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发展指数揭示了什么？
生活在今天这个时空中的人们，对比着不同国度的经济收入，也参照着不同时代的精神生活。每年发布的各国竞争力报告总能引发媒体讨论，而“民国范”和“昨日的世界”也常常令人追怀往昔风貌。总有人感叹科技进步而世风日下，就像罗大佑歌中所唱：“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
今天这个时代是否物质繁荣而精神平庸？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各个时代的文明程度，才能进行纵向比较。两位美国学者为此提供了细化到数字的精确答案，并在他们的著作中描绘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曲线，这便是《文明的度量》和《文明的解析》。两本书的中译本均已问世。
几年前，斯坦福大学的考古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出版了《西方为何统治世界至今（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一书，旨在回答西方兴起这一史学上的大谜题。为了在事实层面提供对比依据，莫里斯构造了一项“社会发展指数”。该指数涵盖人类在四大领域的文明程度，包括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作者随后又出版了解释社会发展指数的技术手册《文明的度量》。
《文明的度量》花了较大篇幅讨论能量获取这一单项指标，因为在作者看来，其他三个指标“终究不过是使用能量的方式……能量必然是任何指数的中心支柱”。人均能源消耗量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界的开发程度，另外三项指标则体现了能源的利用效率。莫里斯用最大城市规模估测社会组织的复杂程度，依据杀伤力和武器性能设计战争能力的指标，并以文化程度和传播手段共同决定信息技术的发达程度。为此，他引证了成百上千项历史资料，极大程度上利用了近年来报告的考古学发现。
为了衡量东西方文明发展程度，莫里斯首先定义了明确的地理概念——东方是指黄河与长江流域发展起来的社会，而西方则是指由中东地区两河文明发展而来的社会。由于考古和历史资料的局限，莫里斯只能较为准确地计算东西方核心区域的社会发展指数。尽管在地理意义上，莫里斯进行了一项“极值比较”（即对比每一时代最发达地区的生产力），而极值远不如更大范围的平均值具有代表性，他书中提供的信息量仍然可以用于勾勒某种宏大的演化路径。有考据癖的读者会执迷于具体的技术问题，不过这里先让我们关注作者描绘的天下大势。
社会发展指数曲线看上去就像一个向左躺倒的字母“L”。莫里斯发现，在过去一万五千年的绝大部分时期，人类社会都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其综合指数得分不超过50。只是在工业革命后，人类才迈过文明曲线上的最大拐点，发展指数在过去两百年间节节攀升，从50分跃升至900分。如果我们分看东西方，西方的发展指数在公元五世纪之前略高于中国。然而，从六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晚期，东方后来居上，工业革命后风水又转回西方。总体来看，东西两条线紧密交织，齐头并进。虽然东方在最近两百年落后于西方，但据莫里斯的预测，东方将在2103年赶上西方。
如果说《文明的度量》关注物质文明，《文明的解析》则关注聚焦精神文明。作者默里（Charles Murray）就职于美国企业研究所，是美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该书副标题为“人类的艺术与科学成就（公元前800－1950年）”，研究对象自然是人类过去近三千年的精神文明成果。在默里看来，人类取得物质文明，只是服务于自身；因其成就精神文明，才堪称万物之灵。虽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科学和艺术可算是我们这个物种的两大特征。用作者的话来讲：“……就人类成就而言，真和美是核心，代表了人类精神追求的双重目标。”
那么，《文明的解析》如何度量科学与艺术成果呢？默里使用的方法也是极值比较，即关注那些在各领域取得了最高成就的杰出人物数量及其成就。这不仅出于作者的英雄史观，也因为这些人才创造了大部分重要的文明成果。举例来说，西方交响乐团演奏的常备曲目是由历史上250 位作曲家创作的，而其中一半曲目仅仅由他们中的16 位作曲家谱写。
默里测量这些人才成就大小的方法非常直接——就是拿尺子比划。早在1903年，美国心理学家坎特尔（James Cattell）就将每位创造者在人物辞典中占据的篇幅，作为衡量其职业成就的指标。乍听上去，这种“量身裁体”的做法很荒谬，它却显示了高度的准确性。在图书馆随便抽出一本中国古典文学辞曲，你会发现“李白”这一条目所占的篇幅多于较不知名的“李贺”，而“李贺”又多于更不知名的“李华”，这同三者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大小高度相关。一个世纪后，默里利用这一历史计量方法，精确度量了各大文明在每一历史时期的创造性人才分布状况，并依地域和门类编制了历史人才排行榜。
《文明的解析》所使用的样本一共包括4002人，如我们熟悉的孔子、亚里士多德、莫扎特和爱因斯坦都在其中。默里将他们所在的领域分为十二个大类，包括文学、视觉艺术（仅限雕刻和绘画）、音乐、天文、生物、化学、地球科学、物理、数学、医学、技术和哲学。考虑到科学的普世性，它的八个大类涵盖全球所有地区，而哲学则分为中国、印度和西方三大地区。艺术更被划分为中国、印度、日本、西方和阿拉伯世界五大文化区域。
通过对这些杰出人物的成就大小加权再加总，默里绘制了古今中外科学和艺术成就的时空分布曲线。结果显示，从公元前800年到15世纪中叶，尽管江山代有才人出，但每个时代的伟人总数都很有限。从15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杰出人物的数量忽然大幅增长，每个世纪新生产的伟人从几十人跃升到上千人。在历史上所有顶尖科学家和艺术家中，有一半人在1800年后诞生在地球上。你也认为这主要是靠17世纪后的科学革命推动的，然而仅包括艺术家的历时曲线也显示出相同趋势。
在人才分布曲线图中，默里将样本中的人物分为欧洲、西方其他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读者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欧洲为十五世纪后的曲线上扬贡献了绝大部分人才。默里甚至作出如下论断——历史上的杰出科学家有97%源于欧洲和北美地区。他的人才历时曲线很大程度上与莫里斯的社会发展指数曲线相重合，区别在于前者的拐点出现更早，这似乎意味着欧洲近现代的精神文明发展早于物质文明，是前者推动了后者，而不是相反。
至于西方为何早于中国和其他地区进入了现代文明，两位学者都在书中进行了详细探讨。因篇幅所限，我们这里略过不谈。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肯定，西方人创造的文明果实也传播到了世界其他地区，因此我们才可以一边吃爆米花一边看美国大片。回到开篇提出的问题，今天的人们是否在经历物质繁荣？答案是绝对肯定的，根据社会发展指数，我们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人们消耗着更多的能量，生活在更复杂的社会组织中，享用着更发达的技术成果。
我们是否面对着一个精神平庸的世界？这个问题却较难回答，因为默里的曲线只画到1950年。可他的确指出了一些趋向，答案既是也不是。在20世纪后半叶，科学和艺术领域又取得了许多重大进步，人类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培养了霍金这样的宇宙学家，观赏着好莱坞的经典影片，也阅读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下的小说。重要科学家和艺术家的数量想必也随之进一步攀升。然而，考虑到人口基数也在成倍增长，杰出人物的人口比率反而下降了。
这里默里使用了成就率的概念，即每千万人口中杰出人物的数量。今天研究领域和创意产业的工作条件比以往改善了不少，更多有潜力的创造性人才似应脱颖而出，默里却发现很多领域的成就率自19世纪以来呈下降趋势。他为此列举了几项原因，其中之一是科学和艺术市场的饱和——在一个赢家通吃的世界上，发现者和创造者的供给增长受到消费者注意力的硬性约束。对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只能记住三五位著名歌手或作家的名字，也只有时间欣赏他们的歌曲或小说。
让默里更忧心的是，世俗化和大众化导致潜在的杰出人物将他们的才能用于生产寿命短暂的流行文化产品。“欣赏流行剧本、书籍和音乐的人数急剧增加。新出现的这一日益扩展的市场必然吸走了部分优秀人才。而在另一个时代，喜爱高雅音乐艺术的贵族囊括了所有的艺术人才。”莫扎特如果生在今天，恐怕会成为有名的摇滚作曲家，最后因吸毒致死吧。对于当代的艺术界能留下多少传世之作，默里深表信心不足。如果今天的地球人未能创作出匹敌前世的伟大作品，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自己生活在文化意义上的平庸时代。当然，伟大作品需要时间检验，也许要到两百年后我们才能确信这一点。
有人会说，大众文化并没有禁止人们欣赏高雅文化或小众文化，前者只是在自由选择的前提下取代了后者。任何人只要乐意，仍然可以在莫扎特和吴莫愁之间进行选择。问题在于，大众文化改变了人们关于何为美好的标准。美国学者扎卡瑞亚（Fareed Zakaria）曾观察到：“席卷社会的民主化已经改变了我们对文化的根本定义。过去在旧的秩序下，一位歌唱家的名声取决于那些欣赏他或她的人。现在出名的关键在于有多少人喜欢他或她。”大众文化吸引了多少眼球并不可怕，问题在于它掌握了强大的话语权力，扭转了我们的价值取向。大众文化的制造者不仅告诉你哪些节目观众最多，也在说服你它们是最值得关注的。
然而，大众的鉴赏力并不值得信赖，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专业判断所必须的训练，更在于大众口味本身就是追随潮流的。因此，十九世纪末的英国文化批判家阿诺德对大众的审美能力充满怀疑，认为他们满足于一知半解，缺乏深入理解事物的动力。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也作过批判：“就历史的眼光来看，在我眼中……最崇高的人类产物……都是反对与收视率划等号的……”
群众的理性足以看护其自身利益，他们会选择自己主观上最喜爱的文化产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选择客观上能经受时间考验的文化产品。人们在享受大众文化的同时，也就放弃了享受更高级文化的可能。正如英国文论家李维斯（Frank R. Leavis）所言： “读者若没有受流行杂志的冲击，本可以阅读属于英国文学伟大传统的某部小说的。”如果相信新作品并非一定是好作品，甚至大多是平庸之作，我们也就离古典作品近了一步。
即便与杰出人物生在同一时空，大部分古人也没有条件领略他们的成就。唐代的中国人大多不识字，这意味着他们无法阅读李杜的诗篇。就这一意义而言，应当说今天的人们还是生逢其时的，因为我们不仅可以享受前所未有的科技成果，而且可以欣赏前人积累的文艺作品。古典作品不像技术发明，不会随着时间而过时。遗憾的是，很多人只注重后者，而忽视了前者。或许我们生活在一个未能产生伟大作品的平庸时代，但仍可以通过继承古人的文化遗产而拒绝随波逐流的个体平庸。这可能是文明曲线对读者最有意义的启示。
已刊于《时代周报》2014年9月23日
今天这个时代是否物质繁荣而精神平庸？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各个时代的文明程度，才能进行纵向比较。两位美国学者为此提供了细化到数字的精确答案，并在他们的著作中描绘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曲线，这便是《文明的度量》和《文明的解析》。两本书的中译本均已问世。
几年前，斯坦福大学的考古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出版了《西方为何统治世界至今（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一书，旨在回答西方兴起这一史学上的大谜题。为了在事实层面提供对比依据，莫里斯构造了一项“社会发展指数”。该指数涵盖人类在四大领域的文明程度，包括能量获取、社会组织、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作者随后又出版了解释社会发展指数的技术手册《文明的度量》。
《文明的度量》花了较大篇幅讨论能量获取这一单项指标，因为在作者看来，其他三个指标“终究不过是使用能量的方式……能量必然是任何指数的中心支柱”。人均能源消耗量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界的开发程度，另外三项指标则体现了能源的利用效率。莫里斯用最大城市规模估测社会组织的复杂程度，依据杀伤力和武器性能设计战争能力的指标，并以文化程度和传播手段共同决定信息技术的发达程度。为此，他引证了成百上千项历史资料，极大程度上利用了近年来报告的考古学发现。
为了衡量东西方文明发展程度，莫里斯首先定义了明确的地理概念——东方是指黄河与长江流域发展起来的社会，而西方则是指由中东地区两河文明发展而来的社会。由于考古和历史资料的局限，莫里斯只能较为准确地计算东西方核心区域的社会发展指数。尽管在地理意义上，莫里斯进行了一项“极值比较”（即对比每一时代最发达地区的生产力），而极值远不如更大范围的平均值具有代表性，他书中提供的信息量仍然可以用于勾勒某种宏大的演化路径。有考据癖的读者会执迷于具体的技术问题，不过这里先让我们关注作者描绘的天下大势。
社会发展指数曲线看上去就像一个向左躺倒的字母“L”。莫里斯发现，在过去一万五千年的绝大部分时期，人类社会都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其综合指数得分不超过50。只是在工业革命后，人类才迈过文明曲线上的最大拐点，发展指数在过去两百年间节节攀升，从50分跃升至900分。如果我们分看东西方，西方的发展指数在公元五世纪之前略高于中国。然而，从六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晚期，东方后来居上，工业革命后风水又转回西方。总体来看，东西两条线紧密交织，齐头并进。虽然东方在最近两百年落后于西方，但据莫里斯的预测，东方将在2103年赶上西方。
如果说《文明的度量》关注物质文明，《文明的解析》则关注聚焦精神文明。作者默里（Charles Murray）就职于美国企业研究所，是美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该书副标题为“人类的艺术与科学成就（公元前800－1950年）”，研究对象自然是人类过去近三千年的精神文明成果。在默里看来，人类取得物质文明，只是服务于自身；因其成就精神文明，才堪称万物之灵。虽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科学和艺术可算是我们这个物种的两大特征。用作者的话来讲：“……就人类成就而言，真和美是核心，代表了人类精神追求的双重目标。”
那么，《文明的解析》如何度量科学与艺术成果呢？默里使用的方法也是极值比较，即关注那些在各领域取得了最高成就的杰出人物数量及其成就。这不仅出于作者的英雄史观，也因为这些人才创造了大部分重要的文明成果。举例来说，西方交响乐团演奏的常备曲目是由历史上250 位作曲家创作的，而其中一半曲目仅仅由他们中的16 位作曲家谱写。
默里测量这些人才成就大小的方法非常直接——就是拿尺子比划。早在1903年，美国心理学家坎特尔（James Cattell）就将每位创造者在人物辞典中占据的篇幅，作为衡量其职业成就的指标。乍听上去，这种“量身裁体”的做法很荒谬，它却显示了高度的准确性。在图书馆随便抽出一本中国古典文学辞曲，你会发现“李白”这一条目所占的篇幅多于较不知名的“李贺”，而“李贺”又多于更不知名的“李华”，这同三者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大小高度相关。一个世纪后，默里利用这一历史计量方法，精确度量了各大文明在每一历史时期的创造性人才分布状况，并依地域和门类编制了历史人才排行榜。
《文明的解析》所使用的样本一共包括4002人，如我们熟悉的孔子、亚里士多德、莫扎特和爱因斯坦都在其中。默里将他们所在的领域分为十二个大类，包括文学、视觉艺术（仅限雕刻和绘画）、音乐、天文、生物、化学、地球科学、物理、数学、医学、技术和哲学。考虑到科学的普世性，它的八个大类涵盖全球所有地区，而哲学则分为中国、印度和西方三大地区。艺术更被划分为中国、印度、日本、西方和阿拉伯世界五大文化区域。
通过对这些杰出人物的成就大小加权再加总，默里绘制了古今中外科学和艺术成就的时空分布曲线。结果显示，从公元前800年到15世纪中叶，尽管江山代有才人出，但每个时代的伟人总数都很有限。从15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杰出人物的数量忽然大幅增长，每个世纪新生产的伟人从几十人跃升到上千人。在历史上所有顶尖科学家和艺术家中，有一半人在1800年后诞生在地球上。你也认为这主要是靠17世纪后的科学革命推动的，然而仅包括艺术家的历时曲线也显示出相同趋势。
在人才分布曲线图中，默里将样本中的人物分为欧洲、西方其他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读者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欧洲为十五世纪后的曲线上扬贡献了绝大部分人才。默里甚至作出如下论断——历史上的杰出科学家有97%源于欧洲和北美地区。他的人才历时曲线很大程度上与莫里斯的社会发展指数曲线相重合，区别在于前者的拐点出现更早，这似乎意味着欧洲近现代的精神文明发展早于物质文明，是前者推动了后者，而不是相反。
至于西方为何早于中国和其他地区进入了现代文明，两位学者都在书中进行了详细探讨。因篇幅所限，我们这里略过不谈。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肯定，西方人创造的文明果实也传播到了世界其他地区，因此我们才可以一边吃爆米花一边看美国大片。回到开篇提出的问题，今天的人们是否在经历物质繁荣？答案是绝对肯定的，根据社会发展指数，我们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人们消耗着更多的能量，生活在更复杂的社会组织中，享用着更发达的技术成果。
我们是否面对着一个精神平庸的世界？这个问题却较难回答，因为默里的曲线只画到1950年。可他的确指出了一些趋向，答案既是也不是。在20世纪后半叶，科学和艺术领域又取得了许多重大进步，人类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培养了霍金这样的宇宙学家，观赏着好莱坞的经典影片，也阅读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下的小说。重要科学家和艺术家的数量想必也随之进一步攀升。然而，考虑到人口基数也在成倍增长，杰出人物的人口比率反而下降了。
这里默里使用了成就率的概念，即每千万人口中杰出人物的数量。今天研究领域和创意产业的工作条件比以往改善了不少，更多有潜力的创造性人才似应脱颖而出，默里却发现很多领域的成就率自19世纪以来呈下降趋势。他为此列举了几项原因，其中之一是科学和艺术市场的饱和——在一个赢家通吃的世界上，发现者和创造者的供给增长受到消费者注意力的硬性约束。对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只能记住三五位著名歌手或作家的名字，也只有时间欣赏他们的歌曲或小说。
让默里更忧心的是，世俗化和大众化导致潜在的杰出人物将他们的才能用于生产寿命短暂的流行文化产品。“欣赏流行剧本、书籍和音乐的人数急剧增加。新出现的这一日益扩展的市场必然吸走了部分优秀人才。而在另一个时代，喜爱高雅音乐艺术的贵族囊括了所有的艺术人才。”莫扎特如果生在今天，恐怕会成为有名的摇滚作曲家，最后因吸毒致死吧。对于当代的艺术界能留下多少传世之作，默里深表信心不足。如果今天的地球人未能创作出匹敌前世的伟大作品，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自己生活在文化意义上的平庸时代。当然，伟大作品需要时间检验，也许要到两百年后我们才能确信这一点。
有人会说，大众文化并没有禁止人们欣赏高雅文化或小众文化，前者只是在自由选择的前提下取代了后者。任何人只要乐意，仍然可以在莫扎特和吴莫愁之间进行选择。问题在于，大众文化改变了人们关于何为美好的标准。美国学者扎卡瑞亚（Fareed Zakaria）曾观察到：“席卷社会的民主化已经改变了我们对文化的根本定义。过去在旧的秩序下，一位歌唱家的名声取决于那些欣赏他或她的人。现在出名的关键在于有多少人喜欢他或她。”大众文化吸引了多少眼球并不可怕，问题在于它掌握了强大的话语权力，扭转了我们的价值取向。大众文化的制造者不仅告诉你哪些节目观众最多，也在说服你它们是最值得关注的。
然而，大众的鉴赏力并不值得信赖，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专业判断所必须的训练，更在于大众口味本身就是追随潮流的。因此，十九世纪末的英国文化批判家阿诺德对大众的审美能力充满怀疑，认为他们满足于一知半解，缺乏深入理解事物的动力。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也作过批判：“就历史的眼光来看，在我眼中……最崇高的人类产物……都是反对与收视率划等号的……”
群众的理性足以看护其自身利益，他们会选择自己主观上最喜爱的文化产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选择客观上能经受时间考验的文化产品。人们在享受大众文化的同时，也就放弃了享受更高级文化的可能。正如英国文论家李维斯（Frank R. Leavis）所言： “读者若没有受流行杂志的冲击，本可以阅读属于英国文学伟大传统的某部小说的。”如果相信新作品并非一定是好作品，甚至大多是平庸之作，我们也就离古典作品近了一步。
即便与杰出人物生在同一时空，大部分古人也没有条件领略他们的成就。唐代的中国人大多不识字，这意味着他们无法阅读李杜的诗篇。就这一意义而言，应当说今天的人们还是生逢其时的，因为我们不仅可以享受前所未有的科技成果，而且可以欣赏前人积累的文艺作品。古典作品不像技术发明，不会随着时间而过时。遗憾的是，很多人只注重后者，而忽视了前者。或许我们生活在一个未能产生伟大作品的平庸时代，但仍可以通过继承古人的文化遗产而拒绝随波逐流的个体平庸。这可能是文明曲线对读者最有意义的启示。
已刊于《时代周报》2014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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