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小于一》中的“小"与“大"
在俄罗斯众多与前苏联的历史有交集的诗人中，阿赫玛托娃与布罗茨基无疑是幸运的两个。阿赫玛托娃虽然历经磨难与苦难，最后总算寿终正寝。布罗茨基更幸运一些，三十来岁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境，十多年后，1987年由于他的作品“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文学上及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奖颁奖辞还提及他对“英语特性的掌握令人惊讶”，称其为“俄语诗人与英语散文家的愉快结合。”
作为散文家，他的主要作品有《小于一》（1986）和《论悲伤与理智》（1995）。其中《小于一》中文简体全译本2014年9月面市，“一个诺奖获得者写的文学评论，原本以为属于小众精英读物，想不到出版2个月就有变成畅销书的趋势。”（本书编辑曹洁语），与此同时，在新京报、南都、新浪、腾讯等各家媒体的图书榜上，《小于一》节节攀升，并且被评为新京报2014文学类年度好书、“深圳读书月”2014年度十大好书。
《小于一》共结集了布罗尼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写作的十八篇文章，在我看来按其内容大概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对极权体制表示蔑视的，一类是对诗人及诗歌之美大唱赞歌的。无论是一类，在中国近些年的出版物中都不乏其类，那么这么一本小众读物短短几个月之内演变成了一本畅销书，而且众口皆碑，必有其缘由。一定是有某种具体永恒性质的东西触动了读者渴望美好的心灵。
在阅读布罗茨基的《小于一》前，我强烈建议那些对前苏联历史缺乏了解的读者先阅读一下英国作家范斯坦的《俄罗斯的安娜》、美国作家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以及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不过也没关系，谁让我们中国曾经经历与前苏联类似的历史呢？
布罗茨基的“小于一"
布罗茨基对极权体制表示蔑视的文章都可以归于“小于一”名下。这些文章包括《小于一》《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论独裁》《空中灾难》《一个半房间》等。其实他赞美他的同胞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夫妇、茨维塔耶娃及其作品的《哀泣的缪斯》《文明的孩子》《一首诗的脚注》也极含蔑视成份。
《小于一》得名于同名文章，他的这篇文章为什么取了这么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一个孩子对父母控制他感到不满，与一个成年人面对责任时的恐慌，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你不是这些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你也许是小于‘一’个”，就是从这小小的“小于一”布罗茨基引申出极权体制对普通民众、艺术家及其作品的无限伤害来。
布罗茨基1940年生于列宁格勒，那时斯大林大清洗接近尾声，二次世界大战刚刚拉开帷幕。这些对于年幼的布罗茨基也许无法形成记忆，但无处不在的列宁与斯大林画像却足以使他厌恶，而生活的极端压抑从青春期的布罗茨基能被社会主义现突主义漫画《加入共青团》弄得欲火焚身可见一斑。
布罗茨基在《一个半房间》里，这样描述极权国家：“（它是）特别擅长基因剪接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双手总是沾满鲜血，因为它总是在实验如何分离和瘫痪那个负责你的意志力的细胞。”而在《论独裁》里更是进一步明确说：“独裁制度正是这样：为你构建你的生命，它这样做的时候总是尽量一丝不苟，显然比一个民主政体做到好多了。还有，它是为你好而这样做的，因为在人群中展示个人主义可能是有害的。”不用说，在这样的极权体制下，个人永远是“小于一”的，而真正的艺术家、作家，他们天生就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者，是极权体制的敌人，他们不只是“小于一”，必要时他们最好“等于零"，布罗茨基提到的几位同胞的不幸命运就是最好的例证。
阿赫玛托娃本人虽然幸运地寿终正寝，但她的苦难一点也不比别人少，第一任丈夫被处决，第三任丈夫死于古拉格，儿子三次被捕，彼得堡围困时期的经历了严峻的饥谨岁月，40年代末又被批判以及开除出作协。1941年8月31日，茨维塔耶娃这个自愿返回祖国的女诗人在孤立的，极端痛苦中自缢身亡。1933年，曼德尔施塔姆因写诗讽刺斯大林，次年即遭逮捕和流放，最后悲惨地死在远东的转运营，极权体制对艺术家、作家的伤害真可谓謦竹难书。
极权体制既然能任意伤害艺术家、作家的身体，它给艺术、小说、诗歌以及人类一切美好事物的伤害自不待言，布罗茨基在《空中灾难》中说：“新社会秩序的压力轻易使他们（作家）沦为彻底的犬儒主义，他们的作品亦沦为瘦骨嶙峋的民族的空桌上逗人喜欢的开胃小菜”，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不管是在创新方面还是在总体世界观方面，今日俄罗斯散文都没有提供任何质量上的新东西。”
但无论极权体制如何残忍，如何不可一世，笑到最后的还是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多少年后极权帝国早已灰飞烟灭，而那些幸存下来的美好事物，包括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音乐、美术作品、小说、诗歌却会世世代代流传，直到永远。
布罗茨基的“大哉"
布写茨基对极权体制有多厌恶，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就有多强烈，爱因斯坦说过一句名言：“政治是暂时的，而方程式是永恒的。”而对于布罗茨基来说自然是：“政治是暂时的，而诗歌是永恒的。”他对他热爱的那些诗人及他的的作品大唱赞歌当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他本人就是一个伟大与优秀的诗人，所以他的溢美之辞绝不会有“假大空”之嫌。
布罗茨基的这些赞辞包括《哀泣的缪斯》（阿赫玛托娃）、《钟摆之歌》（卡瓦菲斯）、《在但丁的阴影下）、《文明的孩子》（曼德尔施塔姆）、《自然力》（陀思妥耶夫斯基）、《涛声》（沃尔科特）、《一首诗的脚注》（茨维塔耶娃）、《论W.H.奥登的<1939年9月1日>》《取悦一个影子》（奥登）。由于布罗茨基对他们的赞美是由衷的而且是严肃的，读者也会从中得到一次次愉悦的阅读体验并且同时受益匪浅，除了略有烧脑之嫌的《一首诗的脚注》《论W.H.奥登的<1939年9月1日>》。至于有人说这两篇文章“让人大呼过瘾，叹为观止”，叹为观止我相信，但“大呼过瘾”我不相信，除非这个人是受虐狂。
从某种程度上说，阿赫玛托娃是布罗茨基走上诗歌之路的伯乐与引路人，关于这些在《俄罗斯的安娜中都有详细的描述。但成熟之后的布罗茨基对阿赫玛托娃也一样慧眼识才，他说她是俄罗斯的简·奥斯汀，她的诗是“源自有限对无限的乡愁”，她是“人类关系的诗人”，她既有“个人心灵棱镜”，也有“历史棱镜”，关于这些，那些读过阿赫玛托娃诗作的读者自有体会。
在《文明的孩子》中，布罗茨基这样赞美曼德尔施塔姆，说他的诗有一种“过度饱和的存在感”，他除了“创造了一条近乎可感知的时光隧道外，还创造了音顿中的音顿、创造了戏中戏、间歇中的间歇效果”，他的“世界太自治，难以合并”，布罗茨基相信，即使俄罗斯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曼德尔施塔姆一样创造出伟大的诗歌来。
布罗茨基说茨维塔耶娃献给已经死去的里尔克的《新年贺信》说“不只是她自己的作品的也是整个俄罗斯诗歌的一个地标”，“就形式而言茨维塔耶娃要比她任何同代人，包括未来派，更意味深长地使人感兴趣……她的技术成就不是听从于形式探索，而是说话的副产品。”这些赞语，如果不是对她无比热爱，不是对她的作品彻底的理解，是永远也说不出来的。
无论布罗茨基对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的赞美在外行人看来多么肉麻，这三者加起来都不及布罗茨基对奥登赞美的一半，他为了取悦奥登才开始英语写作，而他对奥登的赞美与一个基督徒对上帝的赞美并无二致：“ 他留给我们的，相当于一本福音书，它是由爱造就的，并充满绝不可穷尽的爱——既是说，绝不可能全部被人类肉身所包含，因而需要用文字表达的爱。”
我想，布罗茨基如果是个中国人，如果非要他在他赞美的这些人的名字前面加只两个字，那一定是：
大哉！
《小于一》中的“小”与“大"
在布罗茨基看来，极权体制使人变“小”，直至“归零"，而那些追求真理、创造美好的人创造了“大”。极权体制是一切追求真理、创造美好的人的死敌，它既不是他们的盟友，也不是他们实现目标路上的催化剂。清人赵翼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在他看来是极端错误的，他在《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讣文》中这样写道：
“认为受苦能创造伟大的艺术，这乃是一种可恶的谬误。受苦使人盲目，使人耳聋，使人毁灭，且常常使人死亡。”
他认为他所赞美的那些人有天赋对于成为一个艺术家条件已经足够了，并不需要特别的苦难，我觉的，这是值得每个中国人反省和谨记的。
………………
我的微信公众号：瘦竹园（shouzhupark)，手机看书评更方便。
刪节版发表于2015年元月11日《深圳商报·文化广场》：
http://szsb.sznews.com/html/2015-01/11/content_3119346.htm
作为散文家，他的主要作品有《小于一》（1986）和《论悲伤与理智》（1995）。其中《小于一》中文简体全译本2014年9月面市，“一个诺奖获得者写的文学评论，原本以为属于小众精英读物，想不到出版2个月就有变成畅销书的趋势。”（本书编辑曹洁语），与此同时，在新京报、南都、新浪、腾讯等各家媒体的图书榜上，《小于一》节节攀升，并且被评为新京报2014文学类年度好书、“深圳读书月”2014年度十大好书。
《小于一》共结集了布罗尼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写作的十八篇文章，在我看来按其内容大概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对极权体制表示蔑视的，一类是对诗人及诗歌之美大唱赞歌的。无论是一类，在中国近些年的出版物中都不乏其类，那么这么一本小众读物短短几个月之内演变成了一本畅销书，而且众口皆碑，必有其缘由。一定是有某种具体永恒性质的东西触动了读者渴望美好的心灵。
在阅读布罗茨基的《小于一》前，我强烈建议那些对前苏联历史缺乏了解的读者先阅读一下英国作家范斯坦的《俄罗斯的安娜》、美国作家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以及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不过也没关系，谁让我们中国曾经经历与前苏联类似的历史呢？
布罗茨基的“小于一"
布罗茨基对极权体制表示蔑视的文章都可以归于“小于一”名下。这些文章包括《小于一》《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论独裁》《空中灾难》《一个半房间》等。其实他赞美他的同胞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夫妇、茨维塔耶娃及其作品的《哀泣的缪斯》《文明的孩子》《一首诗的脚注》也极含蔑视成份。
《小于一》得名于同名文章，他的这篇文章为什么取了这么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名字，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一个孩子对父母控制他感到不满，与一个成年人面对责任时的恐慌，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你不是这些人之中的任何一个：你也许是小于‘一’个”，就是从这小小的“小于一”布罗茨基引申出极权体制对普通民众、艺术家及其作品的无限伤害来。
布罗茨基1940年生于列宁格勒，那时斯大林大清洗接近尾声，二次世界大战刚刚拉开帷幕。这些对于年幼的布罗茨基也许无法形成记忆，但无处不在的列宁与斯大林画像却足以使他厌恶，而生活的极端压抑从青春期的布罗茨基能被社会主义现突主义漫画《加入共青团》弄得欲火焚身可见一斑。
布罗茨基在《一个半房间》里，这样描述极权国家：“（它是）特别擅长基因剪接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双手总是沾满鲜血，因为它总是在实验如何分离和瘫痪那个负责你的意志力的细胞。”而在《论独裁》里更是进一步明确说：“独裁制度正是这样：为你构建你的生命，它这样做的时候总是尽量一丝不苟，显然比一个民主政体做到好多了。还有，它是为你好而这样做的，因为在人群中展示个人主义可能是有害的。”不用说，在这样的极权体制下，个人永远是“小于一”的，而真正的艺术家、作家，他们天生就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者，是极权体制的敌人，他们不只是“小于一”，必要时他们最好“等于零"，布罗茨基提到的几位同胞的不幸命运就是最好的例证。
阿赫玛托娃本人虽然幸运地寿终正寝，但她的苦难一点也不比别人少，第一任丈夫被处决，第三任丈夫死于古拉格，儿子三次被捕，彼得堡围困时期的经历了严峻的饥谨岁月，40年代末又被批判以及开除出作协。1941年8月31日，茨维塔耶娃这个自愿返回祖国的女诗人在孤立的，极端痛苦中自缢身亡。1933年，曼德尔施塔姆因写诗讽刺斯大林，次年即遭逮捕和流放，最后悲惨地死在远东的转运营，极权体制对艺术家、作家的伤害真可谓謦竹难书。
极权体制既然能任意伤害艺术家、作家的身体，它给艺术、小说、诗歌以及人类一切美好事物的伤害自不待言，布罗茨基在《空中灾难》中说：“新社会秩序的压力轻易使他们（作家）沦为彻底的犬儒主义，他们的作品亦沦为瘦骨嶙峋的民族的空桌上逗人喜欢的开胃小菜”，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不管是在创新方面还是在总体世界观方面，今日俄罗斯散文都没有提供任何质量上的新东西。”
但无论极权体制如何残忍，如何不可一世，笑到最后的还是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多少年后极权帝国早已灰飞烟灭，而那些幸存下来的美好事物，包括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音乐、美术作品、小说、诗歌却会世世代代流传，直到永远。
布罗茨基的“大哉"
布写茨基对极权体制有多厌恶，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就有多强烈，爱因斯坦说过一句名言：“政治是暂时的，而方程式是永恒的。”而对于布罗茨基来说自然是：“政治是暂时的，而诗歌是永恒的。”他对他热爱的那些诗人及他的的作品大唱赞歌当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他本人就是一个伟大与优秀的诗人，所以他的溢美之辞绝不会有“假大空”之嫌。
布罗茨基的这些赞辞包括《哀泣的缪斯》（阿赫玛托娃）、《钟摆之歌》（卡瓦菲斯）、《在但丁的阴影下）、《文明的孩子》（曼德尔施塔姆）、《自然力》（陀思妥耶夫斯基）、《涛声》（沃尔科特）、《一首诗的脚注》（茨维塔耶娃）、《论W.H.奥登的<1939年9月1日>》《取悦一个影子》（奥登）。由于布罗茨基对他们的赞美是由衷的而且是严肃的，读者也会从中得到一次次愉悦的阅读体验并且同时受益匪浅，除了略有烧脑之嫌的《一首诗的脚注》《论W.H.奥登的<1939年9月1日>》。至于有人说这两篇文章“让人大呼过瘾，叹为观止”，叹为观止我相信，但“大呼过瘾”我不相信，除非这个人是受虐狂。
从某种程度上说，阿赫玛托娃是布罗茨基走上诗歌之路的伯乐与引路人，关于这些在《俄罗斯的安娜中都有详细的描述。但成熟之后的布罗茨基对阿赫玛托娃也一样慧眼识才，他说她是俄罗斯的简·奥斯汀，她的诗是“源自有限对无限的乡愁”，她是“人类关系的诗人”，她既有“个人心灵棱镜”，也有“历史棱镜”，关于这些，那些读过阿赫玛托娃诗作的读者自有体会。
在《文明的孩子》中，布罗茨基这样赞美曼德尔施塔姆，说他的诗有一种“过度饱和的存在感”，他除了“创造了一条近乎可感知的时光隧道外，还创造了音顿中的音顿、创造了戏中戏、间歇中的间歇效果”，他的“世界太自治，难以合并”，布罗茨基相信，即使俄罗斯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曼德尔施塔姆一样创造出伟大的诗歌来。
布罗茨基说茨维塔耶娃献给已经死去的里尔克的《新年贺信》说“不只是她自己的作品的也是整个俄罗斯诗歌的一个地标”，“就形式而言茨维塔耶娃要比她任何同代人，包括未来派，更意味深长地使人感兴趣……她的技术成就不是听从于形式探索，而是说话的副产品。”这些赞语，如果不是对她无比热爱，不是对她的作品彻底的理解，是永远也说不出来的。
无论布罗茨基对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的赞美在外行人看来多么肉麻，这三者加起来都不及布罗茨基对奥登赞美的一半，他为了取悦奥登才开始英语写作，而他对奥登的赞美与一个基督徒对上帝的赞美并无二致：“ 他留给我们的，相当于一本福音书，它是由爱造就的，并充满绝不可穷尽的爱——既是说，绝不可能全部被人类肉身所包含，因而需要用文字表达的爱。”
我想，布罗茨基如果是个中国人，如果非要他在他赞美的这些人的名字前面加只两个字，那一定是：
大哉！
《小于一》中的“小”与“大"
在布罗茨基看来，极权体制使人变“小”，直至“归零"，而那些追求真理、创造美好的人创造了“大”。极权体制是一切追求真理、创造美好的人的死敌，它既不是他们的盟友，也不是他们实现目标路上的催化剂。清人赵翼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在他看来是极端错误的，他在《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讣文》中这样写道：
“认为受苦能创造伟大的艺术，这乃是一种可恶的谬误。受苦使人盲目，使人耳聋，使人毁灭，且常常使人死亡。”
他认为他所赞美的那些人有天赋对于成为一个艺术家条件已经足够了，并不需要特别的苦难，我觉的，这是值得每个中国人反省和谨记的。
………………
我的微信公众号：瘦竹园（shouzhupark)，手机看书评更方便。
刪节版发表于2015年元月11日《深圳商报·文化广场》：
http://szsb.sznews.com/html/2015-01/11/content_31193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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