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一厢情愿与现代学科制度的纠结

王笛先生的《茶馆》与《街头文化》内在的理路是一致的，即在方法与取向上：倾向于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侧重于对日常生活进行叙述对文化进行解读。在文章的内容上：《街头文化》的焦点在于精英和大众、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抗，而《茶馆》则以国家与地方、国家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对抗为线索。在意图上，作者要用自下而上的方式，反映居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情感、生活方式、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遭遇、文化和思想，借此来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城市经历的深刻的社会变化。在行文风格上：王笛的文章可读性强，马敏对于王笛在营造氛围与细节描写方面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进入了“有我之境”，流露出其赤子之心与浪漫情怀。 王笛的《街角文化》、《茶馆》两书在国内外均获得了较高的评价，尤其是《街角文化》于2005年荣获两年一度的“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我自己也在jstor和cnki上找了一些评论文章看，几乎是一致的好评，马敏、张信、朱英等人都大篇幅地讲到了贡献的一面，溢美之词多说无益，我讲讲自己理解到的一些问题，与大家讨论： 日常取向与宏大叙事的关系处理上。 有学者认为：在依托某个具有总体性的宏大历史架构的情况下，微观史研究不会游离于宏大历史主题，反而与宏观历史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反之，就有可能出现碎化的可能。作者本人也讲得很明白，他说：“本书应该说是以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取向在中国史研究的一个实践。理解茶馆的社会、文化、政治角色，能够帮助我们不仅从微观角度了解成都，而且对认识20世纪中国城市、城市社会以及与中国政治之关系都将有所裨益。”可见作者的意图在于以小见大，问题也就出在“小”和“大”换言之“日常取向”与“宏大叙述”的关系上，这反映在两个方面：（一）王笛描写的小，不是拉杜里笔下的蒙塔尤，更不是金兹伯格笔下的“梅诺乔”，戴维斯笔下的“马丁•盖尔”，王笛写的是街头流动的人群，茶馆里川流的顾客，对于这些底层人物，我们至始至终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家庭以及遭遇，他们只有作为按照职业或者阶级划分的群体存在时才具有了意义，甚至，他的茶馆、街头都是不固定的、不具体的，只是成都若干的街头，茶馆组合而成的抽象。所以，他笔下的“小”并不是真的小。拉杜里、戴维斯、金兹伯格写小，意图在于从“个体”具体的遭遇来重现一个村庄生活、法律状况等等，王笛的笔下因为没有对个体的微观考察，所以，做不到以小见大，事实上，他笔下小人物的出场，不过是要说明他拟定的三个议题：民间文化如何自成体系、社会精英如何改造公共空间、国家、精英、大众的纠葛。这是一种理论先行，以论代史的套路。再说大，他要反映的有多大呢？两本书都希望理解20世纪中国城市的变迁，但是，两本书的立足点却是矛盾的。在《茶馆》的导论中p.422他讲“成都与全国紧密相连”从426页开始的对中西之间公共生活的比较上，又将成都茶馆升格为中国茶馆，以此突出研究成都茶馆的重要意义；但是在《街角文化》的导论中他又突出“腹地研究”的价值将成都比作“另一个中国”（第422页）。看来，为了建立起自己研究的宏大意义，作者已经到了自相矛盾的地步。所以，小没有小下去，反映个体的日常生活，大呢又大有问题，结果脱离了历史的实际，陷入了发思古之幽情的自我幻想当中。 在《历史叙事与历史书写》一文中，作者列举了收录书中的若干篇文章，我分别摘抄了一些话：第6页“作者还注意到了日常生活和日常文化的持续性”；第7页“罗威廉的这个研究，则是从一个长时段来观察更深层次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同样第7页：“卢汉超试图从文化的角度来对乞丐进行考察”；第8页“探讨文化如何解读疾病”；第9页，“山本幸司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对此进行考察”；第10页“将满族妇女的守节问题看做一个内在的文化现象来研究”。无一例外，所有文章都涉及文化这个核心概念，虽然新文化史的取向就是做文化解释，但是，会不会出现一个泛文化研究的现象呢？这个值得我们思考。 最后，我看到唐小兵对《茶馆》一书的一个评论，有两点很有意思，与大家分享： 王笛认为：“国家推行的现代化的动力，使地方文化日益趋向国家文化的同一性，削弱了地方文化的差异性和个性。在整个民国时期，作为一个弱势独裁政党的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事实上从来就没有能够完全地将所谓的国家权力和现代文化全面地镶嵌到日常生活世界之中。 正因为王笛对成都人的这种茶馆哲学有一种深切之理解与同情，甚至是极力褒扬的态度，当茶馆的社会生活史呈现某些不太正面的情形时，他的叙述马上呈现出一种防护性的姿态。比如在论述茶馆形成的职业、身份、阶层、地域、社区、邻里的分化时，这种分化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构成人与人之间的区分和隔阂。 曾经看过xx对王笛的一次访谈，他觉得自己做了游子才真正体会到对家乡的思念，他对于传统的老成都是充满眷恋的，因此他笔下的小人物在为他实践抵制现代性的任务，书是雅俗共赏饱含深情的，但是当学者的这种固执、情感与一厢情愿遭遇畸形的现代学科体制时，他必须为自己的私情寻找理论的庇护，以显得研究意义十足，又能投其所好。这算是我对他同情似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