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一九二二望见二零二二 －－读《中国问题》之我见
在文首，我不得不先推崇一下罗素这位世纪智者，他在《中国问题》一书中所显露出的智慧实在是令人折服。虽然罗素只在中国待了约一年时间，却将中国的过去、现在及未来看得十分细致透彻，慧眼独具。他就像是X光影像仪一样，将中国的骨骼和纹理脉络照射得清晰可见，同时，他又仿佛仙人一般“指点”着中国的江山。《中国问题》一书出版于1922年，当时，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17年，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有27年，距离文化大革命还有44年，距离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还有56年，距离今天是92年。虽然现在离2022还有八年的时间，然而在这近百年的日子里，中国似乎以惊人的步伐走在罗素早已“铺好”的道路上。
1920年至1921年，罗素根据他在中国的所见所思，决定给中国人一味“救国良方”，言简意赅且意味深长：一、建立一个廉洁有序的政府，二、大力发展工业，三、普及教育，而这三者背后所对应的又正是罗素通过长期观察研究发现的近代中国存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并且政治、经济、文化这三者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也是彼此牵制、相辅相成的。可是，罗素又究竟是从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呢？
首先，从总体来看，罗素的观点可大致分为两块内容：中国的历史发展与中国的现状，中国与世界的历史及发展关系（其中特别详细阐述了中日关系以及相互的历史发展对比）。在这两大块内容当中罗素又具体从历史的发展角度纵向比较，追根溯源中国不断没落而西方和日本不断崛起从而导致中西差距不断拉大的原因。除此之外，他还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横向比较发现中国日前发展的所面临的困境即出现的种种内部问题。通过纵穿时空横跨地域的比较与反思，最终总结成罗素在书中开门见山就提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方面的问题－－其中又以文化问题最为重要－－并针对这三方面的问题在书尾发展出三个主要的解决办法，为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民众指明方向。
政治问题被罗素认为是最需优先解决的问题，尤其当政治问题的解决对经济、文化问题的解决起到先决条件这一作用时，更使得解决政治问题显得尤为迫切。虽然在国家政治结构上罗素搞错了方向－－他认为中国应当实行联邦制，而实际上我们实行的是一党专政－－但这也丝毫不能否认他其余大部分观点的犀利和敏锐之处。
针对政治问题，罗素分别谈到了中国在受到白人入侵之前的历史发展、中国现存的国内的政治局面、中国于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处境，此外他还特别强调了日本在世界政治格局以及中西关系当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所谓过去决定着未来、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罗素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真理从而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发展。在垂直遍历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罗素看见了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乃至近代中国产生的深远影响。其中，家族意识所导致的公共精神的缺乏这一问题更是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的政治发展。罗素虽然在很多方面对中国抱有极大的同情心，但是在政府的廉洁问题上却是毫不留情，认为不能产生廉洁干练的政府官员是中国人咎由自取。
放眼罗素所身处的近代中国，其政治局面下的世态可谓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军阀割据或无政府状态成了“主流”的政治格局，而其各立为王的背后又有着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千丝万缕。近代中国的政治可以说有着为列强所左右的本质。由此，罗素提出：中国应当实行联邦制，化解军阀的实力，并希望不要过分倚助外力来解决。
罗素还在著作中特别以华盛顿会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阐述了中国与西方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或者说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困境。当中国丧失完全的独立自主便也在国际上失去了话语权，更无法得到应有的权利和公平，徒有负隅顽抗罢了，即使中国的部分领土易主却还是为列强所占有。所谓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也无非是西方列强为谋取在华利益所打的幌子而已，对中国实则于事无补。除了华盛顿会议，罗素还对远东当前的各种势力与发展趋势作了简要分析来进一步具体说明中、美、日、俄之间的微妙关系，这一点其实单从地理位置上就可有所察觉。美、日、俄对中国有着各自的算盘，同时又各有所长，所以处于夹缝中的中国想要寻得利益就必须凭借一己之力结束混乱的政治局面并且建立适宜自己的制度－－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布尔什维主义，而是联邦制。
无论是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观察研究还是对中国近代史的敏锐洞察，罗素都发现了日本始终对中国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其中也包括日本觊觎中国的野心。无论是1914年之前的中日关系还是一战中的中日关系都说明了日本对中国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
日本似乎具有某种特殊性，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欧美国家。他就像一个混血儿，是东西结合的产物，并且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扮演着中间者的角色。纵观历史，古代的日本向中国学习，吸取从中国传去的文化，而近代的日本却成了中国最大的灾难，如同一个响亮的耳光声声教诲着中国人”落后要挨打“这一惨痛现实。此外，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利益纠葛无时不刻在近代中国的领土各处上演着赤裸裸的争夺战。但是，除了日本带给中国的历史教训及其军国主义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应被时刻警惕之外，更为中国值得注意的应是日本崛起的过程，其中日本的明治维新更是对中国的发展有着借鉴模仿的意义。
总而言之，面对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和所处的险境，罗素推断出中国终将面对四种可能的结果——一是为白种人统治，二是为日本人统治，三是为白人和日本人共同统治，四是中国复兴并自行掌管国家。第四种自行统一掌控国家的结局无疑是罗素更是近代中国人民所最为希望的。
事实上，所有国家之间的利益都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国际政治格局中，国家间始终保持着亦敌亦友、错综复杂的关系。虽然保持国家的中立是明智之举，但想要真正保持中立，就以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还十分困难，所以在与他国外交和共同谋发展的同时，求同存异必须是原则，也就是说，现当今，我们应当寻找更多的共同利益，谋求共同的发展并呼吁和平。当然，保证国家的独立性，如罗素所言，不能依靠外人。比如现如今的美国在全球实行霸权主义，任何地方的纷争都会插一脚，最终致使那些国家丧失独立的政治权，为他国所左右。
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最为基础的问题，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近代中国因为经济的落后而在国际上没有政治地位，想要国家发展却没有自主权，所以，经济问题确实也是与政治问题最为难分开的。
虽然古代的中国经济相对发达，且在“远东具有相当大的威望”（第18页），但由于近代中国的闭关锁国致使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这一发展的大好时机，最终被西方的大炮强行轰开了大门并遭到了列强的野蛮入侵。
面对近代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的经济状况，罗素认为最重要的便是引进科学技术、发展工业。 经济问题于中国于世界都至关重要，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不发达地区，它的工业相当落后”（第6页）。而对于如何发展中国的工业，罗素同样有着自己的见解－－自主经营铁路和矿产。其实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就可看出铁路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当年，日本就是强行占据满洲铁路从而一步步扩大对周围地区经济命脉的控制。另外，矿产作为一国的主要自然资源，其开采“不仅影响到中国文明的发展，也关系到世界力量的平衡、世界和平的前景”（第6页）。且在这其中，中国能否拥有经济发展的自主权是至关重要的，故而，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是必不可少的。唯有此，才能收回所有为列强所占有的工业产业为国有，同时“尽可能多搞些国有工业”（第196页）。总的来说，经济与政治有着更为紧密的互为支持的关系，且经济也在在政治、经济、文化这三角关系中或多或少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罗素提出的解决经济问题应先发展重工业这一观点也在后人的实践中得到证实。比如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工业现代化便是首当其冲。
总之，正如当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大力提倡实现四个现代化时一再强调的：我们不能再落后了。
如罗素所言，文化问题是最为重要的问题，甚至重要到“假如文化问题能够解决，无论采用哪种政治或经济制度去实现这一目的，我（罗素）或多或少都能坦然接受”（第2页）的程度。我想这大抵是出于该问题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与文化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上以及文化的独立性又影响政治的独立性等这些缘故。罗素还直言道：由于文化问题与政治、经济问题之间的密切关系，文化问题中暗含的危险也同样会通过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而产生。可见，文化问题实在不可小觑。当然，罗素之所以表现出如此坚决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对中国数千年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充分研究。
回首历史，罗素总结了中国文化三个主要的普遍特征－－象形文字、儒教取代宗教和科举制，而这些特征既成就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又限制的近代中国的文化发展，以致近代中国的文化难以有所突破从而被迫压抑下来。在这三个特征中，罗素深刻发现了孔子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所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影响，无论是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还是封建后期的科举制八股文。其中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孝道”和“族权”对于中国人更是到了根深蒂固的程度，这也被罗素认为“或许是孔子伦理中最大的弱点”，至少表现在”当今的中国迫切地需要新眼光、新思维，但儒家的族权观念却处处设障。”这一方面。因此，要解决文化问题，中国人民急需思想解放，“中国要进步，家族制度必须被打破”（第46页）。幸运的是，1922年的罗素看见了思想解放的苗头－－“少年中国”，更看见了“中国的文化正发生着飞速的变化，这种飞速的变化无疑是必需的”。只是在解决文化问题的过程中仍需警惕两种危险：全盘西化和强烈排外。至于如何避免这两种极端，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是十分具有必要性的。
横观中西文明的发展，罗素发现中华文明一方面博大精深，其中含蓄与克制是中华传统文明较于西方文明所含有的特点，另一方面与西方国家早已通过工业革命而马不停蹄地向前方奔去这一势头相比，中国相对自闭、过分坚持道德品质而缺乏科学观念的文明正逐渐脱轨于时代的发展，从而导致中西文明各自对于时代要求的满足程度差距越来越大，而这些差距又与中西之间政治与经济的差距有着颇为密切的联系。
当然，即便存在着不小的差别，中西文明还是各具所长，完全可以各取所需。由此，“假如中国人能自由地吸收我们文明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排斥那些他们觉得不好的东西，那么他们将能够在其自身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发展，并产生将我们的优点同他们自己的优点相结合起来的辉煌成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中国人喊了几百年的口号，而罗素的一句“有机发展”便也将其诠释得幽微深刻，这也正是中国对当今世界文化急速发展应持有的态度。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比如英国，更应该同中国加强文化交流而非低估中国文化的价值或是“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而自以为是。”（《论持久战》）
所以，中国是需要思想进步的，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文革”后，亦或是如今当下，思想的先进程度都决定了我们跟随历史潮流的步伐进度。
文化是强大的竞争力和软实力，罗素在中国问题上始终强调文化问题的重要性，甚为真知灼见。后来中国的历史也证实了罗素的观点，“文革”及其之后的中国的发展便是最好的例子。曾经的”文化大革命“从文化上蒙蔽了一代人的心智，对国家的进步与发展也有着极大的破坏性。当专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又或者被扣上“白专”和“臭老九”等帽子，国家的文化教育发展就如同纸上谈兵。而文革后的“两个凡是”的问题更是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从而严重阻碍了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前进步伐。所以，如果不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那中国日后的发展就会受到重重限制、止步不前。如果不能大力普及、发展教育，中国也就无法有长足的进步。“每一次的斗争都是从教育战线上开始的”，可见，文化发展以教育作为基础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文化是一把强大的双刃剑，既可以带动国家发展，同时也可使国家停滞甚至倒退。应了罗素的观点：中国要大力普及教育。我以为，且其中更需要正确持久的引导。虽然罗素的普及教育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处于培养民主政治意识的考虑，但仍不失为具有长远意识的战略性眼光。
在洞悉情势并厘清了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问题之后，罗素最终也从问题中看到了中国的前途。
文化的提升与思想的进步需要教育的普及作为基础，经济的发展和民主的实行需要知识的获取和政治意识的培养，而最终能让中国更多地拥有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就更需要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强有力的后盾。反之，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稳定的政治环境又保证了经济的稳步发展，经济的稳步发展又刺激了教育的普及程度并同时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所以说，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相辅相成，互为递进。当然，其中还隐含着最为基础的前提条件－－中国必须保持独立，从而才能保证政治发展的独立性、经济发展的独立性、文化发展的独立性。
就这样，罗素带着他犀利和敏锐的远见卓识为中国提出了三点救国之道，并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得到了一再的验证。百年后，中国早已完全独立，经济发展迅速，如罗素所言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国家（就GDP而言）。百年后，中日关系依然还是中国外交上最重要的命题，比如钓鱼岛问题。百年后，中国人依然深受儒家的忠孝观念的影响，家族制度未被完全打破，政治腐败问题严峻。社会仍需进步，同志仍需努力。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对于近代中国，罗素的这般“醒世恒言”应不亚于惊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现代中国，罗素于近百年前给中国留下的救国之道便也算是真理了吧。自然，真理的产生也绝非偶然。
纵阅全书，我发现对比是罗素贯穿研究中国问题中的重要方法。通过中国古与今的对比，通过中国与西方、日本的对比，不仅找出近代中国所处惨淡境遇的源由，发现中国与世界的现世差距，更使近代中国存在的种种问题暴露无遗。同时，他也看到了中国发展的希望与机遇。
罗素之所以能以这样多重的对比与他开放的思维模式有着分不开的联系。比如罗素并不将眼光只局限于中国，同时还落在了中国卧榻之侧的邻国－－日本，以及其他西方列强上。换句话说，他是置身于世界大格局的范围中来分析中国问题，毕竟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中国不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就必然与外界有着脱不了的联系。并且，罗素这般顾全大局的分析也使他全篇的论述更为饱满有力。
在总的观点的形成中，罗素惊人的观察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是对于社会现状的观察，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观察，还是对在细节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人人性的观察都十分细致入微。而这所有的有效细微的观察都为罗素的分析和结论提供了事实基础和依据。从总体上来看，罗素思考的角度广而周全，分析观察又深入仔细，可谓深广兼具。
此外，我虽不知罗素对于中国问题的探究是否秉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长期探索过程中，罗素的逻辑分析哲学理念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罗素的研究结论与他本人的逻辑思辨能力以及辩证的态度有着很大的关系，他的哲学思维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和逻辑分析的支持。
滚滚东逝长江水，真正的智者大概是从不会将自身只安放于某段历史潮流中，而是驾船航行、破浪前进、窥探未来，就仿佛是一座灯塔，让饱经磨难的国家尽量免于失去方向甚至淹没于历史的潮流大浪中。
而罗素，便是这样一位智者。
（呀，一不小心写了太多了，感谢豆友耐心读完 :-) )
1920年至1921年，罗素根据他在中国的所见所思，决定给中国人一味“救国良方”，言简意赅且意味深长：一、建立一个廉洁有序的政府，二、大力发展工业，三、普及教育，而这三者背后所对应的又正是罗素通过长期观察研究发现的近代中国存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并且政治、经济、文化这三者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也是彼此牵制、相辅相成的。可是，罗素又究竟是从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呢？
首先，从总体来看，罗素的观点可大致分为两块内容：中国的历史发展与中国的现状，中国与世界的历史及发展关系（其中特别详细阐述了中日关系以及相互的历史发展对比）。在这两大块内容当中罗素又具体从历史的发展角度纵向比较，追根溯源中国不断没落而西方和日本不断崛起从而导致中西差距不断拉大的原因。除此之外，他还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横向比较发现中国日前发展的所面临的困境即出现的种种内部问题。通过纵穿时空横跨地域的比较与反思，最终总结成罗素在书中开门见山就提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方面的问题－－其中又以文化问题最为重要－－并针对这三方面的问题在书尾发展出三个主要的解决办法，为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民众指明方向。
政治问题被罗素认为是最需优先解决的问题，尤其当政治问题的解决对经济、文化问题的解决起到先决条件这一作用时，更使得解决政治问题显得尤为迫切。虽然在国家政治结构上罗素搞错了方向－－他认为中国应当实行联邦制，而实际上我们实行的是一党专政－－但这也丝毫不能否认他其余大部分观点的犀利和敏锐之处。
针对政治问题，罗素分别谈到了中国在受到白人入侵之前的历史发展、中国现存的国内的政治局面、中国于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处境，此外他还特别强调了日本在世界政治格局以及中西关系当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所谓过去决定着未来、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罗素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真理从而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发展。在垂直遍历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罗素看见了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乃至近代中国产生的深远影响。其中，家族意识所导致的公共精神的缺乏这一问题更是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的政治发展。罗素虽然在很多方面对中国抱有极大的同情心，但是在政府的廉洁问题上却是毫不留情，认为不能产生廉洁干练的政府官员是中国人咎由自取。
放眼罗素所身处的近代中国，其政治局面下的世态可谓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军阀割据或无政府状态成了“主流”的政治格局，而其各立为王的背后又有着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千丝万缕。近代中国的政治可以说有着为列强所左右的本质。由此，罗素提出：中国应当实行联邦制，化解军阀的实力，并希望不要过分倚助外力来解决。
罗素还在著作中特别以华盛顿会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阐述了中国与西方国家间的政治关系或者说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困境。当中国丧失完全的独立自主便也在国际上失去了话语权，更无法得到应有的权利和公平，徒有负隅顽抗罢了，即使中国的部分领土易主却还是为列强所占有。所谓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也无非是西方列强为谋取在华利益所打的幌子而已，对中国实则于事无补。除了华盛顿会议，罗素还对远东当前的各种势力与发展趋势作了简要分析来进一步具体说明中、美、日、俄之间的微妙关系，这一点其实单从地理位置上就可有所察觉。美、日、俄对中国有着各自的算盘，同时又各有所长，所以处于夹缝中的中国想要寻得利益就必须凭借一己之力结束混乱的政治局面并且建立适宜自己的制度－－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布尔什维主义，而是联邦制。
无论是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观察研究还是对中国近代史的敏锐洞察，罗素都发现了日本始终对中国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其中也包括日本觊觎中国的野心。无论是1914年之前的中日关系还是一战中的中日关系都说明了日本对中国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
日本似乎具有某种特殊性，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欧美国家。他就像一个混血儿，是东西结合的产物，并且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扮演着中间者的角色。纵观历史，古代的日本向中国学习，吸取从中国传去的文化，而近代的日本却成了中国最大的灾难，如同一个响亮的耳光声声教诲着中国人”落后要挨打“这一惨痛现实。此外，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利益纠葛无时不刻在近代中国的领土各处上演着赤裸裸的争夺战。但是，除了日本带给中国的历史教训及其军国主义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应被时刻警惕之外，更为中国值得注意的应是日本崛起的过程，其中日本的明治维新更是对中国的发展有着借鉴模仿的意义。
总而言之，面对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和所处的险境，罗素推断出中国终将面对四种可能的结果——一是为白种人统治，二是为日本人统治，三是为白人和日本人共同统治，四是中国复兴并自行掌管国家。第四种自行统一掌控国家的结局无疑是罗素更是近代中国人民所最为希望的。
事实上，所有国家之间的利益都是相互纠缠在一起的，“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国际政治格局中，国家间始终保持着亦敌亦友、错综复杂的关系。虽然保持国家的中立是明智之举，但想要真正保持中立，就以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还十分困难，所以在与他国外交和共同谋发展的同时，求同存异必须是原则，也就是说，现当今，我们应当寻找更多的共同利益，谋求共同的发展并呼吁和平。当然，保证国家的独立性，如罗素所言，不能依靠外人。比如现如今的美国在全球实行霸权主义，任何地方的纷争都会插一脚，最终致使那些国家丧失独立的政治权，为他国所左右。
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最为基础的问题，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近代中国因为经济的落后而在国际上没有政治地位，想要国家发展却没有自主权，所以，经济问题确实也是与政治问题最为难分开的。
虽然古代的中国经济相对发达，且在“远东具有相当大的威望”（第18页），但由于近代中国的闭关锁国致使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这一发展的大好时机，最终被西方的大炮强行轰开了大门并遭到了列强的野蛮入侵。
面对近代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的经济状况，罗素认为最重要的便是引进科学技术、发展工业。 经济问题于中国于世界都至关重要，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不发达地区，它的工业相当落后”（第6页）。而对于如何发展中国的工业，罗素同样有着自己的见解－－自主经营铁路和矿产。其实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就可看出铁路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当年，日本就是强行占据满洲铁路从而一步步扩大对周围地区经济命脉的控制。另外，矿产作为一国的主要自然资源，其开采“不仅影响到中国文明的发展，也关系到世界力量的平衡、世界和平的前景”（第6页）。且在这其中，中国能否拥有经济发展的自主权是至关重要的，故而，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是必不可少的。唯有此，才能收回所有为列强所占有的工业产业为国有，同时“尽可能多搞些国有工业”（第196页）。总的来说，经济与政治有着更为紧密的互为支持的关系，且经济也在在政治、经济、文化这三角关系中或多或少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罗素提出的解决经济问题应先发展重工业这一观点也在后人的实践中得到证实。比如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工业现代化便是首当其冲。
总之，正如当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大力提倡实现四个现代化时一再强调的：我们不能再落后了。
如罗素所言，文化问题是最为重要的问题，甚至重要到“假如文化问题能够解决，无论采用哪种政治或经济制度去实现这一目的，我（罗素）或多或少都能坦然接受”（第2页）的程度。我想这大抵是出于该问题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与文化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上以及文化的独立性又影响政治的独立性等这些缘故。罗素还直言道：由于文化问题与政治、经济问题之间的密切关系，文化问题中暗含的危险也同样会通过政治和经济的影响而产生。可见，文化问题实在不可小觑。当然，罗素之所以表现出如此坚决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对中国数千年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充分研究。
回首历史，罗素总结了中国文化三个主要的普遍特征－－象形文字、儒教取代宗教和科举制，而这些特征既成就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又限制的近代中国的文化发展，以致近代中国的文化难以有所突破从而被迫压抑下来。在这三个特征中，罗素深刻发现了孔子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所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影响，无论是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还是封建后期的科举制八股文。其中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孝道”和“族权”对于中国人更是到了根深蒂固的程度，这也被罗素认为“或许是孔子伦理中最大的弱点”，至少表现在”当今的中国迫切地需要新眼光、新思维，但儒家的族权观念却处处设障。”这一方面。因此，要解决文化问题，中国人民急需思想解放，“中国要进步，家族制度必须被打破”（第46页）。幸运的是，1922年的罗素看见了思想解放的苗头－－“少年中国”，更看见了“中国的文化正发生着飞速的变化，这种飞速的变化无疑是必需的”。只是在解决文化问题的过程中仍需警惕两种危险：全盘西化和强烈排外。至于如何避免这两种极端，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是十分具有必要性的。
横观中西文明的发展，罗素发现中华文明一方面博大精深，其中含蓄与克制是中华传统文明较于西方文明所含有的特点，另一方面与西方国家早已通过工业革命而马不停蹄地向前方奔去这一势头相比，中国相对自闭、过分坚持道德品质而缺乏科学观念的文明正逐渐脱轨于时代的发展，从而导致中西文明各自对于时代要求的满足程度差距越来越大，而这些差距又与中西之间政治与经济的差距有着颇为密切的联系。
当然，即便存在着不小的差别，中西文明还是各具所长，完全可以各取所需。由此，“假如中国人能自由地吸收我们文明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排斥那些他们觉得不好的东西，那么他们将能够在其自身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发展，并产生将我们的优点同他们自己的优点相结合起来的辉煌成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中国人喊了几百年的口号，而罗素的一句“有机发展”便也将其诠释得幽微深刻，这也正是中国对当今世界文化急速发展应持有的态度。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比如英国，更应该同中国加强文化交流而非低估中国文化的价值或是“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而自以为是。”（《论持久战》）
所以，中国是需要思想进步的，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文革”后，亦或是如今当下，思想的先进程度都决定了我们跟随历史潮流的步伐进度。
文化是强大的竞争力和软实力，罗素在中国问题上始终强调文化问题的重要性，甚为真知灼见。后来中国的历史也证实了罗素的观点，“文革”及其之后的中国的发展便是最好的例子。曾经的”文化大革命“从文化上蒙蔽了一代人的心智，对国家的进步与发展也有着极大的破坏性。当专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又或者被扣上“白专”和“臭老九”等帽子，国家的文化教育发展就如同纸上谈兵。而文革后的“两个凡是”的问题更是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从而严重阻碍了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前进步伐。所以，如果不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那中国日后的发展就会受到重重限制、止步不前。如果不能大力普及、发展教育，中国也就无法有长足的进步。“每一次的斗争都是从教育战线上开始的”，可见，文化发展以教育作为基础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文化是一把强大的双刃剑，既可以带动国家发展，同时也可使国家停滞甚至倒退。应了罗素的观点：中国要大力普及教育。我以为，且其中更需要正确持久的引导。虽然罗素的普及教育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处于培养民主政治意识的考虑，但仍不失为具有长远意识的战略性眼光。
在洞悉情势并厘清了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问题之后，罗素最终也从问题中看到了中国的前途。
文化的提升与思想的进步需要教育的普及作为基础，经济的发展和民主的实行需要知识的获取和政治意识的培养，而最终能让中国更多地拥有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话语权就更需要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强有力的后盾。反之，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稳定的政治环境又保证了经济的稳步发展，经济的稳步发展又刺激了教育的普及程度并同时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所以说，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相辅相成，互为递进。当然，其中还隐含着最为基础的前提条件－－中国必须保持独立，从而才能保证政治发展的独立性、经济发展的独立性、文化发展的独立性。
就这样，罗素带着他犀利和敏锐的远见卓识为中国提出了三点救国之道，并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得到了一再的验证。百年后，中国早已完全独立，经济发展迅速，如罗素所言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国家（就GDP而言）。百年后，中日关系依然还是中国外交上最重要的命题，比如钓鱼岛问题。百年后，中国人依然深受儒家的忠孝观念的影响，家族制度未被完全打破，政治腐败问题严峻。社会仍需进步，同志仍需努力。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对于近代中国，罗素的这般“醒世恒言”应不亚于惊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现代中国，罗素于近百年前给中国留下的救国之道便也算是真理了吧。自然，真理的产生也绝非偶然。
纵阅全书，我发现对比是罗素贯穿研究中国问题中的重要方法。通过中国古与今的对比，通过中国与西方、日本的对比，不仅找出近代中国所处惨淡境遇的源由，发现中国与世界的现世差距，更使近代中国存在的种种问题暴露无遗。同时，他也看到了中国发展的希望与机遇。
罗素之所以能以这样多重的对比与他开放的思维模式有着分不开的联系。比如罗素并不将眼光只局限于中国，同时还落在了中国卧榻之侧的邻国－－日本，以及其他西方列强上。换句话说，他是置身于世界大格局的范围中来分析中国问题，毕竟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中国不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就必然与外界有着脱不了的联系。并且，罗素这般顾全大局的分析也使他全篇的论述更为饱满有力。
在总的观点的形成中，罗素惊人的观察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是对于社会现状的观察，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观察，还是对在细节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人人性的观察都十分细致入微。而这所有的有效细微的观察都为罗素的分析和结论提供了事实基础和依据。从总体上来看，罗素思考的角度广而周全，分析观察又深入仔细，可谓深广兼具。
此外，我虽不知罗素对于中国问题的探究是否秉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长期探索过程中，罗素的逻辑分析哲学理念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罗素的研究结论与他本人的逻辑思辨能力以及辩证的态度有着很大的关系，他的哲学思维为他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和逻辑分析的支持。
滚滚东逝长江水，真正的智者大概是从不会将自身只安放于某段历史潮流中，而是驾船航行、破浪前进、窥探未来，就仿佛是一座灯塔，让饱经磨难的国家尽量免于失去方向甚至淹没于历史的潮流大浪中。
而罗素，便是这样一位智者。
（呀，一不小心写了太多了，感谢豆友耐心读完 :-) )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