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设计师开始批判性思考， 当设计师想引起他人思考。。。

　　土贼同学看完Dunne and Raby的新书Speculative Everything后，一连写了好几篇读后感（他的文笔很好，推荐大家看http://www.tuzei8.com/）。在里面，他完完全全展示了一个感性的诗意的设计师的样子，对modernism和consumerism充满了厌倦，对梦想新的可能性充满了向往。这样的情怀和情绪，像极了60年代的各种(反叛)社会运动中，在大街上吟唱，对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充满了美好幻想的小年青（请自行参考John Lennon, Stewart Brand，Guy Debord等人的状态）。
　　土贼同学的激动，我在想，是不是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今设计处于的尴尬挣扎局面。CMU(Carnegie Mellon)的设计教授Cameron Tonkinwise嘲笑当代艺术pathetic，说其毫无建树。我觉得这个恰恰能放到设计的处境上来。　　
　　设计这个职业是机械化大生产和消费文化的儿子。消费文化早就被人往死里骂了。设计师在里面起了很大作用。那些把消费者变成傻逼的诱惑性的产品就是设计师设计出来的*(1)。于是，有设计师早在1960年代就想脱离消费文化这个家长，想变得崇高一点，有社会责任感一点。但是家长一边冷笑：“你滚呀！我看你滚了去哪里找饭吃！”设计师当然没有能力滚。在没有找到后妈之前，发牢骚归发牢骚，设计师依旧依靠industry和market。所以美国设计教授Victor Margolin喊了这么多年，设计要有社会责任感，要脱离只为消费文化这个目标，最后只好尴尬地感叹一声：“怎么脱得了。脱了谁给设计师饭吃。”这么多年，一边设计理论家义正言辞，一边设计师依旧依附在industry，家长说东就东，说西就西。
　　当一个设计师有了批判性的思维，尤其是对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里面很多东西批判时，就会让自己处于一个很尴尬很挣扎的时刻。设计师就会对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做事的目的和原则，各种怀疑，各种看不上，然后开始各种挣扎。比如土贼同学，看到消费者的状态“你只需要相信和被动接受，消费品会为你搞定你的一切，你不需要思考”。于是他看到Critical Design就会十分激动：对呀，设计就是要让人思考，要有启发性；看到Speculative Everything就会十分激动：对呀，设计就要让人荡漾，要敢想一个不一样的未来，“我们想歌唱危险的爱，卤莽和活力的经验；我们诗歌的主要元素是热诚，勇敢，抗争！”
　　我教授搞了半辈子usability，和研究如何设计出产品让用户开心。后来人到中年危机，觉得这些东西特别没劲，突然发现他设计出来的东西最后不过是让用户傻乐，彻底的commodity fetishism！于是想高高尚尚地嘚嘚瑟瑟地搞design for justice。于是开始和欧洲的很多设计师一样，去找‘政府’这个后妈。
　　提出设计要provocative/critical/discursive也好，提出设计去傍后妈也好，都是设计师在有了批判性思维后，开始嫌弃自己的出生后，在探索的新的路。我们先不说第二条路，先说第一条吧，就是Dunne and Raby这本书里提到的方法：We can enhance people’s capacity of visioning/imagining/engaging with new possibilities through exhibited (critical)products，于是我们激情地喊道：“ The world once again begins to dream!”！
　　首先，我同意这本书里提出设计的两个目标- ‘要让人梦想’和‘要让人思考’的重要性和美丽性。这在土贼的文章里讲得很好，Speculative Everything原书里面讲得更好，我就不重复了。我自己在做的设计也是遵循着设计要有启发性这个目标在走。
       但是，我提一下我对于这个想法的疑惑，一个是‘敢想就够了么？’，第二个是‘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可能性’(Dunne and Raby的argument见书中P44, 'compass than map')，第三个是他们说的未来完全是关于高科技的。
       第一个，Dunne and Raby说，设计过于沉迷于消费文化，已经不会梦想别的可能性了。他们天地良心说出这样的话，让这么多年致力寻找新可能性的设计师情以何堪。这本书可以看成是manifesto。但凡这样的，都会有个毛病，就是搞得全世界只有他们家是这样想的。于是整个世界在他们的书里，被描绘成，不知道怎么想象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不敢想，没有想象力（参考其书第一章Beyond Radical Design）。于是他们的提议‘只要敢想’就变得貌似很重要很有意义。是的，是很有意义，但没有他们说的这么有意义，而且不够！事实是，全世界，很多设计师们都在想，用不同的方法，不仅在想，还在（尝试着，开始着）做。
       当我认为‘仅仅敢想’是不够的时候，他们主张的‘设计师应该在美丽的展览馆里表达自己的想法’就显得有局限性了。Dunne and Raby在书里说到希望引起观众的反应（‘trigger a response’），希望引起观众的讨论。那方法是什么？他们的答案是通过在美丽的展览里展览。这个形式是早被一些艺术家所批评的。他们认为passive spectatorship是远远不够的，要active participation才行。于是有画家要展示painting，感觉静态地展示，太不能引起response了，于是借鉴了theatre的形式，在舞台上，结合各种形式把这个静态的画动态地表演出来。 所以当艺术家决定从展览馆走出来要得到更多的互动时，号称要‘引起人们反响和讨论’的设计师却乖乖地走进了安静的展览馆。所以说，具体观众有了什么改变，Dunne and Raby在乎么？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在乎的是如何孤芳自赏地，英雄般地展示着自己干净的（反）乌托邦式的构想，
　　第二点，讲到new possibilities，那么，新的可能性，是些什么？？Dunne and Raby把重点放在'先要有想象力想新世界'而不是‘什么样的新世界’的论点是：1，我们总是想着一个更好的未来前进。但是，什么是‘更好’呢？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不一样的。2，向着一个未来前进有不同的步骤。根据Erik Olin Wright的说法，‘the diagnosis and critique of society tells us why we want to leave the world in which we live; the theory of alternatives tell us where we want to go; and the theory of transformation tells us how to get from here to there- how to make viable alternatives achievable.’而设计师是不可能给你规划出一个blueprint的。那我们的职责主要是'unlock people's imagination'(p44)，就是‘catalyst for social dreaming’。重点是catalyst（催化剂）。
这个同样的问题，艺术领域也有碰到。提出‘关系美学’的法国艺术评论家Bourriaud说art is to create new social relations。他也不说什么样的new social relations，就说，要new, 要new。急得Claire Bishop不停地问：Just new is not enough. But what kind of new social relations? Among whom? For what purposes? 这些才是要回答的问题。但是，似乎Dunne and Raby不着急，他们说not solutions, not better, just different，然后大家一起思考，大家一起讨论。至于最后讨论出哪个是desirable的呢，也好像不是很重要。这个讨论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想法他们很受Fictional theory的人影响。大致观点是我们这些想的新可能，不是为了去实现，而是为了时刻提醒我们有很多可能性（p73 ‘to aim for not to build’）。这个想象的本身十分有意义，is a defining and constitutive feature of humanity（引用社会学家Zygmunt Bauman的话）。
这种想法对于十分modernism-ly thinking的设计专业可能比较难接受。仅仅是勾画一个想象的空间就够了？不需要勾画一个比较desirable的方向？不需要朝着某个方向努力实现？Dunne and Raby在书里，隐隐约约到处在批判消费主义带来的害处，那为什么没有明确往下开始想象一个世界呢？是觉得没有想象空间，于是不酷了？
第三点，Dunne and Raby这里提到的future，是一个techno-science的未来。看来他们深受sci-fic的影响，一路狂奔下去了。于是，他们的想象里面，完全没有提social relation，citizenship这方面。虽然他们疯狂批评了消费文化对social fabric的摧残，要重新考虑social relation这个方面，提到他们的目标是一个‘citizen’的世界，而不是‘consumer’的世界。但是他们的想象力里，有‘citizen’什么事？

　　
　　最后总结。当设计师开始思考为什么设计（Why design? Design for what?）的时候，而不是思考如何设计(How to design)的时候，就从technical的层面上升到了哲学层面。于是转型期的尴尬和挣扎就来了。设计师首先是急着嫌弃和脱离‘消费文化’这个家长。但是脱离了没有饭吃，于是有的同时正在急着找后妈，就是政府。有的急着重新定义设计的原则和目的，比如‘design for debate than buying’。在这批急急忙忙转型的设计师大潮中，有的往上（top-down）走在为和政府机构合作寻找机会（主要在欧洲的福利社会里，正好恰巧这个后妈也深陷危机），有的往下（bottom-up）走，和人民群众搞好关系（design for/with/within community），有的寻求不同的公司干不同的事情。他们，无论是和政府搞，和人民群众搞，还是和公司搞，都是在一个复杂，泥泞，尴尬的真实世界里匍匐前行。对方的不买账，对方对你的怀疑，显而易见，残酷尖锐，又振奋人心。然后这些事情永远不会在展览馆发生。在Dunne and Raby的展览馆里，永远是一副骄傲，安全，不狼狈的景象。
　　这个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我个人认为，如果你本着要去影响他人的目的，我个人认为通过direct experience的方法会更好，直接到everyday life, 到street上(2)*。还有，当你说你的想象目的主要是'unsettle the present'（p88）而不是‘建造未来’的时候，让我想起所有从1900年代到现在那些艺术政治运动们，为‘shake up established norms’做了很多卓越的贡献。但是，当我们处在2013年(这本书出版的那年)的今天，what is the next?

     （ 当然，这是一本十分精彩的书，可以用handsome来形容。推荐大家都看。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和土贼同学一样，看完后春心荡漾。）


(1) * ‘消费文化把消费者变成了傻逼’这一说，是Critical Theory的人在半世纪前提出来的。这个说法虽然很有道理，但是太偏激了。1980年开始，研究consumer cultural theory的人开始提出‘虽然消费文化的魔爪很可怕，但是消费者没有这么傻逼’。
(2)*这个可以参考艺术家的心里路程。Claire Bishop在书里Artificial Hells: Participatory Art and the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里面长长地介绍了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