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厌女症:女巫猎杀与原始积累
文/小巫婆
女巫猎杀(witch hunt),这个历史课本中轻轻掠过的词汇对应着成千上万被残酷屠戮的妇女和中世纪欧洲最黑暗的时光。这场从欧洲蔓延至新大陆的恐怖活动在三个世纪内处死了至少十万女性,其中大部分是农妇。然而,我们对这样一段历史其实了解甚少,为什么当时整个社会在狂热将女人残暴地杀死?
多数对这段社会整体对女性施暴的研究认为这场运动源自中世纪愚昧的宗教迫害和厌女症。由于女人被认为无法控制自己的性欲望,因此容易被撒旦引诱。父权制中的厌女情由此结将女性的情欲同魔鬼联系在一起。那些在父权制中不受控制的女人(通常是老年妇女和寡妇)则被指控为女巫,遭到残暴的杀戮从而父权统治得以维护。
Silvla Federici在其著作《卡利班和女巫:妇女、身体和原始积累》(Caliban and the Witch: Women, the Body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角度来重新考察这段长达三个世纪的恐怖并将其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联系在一起。Federici认为在资本主义兴起和现代无产阶级形成的过程中,女巫猎杀是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那么从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中,这些女性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出了关于资本原始积累和雇佣劳动的经典论述,资本主义的形成有赖于创造一个失去土地的工人阶级。如果不是失去了独立自主地养活自己和社区的能力,人们断不会将自己投身到雇佣劳动之中。Federici秉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的批判立场,指出马克思对资本原始积累的论述是有缺陷的,他并没有看到除了将欧洲工人同他们的生活资料相分离、奴役非洲黑人以及在殖民者在新大陆寻找黄金白银并几乎要灭绝美洲土著之外,这场社会转变的过程同样要求着将身体变为工作机器,与此同时将妇女压迫成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工具。Federici的历史考察延展了马克思关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论述,资本的原始积累不仅仅倚赖国家暴力,同时还对数以万计的妇女进行了严酷的压迫和虐杀。
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欧洲扩散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民众反抗。统治精英随之发动了一场消除农民集体团结的攻击,一场社会圈地开始了。教会取消了庆祝丰收的公共节日空间,同时支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高度赞扬婚姻和家里的私人空间。人口普查、统计出生/死亡率、统计贫穷人口越来越多,国家权威开始越来越多的管理社会再生产并且成为“阶级关系”的担保人。
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世界迎来了第一次经济危机,市场萎缩、交易停滞、人口骤降,当时商业资本主义的新领导人们认为一个国家的财富势必由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决定。杀婴成为一项“资本”的罪名。所有的孕妇都要到有关部门那里登记。国家开始不断地鼓励婚姻,私生子被认定为犯罪。在16-17世纪,因杀婴罪被判处死刑的女人比被处死的女巫还要多。接生婆被官方怀疑是帮助杀婴的奸细,医生开始逐渐取代接生婆替妇女生产。她们获得传统避孕和堕胎的渠道被剥夺了,妇女就这样失去了她们生育的自主性和工作机会(接生婆是当时少数妇女可以从事的工作)。一种关于妇女不应该在家以外的地方工作的假设得到了支持。“女人的工作”被重新定义为“做家务”。从15世纪起,手工业开始排斥妇女,那些没有遵守这种性别劳动分工的妇女被认为是泼妇、妓女和女巫。
从15-17世纪,超过10万的女巫被处死。这场血腥的杀戮就是一次对妇女发动的战争。这场战争建立了一种基于“男性雇用劳动”和“女性无偿再生产劳动”的分工的性别等级秩序。被指控为女巫的妇女通常是外在于这种劳动分工的,比如起义者、治病术士、接生婆、不遵从性/别规范的人以及传播避孕和堕胎知识的人,她们既不成为雇佣劳工也不为家庭提供无偿劳动。Federici进一步指出,对贫穷女人的指控和恐吓,以及性别观念的转变正是消解欧洲农民团结性的重要方式。“火烧女巫”是一场被国家组织起来的政治运动,旨在打压农妇的反抗精神。女人曾经是许多农民起义的领袖,她们作为接生婆和治病术士的集体知识是平民百姓中农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她们的信仰中,魔法其实是和自然的传统关系里的一部分。许多妇女在圈地运动被洗劫一空,失去了她们的经济保障。她们于是被迫偷窃乞讨。这部分贫穷的妇女和那些产婆和治病术士一样成为“火烧女巫”运动的治理对象。
透过操弄父权社会中的厌女症,国家成功的将女人变成了男人的敌人。男人成为了女巫猎杀的同谋,所有记录在案的档案中只有一例,丈夫为被指控为女巫的妻子辩护。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暴力过后,能够从事经济生产的妇女越来越受制于自己丈夫的权威,妇女作为经济生产者的角色被取消了,逐渐那些经济上具有独立能力的女人变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娇妻。
面对早期资本主义的血腥历史,Federici发出愤怒的谴责道,“我们不可能将资本主义同任何一种解放联系在一起,或者将资本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归功于它能够满足人类的需求。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的再生产下去正是在于它一种不平等的网络镶嵌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身体之中,同时也在于它将一种剥削体制全球化的能力”。
虽然女巫猎杀已经过去了快三个世纪,但是资本借助父权的力量对妇女实施的种种暴力似乎并没有离我们太远。女巫猎杀在抹杀妇女的反抗精神的同时也是建构新父权制度的工具,在这种新秩序里面女人的性与生殖权力都被国家牢牢控制并转化为一种经济资源。如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妇女回家”的话题每年都会不断出现,女德班、歌颂贤妻良母、指责荡妇,这些都已经不是新闻了。就在二三十年前,女巫猎杀在非洲大陆重新出现。同时,就在那些地方,原始积累也蓬勃的开展着,公共的土地和资源被大量私有化、大量的贫困、抢掠、社群分化这些每天都继续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上演。面对历史的重现,或许我们现在要问的是如何把当今透过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政策的征地运动和妇女权力消解与资本主义早期的圈地运动联系在一起,我们又要如何面对看上去崭新的或者是更强大的全球资本主义统治技术?怎样,我们才可以不做新时代女巫猎杀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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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roundbreaking.cn/xingbie/1548.html
女巫猎杀(witch hunt),这个历史课本中轻轻掠过的词汇对应着成千上万被残酷屠戮的妇女和中世纪欧洲最黑暗的时光。这场从欧洲蔓延至新大陆的恐怖活动在三个世纪内处死了至少十万女性,其中大部分是农妇。然而,我们对这样一段历史其实了解甚少,为什么当时整个社会在狂热将女人残暴地杀死?
多数对这段社会整体对女性施暴的研究认为这场运动源自中世纪愚昧的宗教迫害和厌女症。由于女人被认为无法控制自己的性欲望,因此容易被撒旦引诱。父权制中的厌女情由此结将女性的情欲同魔鬼联系在一起。那些在父权制中不受控制的女人(通常是老年妇女和寡妇)则被指控为女巫,遭到残暴的杀戮从而父权统治得以维护。
Silvla Federici在其著作《卡利班和女巫:妇女、身体和原始积累》(Caliban and the Witch: Women, the Body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角度来重新考察这段长达三个世纪的恐怖并将其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联系在一起。Federici认为在资本主义兴起和现代无产阶级形成的过程中,女巫猎杀是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那么从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中,这些女性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出了关于资本原始积累和雇佣劳动的经典论述,资本主义的形成有赖于创造一个失去土地的工人阶级。如果不是失去了独立自主地养活自己和社区的能力,人们断不会将自己投身到雇佣劳动之中。Federici秉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的批判立场,指出马克思对资本原始积累的论述是有缺陷的,他并没有看到除了将欧洲工人同他们的生活资料相分离、奴役非洲黑人以及在殖民者在新大陆寻找黄金白银并几乎要灭绝美洲土著之外,这场社会转变的过程同样要求着将身体变为工作机器,与此同时将妇女压迫成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工具。Federici的历史考察延展了马克思关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论述,资本的原始积累不仅仅倚赖国家暴力,同时还对数以万计的妇女进行了严酷的压迫和虐杀。
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欧洲扩散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民众反抗。统治精英随之发动了一场消除农民集体团结的攻击,一场社会圈地开始了。教会取消了庆祝丰收的公共节日空间,同时支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高度赞扬婚姻和家里的私人空间。人口普查、统计出生/死亡率、统计贫穷人口越来越多,国家权威开始越来越多的管理社会再生产并且成为“阶级关系”的担保人。
到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世界迎来了第一次经济危机,市场萎缩、交易停滞、人口骤降,当时商业资本主义的新领导人们认为一个国家的财富势必由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决定。杀婴成为一项“资本”的罪名。所有的孕妇都要到有关部门那里登记。国家开始不断地鼓励婚姻,私生子被认定为犯罪。在16-17世纪,因杀婴罪被判处死刑的女人比被处死的女巫还要多。接生婆被官方怀疑是帮助杀婴的奸细,医生开始逐渐取代接生婆替妇女生产。她们获得传统避孕和堕胎的渠道被剥夺了,妇女就这样失去了她们生育的自主性和工作机会(接生婆是当时少数妇女可以从事的工作)。一种关于妇女不应该在家以外的地方工作的假设得到了支持。“女人的工作”被重新定义为“做家务”。从15世纪起,手工业开始排斥妇女,那些没有遵守这种性别劳动分工的妇女被认为是泼妇、妓女和女巫。
从15-17世纪,超过10万的女巫被处死。这场血腥的杀戮就是一次对妇女发动的战争。这场战争建立了一种基于“男性雇用劳动”和“女性无偿再生产劳动”的分工的性别等级秩序。被指控为女巫的妇女通常是外在于这种劳动分工的,比如起义者、治病术士、接生婆、不遵从性/别规范的人以及传播避孕和堕胎知识的人,她们既不成为雇佣劳工也不为家庭提供无偿劳动。Federici进一步指出,对贫穷女人的指控和恐吓,以及性别观念的转变正是消解欧洲农民团结性的重要方式。“火烧女巫”是一场被国家组织起来的政治运动,旨在打压农妇的反抗精神。女人曾经是许多农民起义的领袖,她们作为接生婆和治病术士的集体知识是平民百姓中农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她们的信仰中,魔法其实是和自然的传统关系里的一部分。许多妇女在圈地运动被洗劫一空,失去了她们的经济保障。她们于是被迫偷窃乞讨。这部分贫穷的妇女和那些产婆和治病术士一样成为“火烧女巫”运动的治理对象。
透过操弄父权社会中的厌女症,国家成功的将女人变成了男人的敌人。男人成为了女巫猎杀的同谋,所有记录在案的档案中只有一例,丈夫为被指控为女巫的妻子辩护。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暴力过后,能够从事经济生产的妇女越来越受制于自己丈夫的权威,妇女作为经济生产者的角色被取消了,逐渐那些经济上具有独立能力的女人变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娇妻。
面对早期资本主义的血腥历史,Federici发出愤怒的谴责道,“我们不可能将资本主义同任何一种解放联系在一起,或者将资本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归功于它能够满足人类的需求。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的再生产下去正是在于它一种不平等的网络镶嵌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身体之中,同时也在于它将一种剥削体制全球化的能力”。
虽然女巫猎杀已经过去了快三个世纪,但是资本借助父权的力量对妇女实施的种种暴力似乎并没有离我们太远。女巫猎杀在抹杀妇女的反抗精神的同时也是建构新父权制度的工具,在这种新秩序里面女人的性与生殖权力都被国家牢牢控制并转化为一种经济资源。如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妇女回家”的话题每年都会不断出现,女德班、歌颂贤妻良母、指责荡妇,这些都已经不是新闻了。就在二三十年前,女巫猎杀在非洲大陆重新出现。同时,就在那些地方,原始积累也蓬勃的开展着,公共的土地和资源被大量私有化、大量的贫困、抢掠、社群分化这些每天都继续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上演。面对历史的重现,或许我们现在要问的是如何把当今透过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政策的征地运动和妇女权力消解与资本主义早期的圈地运动联系在一起,我们又要如何面对看上去崭新的或者是更强大的全球资本主义统治技术?怎样,我们才可以不做新时代女巫猎杀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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