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曾“荒废”的后半生
用现在的眼光回望1949年后的文艺界，可以看到为了迎合形势，投入“跟上时代”的写作，很多作家的后半生都因此“荒废”了。那些宏大叙事作品，留给后人的唯有叹息。当然，即使在写作上在发言上如此紧跟形势，也没有人能逃脱属于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人注定的悲剧。这一波还在批斗别人，下一波就轮上自己了。在这样的对比下，反观沈从文的后半生，重心由“文学”移至“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的后半生，在物质文化史和文物研究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不比前半生逊色。这不禁让人发问，这条不同于大多数同时代人的人生之路，是如何铸就的？一个弱小的人，又是如何抵御住时代的洪流的？
张新颖在《沈从文的后半生》中，很详细地呈现了沈从文1948年直至去世这几十年中细密复杂的个人精神之路，大量书信的引用，让读者看到沈从文后半生中在遭遇每个波折变动后的挣扎自愈。和同时代的人相比，沈从文对时代有一种“隔”。他从来就不曾想过要用跟上时代的写作去换取当时政治的肯定，也从来不曾因被不公平的对待而情绪失控。那些年那么多信中，他的焦虑都集中在文物研究不能顺利进行了，自己身体不行恐怕坚持不到研究成果整理出版了，等等。那份“忘我”是他不至于那么痛苦的根源吧。而他之所以有如此的韧性对抗挫折，面对冷落也深信自己研究的价值，我想，这和他在后半生的最最开始之时，在许多文艺工作者欢天喜地迎来新中国之时，就遭遇了巨大的精神上的痛苦有关。
其实，在1948年年中，沈从文对自己未来的文学之路还是很有自信的。1948年7月30日，他在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写到跟儿子的对话：“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妈，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他还在对话中评价了自己的书：“这书里有些文章很年青，到你成大人时，它还像很年青！”——用“年青”形容自己的作品，甚至相信十几年后儿子长大了，自己的作品还很“年青”，沈从文内心对自己在文学上进一步的期许可见一斑。
但短短几个月后，特别是在北京大学“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后，沈从文对自己的文学命运有了完全不同的预感，他在给一个青年作者的信中写道：“中国将进入一个新时代，……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从事。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这是我们年龄的人必然结果。”几天后，他在本计划写续篇的小说《传奇不奇》文稿后写道“这故事想以无完成希望。”——这已经是迎接命定悲哀的心境了。
而那时，他对未来的预估还是过于乐观。1949年1月初，北京大学就贴出一批声讨他的大标语和壁报，同时用壁报转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政治的压力扑面而来，沈从文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感中，到1月中旬，他已发展成精神失常。同年3月28日，他选择了在家里自杀，幸好发现及时被抢救过来。
在迎接新中国的锣鼓喧嚣中，沈从文陷入了深深的精神危机。他想不清楚自己，面对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骤变，他感受到了巨大的无助，他写信给朋友倾诉，甚至用写作的方式与《边城》中的人物翠翠交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是在做着一些工作：北大博物馆搬迁，他参与筹备布置陶瓷、漆器、织造等专题展览，他还完成了《中国陶瓷史》教学参考书稿。经过数月的挣扎恢复，1949年9月20日的信中对妻子说，“我温习到十六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想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做掉头努力，扭过来了。你可不用担心，我已通过了一种大困难，变得真正柔和得很，善良得很。”
作者张新颖特别指出，不但要注意沈从文精神崩溃的过程，还要注意他从崩溃中恢复过来的过程。因为，沈从文的恢复不仅仅是变得“正常”了，而是从恢复中重新凝聚起了一个自我。“这个重新凝聚的自我能够在新的复杂现实中找到自己的独特位置，进而重新确立安身立命的事业”。更难能可贵的是，沈从文的恢复不是向现实妥协甚至随波逐流，而是一种超越现实起落的“新生”。
也是在精神危机期间，沈从文写下《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认真梳理了“工艺美术”这一领域在他生命中的绵长脉络。既然时代不允许他按照“有情”的标准写作，那么，把“有情”的心投入到历史文物研究，投入到这个自己从小就感兴趣的领域，也就是必然选择了。我很赞同作者的观点，沈从文进行文物研究，不是“逃避”，更不是“被迫”，而是一种在梳理了自己生命历程后的自主选择。“这个选择的因由，其实早就潜伏在他的生命里，像埋进土里的种子，时机到了就要破土而出”。
1950年底，沈从文来到历史博物馆。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沈从文还经历了诸多起起落落，甚至遭遇来自外界的比1949年初严酷数倍数十倍批判谩骂。于是同时，工作不被理解认可，故人的背叛，被迫写检查都时有发生，但他的精神，再也不曾陷入如此的危机之中。他具备了一种能力，能将琐碎的生活与“有情”的精神世界隔开。而也因为他1949年就“遇冷”被“遗忘”，反右文革来临时，“幸运”地没有像那些1949年后依然“火”的作家那样沦为批斗重点，遭受更加难以忍受的身体上侮辱。他得以在“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的世界中，专注与自己的研究，让生命与工作相互支撑，幸运地拥有了不曾“荒废”的后半生。
张新颖在《沈从文的后半生》中，很详细地呈现了沈从文1948年直至去世这几十年中细密复杂的个人精神之路，大量书信的引用，让读者看到沈从文后半生中在遭遇每个波折变动后的挣扎自愈。和同时代的人相比，沈从文对时代有一种“隔”。他从来就不曾想过要用跟上时代的写作去换取当时政治的肯定，也从来不曾因被不公平的对待而情绪失控。那些年那么多信中，他的焦虑都集中在文物研究不能顺利进行了，自己身体不行恐怕坚持不到研究成果整理出版了，等等。那份“忘我”是他不至于那么痛苦的根源吧。而他之所以有如此的韧性对抗挫折，面对冷落也深信自己研究的价值，我想，这和他在后半生的最最开始之时，在许多文艺工作者欢天喜地迎来新中国之时，就遭遇了巨大的精神上的痛苦有关。
其实，在1948年年中，沈从文对自己未来的文学之路还是很有自信的。1948年7月30日，他在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写到跟儿子的对话：“是的，一定要努力。我正商量姆妈，要好好的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他还在对话中评价了自己的书：“这书里有些文章很年青，到你成大人时，它还像很年青！”——用“年青”形容自己的作品，甚至相信十几年后儿子长大了，自己的作品还很“年青”，沈从文内心对自己在文学上进一步的期许可见一斑。
但短短几个月后，特别是在北京大学“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后，沈从文对自己的文学命运有了完全不同的预感，他在给一个青年作者的信中写道：“中国将进入一个新时代，……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从事。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这是我们年龄的人必然结果。”几天后，他在本计划写续篇的小说《传奇不奇》文稿后写道“这故事想以无完成希望。”——这已经是迎接命定悲哀的心境了。
而那时，他对未来的预估还是过于乐观。1949年1月初，北京大学就贴出一批声讨他的大标语和壁报，同时用壁报转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政治的压力扑面而来，沈从文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感中，到1月中旬，他已发展成精神失常。同年3月28日，他选择了在家里自杀，幸好发现及时被抢救过来。
在迎接新中国的锣鼓喧嚣中，沈从文陷入了深深的精神危机。他想不清楚自己，面对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骤变，他感受到了巨大的无助，他写信给朋友倾诉，甚至用写作的方式与《边城》中的人物翠翠交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是在做着一些工作：北大博物馆搬迁，他参与筹备布置陶瓷、漆器、织造等专题展览，他还完成了《中国陶瓷史》教学参考书稿。经过数月的挣扎恢复，1949年9月20日的信中对妻子说，“我温习到十六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想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做掉头努力，扭过来了。你可不用担心，我已通过了一种大困难，变得真正柔和得很，善良得很。”
作者张新颖特别指出，不但要注意沈从文精神崩溃的过程，还要注意他从崩溃中恢复过来的过程。因为，沈从文的恢复不仅仅是变得“正常”了，而是从恢复中重新凝聚起了一个自我。“这个重新凝聚的自我能够在新的复杂现实中找到自己的独特位置，进而重新确立安身立命的事业”。更难能可贵的是，沈从文的恢复不是向现实妥协甚至随波逐流，而是一种超越现实起落的“新生”。
也是在精神危机期间，沈从文写下《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认真梳理了“工艺美术”这一领域在他生命中的绵长脉络。既然时代不允许他按照“有情”的标准写作，那么，把“有情”的心投入到历史文物研究，投入到这个自己从小就感兴趣的领域，也就是必然选择了。我很赞同作者的观点，沈从文进行文物研究，不是“逃避”，更不是“被迫”，而是一种在梳理了自己生命历程后的自主选择。“这个选择的因由，其实早就潜伏在他的生命里，像埋进土里的种子，时机到了就要破土而出”。
1950年底，沈从文来到历史博物馆。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沈从文还经历了诸多起起落落，甚至遭遇来自外界的比1949年初严酷数倍数十倍批判谩骂。于是同时，工作不被理解认可，故人的背叛，被迫写检查都时有发生，但他的精神，再也不曾陷入如此的危机之中。他具备了一种能力，能将琐碎的生活与“有情”的精神世界隔开。而也因为他1949年就“遇冷”被“遗忘”，反右文革来临时，“幸运”地没有像那些1949年后依然“火”的作家那样沦为批斗重点，遭受更加难以忍受的身体上侮辱。他得以在“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的世界中，专注与自己的研究，让生命与工作相互支撑，幸运地拥有了不曾“荒废”的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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