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拔高的激情

草就。

这是一本去年饱受好评的书。黄灿然在布罗茨基《小于一》的中译本中称，这本书陪伴了他二十多年。受这本书的洗礼，“我们就不会对那些不管是流行作家还是精英作家的文章太过在意，这可省去我们很多时间。”

如果和那些时下流行的大多数出版物相比，我想黄灿然是对的，布罗茨基是一个继承了优秀写作传统的俄裔美国人，他自然明白该怎样对待自己的传统。

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依靠这本书，远远不足以节省我们的时间。布罗茨基不能算是一个天才式的写作者，和他的前辈们比较，他的随笔也不能说是严肃的文学评论。

如果仔细考察他的这部作品，诸如遽下结论，大而化之的议论，不负责任的定调，随处可见。随笔的性质使作者陷入一种意识处于荒谬的境地：即“充满诗人色彩”的天马行空，最终却充当论据依附于逻辑。这就是这个作家在这本书中表现出来的心理结构。

对于一般的读者而言，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缺乏一定的辨识力，诸如优美的句子之类会拥有很强的说服力。更多情况下它的后果是误导读者对复杂的文学形态产生错误的认识。

这种写法和茨威格的人物传记拥有许多一致的地方，谁也不会认真对待茨威格对文学富有激情又一无所有的演说。语言是一个陷阱，一旦为了某一个语言或者哲学上的理念陷溺进去，就会把许多伟大的名字当成拼图贴在上面。

在这个意义上的拼图游戏，布罗茨基是白银时期伟大创作者们庸浅的继承和模仿者。

第一次知道布罗茨基，是在读曼德尔施塔姆一首写于沃罗涅日时期的诗作时，在注释中看到他对曼德尔施塔姆的评价。布罗茨基是一个注重词的运用的人，或者可以说是在词的意义上，讨论各派诗人和俄罗斯文学的。

在整本书中，他基本都是在叙述诗人的词，间或一些其他的随笔材料。他絮絮叨叨的想要把词的技术性问题讲清楚，这可能继承自俄国白银时期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观点，他可以说是曼德尔施塔姆观点之强烈捍卫者。

曼德尔施塔姆认同俄罗斯语言希腊化天性，反对别雷式的无情驱赶词的“滥用”行为。他甚至认为，俄国历史在边缘上行走，在悬崖上行走，每一分钟都准备坠入虚无主义，亦即与词的隔离，“这是完全正确的”。

对比一下布罗茨基对词的表述和曼德尔施塔姆的《论词的天性》，基本可以获得这一印象。在这一点上谈论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我想没有人会比他更准确。

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和曼德尔施塔姆都是俄国犹太人。而犹太人的文字在俄国文学中拥有一个特殊的结构。这取决于他们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即使是曼德尔施塔姆所认同的洛扎诺夫，也对犹太人的文字嗤之以鼻，多次大加蔑视。如果不能深入这样的历史结构，了解不同的民族天性，我想，我们是看不出其中的区别的。

我就我所关注的几个作家和诗人进行一些说明（全部否定布罗茨基是危险的，也是不可能的）。这些人都在布罗茨基的作品中出现。但他们都出现在不恰当的位置。

被黄灿然称为“当头棒喝”的《自然力》一文，是一篇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随笔短文。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他涉及到心理学、悲剧哲学、诗学。布罗茨基是认同这一伟大先驱的创作地位的，但他仅仅是在一般意义上试图把握陀思妥耶夫斯基。

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功绩都归于他对俄罗斯语言句法的掌控，并认为他的思维受到他的词语的掌控，最终，陀成了语言的神灵附体，使所有材料之间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摩擦力，在一个人的内部造成了分裂。

他忽然下结论——注意，这就是布罗茨基的特点——他忽然说，“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秘密”。

如果这不属于译者的疏忽（译者应该在几个地方加注，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圣人浑身发臭”，这句话一般的读者是无法理解的。），那我敢很肯定的说，布罗茨基没有认真读过巴赫金的书，或者，他根本不屑于理解。

巴赫金同样在语词和结构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了把握，但他提出的复调理论更具备说服力（我不想在本文里展开）。探讨陀思妥耶夫斯的哲学家和文论家在白银时期达到高峰。即使是同样的拼图游戏：舍斯托夫从他本人的理念出发，运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些伟大的名字，完成了自己理念的拼图（这并不是说我不认同舍斯托夫的看法），他是启示哲学的坚定捍卫者，而从这个拼图的结果看，他所揭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秘密也远远多于布罗茨基的“全部”。

《小于一》的作者在举例时认为果戈里的手稿《死魂灵》第二部如果没有毁掉，即笔下完成的东西和灵魂之间产生的分裂将创造一位作家。——这句话让人不知所云。

我可以把这种说法理解为一种牵强附会。实际恰恰相反，果戈里毁掉第二部手稿的行为本身即是《死魂灵》不朽的证明，也是死魂灵的一部分。果戈里从根本上意识到，三驾马车上的俄罗斯最终没有出路，人在绝望的边缘也没有出路，任何“怎么办？”的问题都不存在答案，所以毁掉的手稿是绝望之最终证明，这根本不是什么语词和灵魂分裂的结果。

在另一篇《空中灾难》的文章中，布罗茨基把俄罗斯的散文进行了粗暴的划分，即要么托尔斯泰，要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更不知道他是从结构还是思想上进行把握。

我认真阅读了这篇文章，但从根本上，他错的离谱。他认为只有舍斯托夫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走了，而契诃夫、高尔基、蒲宁、安德烈耶夫等人随着托尔斯泰走，这简直是一种路线斗争——经过模拟写作，最终抵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深坑，他们被理解成是托尔斯泰信徒。

这里面出现了非常可怕的混淆，俄罗斯的散文传统绝不是简单的二分法可以概括，而布罗茨基的整篇文章都建立在这个二分法上。

众所周知，托尔斯泰和托尔斯泰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而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与托尔斯泰不相干。如果说这一模拟的结果始于托尔斯泰的话，那就低估了托尔斯泰思想的价值，他完全超出任何主义之外，甚至可以说，强烈反对。

如果说存在这样一条模拟写作的蜿蜒小径，那这条小径行走着的可能是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后代。

更让人惊讶的是，蒲宁小说中纯粹的美感和托尔斯泰完全不同——或者只在托尔斯泰的一些短篇中能发现这种风格。

契诃夫最伟大的作品《第六病室》和《没有意思的故事》，或者是模仿自托尔斯泰的《伊万伊里奇之死》和《克莱采奏鸣曲》，但要知道，这几部小说都没有把人带到后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深坑。甚至正好相反，而契诃夫的《匿名者的故事》则是不同于托尔斯泰的另一种风格，如果仔细考察这种风格的话，它更多是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涅托奇卡涅兹完诺娃》和《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

更大的混淆是，安德烈耶夫则更不是一个托尔斯泰散文遗产的继承人，这在他的小说《墙》中有着极为深刻的表现。墙的思想如果一定要攀血亲，它更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笔记》。安德烈耶夫是一个尼采主义者（这不是一个严格判断），他最终的路径和布罗茨基所说的完全相反，他是跟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走的。

另一个层面是，如果在一本文学评论中，对他的评论对象充满了所谓的平等精神，“都是好话”或者，“仅仅有一部分不好”，而脱去了批判的外壳，他就不可能有任何真知灼见。要知道，诗人的歌声来自法拉利斯铜牛的肚子，绝不是一些语文学的判断。

作者如果是站在这样一个位置，一旦他的主观好恶表露出来，就会显得充满优越性的傲慢，以及在语言上过于精致的虚伪。

对于这种构造理解和解读体系反对最为激烈的是布罗茨基的前辈洛扎诺夫。洛扎诺夫是一个较布罗茨基更加诗意纵横的人，但他从不屑在说理的文字最终从属于逻辑，他喜欢把一切打碎，不服务于体系。因而布罗茨基受到出版界的欢迎，但同时他也被奴役，而洛扎诺夫则陷入他隐居生活中的孤寂。（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