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悲歌触发古今之变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岁在甲午。清朝属国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引发政局动荡。在袁世凯的斡旋下，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出兵，以协助“平叛”。彼时，国力日渐强盛的日本为了拓展其在东亚的利益格局，亦出兵朝鲜。7月25日，在朝鲜西海岸丰岛附近海域，日舰浪速号拦截并击沉了清廷的运兵船，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而后历经平壤战役、黄海海战、辽东战役及威海卫战役，直到次年4月的马关议和，战争才宣告结束。
甲午战争至今已有120年，期间中国经历了曲折的现代化过程，中日之国力也有了新的变化。然而在甲午之年，如何反思战败的根源与抚平历史的伤痛，仍然值得深思。近期出版的《甲午一百二十周年祭》是海内外近代史学人的合集，主要对战争背景、战局状况、人事武备等问题展开讨论。历史学者姜鸣早年出的《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也由三联书店出了修订版，该书以现代意识审视历史，着眼中外海军的比较研究，剖析了中国近代海军创建发展及其衰亡的历史。
相较于单篇散论和专题史研究，旅日学人宗泽亚的《清日战争》更侧重于从清日双方的视野来叙述甲午一役，并辅于军、政、经、民等各方面的数据对比，结合历史细节来呈现120年前的那场战争——清朝用干支纪年的甲午年命名“甲午战争”；日本命名“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欧美命名“First Sino-Japanese War”。 依据国际上对战争命名的惯例，本书题为“清日战争”，力图客观地分析战争双方的成败得失。笔者想着重谈下这本书。
在《清日战争》第一章中，作者通过历史叙事来呈现战争的整个进程。甲午前夕，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矛盾日益深化，而东学党起义引发的朝鲜乱局，让双方在介入之后走向了武力对抗，中日都无视对方的通牒，最终决定一战。1894年8月1日，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互相宣战。9月15日，平壤战役爆发，经过一整日激战，清军在船桥里击退日军，日军则攻下平壤北边的战略要地，清军伤亡惨重。至9月24日，清军全部退回中国境内，由此，日本得以控制整个朝鲜，掌控了战争主动权。在同时段的9月17日，清日海军血战黄海。开始北洋水师因布阵的优势略占上风，后不敌日本海军，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5艘军舰，来远受重伤，死伤官兵约600人；日本舰队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5舰受重伤，伤亡239人。经此一战，日本海军掌握了黄海制海权。此后辽东战役和威海卫之战，清军以防守为主，但终难逃战败的命运。
一场战争的胜负，不单纯取决于交战双方的武器、兵力、战术，更取决于双方综合实力的对比，包括了战争体系是否完备、组织理念是否先进，以及国家体制和政治经济制度等多方面因素。在《清日战争》其后的章节中，作者通过双方的军备制度、兵站体系、情报搜集、野战通信、战场医疗、战俘观念、媒体宣传、战争科技等各项对比，来分析中日的战争观。就国民意识来说，战前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民族国家的概念业已形成，日本国民能够积极响应国家的征召；而晚清的民众，尚无国民意识，当国家受外来侵略时，偌大的国家没有支援战争的民众组织力量。从双方的兵制来看，日本的兵制已经接近现代的义务兵制了，兵源以20来岁的年轻人为主，常备兵服役三年；晚清则实行募兵制，从15岁到55岁不等，士兵平均年龄28岁，其战斗力不及日本士兵。在意识形态层面，日本在西方诸国面前大打“文明”牌，无论是战前的媒体宣传，还是战时邀请西方的记者、军官随军，以见证日军对待战俘和平民的“文明”态度。从清日双方指挥作战的高层来看，晚清也远远劣于日本，尽管明治天皇与伊藤博文等阁臣之间有分歧，内阁与军部之间也有争执，但举国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反观清廷内部，慈禧一直想削弱地方的势力（包括李鸿章的淮系），加强中央集权；此外，臣僚之间又存在矛盾冲突，以翁同龢为代表的清流，一向不认同李鸿章的政治主张。
中日两国在战争中存在诸多不平衡要素，其中政治体制的腐败是导致清政府失败的主要原因。正如时人所言：“洋务运动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而对政治社会改良实为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轮到今日被取笑，其心酸自知。”甲午战争击碎了“同光中兴”的迷梦，昔日的天朝上国被蕞尔小邦日本打败，难以名状的耻辱感激发了有识之士变革政体的要求（可参阅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在此之后，1898年的戊戌变法，1900年的己亥建储和庚子事变，1905年的废除科举，乃至1912年的清帝逊位，都在这一古今之变的链条上，甲午战败实是触发这一系列事件的源头。更深远的影响，甚至波及到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当制度变革一时无法应对救亡的目标，随之而来的，便是更为激进的文化革命。
对于日本来说，自1592年丰臣秀吉侵朝以来，就意图建立一个囊括日本、中国、印度、朝鲜在内的东亚帝国。经过三百余年后的甲午之役，日本终于登上了中国的内陆本土。甲午之胜激发了日本国民对战争的热情，军国主义的态势一发不可收拾。而马关议和之后，在李鸿章的多方周旋之下，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要求将辽东半岛归还给清政府。日本意图挤入欧美列强行列的行为，遭到狙击。这为十年之后的日俄战争埋下伏笔，而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胜出的日本，却遭受英美调停的羞辱，又促使日本产生了仇视英美的情绪。1931年的侵华战争，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其源头都可追溯到甲午之年。
在威海卫战役之前，日本内阁首相伊藤博文力主放弃直隶决战，把对近畿直隶的决战转向消灭威海卫的北洋舰队和进攻澎湖列岛的作战上面，为谈判桌上争取更多的筹码。伊藤博文认为，如果日本的进攻引发清政府倒台，将会失去合法谈判的政府，已经到手的战争利益可能会丧失，甚至会招致西方列强的武力干涉。此外，清朝的国土、人口十倍于日本，如果日本陷入长久的消耗战，必定会被拖垮。英人赫德时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在甲午开战后的几天便指出，日本在这场新战争中有成功的可能，但大清只要能经得一时之败，就可以慢慢利用资源和人口优势转移局面，取得最后胜利。惜乎清政府早已失去初创时的锐气，缺乏持久作战的底气。而这一应对策略，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付之实践。抗战的胜利，终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原刊于《晶报》 http://jb.sznews.com/html/2014-07/27/content_2953663.htm
甲午战争至今已有120年，期间中国经历了曲折的现代化过程，中日之国力也有了新的变化。然而在甲午之年，如何反思战败的根源与抚平历史的伤痛，仍然值得深思。近期出版的《甲午一百二十周年祭》是海内外近代史学人的合集，主要对战争背景、战局状况、人事武备等问题展开讨论。历史学者姜鸣早年出的《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也由三联书店出了修订版，该书以现代意识审视历史，着眼中外海军的比较研究，剖析了中国近代海军创建发展及其衰亡的历史。
相较于单篇散论和专题史研究，旅日学人宗泽亚的《清日战争》更侧重于从清日双方的视野来叙述甲午一役，并辅于军、政、经、民等各方面的数据对比，结合历史细节来呈现120年前的那场战争——清朝用干支纪年的甲午年命名“甲午战争”；日本命名“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欧美命名“First Sino-Japanese War”。 依据国际上对战争命名的惯例，本书题为“清日战争”，力图客观地分析战争双方的成败得失。笔者想着重谈下这本书。
在《清日战争》第一章中，作者通过历史叙事来呈现战争的整个进程。甲午前夕，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矛盾日益深化，而东学党起义引发的朝鲜乱局，让双方在介入之后走向了武力对抗，中日都无视对方的通牒，最终决定一战。1894年8月1日，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互相宣战。9月15日，平壤战役爆发，经过一整日激战，清军在船桥里击退日军，日军则攻下平壤北边的战略要地，清军伤亡惨重。至9月24日，清军全部退回中国境内，由此，日本得以控制整个朝鲜，掌控了战争主动权。在同时段的9月17日，清日海军血战黄海。开始北洋水师因布阵的优势略占上风，后不敌日本海军，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5艘军舰，来远受重伤，死伤官兵约600人；日本舰队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5舰受重伤，伤亡239人。经此一战，日本海军掌握了黄海制海权。此后辽东战役和威海卫之战，清军以防守为主，但终难逃战败的命运。
一场战争的胜负，不单纯取决于交战双方的武器、兵力、战术，更取决于双方综合实力的对比，包括了战争体系是否完备、组织理念是否先进，以及国家体制和政治经济制度等多方面因素。在《清日战争》其后的章节中，作者通过双方的军备制度、兵站体系、情报搜集、野战通信、战场医疗、战俘观念、媒体宣传、战争科技等各项对比，来分析中日的战争观。就国民意识来说，战前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民族国家的概念业已形成，日本国民能够积极响应国家的征召；而晚清的民众，尚无国民意识，当国家受外来侵略时，偌大的国家没有支援战争的民众组织力量。从双方的兵制来看，日本的兵制已经接近现代的义务兵制了，兵源以20来岁的年轻人为主，常备兵服役三年；晚清则实行募兵制，从15岁到55岁不等，士兵平均年龄28岁，其战斗力不及日本士兵。在意识形态层面，日本在西方诸国面前大打“文明”牌，无论是战前的媒体宣传，还是战时邀请西方的记者、军官随军，以见证日军对待战俘和平民的“文明”态度。从清日双方指挥作战的高层来看，晚清也远远劣于日本，尽管明治天皇与伊藤博文等阁臣之间有分歧，内阁与军部之间也有争执，但举国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反观清廷内部，慈禧一直想削弱地方的势力（包括李鸿章的淮系），加强中央集权；此外，臣僚之间又存在矛盾冲突，以翁同龢为代表的清流，一向不认同李鸿章的政治主张。
中日两国在战争中存在诸多不平衡要素，其中政治体制的腐败是导致清政府失败的主要原因。正如时人所言：“洋务运动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而对政治社会改良实为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轮到今日被取笑，其心酸自知。”甲午战争击碎了“同光中兴”的迷梦，昔日的天朝上国被蕞尔小邦日本打败，难以名状的耻辱感激发了有识之士变革政体的要求（可参阅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在此之后，1898年的戊戌变法，1900年的己亥建储和庚子事变，1905年的废除科举，乃至1912年的清帝逊位，都在这一古今之变的链条上，甲午战败实是触发这一系列事件的源头。更深远的影响，甚至波及到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当制度变革一时无法应对救亡的目标，随之而来的，便是更为激进的文化革命。
对于日本来说，自1592年丰臣秀吉侵朝以来，就意图建立一个囊括日本、中国、印度、朝鲜在内的东亚帝国。经过三百余年后的甲午之役，日本终于登上了中国的内陆本土。甲午之胜激发了日本国民对战争的热情，军国主义的态势一发不可收拾。而马关议和之后，在李鸿章的多方周旋之下，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要求将辽东半岛归还给清政府。日本意图挤入欧美列强行列的行为，遭到狙击。这为十年之后的日俄战争埋下伏笔，而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胜出的日本，却遭受英美调停的羞辱，又促使日本产生了仇视英美的情绪。1931年的侵华战争，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其源头都可追溯到甲午之年。
在威海卫战役之前，日本内阁首相伊藤博文力主放弃直隶决战，把对近畿直隶的决战转向消灭威海卫的北洋舰队和进攻澎湖列岛的作战上面，为谈判桌上争取更多的筹码。伊藤博文认为，如果日本的进攻引发清政府倒台，将会失去合法谈判的政府，已经到手的战争利益可能会丧失，甚至会招致西方列强的武力干涉。此外，清朝的国土、人口十倍于日本，如果日本陷入长久的消耗战，必定会被拖垮。英人赫德时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在甲午开战后的几天便指出，日本在这场新战争中有成功的可能，但大清只要能经得一时之败，就可以慢慢利用资源和人口优势转移局面，取得最后胜利。惜乎清政府早已失去初创时的锐气，缺乏持久作战的底气。而这一应对策略，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付之实践。抗战的胜利，终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原刊于《晶报》 http://jb.sznews.com/html/2014-07/27/content_29536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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