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传统社会的古典政治

24年前的圣诞节夜，印着镰刀和铁锤图案的苏联国旗缓缓落下，白蓝红三色国旗升上旗杆。这个成立之时就令全世界震惊的国家在它的告别之时再次震动世界，曾经因它而兴起的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又逐渐沉寂。共产主义的历史哲学同路人弗朗西斯•福山以另一种方式提出了“历史的终结”，新自由主义或称新保守主义裹挟着冷战胜利的余威在全世界推行。第三条道路，是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之时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自我改良。从意识形态而言，这种改良依然带有浓厚的左翼色彩，但吉登斯显然有更大的野心。

对吉登斯而言，“左和右的说法已经失去意义，已经激进的保守主义遭遇到已经变得保守的社会主义。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已经不存在右派和左派的陈词滥调，”因为“左和右，激进与保守，由于其本身的片面性，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它们各自的反面。”

左右之分的无意义不仅体现在其思想本身的片面性转向而成为无锚之船，也在于西欧社会自身经历的巨大转型。“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那种资本主义已经不存在了。”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潮，西欧社会的经济结构已然不是新自由主义者所理想的那种类型。李强教授曾讲过一个趣闻，他早年留学英国，和老师闲谈之时聊起中国，李强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老师却对此不以为然，说英国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

于是国家应该对市场是自由放任或是干预管制的争论已经不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西欧的经济结构，左右两派在议会当中喋喋不休的成为了“茶杯里的风暴”。 正如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的人”解剖所传达出来的：世界是复杂的，而语言、思想、理论体系与事物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和唯一的对应关系，对此的解释是多元的，也是无穷尽的，不能接受多元的思想，也就等于拒绝接受看世界的另一种视角。这就陷入了哲学上的独断论，而独断论除了宣布思考主体不过是某种被操纵的意识形态工具外，本身不会提供任何新东西。

对于政治的讨论开始去经济化，从传统（实际上是一种成为话语模式的现代）的国家对市场干预程度的讨论转向了更广阔的范围。“问题并不在于是要更大的政府还是更小的政府，而是要认识到目前的治理方式必须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情况；而且，权威，包括国家的合法性，必须在一种积极的基础上得到重构。在一个后传统社会中，权威无法再通过传统的象征性符号或者声称‘情况向来如此’而获得合法性。”（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对吉登斯而言，在全球化冲击下个人的日常生活转变，在这种后传统社会中重建政府合法性，是比经济化的政治问题更为紧要的话题。

面临不可避免的后传统社会，吉登斯的反思却是传统式的。他从哲学保守主义吸取养分，“应当采取务实的态度来应付变化；在对科学技术为我们带来的各种不确定结果进行认识的过程中，对它们采取某种具有细微差别的立场；对过去和历史保持尊重。”这种哲学保守主义的精神气质来源于英国传统，可以追溯到罗马政治精神。在全球化和现代性对传统不可避免的毁灭之中，社会纽带不是从过去继承而来而是必须被制造出来，存在于社会作为一个团结的整体中。吉登斯在重构激进主义政治的六点框架第一点就提出修复被破坏了的团结，即重构个人生活与集体生活的关系，修复被极端利己主义破坏了的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这正是古典政治的核心问题。古典政治关心不是现代政治理论所关心的个人在社会中如何得以生存和进行生产，而是群体如何有秩序地组织达成“公共的善”。政治话题由此转向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转向建立个人与团体、国家与公民社会积极的信任关系。作为早年研究涂尔干的社会学家，吉登斯对社会团结的关注令他超越现代政治中的左右纷争，回到古典政治中的核心问题。

无庸赘述，可能性和现实性是两码事。激进的怀疑加剧焦虑，现代社会中的不确定性赫然耸现；巨大鸿沟使穷人和富人相互排斥。吉登斯所期待的，私人生活中的“情绪民主”有可能向外延伸为全球性秩序中的“对话民主”。吉登斯身处临近后传统社会的西欧，尽其所能地尝试摆脱理性化所注定带来的碎片化，也要摆脱韦伯所设想的理性牢笼的禁锢。在这种必然性和强迫性之外，存在着发展另一种生活的机会，沟通着后传统社会的未来与隐秘而顽强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