摩夫、罗亭等多余人群像中形象最饱满与丰富的一个。俄罗斯文坛上的多余人形象，是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一种批判，批判他们脱离人民，不知道人民的需要，而空想和徒然地要改变俄罗斯，幻想将他们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俄罗斯，但他们自己却毫无行动力，从而对自己失去信心，并在无聊与枯寂中颓废沉沦。在很大程度上说，俄罗斯文坛上的多余人形象与俄国源远流长的民粹主义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所有多余人的共同特点都是用世之心太深，他们急切地想要用自己的思想改变俄罗斯，但知识分子毕竟不是革命家，于是他们对自己的无能不满，转而批判这些知识分子的无能，并将情感投射到俄罗斯的广袤疆域赞美所谓伟大的人民，不知不觉中就滑向了民粹主义，因此缺乏西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那种以求真和求知醉心于智慧创造为业的从容与满足感──那是一种健康的个人主义的精神气质。这在俄罗斯作家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无论是普希金，还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要复杂得多，也自我冲突得多），包括当代的索尔仁尼琴，都有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常常体现为大俄罗斯情结（布罗茨基的大俄罗斯情结则来自于他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
从创作技艺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作品一样，这部《群魔》写得拖沓冗长，结构松散，有时候不必要的细节实在过于冗汰，此书的可读性不强──虽然像他所有作品，总是能在那些冗长繁复的文字里跳出光芒四射的句子。在写作此书期间，作者有次给友人的信里提到说，这部书写了一百多页以后，他才找到他的主角，可见此书缺乏事先精雕细琢地构思──叙述者小公务员安东•拉夫连季耶维奇不但多余，而且使得小说叙述无法自圆其说，因为他不可能全景参与。我很同意毛姆说有些经典著作如果出精简版本会更有人读，我在20多年前硬着头皮读过第一遍后，一直缺乏重读的兴趣，直到几年前两次重读，每次都只读到200页左右就继续不下去了，这次第三次重读还是下了点决心，全书中文版65万字，如果删掉20万字也许会好得多。加缪根据此书改写的戏剧，其实也可以算是个精简版，小说中最重要的精华内容，剧本基本上都保留了。
正如历史上所有预言的命运，后人惊叹于预言的准确，但前人并不能避免预言实现后的悲惨命运，因为阿波罗早就下过诅咒，卡桑德拉预言准确，但没人信她。俄罗斯用了七十年的苦难和无数人道灾难证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言的惊人准确，让人担心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预言恐怖的伪革命只是他整个关于“虚无主义-现代性”预言中的一部分。
这一沉默的默契，对于中国来说，既相当自然，又极不正常，或者反过来说，既相当正常，却又极不自然。因为俄国苏维埃政变成功之后，《群魔》一直被视为一部“恶毒攻击革命”的小说，这一观点自然也波及中国。其实，无论是褒扬还是贬低《群魔》的思想，如果将此小说仅仅视为是针对革命而讨论并且批判伪革命的，那就大大地降低了作品的思想分量，甚至可以说是对这部杰作的庸俗化解读──它真正的批判矛头指向的是20世纪人类即将深受其害的极权主义政治及其哲学基础：虚无主义。
由于书报检查的原因，《群魔》初稿中的第二部第九章在最初出版时被删掉，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只好改写相关篇章（书尾那封寄给达沙的信可算是个替代品），但这一章通常在后来的出版中会作为附录单独成篇，加缪在创作根据小说改编的剧本时加上了这部分内容。这一章中有一份斯塔夫罗金的自白书，有些评论家称其为忏悔书，是不准确的，因为他并没有忏悔之意。在这份自白书里，斯塔夫罗金回忆了年轻时包括诱奸幼女和杀人等种种犯罪劣迹，自陈其颠覆一切伦理价值的虚无主义观念的来由，这是理解整部《群魔》的一把最重要钥匙。
从作家创作的思想脉络来说，《群魔》其实是《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热身。《群魔》里虽然没有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那样辉煌的系统思想，但其中涉及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与斯塔夫罗金的谈话，五人小组中的所谓天堂就是百分之十的人奴役百分之九十的人之“希加廖夫理论”，以及斯塔夫罗金偶尔零碎的表达，都已经具备《宗教大法官》的雏形，至于《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极为人称道的那句天问：“如果没有上帝，人是不是就可以为所欲为”在《群魔》里虽然没有那么醒目，但也已经明确提出。
《群魔》攻击革命──这只是书中并非核心的东西，《群魔》所表现的对“革命”的批判，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言了俄罗斯的未来道路，他眼中的革命者，只是中了虚无主义剧毒的俄国流氓与地痞，他们放纵享乐和杀人放火，是因为心中没有敬畏只有仇恨，他们取消一切价值，甚至不是重估一切价值，他们反对专制政府并不是出于正义和爱，而是出于对破坏的变态兴趣，而且因为他们懒惰图省事，解决无聊最简便的方法就是破坏，只是他们需要给外界一个破坏的理由以便免责才找到革命这件外衣──而通往地狱的通常都是捷径。正如波兰裔英国作家康拉德在他专门讨论俄国革命的政治小说《在西方目光下》揭开的题旨：
“专制统治残暴愚蠢，摒弃一切法制，事实上将自身建立在彻头彻尾的道德混乱之上，导致一个纯乌托邦式的革命主义采用同样暴烈愚蠢的方式进行回击。该主义把毁灭作为首选行动，并有个奇怪的信念，即先要把某些既有的人类体制搞垮，才会有人心的本质转变。这些人不明白，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仅仅是更改一下名号。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全都是俄国人；世人将再一次领悟本性难移这句老话的正确性。”
康拉德的这一精彩表述，揭示了虚无主义附着于革命的恶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说得更斩截而惊心动魄：“有权公然侮辱别人的人格最容易吸引俄罗斯人跟着自己走。”书中反复表现“革命领袖”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为了“革命”不择手段，其中有这么一段，是在彼得指使“五人小组”杀害沙托夫之后的演讲：
“你们目前要做的一切就是破字当头：让国家及其道德全部土崩瓦解。将来留下来的只有我们，我们未来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让聪明人参加我们的行列，而让那些蠢货做牛做马。对此我们用不着不好意思。我们要改造下一代，要使他们无愧于自由的接班人。我们面前还有千千万万个沙托夫。我们要组织起来控制舆论导向；对于那些逍遥派和观望派，我们应当伸手把他们拉过来，否则我们就太无能了。”
这段演讲可谓揭开伪革命者真暴徒的面纱──至于什么是真革命，或有没有真革命，无论是康拉德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没有涉及制度地讨论过，倒是宪政母国英国的罗素勋爵曾说过：
“值得注意的是，最成功的一些革命──1688英国的以及1776年美国的革命──是由对法律身怀敬意的人完成的。”
遗憾的是，在缺乏法治传统和自由传统的地方，如此与法治密切相关的道理并不会有多少人听得懂，在宗教土壤稀薄因而缺乏自然法传统的地方，人们甚至对法治也无能辨析。对这个问题，加缪《正义者》有更具贵族和精英气质的斩截回答：
“如果革命背叛了荣誉，那我就背叛革命。”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正关心的并非革命，革命只是他批判虚无主义的一个载体。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虚无主义，布罗茨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毫不含糊地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俄国反极权主义的第一波勇士──这个观点见于他批评昆德拉的一篇文章中，他的根据当然是《群魔》与《卡拉马佐夫兄弟》；而加缪更是明确表示，《群魔》是他认为最重要的四五部作品之一，将它与《伊里亚特》、《战争与和平》和《堂吉诃德》相提并论，并且为此专门改编了一部剧本《群魔》，他的另外两部著名剧作《正义者》和《卡里古拉》也都与《群魔》有着内在的精神与哲学联系，甚至他的成名作《局外人》也深受《群魔》影响。
别尔嘉耶夫曾敏锐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比尼采更早就深刻揭示了虚无主义的作家，加缪则说自己在20岁时读《群魔》之后，一直被它震撼──他笔下的莫尔索也无非第三代第四代斯塔夫罗金。斯塔夫罗金并没有参与谋杀沙托夫的五人小组，并且反对他们杀害沙托夫，他甚至发出决斗书却宁愿被打死而不愿意朝对方开枪，对于费季卡要替他杀害妻子玛丽亚和妻舅列比亚德金，他也不置可否──这绝不能理解为是默认或羞于启齿（他的自白书可证），在所有经历中，斯塔夫罗金唯一感到恐惧（不是后悔）的是因他诱奸而自杀的小姑娘生前留给他的一个表情：朝他点头并且捏着小拳头对着他。在斯塔夫罗金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高尚的，也没有什么是卑贱的，没有什么是值得做的，也没有什么是不值得做的，他娶疯女人玛丽亚只是要为了表现独特并不是因为爱她，这是一次打赌的产物，虽然他表现得似乎极其温柔和绅士，而最后彼得要借费季卡之手杀害她，他也无动于衷。
与恶贯满盈的五人小组首领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相比，斯塔夫罗金至少看上去没有那么邪恶，斯塔夫罗金明确说自己不想杀人，但彼得却视之为瑰宝，奉其为精神领袖，是因为他彻底的超然物外，他眼中没有善恶高低贵贱是非黑白，救人和杀人没有任何区别，他表现得最有生命力的精神状态，只是玩世不恭而已，世界对他来讲只是死亡的一种形态，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从来不会有愤怒，也从来不知羞耻为何物；所以也从来不会有绝望。”他在母亲沙龙里的荒唐行径：当众揪人鼻子、当众咬他人耳朵，都只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要释放他无穷无尽的力量──至于怎么释放他完全无所谓，既谈不上有什么恶意，甚至也谈不上恶作剧。消解一切价值的“无为而无所不为”，就是他所达到的虚无主义的最高境界，这包括他最后的上吊自杀前留下的那封简短遗书：“不要怪罪任何人，是我自己。”作品借《圣经》福音书中中邪者身上的鬼从人身上出来后进入猪群，猪群因此跳海自尽，来隐喻斯塔夫罗金式的虚无主义会在俄罗斯引起灾难，但俄罗斯也会因为“虚无鬼”的最终离去而痊愈。
只有准确理解了斯塔夫罗金这个人物之后，才能理解受他影响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基里洛夫和沙托夫，他们各自代表了虚无主义的三种结果与面向。彼得是个打着革命幌子无恶不作的恶棍，那个远离京城的省城里发生的一切杀人放火的邪恶事件都是他谋划的结果，他的目标是通过恐怖活动动摇社会基础，颠覆一切既有的价值和秩序，他声称要让一两代人堕落而后让俄国走进天堂（书中很有意思的一个情节是当彼得跟省长连布克讨论这些的时候，连布克明确表示自己虽然有自由主义思想，但不赞成而且要阻止他们摧毁一切秩序和既成体制，因为他们官员的使命就是要维护这个帝国的表面秩序）。而事实上所谓天堂只是他作恶的借口，他自己也清楚没有天堂，他还没有到达斯塔夫罗金那样对作恶都失去兴趣的僵尸状态，因此成了不折不扣的恶棍。而基里洛夫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的人物群像中最具悲剧色彩的哲学英雄，也是他小说中最独特的一个人物，他因为不相信上帝，而用自杀来证明自己就是自己的上帝，他很善良，德行高尚，对沙托夫尤其慷慨，最后却替彼得杀害沙托夫掩盖暴行。而沙托夫曾经因为斯塔夫罗金而误入虚无主义歧途，但经过痛苦的思考，他认为除非宗教别无拯救，他因此而对那些打砸抢的伪革命之徒十分厌恶，要退出革命小组，但被彼得他们杀害──彼得杀他的原因仅仅是“流出的血当做一个扣，立刻把他们所有的人栓住，他们就会变成您的奴隶”。
除了这些人物之外，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这个老自由派，也是《群魔》中被公认为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斯塔夫罗金虽然是他的学生，但自由主义思想在斯塔夫罗金那儿尚未成形，斯塔夫罗金就一个人不辞而别了，斯捷潘寄人篱下，在斯塔夫罗金将军夫人瓦尔瓦拉府上做一个寄生虫生活了20年，最后因为与瓦尔瓦拉闹别扭出走，在流浪的路上遇到圣经推销员索菲亚和其他农村村民，他们的淳朴和善良，使他醒悟自己此前的自由主义思想可能是错误的，于是临终前发表了一通“爱的宣言”，认为只有“上帝才能让人永远爱口”，而此前，他在省长夫人尤利娅举办的游艺会上已经发表过一通“美的宣言”，认为美才是超越一切高于一切的，没有美，就连科学也无法存在。
斯捷潘作为那个时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人物，是自普希金以来俄罗斯文坛上奥涅金、奥勃洛摩夫、罗亭等多余人群像中形象最饱满与丰富的一个。俄罗斯文坛上的多余人形象，是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一种批判，批判他们脱离人民，不知道人民的需要，而空想和徒然地要改变俄罗斯，幻想将他们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俄罗斯，但他们自己却毫无行动力，从而对自己失去信心，并在无聊与枯寂中颓废沉沦。在很大程度上说，俄罗斯文坛上的多余人形象与俄国源远流长的民粹主义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所有多余人的共同特点都是用世之心太深，他们急切地想要用自己的思想改变俄罗斯，但知识分子毕竟不是革命家，于是他们对自己的无能不满，转而批判这些知识分子的无能，并将情感投射到俄罗斯的广袤疆域赞美所谓伟大的人民，不知不觉中就滑向了民粹主义，因此缺乏西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那种以求真和求知醉心于智慧创造为业的从容与满足感──那是一种健康的个人主义的精神气质。这在俄罗斯作家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无论是普希金，还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要复杂得多，也自我冲突得多），包括当代的索尔仁尼琴，都有明显的民粹主义倾向，常常体现为大俄罗斯情结（布罗茨基的大俄罗斯情结则来自于他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
从创作技艺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作品一样，这部《群魔》写得拖沓冗长，结构松散，有时候不必要的细节实在过于冗汰，此书的可读性不强──虽然像他所有作品，总是能在那些冗长繁复的文字里跳出光芒四射的句子。在写作此书期间，作者有次给友人的信里提到说，这部书写了一百多页以后，他才找到他的主角，可见此书缺乏事先精雕细琢地构思──叙述者小公务员安东•拉夫连季耶维奇不但多余，而且使得小说叙述无法自圆其说，因为他不可能全景参与。我很同意毛姆说有些经典著作如果出精简版本会更有人读，我在20多年前硬着头皮读过第一遍后，一直缺乏重读的兴趣，直到几年前两次重读，每次都只读到200页左右就继续不下去了，这次第三次重读还是下了点决心，全书中文版65万字，如果删掉20万字也许会好得多。加缪根据此书改写的戏剧，其实也可以算是个精简版，小说中最重要的精华内容，剧本基本上都保留了。
正如历史上所有预言的命运，后人惊叹于预言的准确，但前人并不能避免预言实现后的悲惨命运，因为阿波罗早就下过诅咒，卡桑德拉预言准确，但没人信她。俄罗斯用了七十年的苦难和无数人道灾难证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言的惊人准确，让人担心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预言恐怖的伪革命只是他整个关于“虚无主义-现代性”预言中的一部分。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