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阶级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
在美国，随着前1%富豪群体和其余人不断拉开差距，前者真的已发展成了“独特的至高层”。20世纪70年代，前1%高收入者的收入占全美总收入的10%。35年后，他们的收入已占总收入的1/3，这一比例同“镀金时代”（Gilded Age）——上一次历史高峰——一样高。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美国劳工部部长罗伯特•赖希用一个生动的例子解释了贫富差距：2005年，比尔•盖茨的身家是465亿美元，沃伦•巴菲特的身家是440亿美元。当年，位于美国收入分布图底部的40%约有1.2亿人，他们的财富总值约为950亿美元，比这两个人的财富总值仅仅多了一点。
花旗集团对贫富差距这一问题设计了一个统计变量，其原理称之为“消费者沙漏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社会分化成富豪及其他人，一个聪明的投资方式是买入超级奢侈品制造商（它们卖东西给顶级富豪）和折扣店商家（它们卖东西给普通大众）的股票。（这一假说指出，随着中产阶层逐渐没落，迎合他们需求的商家也将消失。）
工业革命的缔造者明白一个道理，社会分成大赢家和其他人两部分，这是那时经济转型无法避免的后果。美国匹茨堡钢铁大亨、首批“强盗贵族”之一的安德鲁•卡内基如此评价那个时代前1%富豪群体的崛起：“就这样发生了，我们无法避免，也没有什么替代办法。虽然竞争法则有时对于个人很残酷，但是它对于整个人类是极好的，因为它保证了每个领域都遵循适者生存的法则。因此，我们只有接受环境的不平等，我们必须适应自身拥有的条件；高度集中的工业、商业、产业仅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中，我们只有接受这个现实；我们也必须接受竞争法则，这对于人类未来的进步不但有益而且重要。”
红色威胁是促成美国罗斯福“新政”和西欧优厚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原因之一。向99%的人民妥协至少比冒着被他们颠覆政权的危险要好得多。
红色威胁同样是顶级富豪接受《底特律条约》和欧洲更为优厚的福利条约的原因之一；而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鼓舞了“华盛顿共识”的倡导者，并帮助这些人创立了一些全球经济机制，以加固全球的经济根基。
今天，两股极其强大的力量——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正在推动经济变革。这两项密切相关的变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40年前，第一批个人计算机就已上市。由于我们总认为“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于是很容易低估这两者的影响力。技术革命和全球化不论在力量上还是规模上均与工业革命相当，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下，经济之车完成了换挡加速，马力全开。细想一下：2010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过去仅仅两年后——全球经济增长率逾6%。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数字，要知道在1820年，其平均增长率连0.5%都不到。
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贡献在于，它们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引发了同工业革命规模相当的经济突飞——中国、印度和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它们各自的“镀金时代”。细想一下：在1820年至1950年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基本持平，而同期美国和西方国家正经历第一次经济大腾飞。之后亚洲开始快马加鞭：1950年至1973年间，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增长了68%；1973年至2002年间，增长了245%。尽管中印两国遭遇了全球经济危机，它们仍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技术革命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而且横扫多个领域，”莫克告诉我，“很可能它将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发展扩大。我们作为个体并没有变聪明，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正在积累越来越多的知识。我们可以获得信息和技术上的协助，在堆积如山的谷壳中搜寻谷粒——历史上没有哪个社会能有如此多的知识，几乎多如牛毛。”
全球化和技术革命促成了顶级富豪阶层的崛起，但随着其越来越富有、权力越来越大，《底特律条约》也随之消亡，这意味着我们放松了对他们的征税和监管。我们回到了第一次“镀金时代”：不仅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经济变革，而且因为比赛规则又一次偏袒了将要赢得比赛的那些人。
19世纪，工业革命和美国西进运动造就了“镀金时代”和统治这一时代的“强盗贵族”。如今，随着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赋予世界经济新的形态，经济转型正在形成新的“镀金时代”和新的富豪统治。 不过这次情况真的有所不同，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第二次“镀金时代”；新兴国家正在经历它们的第一次“镀金时代”。
人们眼前的一部分场景是全新版本的工业革命。正如机器时代将农场工人和手工艺者的经济转变为联合收割机和装配线的经济，技术革命正用机器人替代蓝领工人、用计算机替代公司白领。
“当公司感到压力、出现问题时，它们的选择余地比美国工人大得多，”主持这项调查的迈克尔•波特教授说，“公司能找到办法渡过难关，它们可以通过迁至海外——84%的公司已经成立离岸公司——或采取降薪政策渡过难关。”“嘴上说说‘继续接受教育’容易，可如果你已经年过半百，真正做起来就太难了。最近的15年里，中产阶层吃的苦最多。”
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讲，分配产生的影响使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在顶端，工作变得更好，工资更高；在底层，低技术、低收入的工作没什么变化；而曾经向美国中产阶层支付薪水的中层工作正逐渐消减，形成中空。马尔腾•戈斯和艾伦•曼宁描述了在英国发生的相同现象，并指出劳动力市场正“两极分化成‘美好的’和‘劣等的’工作”。
最近有一项调查是关于iPod（苹果公司音乐播放器）对于直接就业产生的影响，其专门研究了这些“美好的”和“劣等的”工作，揭示出曾经的一些中层工作已经消失。三名学者格雷格•林登、贾森•戴德里克和肯尼思•克雷默完成了此项研究。他们在最近的两篇论文中研究了iPod是如何在全球创造工作机会和利润的。他们发现：2006年，iPod在美国境外雇用的人数几乎是在美国国内的两倍——在美国的人数是13920人，在美国境外多达27250人。
西方国家工人与发展中国家工人的收入差距意味着巨大的移民压力，因为人们会迁移到收入更高的国家。但是，在这个全球商品和资本比人的流动更为自由的时代，其结果更可能是工作岗位转移，而非移民。
事实上，我们不再生活于“上帝庇护下的美国”，而是“上帝庇护下的世界”。全球化正在发生——整个世界正变得富有。这场转型产生的很多代价正由西方发达国家中某些特定的工人群体承担。
这是一段激动人心的历史。这段历史所关系到的远远不止商业和经济。我们正经历着可能是有史以来财富和收入差距的最大转变之一，这种转变才刚刚开始。有些人认为一小撮人从全球化的成果中受益并增加了财富，此说法伤害了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每当我听到和读到这些数不尽的不实报道时，我都感到恼怒。全球化可能会在某些国家境内加剧不平等，但从全球角度来看，全球化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在空前的范围内缩小着人类的不平等。“金砖四国”和其他类似国家的数千万人民正由于本国的经济增长而脱离贫困。虽然我们容易关注到中国产生了许许多多亿万富豪这一事实，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在过去的15年，超过3亿中国人脱离了贫困……高盛预计，随着“金砖四国”和“新钻十一国”的发展，2012～2030年，全球将有2亿人迈入中产阶层的行列……我们不应对这样的发展前景忧心忡忡，而应该充满期待，憧憬未来。广大人类正有机会享有财富创造出的果实。这是一个伟大的场景。
数百万的海外移民认为：富裕国家的人民通常比贫穷国家的人民更加幸福。 然而，最新的发现显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即移民到更富有、幸福度更高的国家反而会令人沮丧。安格斯•迪顿在2006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的一篇评论中总结道，“令人惊讶的是，在任意一个既定的收入水平上，经济增长总是与较低的生活满意度相关。”卡罗尔•格雷厄姆和爱德华多•劳拉将这种现象称为“不幸福的增长悖论”。两份关于中国的独立研究发现，迁移至城市的农民更加富有了，但是他们对自己的收入比以前在农村时更感沮丧。印度记者帕拉贾米•塞纳斯将新闻报道的视线从“印度辉煌”的商业巨头转向落后的社会底层时声名大振，他叙述了同样的情况：从贫穷农村迁移至城市贫民窟的印度人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但是社会保险难以跟上。贝齐•史蒂文森和贾斯廷•沃尔弗斯发现“不幸福的增长悖论”对于“奇迹”经济体的最初增长阶段尤其契合，例如韩国和爱尔兰——当新兴国家的经济第一次腾飞时，它们的人民最不幸福的时刻便同时到来。
“创造性破坏”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年）提出，指改变社会面貌的经济创新是长期的、痛苦的“创造性破坏”，它将摧毁旧的产业，让新的产业有崛起的空间。过去两个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必然会整体提升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水平。
我们应该坐下来思考一下，公司的大人物们快形成一个不分国籍的超级阶层了，他们的生活中全是商业交易和高尔夫聚会，他们更关心你在哪儿获得了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而不是你在哪儿长大。
工业革命产生了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一些人过着穷奢极欲的舒适生活，”他写道，“而另一些人觉得生活太艰难了。乞丐伴随着机车一并出现，救济院和监狱同奢华的住宅、富足的仓库和宏伟的教堂一样，都是‘物质进步’的确凿标志。煤气灯照亮的街道上，身着制服的警察来回巡逻，乞丐等待着过路人。
革新的果实没有被广泛分享，而是直接送给了地主。这是对工业资本主义典型的美国式控诉。当马克思全盘否定私有财产来回应欧洲版本的“进步和贫穷”时，乔治狂热地支持工业、自由贸易以及对政府采取的限制。他所控诉的对象是那些不劳而获的富人和那些从工业化和城镇化中获利颇丰却毫无贡献的地主。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写道，他那个时代的富人是“生来富有的”，他们知道怎样“占有祖父辈的财产，坐享其成”。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半个世纪前就描述过他们：“财富不断增长的社会在其发展进程中一般总会增加地主的收入，不管他们的开销如何、闹出怎样的麻烦，他们都能分配到数量更多、比例更大的社会财富。他们不工作、不冒险、不省俭，甚至睡着大觉也能越发富有。”
“20世纪，高管层（‘实干的富豪’）最终取代了资本拥有者（‘食利阶层’），并占据了收入等级的至高处。”赛斯和皮克提在他们相关的重要论文中陈述道。
富人已从靠资本获取收入（睡大觉，挣大钱）转变为靠薪酬获取收入。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当今的超级精英和“镀金时代”的超级精英身上，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种向薪酬的转变已相当显著。随着富人拉大同其他人的差距，前1%富豪群体也越来越依靠工资收入，而非资本收入。
薪酬也远比资本重要。他们的工资收入和商业收入占除资本利得外收入的80%，占总收入的64%。从资本向薪酬的转变伴随着赢家通吃经济的出现，也伴随着前1%富豪群体的出现。1979年，这两个比例比2005年大致低了25%，分别为61%和46%。
超级精英认为，数据极客的崛起才刚刚开始。埃利奥特•施拉格是技术精英集团的一员。谷歌如日中天时，他担任其公关主管，之后他跳槽到正发展为行业巨头的脸谱网（Facebook）并担任同一职务。在2009年的一次公司内部会议上，他对与会的教育和出版高管讲话时被问及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学习哪个学科。他立马说，统计学，因为理解数据的能力将成为21世纪最强大的技能。
19世纪，当第一次“镀金时代”达到顶峰时，技术跑在了教育的前面。所以说，如果那时你接受过较高等的教育——高中毕业即可（畅销书作家亨利•乔治14岁就辍学了），那么同不需要特殊技能的工人相比，你就能索取工资溢价（premium）。在这之后的50年里，美国大力投资建设公立高中，教育追上了技术，读书人能索要的工资溢价缩减了。对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来说，每过10年，他们接受教育的时间约增长0.8年。卡茨和戈尔丁写道，“在那80年里，大多数小孩与他们父母相比，教育品质得到了极大提升。” 约30年前，教育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而技术继续一马当先。这造成了极客的崛起。例如，1979年～2005年，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相较于年轻的高中毕业生而言，前者的工资溢价翻了一番还多。获得大学学位意味着你的毕生收入增加了近100万美元。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蓬和阿里尔•雷谢夫研究金融业放松监管和工资飞涨间的关系后发现，大学教育带来的工资溢价从1970年的0.382上升到2005年的0.584，增长了50%以上——这一数字很好地说明了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原因。另一名经济学家托马斯•勒米厄在2006年的同类研究中总结道：“1973年～2005年间，工资差距增大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高等教育的薪酬回报大幅增加了。” 此外，对教育的薪酬回报的宏观衡量在一个重要方面低估了超级精英的崛起。正如赢家通吃的经济给予上层人士的回报比中下层人民要丰厚得多，超级精英教育也有着超大规模的经济回报。
“早点儿出人头地”会带来巨大的优势，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一说法广为流传，而且人们凭直觉就很容易想到。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在1968年的一项关于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中发现，诺贝尔奖得主的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年轻时就天赋异禀，并且专注于一个领域，而后能够进入他们研究领域中声名显赫的科学家的实验室——“55位美国获奖者中，有34位年轻时曾有资格在46位诺贝尔奖得主手下工作。” 更大的转变在于，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对那些没有从起跑器上全速起步，或在开始几圈就跑错方向的人而言，给他们的“重跑机会”比以往少了。在工业革命时期，情况也是这样。19世纪英国经济学先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写道，“工业革命的环境转变如此之快，一些行业的长期经验反而成了绊脚石。许多行业要求人们快速了解新思想，并迅速适应新环境，这种敏捷的反应远比长期经验更有价值。一个人在50岁后赚的钱可能没有在30岁前赚的多。”
快速的变化让我们感到沮丧。布鲁金斯学会的卡萝尔•格雷厄姆研究员提出了“快乐的农民和沮丧的百万富豪”悖论——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雄心勃勃的中产阶层其实没有更稳定的社会中的穷人幸福。格雷厄姆认为，造成“沮丧的成功者”群体焦虑不安的原因在于他们经济地位的不稳定，这些人担心可能会随时失去工作和积蓄，由此跌到社会底层。
许多成员花了大半辈子时间拼命挤进这个超级精英的圈子——就算竞争不是从幼儿园开始，也是从高中开始的——他们激烈地争夺精英大学的录取名额。“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隐约记得大学时光是如此美好，他们频繁参加社交聚会以及更清楚地认识自我。而对于有望成为未来前1%富豪群体一员的学生而言，他们必须艰苦奋斗，创立公司或是交出漂亮的成绩，进入像高盛或麦肯锡那样的精英公司。另一个体现这种转变的现象是，青年精英会服用违禁药物“阿得拉”（Adderall）。一位普林斯顿的工程师告诉我，这个药的巨大好处在于，你可以连续学习24小时，不会开小差，也不需要睡觉。
透过华尔街的电子邮件收件箱，你可以一瞥金融家的工作状态。2010年春，奥巴马政府首次提议对百万富豪征税时，一封匿名长信在交易员中间流传，一些记者也收到了信。信的开头声明，“我们是华尔街员工，”然后继续描述交易员紧张的工作日：“我们清晨5点起床，工作到晚上10点，甚至更晚。我们有头寸时通常都顾不上起身去厕所。我们只有不到一个小时吃饭、午休。我们不要求组成工会。我们50岁退休，连养老金都没有。我们的高报酬和艰辛付出是相称的。”
“如果你试图打造像‘苹果’或者‘谷歌’一样的世界，成功的关键全在于极度的高效率。高层人士一直在更新他们的模式。这真是个残酷的世界，你必须时刻保持警惕，随机应变。”巴西首富、世界十大富豪之一、石油和矿业大亨埃克•巴蒂斯塔告诉我，“三年前，我们对平板电脑一无所知，不是吗？但如今平板电脑彻底颠覆了个人电脑的世界。‘苹果’具有创造巨大变革的远见卓识，所以，祝贺‘苹果’成功了。想想平板电脑带来的巨大变化，它让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改变。其他人如果不行动，就会在明天消亡。”
埃里克•施密特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的谷歌公司办公室里对我说，“杂志刊登一些人人向往的目的地时一定会有个排名，不是吗？我来告诉你排行榜上都有些什么。有瑞士达沃斯经济年会、奥斯卡颁奖典礼、戛纳电影节、美国太阳谷峰会、TED（技术、娱乐、设计的首字母大写）大会、富翁特迪•福斯特曼的会议；还有联合国纪念周、时装周；在伦敦，每年6月的最后一周是温布尔登网球周。” “以前，这些都是本地活动，现在都成了全球活动。”施密特解释道，“我在报纸上读到这些活动时觉得十分有意思，但其实没那么有劲，因为照片总比现实要好得多。但我自认为是个世界公民，无论如何也得去到那些地方……关键是，人们总是想待在聪明人和有趣的人所待的地方。你会觉得自己必须出现在那里。全球化的航空旅行实现了人们的愿望，所以，你描述的那些人经常旅行。他们也有好几个家，不是吗？如果你在伦敦有个家，那么旅途的艰辛也没那么糟糕了。顺便说一下，我还没富到这种程度。”
超高净值人士自己也叙述了相同的经历。“银湖”私募股权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格伦•哈钦斯指出，“一个在非洲经营大型银行而后跑到哈佛商学院念书的人与我之间的共同点比他与邻居之间的要多，我与他之间的共同点也比我与自己邻居之间的要多。”哈钦斯解释道，他踏入的圈子由“利益”划分，而不是由“地理范围”划分：“北京离纽约很远，但看上去和纽约很相似。你能见到同样的人，能在同样的饭店吃饭，能在同样的旅店入住。我们的地域观念比以前要弱得多。”
要想知道参与社会活动对超级富豪有多么重要，只需看一下如今新兴市场的顶级富豪，他们也正抱着极大的热情来建设自己的基金会和智囊团。当苏联寡头首次冲出边境时，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予以讽刺的新贵阶层：他们购买游艇和球队，身旁簇拥着身着时装的超级名模。15年后，他们正在探索如何花钱进入思想的世界。
盖茨像一个福音布道者，广泛宣传他的想法：资本主义必须行善，行善者必定更拥护资本主义。他甚至将此想法命名为“创造性资本主义”，他在200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理所当然的地点）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了这个词。
马克思有句名言，即之前几代的哲学家试图描述世界，而他意图改变世界。盖茨和其他顶级富豪正在对慈善世界产生着类似的巨大影响。他们不想资助社会部门，而是想改变它们。他们对美国教育产生的影响即是一例。盖茨和其他关注教育的亿万富豪将焦点放在可以衡量的结果上，引领了一场数据驱动的改革。第一步，将考试放在教育的中心，学生学习的产出就可以得到衡量；下一步，使教学工作更多地由数据或奖励驱动。2010年11月，盖茨在一次演讲中谈到：“我们必须搞明白是什么成就了优秀的教师？”为了达到此目的，其中的一项工作是对教室中的教师进行视频录像，然后根据他们的表现给予报酬。
第一步，将考试放在教育的中心，学生学习的产出就可以得到衡量；下一步，使教学工作更多地由数据或奖励驱动。2010年11月，盖茨在一次演讲中谈到：“我们必须搞明白是什么成就了优秀的教师？”为了达到此目的，其中的一项工作是对教室中的教师进行视频录像，然后根据他们的表现给予报酬。
慈善资本家创立企业的方式是通过最小的努力产生最大的影响力（资本家运用杠杆，技术专家运用规模），他们认为慈善也应该用同样的方式。
如果说美国实际上是由寡头集团统治，那么这些寡头形成的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小派系。毕竟，一些最著名的顶级富豪，比如备受瞩目的沃伦•巴菲特强调了他们享有很低的实际税率，并呼吁政治家提高税率。正如他所说的那样：“阶级斗争的确存在，这一点儿也没错，但正是我所在的富豪阶层挑起了战争，而我们是占优势的一方。”
世界分为由女性主宰的中产阶层和由男性精英统治的富豪阶层。
顶级富豪的家庭主妇大多是耶鲁法学院等顶级学校的毕业生。1979年，美国税务局表示前1%富豪群体中将近8%的富豪配偶从事蓝领或服务业工作——政府的说法是秘书嫁给了她们的老板。自那以后，这一比例持续下降。经济学家所谓的“类聚婚配”（assortive mating，倾向于选择和你相像的人结婚）的人数呈上升趋势。超级精英阶层中雄心勃勃的极客迎娶的是同班同学而不是秘书，而他们同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妻子很可能会放弃工作。
某位私募股权行业的亿万富豪对我说了一些肺腑之言，我可以在此透露一下。他说，问题不在于女性没有男性聪明，或数学能力没有男性强：他曾在一些初始岗位招聘了女性，她们的技术熟练程度同男性不相上下。问题在于她们还没得到“蜂王浆”：“她们没有杀手的本能，她们不想斗争，她们不想攻击对方的要害。”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当他告诉一个女下属她犯了错时，她簌簌落下了眼泪。“这样子你永远赢不了。”
在当今的“双生镀金时代”中，知识分子的胜利是一个全球现象。高级知识分子正在引领印度的外包奇迹，中国共产党的掌权者大多是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懂技术的人，甚至在西方人士眼里普遍拥有游艇、乐于娶超级名模为妻的俄罗斯寡头大多也有数学或物理的硕博学位。
小说家乔治•康拉德和社会学家伊万•塞莱尼在他们合著的《通往阶级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中认为，马克思构想了一个由工人阶级统治的共产主义国家或一个最终政府完全消亡的乌托邦，而这样的构想在今天的社会已经彻底走样。因为一个新的阶层掌权了：这是一个由工程师、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对，还有诗人组成的阶层，即知识分子阶层。
这一新阶层的统治实际上等同于知识分子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夺取——在封建社会，传宗接代和军事实力可能决定了权力；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和出色的商业头脑决定了控制权。他们断言，在共产主义社会，技术能力和高等教育是新的党派精英阶层最重要的决定性特征。
偏重技能的技术革命事实上已经将技术专家送上了通往阶级权力的道路。奥托说，这种技术革命使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顶端的富豪获得了巨大的回报，他们受过专门教育，具备利用新技术的技能；那些做着“卑微”工作的低收入底层人民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而两者中间曾经支撑中产阶层的高薪工作逐渐消失了。
“认知鸿沟”的概念
“认知鸿沟”，可以称作被全球信息社会遗弃者与“联网者”之间的“数字鸿沟”，或者称作“科学鸿沟”、“教育鸿沟”以及“文化鸿沟”。这里的断层就是“认知鸿沟”，它把能够获取知识、参与知识共享的人群和被知识社会遗弃的人群分隔开来。----感受颇深特加此注
在“二战”后时代，规模巨大、在文化上起主导作用的中产阶层的崛起，促进了美国和西欧强劲的经济复苏，中产阶层中的大多数人是蓝领工人，或是做着比较常规中层工作的文秘、行政人员和管理人员。技术极客——尤其是他们当中超级成功人士的崛起，标志着与“二战”后时代的彻底割裂。在这个时代，超级聪明的人正在获取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而蓝领和中层工作机会逐渐消失，这也是平民主义者厌恶技术达人的原因之一。令人吃惊的是，美国两个党派对此的反应颇为相近：“占领华尔街运动”对自身的定位是99%的百姓表达心声的平台，保守的“茶党”和前者敌视精英阶层的程度一模一样。
超级极客不仅统治了华尔街、硅谷、班加罗尔和北京，他们也在华盛顿掌权——不论哪一党派赢得选举。
过人的才干产生溢价的一个原因是工业革命引起的“财富整体增长”。国家财富正在涨潮，超级明星这艘船自然也以最快的速度跟着升高。马歇尔谈到，在范围更广的经济转型中，“一些出庭律师能索取非常昂贵的费用，而富有的客户为了保住至关重要的名誉和财富从不在乎花大价钱请最优秀的人为他们服务：这也是为什么具有出众才能的赛马骑师、画家和音乐家能索取到很高的报酬。”
凭借新技术和更广泛适用的技能，工业革命使超级明星闪耀出比以往更耀眼的光芒，因为才能过人者能索要越来越高的报酬，而且相对的，他们压低了许多手工业者和职业人士的工资。
2011年，美国顶尖公司中收入最高的合伙人年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而律师事务所中合伙人的平均工资仅为64万美元。同一公司内部的合伙人之间也存在着同样巨大的差距。20世纪50年代，一家华尔街律师事务所收入最高的合伙人的工资是收入最低的合伙人的两倍——或可能是三倍，主要的差别在于资历的深浅。2011年，美国扩张最积极的法律事务所付给明星合伙人的薪酬是合伙人平均收入的10倍。 这仅仅是一个精英公司内部合伙人之间的差距，明星合伙人与那些在律师行业排名靠后的律师形成了更加巨大的差距。2011年，顶尖的合伙人一年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根据记录，超过100名美国律师每小时要价超过1000美元（据报道，戴维•博伊斯的小时工资超过1220美元），而法学院毕业生的平均起薪仅为84111美元，律师平均收入仅为130490美元。这一趋势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律师事务所采用了“永久助理”或外包模式，雇用有经验的律师，给予他们助理律师级别的工资，并永久排除了他们成为合伙人的机会。（欧华律师事务所支付给当地外包律师的薪水约为每小时100美元。）
当下，正在经历顶级富豪经济。随着全球超级精英拉大与其他人的差距，对奢侈服务的需求超过了对低收益服务的需求。应当记得，这也是花旗集团“顶级富豪经济”的提出者精心刻画的理论：古驰比沃尔玛的业绩好，卓越的油画比那些画得还算可以的油画升值得更快，对戴维•博伊斯的需求超过了对助理律师的需求。
一些律师事务所的明星合伙人同其余人的工资级差高达9倍，欧华律师事务所就是其中之一。2011年，该事务所从别处成功挖来了备受关注的华盛顿律师杰米•韦勒姆。据说，给他的头一年报酬约为500万美元，这可能是他愿意过来的一个原因。）
俄罗斯寡头成就了法国超级明星牙医，华尔街银行家和阿拉伯酋长成就了超级明星室内设计师。不论你善于补牙还是织布，一旦你融入了超级明星联盟，就能从少数全球商业精英积攒的大量财富中获利。反之，不论你在西西伯利亚地区还是美国中西部开始你的事业，只要你是超级精英的一员，你将和其他超级精英成为同一名牙医、室内设计师和艺术馆馆长的老主顾。这就是为什么顶级富豪经济体的内部形成了一个舒适的全球村庄。
这里存在一个悖论，使Lady Gaga和贾斯汀•比伯名声大振的大部分技术并不会为他们创造财富。2012年，这两位明星同各自歌迷交流的最强大工具是推特（Twitter）——Lady Gaga拥有超过2500万名粉丝（她称这些粉丝为“小怪物”），比伯拥有超过2300万名“比迷”。推特本身并不赚钱，但是推特为现场演出贡献了大量观众，而现场演出是赚钱的。
“公共知识分子”也利用了罗森效应（群体流行）和马歇尔效应（为越来越富有的群体进行现场演出）赚取大部分的收入。以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商业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为例，他写书的报酬是几百万美元，但是他通过做每场10万美元的演讲，能够更加轻松地赚到和写书几乎相同的报酬。他的演讲听众包括黑石集团的投资家和加州卵石滩法律会议（法律界的达沃斯会议）的世界顶尖律师。
马歇尔效应（为越来越富有的群体进行现场演出）同罗森效应（依靠技术扩大影响力）相辅相成，它们正在形成一种超级明星效应，这已经颠覆了我们对表演艺术的理解。
人才和资本之间的冲突正凸显出来，这次是为了争夺知识经济的利润。虽然上个世纪，商业击败工会取得了彻底胜利，但现在对于股东而言，没有那么容易就能阻止商业中知识工作者引领的变革。”
“在知识社会中，雇员即知识工作者拥有生产工具。”1994年，德鲁克在《大西洋月刊》的一篇评论中写道。他认为，这是相当巨大的转变，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力量的天平首次从资本向工作者——更准确地说，向非常聪明、受过高等教育的一群人——倾斜。 德鲁克解释道：“马克思的伟大洞察力是工厂工人没有也不可能拥有生产工具，所以他们‘被异化’了。马克思指出工人无法拥有蒸汽机，跳槽时也不可能把蒸汽机随身携带，而资本家必须拥有并控制蒸汽机。”于是，“强盗贵族”夺取权力，而无产阶层怨声载道。 在知识经济中，这一逻辑完全崩溃了：“知识社会中，有一个现象越来越明显，即真正的生产投入是知识工作者的知识而非机器和工具……市场研究人员需要一台计算机，但是这台计算机越来越可能是一台个人电脑，不管去哪里都可随身携带……在知识社会中，对于组织机构而言，最有可能成立的假设是它们需要知识工作者，而不是知识工作者需要它们。” 一些高级人才一跃成为超级精英的另一途径是：他们能够独立从事自己的职业。换言之，他们的从业工具已从蒸汽机转变为个人电脑。
在知识经济中，越来越多的行业抛弃了“蒸汽机”，转而使用个人电脑。这意味着这些行业中的超级明星正获得越来越大的回报。知识分子正走在通往阶级权力的道路上。
第一位是纽约贵族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其父曾执掌通用电气澳大利亚分公司）。1949年，他首创了现代对冲基金。当时他48岁，有两个孩子和两处居所，决定要赚更多的钱。第二位是乔治•多里奥，这位出生于法国的哈佛商学院教授于1946年发明了现代风险投资业务，以鼓励人们对当时回国的美国士兵创立的新公司进行私人投资。第三位是维克托•波斯纳，他是一位巴尔的摩食品杂货商的儿子，十几岁就辍学了。20世纪50年代，他是恶意收购业务（现在通常文雅地称之为“私募股权”）的先锋人物。 正是这三位人物统领了金融业的转变。之前，占金融业主导地位的大型机构担当了负责照管别人钱财的保守角色；而现在，金融业中的巨头变成了打破传统的企业家，他们专门利用风险和杠杆追求超额回报。这一变革对经济造成的广泛影响仍然众说纷纭，你或许可以认为这三个人是现代金融资本主义不稳定性的始作俑者，但是他们对于超级精英的崛起明显起了关键作用。对冲基金、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使金融从对资本主义经济可信赖的探索方式转变为一块创新的前沿阵地，聪明和幸运的个体几乎可以立即从中获得大量财富。
那些力闯新路的人是最大的受益者，未来的“世界主宰者”都明白这一点。世界最大的私募股权公司之一凯雷集团的联合创始人、亿万富豪戴维•鲁本斯坦为2011年春季招聘走访美国顶级商学院时告诉我，他发现每个人都想成为创业家。“当我从大学毕业时，每个人都想应聘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或通用电气。”他对我说，“而现在，当我询问商学院毕业生时，他们都想创立自己的公司。每个人都想成为下一个马克•扎克伯格，没有人想成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们想成为创业家，亲手创造巨大的财富。”这一想法形成得越来越早。琼斯和多里奥自创公司时都已将近半百，而如今，未来的顶级富豪希望在而立之年就掘得自己的第一桶金。
2011年，高盛42%的收入用来给员工发工资，其员工的平均工资为367057美元；即便摩根士丹利公司在金融危机前犯了代价为40亿美元的错误，恢复状况也一直十分惨淡，2011年其员工的报酬仍占了公司收入的51%；在目前旗下拥有雷曼的巴克莱银行，员工报酬占公司收入的34%；在瑞信，这一比例为44%。换言之，在华尔街人才与资本的斗争中，人才总是占优势的一方。华尔街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但华尔街上旗舰公司的薪资分配方式好像源于南斯拉夫工人所在的集体企业。
超级明星现象能够自我强化。
下面的事实可能会让你惊讶：超级明星世界的内在力量——因你的身份而不是你的所作所为造成影响——不仅在肤浅的娱乐圈运作，也适用于我们习惯认为属于经验主义的科学范畴。事实上，“马太效应”这个短语是由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创立的，用来描述享有极高声誉的奖项——尤其是诺贝尔奖——如何影响了人们对科学工作的感知。默顿发现，科学界有自己的超级明星，他们的科学发现仅仅因为发现者的身份而被认为更具重要性或原创性。
你可以看到“意外成名”在其他领域也发挥着同样的力量。畅销小说是其中一例。由于畅销书榜单发生了不可避免的错误（2001年～2002年间，根据销售记录本该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109本书被遗漏了），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艾伦•索伦森得以抓住时机展示他的研究成果：一开始受欢迎程度相当的两本书籍，如果其中一本被遗漏未能上榜——相当于没能获得“诺贝尔奖”、没能享受爱因斯坦1921年访问美国时受到的超级明星待遇——就意味着这本书之后的销售量会相对较少。
如果你特别的优秀，你有可能挤入超级明星的队伍，只不过这是场艰难的战斗。
“名人的额外索价”：“1984年，我们只需为贝特卓越的演技支付报酬，而现在我们必须为她的显赫名望支付报酬。雇用一线明星时，必须加价，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名人的额外索价’。”
卡曾伯格最大的抱怨是人才在20世纪后半叶取得的非凡成就：从挣工资到拥有商业份额的转变。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者将他们的份额称之为“管理分红”，电影明星的则称之为“分成”。卡曾伯格认为这是“极具威胁的”：“不合理的工资加上巨额的分成费对于人才而言是锦上添花，而对我们而言是雪上加霜。这使得我们在失败中遭受惩罚，基本无望取得成功。”
卡曾伯格为迪士尼高管想出的解决办法是找出那些还没有成功或者已失去明星光环的有才能的演员和编剧，而舍弃那些能依靠名气索取额外报酬的顶级演员和编剧。“所有的一流编剧都有一个共同点，”卡曾伯格写道，“他们曾经默默无闻，能达成一笔交易便欣喜若狂。他们就是未来的顶级编剧，要是我们能考虑他们的话，他们就会感激万分。要得到这些人，我们必须更努力地寻找，更深入地挖掘……要抢先找到他们。”
编剧“写剧本的报酬已开始接近200万～300万美元”。卡曾伯格认为，迪士尼应该向“编剧新人”支付5万～7万美元或向“编剧老手”支付25万美元让他们为迪士尼提出的想法编写一部剧本。卡曾伯格承认，超级明星编剧已形成了一个新的世界，要说服编剧答应签订理想的长期合同并拿较少的份子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知道很多人认为这不再行得通。代理商不会让他们的客户签订长期合同，因为待售剧本市场实在太有利可图了。这一切意味着形势更为艰难，但并非完全没有机会。” 卡曾伯格为迪士尼高管想出的解决办法是找出那些还没有成功或者已失去明星光环的有才能的演员和编剧，而舍弃那些能依靠名气索取额外报酬的顶级演员和编剧。“所有的一流编剧都有一个共同点，”卡曾伯格写道，“他们曾经默默无闻，能达成一笔交易便欣喜若狂。他们就是未来的顶级编剧，要是我们能考虑他们的话，他们就会感激万分。要得到这些人，我们必须更努力地寻找，更深入地挖掘……要抢先找到他们。” 至于演员，卡曾伯格敦促他的团队“要更主动地四处寻找，在喜剧俱乐部中寻找未来的明星，待在贝蒂-福特诊所的后门挑选可能再度发光的过气明星。”
格鲁斯伯格在同200多名华尔街分析师访谈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竞争对手处招募明星分析师是在浪费金钱，因为被挖走的分析师脱离原来的文化后会日趋“衰落”。沃伦•巴菲特非常赞同这一看法。20世纪90年代，他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隐僻之地跑到华尔街加入资本与人才之间的战斗。当时，他主要执掌正在垂死挣扎的所罗门兄弟投资银行，大幅削减的奖金多达1.1亿美元，在第二年写给股东的一封信中他称那段时间“实在太痛苦了”。
公司高管需要的是“一个慷慨的薪酬委员会”。
米恩斯将管理阶层的兴起视作自我选择和自我存续：在体制上，他能想到的唯一可与之比拟的是基督教神职人员。1932年，他和哥伦比亚大学公司法教授阿道夫•伯利合著了一本书，他们将崛起的管理精英称为“企业王子”。伯利和米恩斯认为，从企业主到经理人的转变的重要性不亚于从独立劳动的手工艺者到拿固定工资的工厂雇员的转变。
“公司的价值每增长10%，首席执行官的报酬增长3%，而工人的平均报酬仅增长0.2%。”
二三十年前，捷尔吉•康拉德和伊万•塞莱尼已揭示了一个令人不适的政治性真相，在所谓的工人阶层中真正的赢家——以及真正的老板——是知识分子，尤其是技术专家。他们在市场经济中也遥遥领先。正是这些MBA们走在通往阶级权力的道路上。
亚当•斯密直截了当地警告，代理问题的后果是“失察和挥霍”。当今，经济学术界使用了一个更雅致的词“榨取油水”（skimming）。
如果石油涨价使得石油公司的收入增长1%，首席执行官的报酬会相应增长2.15%。更妙的是，从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角度来看，虽然石油涨价总是同首席执行官的工资上涨相关联，但如果油价跌了，首席执行官的工资并不一定会下降：“虽然首席执行官总是会因为好运势获得回报，他们却不会总是因为坏运势遭受惩罚。”
问题始于20世纪的一个事实，即经济主要由“管家”控制，而不是企业主。但是新政拥护者对于这些管理精英中饱私囊的担心并没有成为事实——事实恰恰相反。詹森和墨菲警告，这就是问题所在。防止高管掠夺财富而给他们施加的社会限制，导致促使他们完成出色工作的经济激励变弱了。新政拥护者已将受雇的首席执行官转变为热心公益而又自我克制的资本主义公务员，而提倡“每一分钱都是应得的”的商学院教授希望将管理阶层转变为血气方刚的资本主义企业主。
最终的解决方法是“按绩效付酬”。管理人员的报酬应该更加紧密地同他们的工作表现——尤其是公司业绩——相联系。
贝特朗和穆莱纳桑关于高管办公室中存在大量“榨取油水”现象的发现并没有使他们彻底怀疑“按绩效付酬”的变革。“按绩效付酬”确实行之有效，但仅限于一些董事会强大到能真正监管首席执行官的公司里。贝特朗和穆莱纳桑发现，当董事会中有一名大股东时，监管作用最强。“董事会每多一个大股东就会降低好运势带来报酬的23%～33%。”——这是个较大的数额，尤其当你考虑到在实际生活中，这笔好运势带来的收益和劳动所得的收益几乎一样多时。
我们难以预料的不仅仅有金融危机，更普遍的重大范式转变——政治和社会、商业和市场中的变革——历来难以预见。众所周知，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有预见到苏联的分崩离析。在埃及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的前一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一份报告，称赞穆巴拉克政府的经济改革及其创造的稳定局面。2011年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政治学家迈克尔•麦克福尔认为，“我们总是臆断政权是稳定的。而每每涉及专制政权，我们总得到错误的答案。”
萨尔称之为“积极惰性”（active inertia），并认为这是优秀公司失败的主要原因：“当世界发生变化时，组织陷入‘积极惰性’中因循守旧。也许稍稍加快了步伐、对边缘领域进行了微调，但做的事基本一成不变……陷入‘积极惰性’的组织仿佛一辆后轮卡在沟里的轿车。经理们脚踩油门，车子非但没有从沟里开出去，反而越陷越深。”
能够识别范式的转变并适应这种转变的罕见才能是造就超级精英的经济因素之一——索罗斯就具有这种才能，因为变革时刻通常也是能即刻创造财富的时刻。由于“双生镀金时代”的出现，我们生活在革命性转变大量涌现的时代。
2012年，新的热点领域是大数据（big data）——收集并处理海量数据——以及能相互对话的机器。研究技术革命的经济学家W•布雷恩•阿瑟将该领域命名为第二经济，即数字经济——“具有范围广阔、悄无声息、互相连接、难以察觉、全自动化的特点”。
变革是新的全球现状，但是并非每个人都善于响应变革。简而言之，为应对变革准备最充分的典型人物是“那些上过地方公立学校的哈佛小孩”。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孩也进入哈佛在西海岸的竞争对手——斯坦福大学学习。他们聪明而又专注，在一定程度上享有特权。但是他们到通常位于郊区的公立学校上过学——作为旁观者能够发现时下范式的弱点，由于没有太多既得利益，因此也不怕跨出现有体制。
兼有局内人和局外人经历的代表人物，索罗斯作为一位富有的布达佩斯律师的儿子，他阅历丰富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战争和革命迫使他在伦敦和纽约开辟自己的道路。
“多巴胺是一种触发愉悦感的大脑化学物质，它同好奇、冒险和创业精神相联系，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能有助于人们取得成果。通常，约有2%的人的多巴胺水平高到足以让他们对移民产生好奇心。因此，美国、加拿大和外来移民越来越多的英国等移民国家的人们具有较高水平的多巴胺。”他们认为，光靠阅读克里斯坦森和萨尔等商学院教授的著作，或是得知关于局内/局外人的研究结论并不能使我们充分做出对变革的响应和对如今变革带来的经济回报的响应，因为这种响应早就以编码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中了。
1995年，俄罗斯采取的“贷款换取股份”（loans-for-shares）导致了自然资源的私有化，而正是之前利用国家信贷获得的财富为未来的寡头提供了资本和商业关系，他们得以奋力一搏，从中真正大赚一笔意外之财。正是受到电影中戈登•杰科的影响，本度基泽不幸错失良机。
“几乎每个有头脑的人都明白并且知道房产泡沫就在那儿，担保债务凭证和金融衍生品也正在造成市场扭曲。” 难点在于弄清泡沫破裂的时间。“问题是，”他说，“我们花了太久时间思考这个问题，而且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我们明白泡沫存在，但是你不会去赌泡沫会破裂，因为你还没有满足。” “历史有多个版本，”安德森解释道，“一般报纸上的常见版本是‘真是一群傻瓜！竟没有人看到泡沫。’其实，许多人看到了。关键是我们要弄明白：什么时候泡沫会破裂？什么会促使其破裂？我们如何从中获利？”
“人们总是问我，‘1983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美国的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化会诞生于1983年？’”2010年，芬克在他离派克大道不远的办公室里对我说，“答案是技术革命。每个人的桌上都放了电脑……个人计算机出现了，每个人都能用上计算机，电脑能分析证券、风险、大量数据……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在我看来，那就是交易室变得越来越赚钱的开端。如果你要研究华尔街的获利能力，那么1983年就是分水岭。” 当计算机出现在交易员的办公桌上时，华尔街的公司明白，知识工作者已经正式崛起了，于是它们出去网罗最好的人才。“华尔街的公司花了大部分时间来弄清形势，”芬克对我说，“它们去顶尖的学校，找了工程专业的人才。它们网罗那些真正高智商的数据分析师……它们找的那些真正聪明的人能够深入挖掘和分析大量数据，并由此推导出趋势图和公式。在我看来，这些公司花了不少时间做这些事。”
将响应变革的文化称为“转身策应”的能力。Groupon团购网站起初是集体政治行动的平台；Paypal（贝宝）网站最初是手机相互转账的工具，后来才“转身”成为eBay（易趣）的网络支付平台；推特最初是播客网站，失败后才改头换面成为微博。以上这些例子体现了奥康纳和克雷巴恩所说的“华丽转身”。
他们举的另一个例子是工人快车（WorkerExpress）公司。乔•梅林和帕布鲁•福恩特斯创立了这家公司。公司的初衷是使业主能使用文本消息来调度按小时计酬的建筑工人。这个主意付诸实践前，梅林和福恩特斯仔细推敲了他们先前所做的研究。他们意识到，将服务的对象定为那些在招聘网站上需要临时协助的大型建筑承包商，可能更为明智。最终，他们不顾2008年后建筑业的凋零衰败之象，毅然创立了一家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公司，此“转身”非常成功。
顶级富豪的泡影之所以会产生，不仅仅因为他们在其他超级精英的陪伴下隔绝了自身——这当然是一部分原因，另外还与别人对待他们的方式有关。
“高贵的社会地位是否真的意味着高贵的行为呢？”研究人员发问。他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同下层阶级的个体相比，上层阶级的个体表现更缺乏道德。”这些贵族的表现一点儿也不光彩，研究人员对他们行为的解释呼应了硅谷的高管在希思罗机场的言论：“我们可以推断，拥有更多的资源、独立于他人而存在，会促使人们将自我利益置于别人的福利之上，并视贪婪为积极有益的事物，这些又反过来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不道德行为。”其中一个实验瞄准了旧金山的十字路口。研究团队发现，开着昂贵新车的司机阻挡其他车辆或行人的可能性是开便宜旧车的司机的两倍。在另一项实验中，现实生活中收入更高的被试更有可能欺骗一名假设的求职者，被试会说服他或她接受更低的工资——在这个实验中，“经理人”这样做能获得奖金。即使将自己想象成富人都能改变被试的行为方式。在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提示一些参与者想象自己非常富有，另一些被试想象自己非常贫穷，然后邀请他们从一个糖罐中取出糖果，他们会将这些糖果分发给隔壁实验室里的小孩子。结果表明，想象自己非常富有的被试拿的糖果更多。
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层的“接轨”，西方中产阶层的人均消费一定会下降。
知识分子挣钱养家糊口的最好方式是成为超级精英的老师或雇员。仅有4个领域的教授平均工资上了6位数：法律、工程、商科和计算机科学。
克里斯托尔说，企业需要反击。他写道，不同的公司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看法各不相同，但它们一定全都认同，必定有一项内容是为资本主义和资本家创造一个安全的世界环境：“许多公司大致会认同，任何类似社会责任的目标都应该是，公司自身能作为相对自治的机构在私营部门中生存。要达成这个目标，不可避免地需要努力营造或重新营造公共舆论氛围——由我们的学者、教师、知识分子和政论家。简言之，由新阶层来营造这一氛围。”
为了改变公共舆论，企业界需要支持那些新阶层中“真正坚信我们需要保留强大的私营部门”的“异见人士”。除非企业界在思想战场上招募到自己的军队，否则它一定会在政治战争和最终的经济战争中落败：“赤手空拳与新阶层打仗，企业界一定惨败而归。那些商界人士甚至无法说服自己的小孩认同商业是在道德上合理的活动，他们光靠自己一定不会成功说服整个世界。你只能用一种思想去击败另一种思想。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战争将在新阶层内部产生胜负，而不是在企业界和新阶层两者之间。所以，这场战争必定对企业界利益攸关——只是大多数人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2012年秋天，财政部长保尔森在国会提出，如果国会不批准7000亿美元紧急援助计划，那么世界会完蛋。他说这话时神情严肃，坚信不疑。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说的没错：要是没有紧急援助，他的世界——他生活和工作的那个世界——可能会完蛋，”津加莱斯认为，“但是亨利•保尔森的世界不是大多数美国人所生活的世界，甚至不是我们整个经济存在的世界。” 伊顿公园午宴所揭示的人为因素进一步加重了对某一非常特定的世界观的曲解。“政府官员往往依赖他们所信赖的好友形成的人际网来搜集‘外部’信息，这一事实使问题复杂化了。”津加莱斯解释道，“如果人际网中的每个人都具有同样的出身和背景，那么流向政策制定者的信息和想法将出现严重的局限性。”
认知控制的威力在于它完全是内化的。批评家，尤其是左翼的批评家有时会将超级精英视作乔治•奥威尔所谓的拥有“双重思想”的大师：超级精英完全明白社会底层阶级最终会陷入困境，但是他们仍然残酷无情地追逐私利。但现实远远没有那么邪恶：许多超级精英真诚地坚信，那些恰巧对他们个人利益、公司利益和行业利益有利的政策也有利于每个人。
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W•G•萨姆纳在《民俗论》（1906年）一书里提出。又称“我群”和“他群”，“内群体”是指一个人经常参与的或在其间生活、工作、进行其他活动的群体，经由所属群体得到自己相应的利益和感觉，并对所属群体持有亲切、安全、认同、忠诚等情感。“外群体”指由他人结合而成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群体。
这一从新生的代议民主制到寡头统治的转变标志着一个惊人变化，威尼斯人称之为“闭门”（la serrata）。不久，“政治闭门”转变为“经济闭门”。在寡头的操纵下，威尼斯的统治集团逐渐切断了新入行者的商业机会。使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城邦变得富有的法律创新产物——康曼达契约被禁止了。威尼斯共和国的精英统治集团为眼下的私利而行动，将创业暴富者拒之门外则意味着既得利益集团能够独享对这座城市利润巨大的贸易航线的控制。然而，从长期来看，“闭门”意味着威尼斯寡头开始走向灭亡之路，也意味着整个威尼斯开始从繁荣走向衰败。到1500年，威尼斯的人口比1330年时还少。威尼斯曾一度是欧洲最富有的城市，而在17～18世纪，当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时，这座城市的财富持续萎缩。
“一家真正伟大的企业必须拥有一条稳定的‘护城河’来保护投资资本的超高回报。”巴菲特明白，开放经济的“创造性破坏”对于整个国家是有利的，但像他那样的聪明的资本家更喜欢用不可逾越的“护城河”来保卫自己，如同威尼斯人将名字放进《金典》中。 巴菲特继续解释道，他偏爱的“护城河”包括成为低成本的生产商以及拥有一个全球知名品牌。但是，对自己公司有利的政府监管也可以创造一条强大的“护城河”。
“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描述了收入差距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随着社会越加不平等，社会流动越加阻滞。这对于一些社会而言是比较特别的矛盾现象，这些社会最初具有的高度社会流动释放了创业活力，从而引发了社会顶层财富的激增——例如拥有众多优秀公立大学和政府资助研究项目的硅谷和康曼达契约时代的威尼斯。这些社会的成功之处部分体现于超级精英阶层的诞生，而现在这些社会极有可能反过来摧毁使它们崛起的先决条件之一：高度的社会流动性。
在我们越来越复杂的经济中，真正的《金典》是精英大学的学位，而且越来越多的全球超级精英占据了这些大学的地盘。事实上，统计显示，与获得大学文凭关系更为密切的是父母的富有程度而非高中的考试分数：更高的阶层比认真上课更重要。我们一方面痛斥为有利于自身的监管政策游说的银行家或严责利用市场支配地位排挤竞争对手的微软，而另一方面，谁又能责怪前1%富豪群体为他们的子女争取其他99%的人也在争取的东西呢？高度的社会流动性终究意味着顶端的一些人要往下层流动。在一个贫富差距正逐渐扩大的社会中，这样的情形尤其难以容忍。
你越富有，就越贪婪——《圣经》中“针眼”
利维说他的哲学是“要有长远的贪婪眼光”。如果顶级富豪足够聪明，他们现在会采纳这一哲学。但是，利维的继任者在掌舵高盛这艘大船时渐渐明白，这句话听上去容易，做起来难。
“美国股市同美国经济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玩意儿。”——前者一飞冲天，而后者停滞不前。
与其被革命打倒不如领导革命。 ——奥托•冯•俾斯麦
科技行业的一条教规是要走在巨大变革的前面，而不是落在后面。 ——社交网站LinkedIn（邻客音）联合创始人、主席里德•霍夫曼
不冒险，就喝不到香槟。 ——俄罗斯谚语
花旗集团对贫富差距这一问题设计了一个统计变量，其原理称之为“消费者沙漏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社会分化成富豪及其他人，一个聪明的投资方式是买入超级奢侈品制造商（它们卖东西给顶级富豪）和折扣店商家（它们卖东西给普通大众）的股票。（这一假说指出，随着中产阶层逐渐没落，迎合他们需求的商家也将消失。）
工业革命的缔造者明白一个道理，社会分成大赢家和其他人两部分，这是那时经济转型无法避免的后果。美国匹茨堡钢铁大亨、首批“强盗贵族”之一的安德鲁•卡内基如此评价那个时代前1%富豪群体的崛起：“就这样发生了，我们无法避免，也没有什么替代办法。虽然竞争法则有时对于个人很残酷，但是它对于整个人类是极好的，因为它保证了每个领域都遵循适者生存的法则。因此，我们只有接受环境的不平等，我们必须适应自身拥有的条件；高度集中的工业、商业、产业仅掌握在少数几个人手中，我们只有接受这个现实；我们也必须接受竞争法则，这对于人类未来的进步不但有益而且重要。”
红色威胁是促成美国罗斯福“新政”和西欧优厚的社会福利体系的原因之一。向99%的人民妥协至少比冒着被他们颠覆政权的危险要好得多。
红色威胁同样是顶级富豪接受《底特律条约》和欧洲更为优厚的福利条约的原因之一；而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鼓舞了“华盛顿共识”的倡导者，并帮助这些人创立了一些全球经济机制，以加固全球的经济根基。
今天，两股极其强大的力量——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正在推动经济变革。这两项密切相关的变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40年前，第一批个人计算机就已上市。由于我们总认为“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于是很容易低估这两者的影响力。技术革命和全球化不论在力量上还是规模上均与工业革命相当，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下，经济之车完成了换挡加速，马力全开。细想一下：2010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过去仅仅两年后——全球经济增长率逾6%。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数字，要知道在1820年，其平均增长率连0.5%都不到。
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贡献在于，它们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引发了同工业革命规模相当的经济突飞——中国、印度和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它们各自的“镀金时代”。细想一下：在1820年至1950年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基本持平，而同期美国和西方国家正经历第一次经济大腾飞。之后亚洲开始快马加鞭：1950年至1973年间，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收入增长了68%；1973年至2002年间，增长了245%。尽管中印两国遭遇了全球经济危机，它们仍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
“技术革命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而且横扫多个领域，”莫克告诉我，“很可能它将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发展扩大。我们作为个体并没有变聪明，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正在积累越来越多的知识。我们可以获得信息和技术上的协助，在堆积如山的谷壳中搜寻谷粒——历史上没有哪个社会能有如此多的知识，几乎多如牛毛。”
全球化和技术革命促成了顶级富豪阶层的崛起，但随着其越来越富有、权力越来越大，《底特律条约》也随之消亡，这意味着我们放松了对他们的征税和监管。我们回到了第一次“镀金时代”：不仅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经济变革，而且因为比赛规则又一次偏袒了将要赢得比赛的那些人。
19世纪，工业革命和美国西进运动造就了“镀金时代”和统治这一时代的“强盗贵族”。如今，随着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赋予世界经济新的形态，经济转型正在形成新的“镀金时代”和新的富豪统治。 不过这次情况真的有所不同，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第二次“镀金时代”；新兴国家正在经历它们的第一次“镀金时代”。
人们眼前的一部分场景是全新版本的工业革命。正如机器时代将农场工人和手工艺者的经济转变为联合收割机和装配线的经济，技术革命正用机器人替代蓝领工人、用计算机替代公司白领。
“当公司感到压力、出现问题时，它们的选择余地比美国工人大得多，”主持这项调查的迈克尔•波特教授说，“公司能找到办法渡过难关，它们可以通过迁至海外——84%的公司已经成立离岸公司——或采取降薪政策渡过难关。”“嘴上说说‘继续接受教育’容易，可如果你已经年过半百，真正做起来就太难了。最近的15年里，中产阶层吃的苦最多。”
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讲，分配产生的影响使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在顶端，工作变得更好，工资更高；在底层，低技术、低收入的工作没什么变化；而曾经向美国中产阶层支付薪水的中层工作正逐渐消减，形成中空。马尔腾•戈斯和艾伦•曼宁描述了在英国发生的相同现象，并指出劳动力市场正“两极分化成‘美好的’和‘劣等的’工作”。
最近有一项调查是关于iPod（苹果公司音乐播放器）对于直接就业产生的影响，其专门研究了这些“美好的”和“劣等的”工作，揭示出曾经的一些中层工作已经消失。三名学者格雷格•林登、贾森•戴德里克和肯尼思•克雷默完成了此项研究。他们在最近的两篇论文中研究了iPod是如何在全球创造工作机会和利润的。他们发现：2006年，iPod在美国境外雇用的人数几乎是在美国国内的两倍——在美国的人数是13920人，在美国境外多达27250人。
西方国家工人与发展中国家工人的收入差距意味着巨大的移民压力，因为人们会迁移到收入更高的国家。但是，在这个全球商品和资本比人的流动更为自由的时代，其结果更可能是工作岗位转移，而非移民。
事实上，我们不再生活于“上帝庇护下的美国”，而是“上帝庇护下的世界”。全球化正在发生——整个世界正变得富有。这场转型产生的很多代价正由西方发达国家中某些特定的工人群体承担。
这是一段激动人心的历史。这段历史所关系到的远远不止商业和经济。我们正经历着可能是有史以来财富和收入差距的最大转变之一，这种转变才刚刚开始。有些人认为一小撮人从全球化的成果中受益并增加了财富，此说法伤害了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每当我听到和读到这些数不尽的不实报道时，我都感到恼怒。全球化可能会在某些国家境内加剧不平等，但从全球角度来看，全球化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在空前的范围内缩小着人类的不平等。“金砖四国”和其他类似国家的数千万人民正由于本国的经济增长而脱离贫困。虽然我们容易关注到中国产生了许许多多亿万富豪这一事实，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在过去的15年，超过3亿中国人脱离了贫困……高盛预计，随着“金砖四国”和“新钻十一国”的发展，2012～2030年，全球将有2亿人迈入中产阶层的行列……我们不应对这样的发展前景忧心忡忡，而应该充满期待，憧憬未来。广大人类正有机会享有财富创造出的果实。这是一个伟大的场景。
数百万的海外移民认为：富裕国家的人民通常比贫穷国家的人民更加幸福。 然而，最新的发现显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即移民到更富有、幸福度更高的国家反而会令人沮丧。安格斯•迪顿在2006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的一篇评论中总结道，“令人惊讶的是，在任意一个既定的收入水平上，经济增长总是与较低的生活满意度相关。”卡罗尔•格雷厄姆和爱德华多•劳拉将这种现象称为“不幸福的增长悖论”。两份关于中国的独立研究发现，迁移至城市的农民更加富有了，但是他们对自己的收入比以前在农村时更感沮丧。印度记者帕拉贾米•塞纳斯将新闻报道的视线从“印度辉煌”的商业巨头转向落后的社会底层时声名大振，他叙述了同样的情况：从贫穷农村迁移至城市贫民窟的印度人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但是社会保险难以跟上。贝齐•史蒂文森和贾斯廷•沃尔弗斯发现“不幸福的增长悖论”对于“奇迹”经济体的最初增长阶段尤其契合，例如韩国和爱尔兰——当新兴国家的经济第一次腾飞时，它们的人民最不幸福的时刻便同时到来。
“创造性破坏”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年）提出，指改变社会面貌的经济创新是长期的、痛苦的“创造性破坏”，它将摧毁旧的产业，让新的产业有崛起的空间。过去两个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必然会整体提升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水平。
我们应该坐下来思考一下，公司的大人物们快形成一个不分国籍的超级阶层了，他们的生活中全是商业交易和高尔夫聚会，他们更关心你在哪儿获得了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而不是你在哪儿长大。
工业革命产生了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一些人过着穷奢极欲的舒适生活，”他写道，“而另一些人觉得生活太艰难了。乞丐伴随着机车一并出现，救济院和监狱同奢华的住宅、富足的仓库和宏伟的教堂一样，都是‘物质进步’的确凿标志。煤气灯照亮的街道上，身着制服的警察来回巡逻，乞丐等待着过路人。
革新的果实没有被广泛分享，而是直接送给了地主。这是对工业资本主义典型的美国式控诉。当马克思全盘否定私有财产来回应欧洲版本的“进步和贫穷”时，乔治狂热地支持工业、自由贸易以及对政府采取的限制。他所控诉的对象是那些不劳而获的富人和那些从工业化和城镇化中获利颇丰却毫无贡献的地主。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写道，他那个时代的富人是“生来富有的”，他们知道怎样“占有祖父辈的财产，坐享其成”。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半个世纪前就描述过他们：“财富不断增长的社会在其发展进程中一般总会增加地主的收入，不管他们的开销如何、闹出怎样的麻烦，他们都能分配到数量更多、比例更大的社会财富。他们不工作、不冒险、不省俭，甚至睡着大觉也能越发富有。”
“20世纪，高管层（‘实干的富豪’）最终取代了资本拥有者（‘食利阶层’），并占据了收入等级的至高处。”赛斯和皮克提在他们相关的重要论文中陈述道。
富人已从靠资本获取收入（睡大觉，挣大钱）转变为靠薪酬获取收入。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当今的超级精英和“镀金时代”的超级精英身上，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种向薪酬的转变已相当显著。随着富人拉大同其他人的差距，前1%富豪群体也越来越依靠工资收入，而非资本收入。
薪酬也远比资本重要。他们的工资收入和商业收入占除资本利得外收入的80%，占总收入的64%。从资本向薪酬的转变伴随着赢家通吃经济的出现，也伴随着前1%富豪群体的出现。1979年，这两个比例比2005年大致低了25%，分别为61%和46%。
超级精英认为，数据极客的崛起才刚刚开始。埃利奥特•施拉格是技术精英集团的一员。谷歌如日中天时，他担任其公关主管，之后他跳槽到正发展为行业巨头的脸谱网（Facebook）并担任同一职务。在2009年的一次公司内部会议上，他对与会的教育和出版高管讲话时被问及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学习哪个学科。他立马说，统计学，因为理解数据的能力将成为21世纪最强大的技能。
19世纪，当第一次“镀金时代”达到顶峰时，技术跑在了教育的前面。所以说，如果那时你接受过较高等的教育——高中毕业即可（畅销书作家亨利•乔治14岁就辍学了），那么同不需要特殊技能的工人相比，你就能索取工资溢价（premium）。在这之后的50年里，美国大力投资建设公立高中，教育追上了技术，读书人能索要的工资溢价缩减了。对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来说，每过10年，他们接受教育的时间约增长0.8年。卡茨和戈尔丁写道，“在那80年里，大多数小孩与他们父母相比，教育品质得到了极大提升。” 约30年前，教育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而技术继续一马当先。这造成了极客的崛起。例如，1979年～2005年，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相较于年轻的高中毕业生而言，前者的工资溢价翻了一番还多。获得大学学位意味着你的毕生收入增加了近100万美元。经济学家托马斯•菲利蓬和阿里尔•雷谢夫研究金融业放松监管和工资飞涨间的关系后发现，大学教育带来的工资溢价从1970年的0.382上升到2005年的0.584，增长了50%以上——这一数字很好地说明了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原因。另一名经济学家托马斯•勒米厄在2006年的同类研究中总结道：“1973年～2005年间，工资差距增大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高等教育的薪酬回报大幅增加了。” 此外，对教育的薪酬回报的宏观衡量在一个重要方面低估了超级精英的崛起。正如赢家通吃的经济给予上层人士的回报比中下层人民要丰厚得多，超级精英教育也有着超大规模的经济回报。
“早点儿出人头地”会带来巨大的优势，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一说法广为流传，而且人们凭直觉就很容易想到。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在1968年的一项关于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中发现，诺贝尔奖得主的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年轻时就天赋异禀，并且专注于一个领域，而后能够进入他们研究领域中声名显赫的科学家的实验室——“55位美国获奖者中，有34位年轻时曾有资格在46位诺贝尔奖得主手下工作。” 更大的转变在于，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对那些没有从起跑器上全速起步，或在开始几圈就跑错方向的人而言，给他们的“重跑机会”比以往少了。在工业革命时期，情况也是这样。19世纪英国经济学先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写道，“工业革命的环境转变如此之快，一些行业的长期经验反而成了绊脚石。许多行业要求人们快速了解新思想，并迅速适应新环境，这种敏捷的反应远比长期经验更有价值。一个人在50岁后赚的钱可能没有在30岁前赚的多。”
快速的变化让我们感到沮丧。布鲁金斯学会的卡萝尔•格雷厄姆研究员提出了“快乐的农民和沮丧的百万富豪”悖论——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雄心勃勃的中产阶层其实没有更稳定的社会中的穷人幸福。格雷厄姆认为，造成“沮丧的成功者”群体焦虑不安的原因在于他们经济地位的不稳定，这些人担心可能会随时失去工作和积蓄，由此跌到社会底层。
许多成员花了大半辈子时间拼命挤进这个超级精英的圈子——就算竞争不是从幼儿园开始，也是从高中开始的——他们激烈地争夺精英大学的录取名额。“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隐约记得大学时光是如此美好，他们频繁参加社交聚会以及更清楚地认识自我。而对于有望成为未来前1%富豪群体一员的学生而言，他们必须艰苦奋斗，创立公司或是交出漂亮的成绩，进入像高盛或麦肯锡那样的精英公司。另一个体现这种转变的现象是，青年精英会服用违禁药物“阿得拉”（Adderall）。一位普林斯顿的工程师告诉我，这个药的巨大好处在于，你可以连续学习24小时，不会开小差，也不需要睡觉。
透过华尔街的电子邮件收件箱，你可以一瞥金融家的工作状态。2010年春，奥巴马政府首次提议对百万富豪征税时，一封匿名长信在交易员中间流传，一些记者也收到了信。信的开头声明，“我们是华尔街员工，”然后继续描述交易员紧张的工作日：“我们清晨5点起床，工作到晚上10点，甚至更晚。我们有头寸时通常都顾不上起身去厕所。我们只有不到一个小时吃饭、午休。我们不要求组成工会。我们50岁退休，连养老金都没有。我们的高报酬和艰辛付出是相称的。”
“如果你试图打造像‘苹果’或者‘谷歌’一样的世界，成功的关键全在于极度的高效率。高层人士一直在更新他们的模式。这真是个残酷的世界，你必须时刻保持警惕，随机应变。”巴西首富、世界十大富豪之一、石油和矿业大亨埃克•巴蒂斯塔告诉我，“三年前，我们对平板电脑一无所知，不是吗？但如今平板电脑彻底颠覆了个人电脑的世界。‘苹果’具有创造巨大变革的远见卓识，所以，祝贺‘苹果’成功了。想想平板电脑带来的巨大变化，它让我们每个人都不得不改变。其他人如果不行动，就会在明天消亡。”
埃里克•施密特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的谷歌公司办公室里对我说，“杂志刊登一些人人向往的目的地时一定会有个排名，不是吗？我来告诉你排行榜上都有些什么。有瑞士达沃斯经济年会、奥斯卡颁奖典礼、戛纳电影节、美国太阳谷峰会、TED（技术、娱乐、设计的首字母大写）大会、富翁特迪•福斯特曼的会议；还有联合国纪念周、时装周；在伦敦，每年6月的最后一周是温布尔登网球周。” “以前，这些都是本地活动，现在都成了全球活动。”施密特解释道，“我在报纸上读到这些活动时觉得十分有意思，但其实没那么有劲，因为照片总比现实要好得多。但我自认为是个世界公民，无论如何也得去到那些地方……关键是，人们总是想待在聪明人和有趣的人所待的地方。你会觉得自己必须出现在那里。全球化的航空旅行实现了人们的愿望，所以，你描述的那些人经常旅行。他们也有好几个家，不是吗？如果你在伦敦有个家，那么旅途的艰辛也没那么糟糕了。顺便说一下，我还没富到这种程度。”
超高净值人士自己也叙述了相同的经历。“银湖”私募股权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格伦•哈钦斯指出，“一个在非洲经营大型银行而后跑到哈佛商学院念书的人与我之间的共同点比他与邻居之间的要多，我与他之间的共同点也比我与自己邻居之间的要多。”哈钦斯解释道，他踏入的圈子由“利益”划分，而不是由“地理范围”划分：“北京离纽约很远，但看上去和纽约很相似。你能见到同样的人，能在同样的饭店吃饭，能在同样的旅店入住。我们的地域观念比以前要弱得多。”
要想知道参与社会活动对超级富豪有多么重要，只需看一下如今新兴市场的顶级富豪，他们也正抱着极大的热情来建设自己的基金会和智囊团。当苏联寡头首次冲出边境时，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予以讽刺的新贵阶层：他们购买游艇和球队，身旁簇拥着身着时装的超级名模。15年后，他们正在探索如何花钱进入思想的世界。
盖茨像一个福音布道者，广泛宣传他的想法：资本主义必须行善，行善者必定更拥护资本主义。他甚至将此想法命名为“创造性资本主义”，他在200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理所当然的地点）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了这个词。
马克思有句名言，即之前几代的哲学家试图描述世界，而他意图改变世界。盖茨和其他顶级富豪正在对慈善世界产生着类似的巨大影响。他们不想资助社会部门，而是想改变它们。他们对美国教育产生的影响即是一例。盖茨和其他关注教育的亿万富豪将焦点放在可以衡量的结果上，引领了一场数据驱动的改革。第一步，将考试放在教育的中心，学生学习的产出就可以得到衡量；下一步，使教学工作更多地由数据或奖励驱动。2010年11月，盖茨在一次演讲中谈到：“我们必须搞明白是什么成就了优秀的教师？”为了达到此目的，其中的一项工作是对教室中的教师进行视频录像，然后根据他们的表现给予报酬。
第一步，将考试放在教育的中心，学生学习的产出就可以得到衡量；下一步，使教学工作更多地由数据或奖励驱动。2010年11月，盖茨在一次演讲中谈到：“我们必须搞明白是什么成就了优秀的教师？”为了达到此目的，其中的一项工作是对教室中的教师进行视频录像，然后根据他们的表现给予报酬。
慈善资本家创立企业的方式是通过最小的努力产生最大的影响力（资本家运用杠杆，技术专家运用规模），他们认为慈善也应该用同样的方式。
如果说美国实际上是由寡头集团统治，那么这些寡头形成的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小派系。毕竟，一些最著名的顶级富豪，比如备受瞩目的沃伦•巴菲特强调了他们享有很低的实际税率，并呼吁政治家提高税率。正如他所说的那样：“阶级斗争的确存在，这一点儿也没错，但正是我所在的富豪阶层挑起了战争，而我们是占优势的一方。”
世界分为由女性主宰的中产阶层和由男性精英统治的富豪阶层。
顶级富豪的家庭主妇大多是耶鲁法学院等顶级学校的毕业生。1979年，美国税务局表示前1%富豪群体中将近8%的富豪配偶从事蓝领或服务业工作——政府的说法是秘书嫁给了她们的老板。自那以后，这一比例持续下降。经济学家所谓的“类聚婚配”（assortive mating，倾向于选择和你相像的人结婚）的人数呈上升趋势。超级精英阶层中雄心勃勃的极客迎娶的是同班同学而不是秘书，而他们同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妻子很可能会放弃工作。
某位私募股权行业的亿万富豪对我说了一些肺腑之言，我可以在此透露一下。他说，问题不在于女性没有男性聪明，或数学能力没有男性强：他曾在一些初始岗位招聘了女性，她们的技术熟练程度同男性不相上下。问题在于她们还没得到“蜂王浆”：“她们没有杀手的本能，她们不想斗争，她们不想攻击对方的要害。”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当他告诉一个女下属她犯了错时，她簌簌落下了眼泪。“这样子你永远赢不了。”
在当今的“双生镀金时代”中，知识分子的胜利是一个全球现象。高级知识分子正在引领印度的外包奇迹，中国共产党的掌权者大多是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懂技术的人，甚至在西方人士眼里普遍拥有游艇、乐于娶超级名模为妻的俄罗斯寡头大多也有数学或物理的硕博学位。
小说家乔治•康拉德和社会学家伊万•塞莱尼在他们合著的《通往阶级权力之路上的知识分子》中认为，马克思构想了一个由工人阶级统治的共产主义国家或一个最终政府完全消亡的乌托邦，而这样的构想在今天的社会已经彻底走样。因为一个新的阶层掌权了：这是一个由工程师、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对，还有诗人组成的阶层，即知识分子阶层。
这一新阶层的统治实际上等同于知识分子对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夺取——在封建社会，传宗接代和军事实力可能决定了权力；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和出色的商业头脑决定了控制权。他们断言，在共产主义社会，技术能力和高等教育是新的党派精英阶层最重要的决定性特征。
偏重技能的技术革命事实上已经将技术专家送上了通往阶级权力的道路。奥托说，这种技术革命使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顶端的富豪获得了巨大的回报，他们受过专门教育，具备利用新技术的技能；那些做着“卑微”工作的低收入底层人民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而两者中间曾经支撑中产阶层的高薪工作逐渐消失了。
“认知鸿沟”的概念
“认知鸿沟”，可以称作被全球信息社会遗弃者与“联网者”之间的“数字鸿沟”，或者称作“科学鸿沟”、“教育鸿沟”以及“文化鸿沟”。这里的断层就是“认知鸿沟”，它把能够获取知识、参与知识共享的人群和被知识社会遗弃的人群分隔开来。----感受颇深特加此注
在“二战”后时代，规模巨大、在文化上起主导作用的中产阶层的崛起，促进了美国和西欧强劲的经济复苏，中产阶层中的大多数人是蓝领工人，或是做着比较常规中层工作的文秘、行政人员和管理人员。技术极客——尤其是他们当中超级成功人士的崛起，标志着与“二战”后时代的彻底割裂。在这个时代，超级聪明的人正在获取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而蓝领和中层工作机会逐渐消失，这也是平民主义者厌恶技术达人的原因之一。令人吃惊的是，美国两个党派对此的反应颇为相近：“占领华尔街运动”对自身的定位是99%的百姓表达心声的平台，保守的“茶党”和前者敌视精英阶层的程度一模一样。
超级极客不仅统治了华尔街、硅谷、班加罗尔和北京，他们也在华盛顿掌权——不论哪一党派赢得选举。
过人的才干产生溢价的一个原因是工业革命引起的“财富整体增长”。国家财富正在涨潮，超级明星这艘船自然也以最快的速度跟着升高。马歇尔谈到，在范围更广的经济转型中，“一些出庭律师能索取非常昂贵的费用，而富有的客户为了保住至关重要的名誉和财富从不在乎花大价钱请最优秀的人为他们服务：这也是为什么具有出众才能的赛马骑师、画家和音乐家能索取到很高的报酬。”
凭借新技术和更广泛适用的技能，工业革命使超级明星闪耀出比以往更耀眼的光芒，因为才能过人者能索要越来越高的报酬，而且相对的，他们压低了许多手工业者和职业人士的工资。
2011年，美国顶尖公司中收入最高的合伙人年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而律师事务所中合伙人的平均工资仅为64万美元。同一公司内部的合伙人之间也存在着同样巨大的差距。20世纪50年代，一家华尔街律师事务所收入最高的合伙人的工资是收入最低的合伙人的两倍——或可能是三倍，主要的差别在于资历的深浅。2011年，美国扩张最积极的法律事务所付给明星合伙人的薪酬是合伙人平均收入的10倍。 这仅仅是一个精英公司内部合伙人之间的差距，明星合伙人与那些在律师行业排名靠后的律师形成了更加巨大的差距。2011年，顶尖的合伙人一年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根据记录，超过100名美国律师每小时要价超过1000美元（据报道，戴维•博伊斯的小时工资超过1220美元），而法学院毕业生的平均起薪仅为84111美元，律师平均收入仅为130490美元。这一趋势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律师事务所采用了“永久助理”或外包模式，雇用有经验的律师，给予他们助理律师级别的工资，并永久排除了他们成为合伙人的机会。（欧华律师事务所支付给当地外包律师的薪水约为每小时100美元。）
当下，正在经历顶级富豪经济。随着全球超级精英拉大与其他人的差距，对奢侈服务的需求超过了对低收益服务的需求。应当记得，这也是花旗集团“顶级富豪经济”的提出者精心刻画的理论：古驰比沃尔玛的业绩好，卓越的油画比那些画得还算可以的油画升值得更快，对戴维•博伊斯的需求超过了对助理律师的需求。
一些律师事务所的明星合伙人同其余人的工资级差高达9倍，欧华律师事务所就是其中之一。2011年，该事务所从别处成功挖来了备受关注的华盛顿律师杰米•韦勒姆。据说，给他的头一年报酬约为500万美元，这可能是他愿意过来的一个原因。）
俄罗斯寡头成就了法国超级明星牙医，华尔街银行家和阿拉伯酋长成就了超级明星室内设计师。不论你善于补牙还是织布，一旦你融入了超级明星联盟，就能从少数全球商业精英积攒的大量财富中获利。反之，不论你在西西伯利亚地区还是美国中西部开始你的事业，只要你是超级精英的一员，你将和其他超级精英成为同一名牙医、室内设计师和艺术馆馆长的老主顾。这就是为什么顶级富豪经济体的内部形成了一个舒适的全球村庄。
这里存在一个悖论，使Lady Gaga和贾斯汀•比伯名声大振的大部分技术并不会为他们创造财富。2012年，这两位明星同各自歌迷交流的最强大工具是推特（Twitter）——Lady Gaga拥有超过2500万名粉丝（她称这些粉丝为“小怪物”），比伯拥有超过2300万名“比迷”。推特本身并不赚钱，但是推特为现场演出贡献了大量观众，而现场演出是赚钱的。
“公共知识分子”也利用了罗森效应（群体流行）和马歇尔效应（为越来越富有的群体进行现场演出）赚取大部分的收入。以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商业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为例，他写书的报酬是几百万美元，但是他通过做每场10万美元的演讲，能够更加轻松地赚到和写书几乎相同的报酬。他的演讲听众包括黑石集团的投资家和加州卵石滩法律会议（法律界的达沃斯会议）的世界顶尖律师。
马歇尔效应（为越来越富有的群体进行现场演出）同罗森效应（依靠技术扩大影响力）相辅相成，它们正在形成一种超级明星效应，这已经颠覆了我们对表演艺术的理解。
人才和资本之间的冲突正凸显出来，这次是为了争夺知识经济的利润。虽然上个世纪，商业击败工会取得了彻底胜利，但现在对于股东而言，没有那么容易就能阻止商业中知识工作者引领的变革。”
“在知识社会中，雇员即知识工作者拥有生产工具。”1994年，德鲁克在《大西洋月刊》的一篇评论中写道。他认为，这是相当巨大的转变，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力量的天平首次从资本向工作者——更准确地说，向非常聪明、受过高等教育的一群人——倾斜。 德鲁克解释道：“马克思的伟大洞察力是工厂工人没有也不可能拥有生产工具，所以他们‘被异化’了。马克思指出工人无法拥有蒸汽机，跳槽时也不可能把蒸汽机随身携带，而资本家必须拥有并控制蒸汽机。”于是，“强盗贵族”夺取权力，而无产阶层怨声载道。 在知识经济中，这一逻辑完全崩溃了：“知识社会中，有一个现象越来越明显，即真正的生产投入是知识工作者的知识而非机器和工具……市场研究人员需要一台计算机，但是这台计算机越来越可能是一台个人电脑，不管去哪里都可随身携带……在知识社会中，对于组织机构而言，最有可能成立的假设是它们需要知识工作者，而不是知识工作者需要它们。” 一些高级人才一跃成为超级精英的另一途径是：他们能够独立从事自己的职业。换言之，他们的从业工具已从蒸汽机转变为个人电脑。
在知识经济中，越来越多的行业抛弃了“蒸汽机”，转而使用个人电脑。这意味着这些行业中的超级明星正获得越来越大的回报。知识分子正走在通往阶级权力的道路上。
第一位是纽约贵族阿尔弗雷德•温斯洛•琼斯（其父曾执掌通用电气澳大利亚分公司）。1949年，他首创了现代对冲基金。当时他48岁，有两个孩子和两处居所，决定要赚更多的钱。第二位是乔治•多里奥，这位出生于法国的哈佛商学院教授于1946年发明了现代风险投资业务，以鼓励人们对当时回国的美国士兵创立的新公司进行私人投资。第三位是维克托•波斯纳，他是一位巴尔的摩食品杂货商的儿子，十几岁就辍学了。20世纪50年代，他是恶意收购业务（现在通常文雅地称之为“私募股权”）的先锋人物。 正是这三位人物统领了金融业的转变。之前，占金融业主导地位的大型机构担当了负责照管别人钱财的保守角色；而现在，金融业中的巨头变成了打破传统的企业家，他们专门利用风险和杠杆追求超额回报。这一变革对经济造成的广泛影响仍然众说纷纭，你或许可以认为这三个人是现代金融资本主义不稳定性的始作俑者，但是他们对于超级精英的崛起明显起了关键作用。对冲基金、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使金融从对资本主义经济可信赖的探索方式转变为一块创新的前沿阵地，聪明和幸运的个体几乎可以立即从中获得大量财富。
那些力闯新路的人是最大的受益者，未来的“世界主宰者”都明白这一点。世界最大的私募股权公司之一凯雷集团的联合创始人、亿万富豪戴维•鲁本斯坦为2011年春季招聘走访美国顶级商学院时告诉我，他发现每个人都想成为创业家。“当我从大学毕业时，每个人都想应聘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或通用电气。”他对我说，“而现在，当我询问商学院毕业生时，他们都想创立自己的公司。每个人都想成为下一个马克•扎克伯格，没有人想成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们想成为创业家，亲手创造巨大的财富。”这一想法形成得越来越早。琼斯和多里奥自创公司时都已将近半百，而如今，未来的顶级富豪希望在而立之年就掘得自己的第一桶金。
2011年，高盛42%的收入用来给员工发工资，其员工的平均工资为367057美元；即便摩根士丹利公司在金融危机前犯了代价为40亿美元的错误，恢复状况也一直十分惨淡，2011年其员工的报酬仍占了公司收入的51%；在目前旗下拥有雷曼的巴克莱银行，员工报酬占公司收入的34%；在瑞信，这一比例为44%。换言之，在华尔街人才与资本的斗争中，人才总是占优势的一方。华尔街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但华尔街上旗舰公司的薪资分配方式好像源于南斯拉夫工人所在的集体企业。
超级明星现象能够自我强化。
下面的事实可能会让你惊讶：超级明星世界的内在力量——因你的身份而不是你的所作所为造成影响——不仅在肤浅的娱乐圈运作，也适用于我们习惯认为属于经验主义的科学范畴。事实上，“马太效应”这个短语是由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创立的，用来描述享有极高声誉的奖项——尤其是诺贝尔奖——如何影响了人们对科学工作的感知。默顿发现，科学界有自己的超级明星，他们的科学发现仅仅因为发现者的身份而被认为更具重要性或原创性。
你可以看到“意外成名”在其他领域也发挥着同样的力量。畅销小说是其中一例。由于畅销书榜单发生了不可避免的错误（2001年～2002年间，根据销售记录本该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109本书被遗漏了），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艾伦•索伦森得以抓住时机展示他的研究成果：一开始受欢迎程度相当的两本书籍，如果其中一本被遗漏未能上榜——相当于没能获得“诺贝尔奖”、没能享受爱因斯坦1921年访问美国时受到的超级明星待遇——就意味着这本书之后的销售量会相对较少。
如果你特别的优秀，你有可能挤入超级明星的队伍，只不过这是场艰难的战斗。
“名人的额外索价”：“1984年，我们只需为贝特卓越的演技支付报酬，而现在我们必须为她的显赫名望支付报酬。雇用一线明星时，必须加价，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名人的额外索价’。”
卡曾伯格最大的抱怨是人才在20世纪后半叶取得的非凡成就：从挣工资到拥有商业份额的转变。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者将他们的份额称之为“管理分红”，电影明星的则称之为“分成”。卡曾伯格认为这是“极具威胁的”：“不合理的工资加上巨额的分成费对于人才而言是锦上添花，而对我们而言是雪上加霜。这使得我们在失败中遭受惩罚，基本无望取得成功。”
卡曾伯格为迪士尼高管想出的解决办法是找出那些还没有成功或者已失去明星光环的有才能的演员和编剧，而舍弃那些能依靠名气索取额外报酬的顶级演员和编剧。“所有的一流编剧都有一个共同点，”卡曾伯格写道，“他们曾经默默无闻，能达成一笔交易便欣喜若狂。他们就是未来的顶级编剧，要是我们能考虑他们的话，他们就会感激万分。要得到这些人，我们必须更努力地寻找，更深入地挖掘……要抢先找到他们。”
编剧“写剧本的报酬已开始接近200万～300万美元”。卡曾伯格认为，迪士尼应该向“编剧新人”支付5万～7万美元或向“编剧老手”支付25万美元让他们为迪士尼提出的想法编写一部剧本。卡曾伯格承认，超级明星编剧已形成了一个新的世界，要说服编剧答应签订理想的长期合同并拿较少的份子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知道很多人认为这不再行得通。代理商不会让他们的客户签订长期合同，因为待售剧本市场实在太有利可图了。这一切意味着形势更为艰难，但并非完全没有机会。” 卡曾伯格为迪士尼高管想出的解决办法是找出那些还没有成功或者已失去明星光环的有才能的演员和编剧，而舍弃那些能依靠名气索取额外报酬的顶级演员和编剧。“所有的一流编剧都有一个共同点，”卡曾伯格写道，“他们曾经默默无闻，能达成一笔交易便欣喜若狂。他们就是未来的顶级编剧，要是我们能考虑他们的话，他们就会感激万分。要得到这些人，我们必须更努力地寻找，更深入地挖掘……要抢先找到他们。” 至于演员，卡曾伯格敦促他的团队“要更主动地四处寻找，在喜剧俱乐部中寻找未来的明星，待在贝蒂-福特诊所的后门挑选可能再度发光的过气明星。”
格鲁斯伯格在同200多名华尔街分析师访谈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竞争对手处招募明星分析师是在浪费金钱，因为被挖走的分析师脱离原来的文化后会日趋“衰落”。沃伦•巴菲特非常赞同这一看法。20世纪90年代，他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隐僻之地跑到华尔街加入资本与人才之间的战斗。当时，他主要执掌正在垂死挣扎的所罗门兄弟投资银行，大幅削减的奖金多达1.1亿美元，在第二年写给股东的一封信中他称那段时间“实在太痛苦了”。
公司高管需要的是“一个慷慨的薪酬委员会”。
米恩斯将管理阶层的兴起视作自我选择和自我存续：在体制上，他能想到的唯一可与之比拟的是基督教神职人员。1932年，他和哥伦比亚大学公司法教授阿道夫•伯利合著了一本书，他们将崛起的管理精英称为“企业王子”。伯利和米恩斯认为，从企业主到经理人的转变的重要性不亚于从独立劳动的手工艺者到拿固定工资的工厂雇员的转变。
“公司的价值每增长10%，首席执行官的报酬增长3%，而工人的平均报酬仅增长0.2%。”
二三十年前，捷尔吉•康拉德和伊万•塞莱尼已揭示了一个令人不适的政治性真相，在所谓的工人阶层中真正的赢家——以及真正的老板——是知识分子，尤其是技术专家。他们在市场经济中也遥遥领先。正是这些MBA们走在通往阶级权力的道路上。
亚当•斯密直截了当地警告，代理问题的后果是“失察和挥霍”。当今，经济学术界使用了一个更雅致的词“榨取油水”（skimming）。
如果石油涨价使得石油公司的收入增长1%，首席执行官的报酬会相应增长2.15%。更妙的是，从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角度来看，虽然石油涨价总是同首席执行官的工资上涨相关联，但如果油价跌了，首席执行官的工资并不一定会下降：“虽然首席执行官总是会因为好运势获得回报，他们却不会总是因为坏运势遭受惩罚。”
问题始于20世纪的一个事实，即经济主要由“管家”控制，而不是企业主。但是新政拥护者对于这些管理精英中饱私囊的担心并没有成为事实——事实恰恰相反。詹森和墨菲警告，这就是问题所在。防止高管掠夺财富而给他们施加的社会限制，导致促使他们完成出色工作的经济激励变弱了。新政拥护者已将受雇的首席执行官转变为热心公益而又自我克制的资本主义公务员，而提倡“每一分钱都是应得的”的商学院教授希望将管理阶层转变为血气方刚的资本主义企业主。
最终的解决方法是“按绩效付酬”。管理人员的报酬应该更加紧密地同他们的工作表现——尤其是公司业绩——相联系。
贝特朗和穆莱纳桑关于高管办公室中存在大量“榨取油水”现象的发现并没有使他们彻底怀疑“按绩效付酬”的变革。“按绩效付酬”确实行之有效，但仅限于一些董事会强大到能真正监管首席执行官的公司里。贝特朗和穆莱纳桑发现，当董事会中有一名大股东时，监管作用最强。“董事会每多一个大股东就会降低好运势带来报酬的23%～33%。”——这是个较大的数额，尤其当你考虑到在实际生活中，这笔好运势带来的收益和劳动所得的收益几乎一样多时。
我们难以预料的不仅仅有金融危机，更普遍的重大范式转变——政治和社会、商业和市场中的变革——历来难以预见。众所周知，美国中央情报局没有预见到苏联的分崩离析。在埃及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的前一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一份报告，称赞穆巴拉克政府的经济改革及其创造的稳定局面。2011年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政治学家迈克尔•麦克福尔认为，“我们总是臆断政权是稳定的。而每每涉及专制政权，我们总得到错误的答案。”
萨尔称之为“积极惰性”（active inertia），并认为这是优秀公司失败的主要原因：“当世界发生变化时，组织陷入‘积极惰性’中因循守旧。也许稍稍加快了步伐、对边缘领域进行了微调，但做的事基本一成不变……陷入‘积极惰性’的组织仿佛一辆后轮卡在沟里的轿车。经理们脚踩油门，车子非但没有从沟里开出去，反而越陷越深。”
能够识别范式的转变并适应这种转变的罕见才能是造就超级精英的经济因素之一——索罗斯就具有这种才能，因为变革时刻通常也是能即刻创造财富的时刻。由于“双生镀金时代”的出现，我们生活在革命性转变大量涌现的时代。
2012年，新的热点领域是大数据（big data）——收集并处理海量数据——以及能相互对话的机器。研究技术革命的经济学家W•布雷恩•阿瑟将该领域命名为第二经济，即数字经济——“具有范围广阔、悄无声息、互相连接、难以察觉、全自动化的特点”。
变革是新的全球现状，但是并非每个人都善于响应变革。简而言之，为应对变革准备最充分的典型人物是“那些上过地方公立学校的哈佛小孩”。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孩也进入哈佛在西海岸的竞争对手——斯坦福大学学习。他们聪明而又专注，在一定程度上享有特权。但是他们到通常位于郊区的公立学校上过学——作为旁观者能够发现时下范式的弱点，由于没有太多既得利益，因此也不怕跨出现有体制。
兼有局内人和局外人经历的代表人物，索罗斯作为一位富有的布达佩斯律师的儿子，他阅历丰富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战争和革命迫使他在伦敦和纽约开辟自己的道路。
“多巴胺是一种触发愉悦感的大脑化学物质，它同好奇、冒险和创业精神相联系，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能有助于人们取得成果。通常，约有2%的人的多巴胺水平高到足以让他们对移民产生好奇心。因此，美国、加拿大和外来移民越来越多的英国等移民国家的人们具有较高水平的多巴胺。”他们认为，光靠阅读克里斯坦森和萨尔等商学院教授的著作，或是得知关于局内/局外人的研究结论并不能使我们充分做出对变革的响应和对如今变革带来的经济回报的响应，因为这种响应早就以编码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中了。
1995年，俄罗斯采取的“贷款换取股份”（loans-for-shares）导致了自然资源的私有化，而正是之前利用国家信贷获得的财富为未来的寡头提供了资本和商业关系，他们得以奋力一搏，从中真正大赚一笔意外之财。正是受到电影中戈登•杰科的影响，本度基泽不幸错失良机。
“几乎每个有头脑的人都明白并且知道房产泡沫就在那儿，担保债务凭证和金融衍生品也正在造成市场扭曲。” 难点在于弄清泡沫破裂的时间。“问题是，”他说，“我们花了太久时间思考这个问题，而且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我们明白泡沫存在，但是你不会去赌泡沫会破裂，因为你还没有满足。” “历史有多个版本，”安德森解释道，“一般报纸上的常见版本是‘真是一群傻瓜！竟没有人看到泡沫。’其实，许多人看到了。关键是我们要弄明白：什么时候泡沫会破裂？什么会促使其破裂？我们如何从中获利？”
“人们总是问我，‘1983年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美国的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化会诞生于1983年？’”2010年，芬克在他离派克大道不远的办公室里对我说，“答案是技术革命。每个人的桌上都放了电脑……个人计算机出现了，每个人都能用上计算机，电脑能分析证券、风险、大量数据……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在我看来，那就是交易室变得越来越赚钱的开端。如果你要研究华尔街的获利能力，那么1983年就是分水岭。” 当计算机出现在交易员的办公桌上时，华尔街的公司明白，知识工作者已经正式崛起了，于是它们出去网罗最好的人才。“华尔街的公司花了大部分时间来弄清形势，”芬克对我说，“它们去顶尖的学校，找了工程专业的人才。它们网罗那些真正高智商的数据分析师……它们找的那些真正聪明的人能够深入挖掘和分析大量数据，并由此推导出趋势图和公式。在我看来，这些公司花了不少时间做这些事。”
将响应变革的文化称为“转身策应”的能力。Groupon团购网站起初是集体政治行动的平台；Paypal（贝宝）网站最初是手机相互转账的工具，后来才“转身”成为eBay（易趣）的网络支付平台；推特最初是播客网站，失败后才改头换面成为微博。以上这些例子体现了奥康纳和克雷巴恩所说的“华丽转身”。
他们举的另一个例子是工人快车（WorkerExpress）公司。乔•梅林和帕布鲁•福恩特斯创立了这家公司。公司的初衷是使业主能使用文本消息来调度按小时计酬的建筑工人。这个主意付诸实践前，梅林和福恩特斯仔细推敲了他们先前所做的研究。他们意识到，将服务的对象定为那些在招聘网站上需要临时协助的大型建筑承包商，可能更为明智。最终，他们不顾2008年后建筑业的凋零衰败之象，毅然创立了一家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公司，此“转身”非常成功。
顶级富豪的泡影之所以会产生，不仅仅因为他们在其他超级精英的陪伴下隔绝了自身——这当然是一部分原因，另外还与别人对待他们的方式有关。
“高贵的社会地位是否真的意味着高贵的行为呢？”研究人员发问。他们的答案是否定的：“同下层阶级的个体相比，上层阶级的个体表现更缺乏道德。”这些贵族的表现一点儿也不光彩，研究人员对他们行为的解释呼应了硅谷的高管在希思罗机场的言论：“我们可以推断，拥有更多的资源、独立于他人而存在，会促使人们将自我利益置于别人的福利之上，并视贪婪为积极有益的事物，这些又反过来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不道德行为。”其中一个实验瞄准了旧金山的十字路口。研究团队发现，开着昂贵新车的司机阻挡其他车辆或行人的可能性是开便宜旧车的司机的两倍。在另一项实验中，现实生活中收入更高的被试更有可能欺骗一名假设的求职者，被试会说服他或她接受更低的工资——在这个实验中，“经理人”这样做能获得奖金。即使将自己想象成富人都能改变被试的行为方式。在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提示一些参与者想象自己非常富有，另一些被试想象自己非常贫穷，然后邀请他们从一个糖罐中取出糖果，他们会将这些糖果分发给隔壁实验室里的小孩子。结果表明，想象自己非常富有的被试拿的糖果更多。
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层的“接轨”，西方中产阶层的人均消费一定会下降。
知识分子挣钱养家糊口的最好方式是成为超级精英的老师或雇员。仅有4个领域的教授平均工资上了6位数：法律、工程、商科和计算机科学。
克里斯托尔说，企业需要反击。他写道，不同的公司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看法各不相同，但它们一定全都认同，必定有一项内容是为资本主义和资本家创造一个安全的世界环境：“许多公司大致会认同，任何类似社会责任的目标都应该是，公司自身能作为相对自治的机构在私营部门中生存。要达成这个目标，不可避免地需要努力营造或重新营造公共舆论氛围——由我们的学者、教师、知识分子和政论家。简言之，由新阶层来营造这一氛围。”
为了改变公共舆论，企业界需要支持那些新阶层中“真正坚信我们需要保留强大的私营部门”的“异见人士”。除非企业界在思想战场上招募到自己的军队，否则它一定会在政治战争和最终的经济战争中落败：“赤手空拳与新阶层打仗，企业界一定惨败而归。那些商界人士甚至无法说服自己的小孩认同商业是在道德上合理的活动，他们光靠自己一定不会成功说服整个世界。你只能用一种思想去击败另一种思想。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战争将在新阶层内部产生胜负，而不是在企业界和新阶层两者之间。所以，这场战争必定对企业界利益攸关——只是大多数人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2012年秋天，财政部长保尔森在国会提出，如果国会不批准7000亿美元紧急援助计划，那么世界会完蛋。他说这话时神情严肃，坚信不疑。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说的没错：要是没有紧急援助，他的世界——他生活和工作的那个世界——可能会完蛋，”津加莱斯认为，“但是亨利•保尔森的世界不是大多数美国人所生活的世界，甚至不是我们整个经济存在的世界。” 伊顿公园午宴所揭示的人为因素进一步加重了对某一非常特定的世界观的曲解。“政府官员往往依赖他们所信赖的好友形成的人际网来搜集‘外部’信息，这一事实使问题复杂化了。”津加莱斯解释道，“如果人际网中的每个人都具有同样的出身和背景，那么流向政策制定者的信息和想法将出现严重的局限性。”
认知控制的威力在于它完全是内化的。批评家，尤其是左翼的批评家有时会将超级精英视作乔治•奥威尔所谓的拥有“双重思想”的大师：超级精英完全明白社会底层阶级最终会陷入困境，但是他们仍然残酷无情地追逐私利。但现实远远没有那么邪恶：许多超级精英真诚地坚信，那些恰巧对他们个人利益、公司利益和行业利益有利的政策也有利于每个人。
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W•G•萨姆纳在《民俗论》（1906年）一书里提出。又称“我群”和“他群”，“内群体”是指一个人经常参与的或在其间生活、工作、进行其他活动的群体，经由所属群体得到自己相应的利益和感觉，并对所属群体持有亲切、安全、认同、忠诚等情感。“外群体”指由他人结合而成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群体。
这一从新生的代议民主制到寡头统治的转变标志着一个惊人变化，威尼斯人称之为“闭门”（la serrata）。不久，“政治闭门”转变为“经济闭门”。在寡头的操纵下，威尼斯的统治集团逐渐切断了新入行者的商业机会。使威尼斯和其他意大利城邦变得富有的法律创新产物——康曼达契约被禁止了。威尼斯共和国的精英统治集团为眼下的私利而行动，将创业暴富者拒之门外则意味着既得利益集团能够独享对这座城市利润巨大的贸易航线的控制。然而，从长期来看，“闭门”意味着威尼斯寡头开始走向灭亡之路，也意味着整个威尼斯开始从繁荣走向衰败。到1500年，威尼斯的人口比1330年时还少。威尼斯曾一度是欧洲最富有的城市，而在17～18世纪，当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时，这座城市的财富持续萎缩。
“一家真正伟大的企业必须拥有一条稳定的‘护城河’来保护投资资本的超高回报。”巴菲特明白，开放经济的“创造性破坏”对于整个国家是有利的，但像他那样的聪明的资本家更喜欢用不可逾越的“护城河”来保卫自己，如同威尼斯人将名字放进《金典》中。 巴菲特继续解释道，他偏爱的“护城河”包括成为低成本的生产商以及拥有一个全球知名品牌。但是，对自己公司有利的政府监管也可以创造一条强大的“护城河”。
“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描述了收入差距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随着社会越加不平等，社会流动越加阻滞。这对于一些社会而言是比较特别的矛盾现象，这些社会最初具有的高度社会流动释放了创业活力，从而引发了社会顶层财富的激增——例如拥有众多优秀公立大学和政府资助研究项目的硅谷和康曼达契约时代的威尼斯。这些社会的成功之处部分体现于超级精英阶层的诞生，而现在这些社会极有可能反过来摧毁使它们崛起的先决条件之一：高度的社会流动性。
在我们越来越复杂的经济中，真正的《金典》是精英大学的学位，而且越来越多的全球超级精英占据了这些大学的地盘。事实上，统计显示，与获得大学文凭关系更为密切的是父母的富有程度而非高中的考试分数：更高的阶层比认真上课更重要。我们一方面痛斥为有利于自身的监管政策游说的银行家或严责利用市场支配地位排挤竞争对手的微软，而另一方面，谁又能责怪前1%富豪群体为他们的子女争取其他99%的人也在争取的东西呢？高度的社会流动性终究意味着顶端的一些人要往下层流动。在一个贫富差距正逐渐扩大的社会中，这样的情形尤其难以容忍。
你越富有，就越贪婪——《圣经》中“针眼”
利维说他的哲学是“要有长远的贪婪眼光”。如果顶级富豪足够聪明，他们现在会采纳这一哲学。但是，利维的继任者在掌舵高盛这艘大船时渐渐明白，这句话听上去容易，做起来难。
“美国股市同美国经济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玩意儿。”——前者一飞冲天，而后者停滞不前。
与其被革命打倒不如领导革命。 ——奥托•冯•俾斯麦
科技行业的一条教规是要走在巨大变革的前面，而不是落在后面。 ——社交网站LinkedIn（邻客音）联合创始人、主席里德•霍夫曼
不冒险，就喝不到香槟。 ——俄罗斯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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