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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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泰因的功绩主要体现在沟通现象学与中世纪神学方面。现象学将人置于存在的中心地位。然而，人却并非自己及世界的创造者。如何解释这一存在主义的矛盾，便是施泰因的着眼点所在，她力图在中世纪神学家与现代哲学家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阿伦特与韦伊则更多地关注希腊和罗马传统。二人对希腊文化的不偏不倚都持赞赏态度，但对罗马的态度却大相径庭。阿伦特认为：古罗马是一个伟大的政治体，将当时零散分布的各种文明联系起来，并且形成了外交上的联盟制度，重视合约，这便是后来国际法处理分歧的制度渊源。而韦伊则认为罗马傲慢自大、伪善狡诈，强调偏激的爱国主义，用强力征服他人的意志，凯撒更是希特勒极权的前身。二人所占的立场不一样，继承的文化传统也迥然有别（德意志与法兰西），关键在于理解她们各自的论证思路，而不必急于判断谁对谁错。另外，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与古罗马无关，是现代的一个新现象，理由有二：一，违反公认的人类道德准则，认为可以杀人；二，极权主义与帝国主义密切相关。
耐人寻味的一点是：三人都努力沟通古典与现代、历史与现状，施泰因试图从中世纪神学传统的被切断来解释当下世界的失序状态。而在讨论集权制度时，阿伦特和韦伊则不约而同都将视线回溯到古罗马。这种追根溯源的bibliomania是否与犹太传统重视读书有关？话说三人年轻时期可都是不折不扣的学霸。
阿伦特与韦伊的另一个共同论题是“劳动”。的确，劳动、工作与闲暇是30年代知识分子的热门话题，她们则是时代的弄潮儿。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是劳动创造了财富。马克思则用“劳动/物质生产力”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甚至将上帝都从天堂里撵出来，认为是劳动创造了人类，而从事繁重体力劳动、被压迫的奴隶无产阶级则是未来世界的主人。可是，韦伊在亲身体验了工厂生活之后，对这个阶级却不抱希望：他们确实是值得同情的被压迫者，但其文化程度却远不足以自觉自救，遑论救人。阿伦特与韦伊都批判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认为这造成了一种奢侈与耗费经济，从而导致劳动/消费的失衡。即使运用科技使人们获得了80%的闲暇时间，幸福感也未必会增强。受体力劳动的奴役越少，受社会的奴役就越深。消费产品成了目的，而非劳动者、消费者本身。于是，阿伦特提出了劳动与工作的区分。二人都提倡适量的体力劳动，在业余时间过哲人的生活，或许是更能达到幸福的途径。这让人想起了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提到的日间劳动、夜晚读书的牧歌图景。
关于体力劳动的论述，深得我心，也启发了我的一些思考。马克思所预言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将人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这在30年代或许是一种空想，但在今天却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现实。然而，人们的幸福感是否增加了呢？天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的宅男宅女一族作为科技发展的直接受惠者，是否幸福感爆棚？而体力劳动的缺失，则导致了健身行业的兴旺发达。不是不需要为工作挥汗如雨么？那我们就来自我修炼、自我折磨。至于那些真正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如农民工，真的在他们自己的国度里变成了流亡者。离开熟悉的故土，来到城市打工，住的是夏暖冬凉的棚户。所生活的社区，一进小巷便是各种垃圾的恶臭，有时甚至一家四口挤在十米左右的塑料房里，仿佛难民一般。而在社会上层，那些从事金融IT行业的人，只要动动指头就有无限的财富，是他们推动了苹果从一代生产到五代，甚至更多代。然而，生活于底层的农民工是否分得了与他们的努力相匹配的、科技发展的一杯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底服务了哪些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魔咒还要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多久？是否对体力劳动的赞美永远是言不由衷、暧昧不明的痴人说梦？
或许要像阿兰神父教育韦伊的：“不要去理解新事物，但要靠耐心、努力和方法，最终完全靠自己理解显见的真理。”慢慢学习，去了解这个金融时代、电脑时代，了解这个社会的不公和问题，努力有所为。
阿伦特与韦伊则更多地关注希腊和罗马传统。二人对希腊文化的不偏不倚都持赞赏态度，但对罗马的态度却大相径庭。阿伦特认为：古罗马是一个伟大的政治体，将当时零散分布的各种文明联系起来，并且形成了外交上的联盟制度，重视合约，这便是后来国际法处理分歧的制度渊源。而韦伊则认为罗马傲慢自大、伪善狡诈，强调偏激的爱国主义，用强力征服他人的意志，凯撒更是希特勒极权的前身。二人所占的立场不一样，继承的文化传统也迥然有别（德意志与法兰西），关键在于理解她们各自的论证思路，而不必急于判断谁对谁错。另外，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与古罗马无关，是现代的一个新现象，理由有二：一，违反公认的人类道德准则，认为可以杀人；二，极权主义与帝国主义密切相关。
耐人寻味的一点是：三人都努力沟通古典与现代、历史与现状，施泰因试图从中世纪神学传统的被切断来解释当下世界的失序状态。而在讨论集权制度时，阿伦特和韦伊则不约而同都将视线回溯到古罗马。这种追根溯源的bibliomania是否与犹太传统重视读书有关？话说三人年轻时期可都是不折不扣的学霸。
阿伦特与韦伊的另一个共同论题是“劳动”。的确，劳动、工作与闲暇是30年代知识分子的热门话题，她们则是时代的弄潮儿。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是劳动创造了财富。马克思则用“劳动/物质生产力”代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甚至将上帝都从天堂里撵出来，认为是劳动创造了人类，而从事繁重体力劳动、被压迫的奴隶无产阶级则是未来世界的主人。可是，韦伊在亲身体验了工厂生活之后，对这个阶级却不抱希望：他们确实是值得同情的被压迫者，但其文化程度却远不足以自觉自救，遑论救人。阿伦特与韦伊都批判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认为这造成了一种奢侈与耗费经济，从而导致劳动/消费的失衡。即使运用科技使人们获得了80%的闲暇时间，幸福感也未必会增强。受体力劳动的奴役越少，受社会的奴役就越深。消费产品成了目的，而非劳动者、消费者本身。于是，阿伦特提出了劳动与工作的区分。二人都提倡适量的体力劳动，在业余时间过哲人的生活，或许是更能达到幸福的途径。这让人想起了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提到的日间劳动、夜晚读书的牧歌图景。
关于体力劳动的论述，深得我心，也启发了我的一些思考。马克思所预言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将人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这在30年代或许是一种空想，但在今天却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现实。然而，人们的幸福感是否增加了呢？天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的宅男宅女一族作为科技发展的直接受惠者，是否幸福感爆棚？而体力劳动的缺失，则导致了健身行业的兴旺发达。不是不需要为工作挥汗如雨么？那我们就来自我修炼、自我折磨。至于那些真正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如农民工，真的在他们自己的国度里变成了流亡者。离开熟悉的故土，来到城市打工，住的是夏暖冬凉的棚户。所生活的社区，一进小巷便是各种垃圾的恶臭，有时甚至一家四口挤在十米左右的塑料房里，仿佛难民一般。而在社会上层，那些从事金融IT行业的人，只要动动指头就有无限的财富，是他们推动了苹果从一代生产到五代，甚至更多代。然而，生活于底层的农民工是否分得了与他们的努力相匹配的、科技发展的一杯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到底服务了哪些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魔咒还要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多久？是否对体力劳动的赞美永远是言不由衷、暧昧不明的痴人说梦？
或许要像阿兰神父教育韦伊的：“不要去理解新事物，但要靠耐心、努力和方法，最终完全靠自己理解显见的真理。”慢慢学习，去了解这个金融时代、电脑时代，了解这个社会的不公和问题，努力有所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