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一定要成功,不一定要有表现
读这本书,是因为微信上读到钱穆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国历史尊崇哪些人物》,读了觉得很有感触,很喜欢。后来朋友告诉我这篇文章原题是“如何研究历史人物”,是《中国历史研究法》中的八讲之一,就专门买了这本书来看。不过读完倒有点后悔,因为在我看来,全书最好的就是这篇文章。
喜欢这篇文章是因为钱先生提出人不一定要成功,不一定要有表现,对人的评价不应局限于他的事业成败。至于钱先生在方法论中讲的中国历史一向以人物为中心,因为创造历史的总是人群中的少数,这在我看来,或许正是传统治史的一大缺陷。
钱穆先生在这篇文章里指出,中国历史上,衰世乱世人物强过治世盛世人物,不得志失败的人物有可能对此后的历史产生更大影响,无表现的人物也可能伟大。中国历史上衰乱、黑暗的年代,往往有一些伟大的人,比如孔子、朱子,其精神意气超越了时代的限制,承前启后,持续上面传统,开创了下面新历史。人物本身,绝非事业可尽。人在衰乱世,无事业表现,但在事业之外表现出来的人本身,则可能更完全、更伟大、更可贵。从得志不得志来看,孔子是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等,在事业上也都失败了,但是这些人的人格以及人物本身之价值,反而更显伟大,也更为后人敬仰崇拜。这又是中国人的传统史心与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所在。从无表现的人物来讲,如伯夷、叔齐、颜渊、严光,其虽无表现,但其人格精神,却对后代产生莫大的影响。
钱先生一生经历中国衰乱的年代,在做这篇演讲的时代,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前途看不清楚或者悲观的人恐怕不在少数,钱先生以传承中国文化为己任,做这个讲演,实在是为了针对时下,鼓励人心而讲的。良苦用心,不可不查。他在演讲中说到:“今天诸位也可说各处在衰乱之世,不免有生不逢辰之感。然诸位一读历史,知道研究历史人物,便知我们尽可做一不得志和失败的人,或甚至做一无表现的人。这一时代是失败了,但处此时代之人,仍可各自有成,并可有大成。”“中国历史上,正为有此许多衰世乱世的人物,有此许多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有此许多无表现无作为的人物,才使中国历史文化绵延不辍,直到于今,经历了四五千年的长时间,而依然存在。故我劝诸位,处衰世乱世不足怕;就是不得志或失败了,亦不足怕。甚至于无所表现无所作为,同样不足怕。”“历史上,有许多亦仅只是一介匹夫;但文化绝续,时运兴衰之大责任,他们却把己身担起来。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衰更乱。可是我们的处境,比起故人来,实未见困难更甚。若我们脱离现实,只驰心空想汉、唐盛世,只驰心空想一旦得意来做一个历史上成功的人物;则深恐河清难俟,我们也只有嗟叹终老,但也好因此把我们的责任交卸净尽了。”
中国儒家是入世的,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能否有所成就,除了个人努力,还取决于时代、出身、机缘、遭遇等种种条件。中国古代的诗词和其他文学作品中,充满了不得志的人感慨人生、命运的嗟叹,让我们时隔千百年,仍能心有共鸣。面对人生的起伏,范仲淹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是很多人心向往但无法做到的,而苏东坡那种人生的豁达更不是大多数凡人能够企及的。当一个人生逢乱世,终其一生,无所作为时,除了苦难,他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以前看过被日本人屠杀的同胞的老照片,我当时就想,人只能活一次,这些人的生命就这么轻易结束了。在那些动乱的时代,中国人朝不保夕,任人屠杀,连生命都得不到保障,又何谈人生的意义。早些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曾经觉得社会似乎在变得越来越乱,我想凭什么会觉得未来会比现在更好?后来,在读历史的时候,读到晚清和民国的混乱,读到明朝阉党横行的年代,读到东汉末年以及此后五胡乱华的黑暗,我渐渐有了信心:中国历史上那么乱的年代都能过来,我们的时代难道是更困难吗?阉党横行时有那么多的读书人迂腐也好,书呆子也好,前赴后继,舍身取义,类似的人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各个时代都有,未来难道就不会有这样的人吗?在这篇文章里,钱先生似乎是在黑暗中指出了一点希望的光明,也给人以一丝温暖: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外在的功业,在乱世也可以坚持自己的责任,做一个真正的人;个人在乱世中的命运是难以把握的,生命也在朝夕之间,但民族的命运却可以生生不息,历经苦难,越挫越勇;看历史,回头要往远处看些,往前亦要往远处看些,才能有所见。
其它:
钱先生这本书讲的是研究方法,但读下来更多只见感悟、观点,不见体系,何谈方法。而毕竟对西方研究不够深入,与西方的比较,多属可笑。这也是对这本书整体印象不佳的原因。
但是,有些观点还是颇有见地,例如一个国家不能置自己的民族和历史传统于不顾,一刀切断以求新生(p32);要象中国古代的大政治家、大经济学家那样来创新制度以解决时代的问题,而不能失却自信,只知道抄袭和模仿(p68);在历史观上,不能先预定以西方的历史为坐标,以此作为评价中国历史的出发点,等等。
此外,《历史与教育》是本书中另一篇较好的文章。它指出“中国现在的教育似乎只有留学教育而无国家教育”,“似乎只有技术教育而无国民教育”,用于今日之中国,也完全适用。
喜欢这篇文章是因为钱先生提出人不一定要成功,不一定要有表现,对人的评价不应局限于他的事业成败。至于钱先生在方法论中讲的中国历史一向以人物为中心,因为创造历史的总是人群中的少数,这在我看来,或许正是传统治史的一大缺陷。
钱穆先生在这篇文章里指出,中国历史上,衰世乱世人物强过治世盛世人物,不得志失败的人物有可能对此后的历史产生更大影响,无表现的人物也可能伟大。中国历史上衰乱、黑暗的年代,往往有一些伟大的人,比如孔子、朱子,其精神意气超越了时代的限制,承前启后,持续上面传统,开创了下面新历史。人物本身,绝非事业可尽。人在衰乱世,无事业表现,但在事业之外表现出来的人本身,则可能更完全、更伟大、更可贵。从得志不得志来看,孔子是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等,在事业上也都失败了,但是这些人的人格以及人物本身之价值,反而更显伟大,也更为后人敬仰崇拜。这又是中国人的传统史心与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所在。从无表现的人物来讲,如伯夷、叔齐、颜渊、严光,其虽无表现,但其人格精神,却对后代产生莫大的影响。
钱先生一生经历中国衰乱的年代,在做这篇演讲的时代,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前途看不清楚或者悲观的人恐怕不在少数,钱先生以传承中国文化为己任,做这个讲演,实在是为了针对时下,鼓励人心而讲的。良苦用心,不可不查。他在演讲中说到:“今天诸位也可说各处在衰乱之世,不免有生不逢辰之感。然诸位一读历史,知道研究历史人物,便知我们尽可做一不得志和失败的人,或甚至做一无表现的人。这一时代是失败了,但处此时代之人,仍可各自有成,并可有大成。”“中国历史上,正为有此许多衰世乱世的人物,有此许多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有此许多无表现无作为的人物,才使中国历史文化绵延不辍,直到于今,经历了四五千年的长时间,而依然存在。故我劝诸位,处衰世乱世不足怕;就是不得志或失败了,亦不足怕。甚至于无所表现无所作为,同样不足怕。”“历史上,有许多亦仅只是一介匹夫;但文化绝续,时运兴衰之大责任,他们却把己身担起来。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代更衰更乱。可是我们的处境,比起故人来,实未见困难更甚。若我们脱离现实,只驰心空想汉、唐盛世,只驰心空想一旦得意来做一个历史上成功的人物;则深恐河清难俟,我们也只有嗟叹终老,但也好因此把我们的责任交卸净尽了。”
中国儒家是入世的,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能否有所成就,除了个人努力,还取决于时代、出身、机缘、遭遇等种种条件。中国古代的诗词和其他文学作品中,充满了不得志的人感慨人生、命运的嗟叹,让我们时隔千百年,仍能心有共鸣。面对人生的起伏,范仲淹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是很多人心向往但无法做到的,而苏东坡那种人生的豁达更不是大多数凡人能够企及的。当一个人生逢乱世,终其一生,无所作为时,除了苦难,他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以前看过被日本人屠杀的同胞的老照片,我当时就想,人只能活一次,这些人的生命就这么轻易结束了。在那些动乱的时代,中国人朝不保夕,任人屠杀,连生命都得不到保障,又何谈人生的意义。早些年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曾经觉得社会似乎在变得越来越乱,我想凭什么会觉得未来会比现在更好?后来,在读历史的时候,读到晚清和民国的混乱,读到明朝阉党横行的年代,读到东汉末年以及此后五胡乱华的黑暗,我渐渐有了信心:中国历史上那么乱的年代都能过来,我们的时代难道是更困难吗?阉党横行时有那么多的读书人迂腐也好,书呆子也好,前赴后继,舍身取义,类似的人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各个时代都有,未来难道就不会有这样的人吗?在这篇文章里,钱先生似乎是在黑暗中指出了一点希望的光明,也给人以一丝温暖: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外在的功业,在乱世也可以坚持自己的责任,做一个真正的人;个人在乱世中的命运是难以把握的,生命也在朝夕之间,但民族的命运却可以生生不息,历经苦难,越挫越勇;看历史,回头要往远处看些,往前亦要往远处看些,才能有所见。
其它:
钱先生这本书讲的是研究方法,但读下来更多只见感悟、观点,不见体系,何谈方法。而毕竟对西方研究不够深入,与西方的比较,多属可笑。这也是对这本书整体印象不佳的原因。
但是,有些观点还是颇有见地,例如一个国家不能置自己的民族和历史传统于不顾,一刀切断以求新生(p32);要象中国古代的大政治家、大经济学家那样来创新制度以解决时代的问题,而不能失却自信,只知道抄袭和模仿(p68);在历史观上,不能先预定以西方的历史为坐标,以此作为评价中国历史的出发点,等等。
此外,《历史与教育》是本书中另一篇较好的文章。它指出“中国现在的教育似乎只有留学教育而无国家教育”,“似乎只有技术教育而无国民教育”,用于今日之中国,也完全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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