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政治
我相信这里的同学应该对这句话都很熟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这句话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辩证法式的修辞。他可以简单地把事物切分成两个部分，然后简单粗暴地把历史运动和社会运动还原成一组对照关系。这种修辞仅仅停留在修辞层面，在技巧层面不具备太高的含金量。
我觉得这个答案之下的大部分答案，也是滑入了一种奇特的诡辩论。希望在文学和政治之间做一个简单粗暴的切割，文学的归文学，政治的归政治。但我觉得这种切割犯了我上面所说的问题：大而无当。
我觉得这个问题得结合具体的东西来谈，否则这个问题始终是一对概念的持恒斗争，与我们的实际阅读和生活距离遥远。我提醒诸位尽量注意我在这里谈论事物的特殊性，而非一般性。
怎么开始呢？
我先推荐一篇文章：高行健的诺贝尔文学文学奖演讲。
在这篇讲稿里，高行健阐发了自己有关冷文学的观点，这篇文章差不多是中国流亡文学的《独立宣言》。高行健是如何形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呢？政治主宰文学，文学不幸成为了牺牲品。在这份响亮的宣言当中，文学是以受辱者的形象出现的。文学首先是个人的，而政治清除了个人主义生存的土壤。所以对于写作者来说，政治意味着无处可逃。所以高行健在这片文章当中呼吁，文学应当和政治彻底划清界限，只有自言自语，才有构成自我发声的基础。
我曾经极力地附和这个观点，那时候的我呢，刚刚高中毕业，处于洗脑反弹期。对于洗脑深恶痛绝。我觉得，政治罪行累累，只有抛下政治，文学才能重新焕发生机。
我现在觉得我实在太naive了。我现在依然对政治持负面性评价，但是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这个问题要比我想的复杂的多。
高行健在这篇演讲当中的自我定位是很明确的，他彻底退回到了自身之中（非贬义）。高行健在这篇演讲当中扮演的是一种流亡者的角色。他彻底离开这片土地，逃离政治。在他的语境里，政治是老大哥，是极权，是无往不在的权力控制。他说谈论的政治是威权政治本身。你可以试着想想，一座摩天大厦拔地而起，每个人都被阴影压得难以喘息。他们只能低下去，低下去。你读1984，读到的那种感觉和此类似。
但是高行健的这句话必须结合他对语言的态度来看，才具有自身的合理性：他会把语言视为一种自说自话的方式，只有退回到自我当中，才能实现文学的独立，才能在美学探索上有所助益。这是在中国语境当中非常常见的理解，文学的死，更多地与沉默联系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必须撇清他，划清界限。
这种态度出现在八十年代末，在那个时代，其实极权自身已经开始后撤了。所以高行健与政治的关系，不再充满张力。政治对于他来说，压抑要小得多。他才可以轻易地抽身，摆脱政治。这是很多作家没有的条件。
我再推荐三篇文章。
布罗茨基的《小于一》《文明的孩子》和赫塔米勒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
布罗茨基，赫塔米勒恰好和高行健成为了两代人，他们对于极权的体验要清晰而深刻得多。高行健的生存环境当中，极权是疲弱的。尽管他进行了一次扑杀，但是他远没有过去强力。而布罗茨基和赫塔米勒却必须直面它。
布罗茨基的诗歌开始于谎言（《小于一》），而赫塔米勒的写作开始于沉默。这两组词汇就我自己的理解其实意思很接近，都是表示对于极权话语的自觉远离。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政治不仅仅是专制，还等同于空气，交谈，人际关系。语言是无处可逃的，它除了抵抗之外，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写作已经从审美主张下降到一种生存性策略，审美本身就是一种生存方式。政治已经爬满了牙龈和咽喉，除了谈论政治，剖析政治，嘲讽政治，他无法谈论更多的东西。
“你还问为什么?你知道,这是一个不为什么就可以抓人的时代！”
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应该怎样保持清醒呢？如果绕开政治不谈，更像是一种退缩吧。这个时代不问为什么，但是他们得坚持下去问为什么，问怎么办。
这点在曼德尔施塔姆身上展现的很明显。布罗茨基在文章里大概介绍的观点是这样：曼德尔施塔姆的死并不是他的写作的结果，而是“文明”的结果，是他的审美原则的一种展现方式。他的伦理态度和他的性情都被这种审美原则所塑造。政治以一种更加密切的关系和诗人自身发生了联系，政治将诗人从自己的故乡当中驱逐了出去，而诗人把政治纳入了自己的表述范围之内。他和政治的紧张关系类似普希金，他们要做一场一对一的决斗。这点对极权政治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他仅仅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保留自己的尊严，保留对于自己美学的忠诚。
所以呢？
没有什么所以，我并不是对几种写作态度进行比较。我只想指出文学和政治本身是具有多义性的，因而分析这样一组对应关系是需要回到对于作者的美学原则的讨论中去的。马雅可夫斯基不同意阿克梅派，阿克梅派嘲弄未来主义。你无法把他们的态度混为一谈。
再提一句题外话是，政治构成了文学的环境，素材，主体甚至是精神。所有词的意义都在衍生，政治也不例外。
萨特的《禁闭》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你可以发现三个人其实就可以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关系。当只存在你我的时候，政治是消弭的。可是一旦存在第三者，这种关系就演化成了一种政治互动，充满了对抗，愤怒，监视，阴谋，忏悔等等复杂关系。他者的凝视是可以在微观层面产生作用的。
人是一种政治的动物在现代，意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政治性事务不再成为人生存的重点，但是每个人都被迫卷入到了政治的漩涡当中去。政治不再是对话，行动，而退化成了监视，对抗。尽管生活的重心不在那里，但是你却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政治的罗网无处不在。所以，谈论政治会成为现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向度，因为你总是要面对他。
我觉得这个答案之下的大部分答案，也是滑入了一种奇特的诡辩论。希望在文学和政治之间做一个简单粗暴的切割，文学的归文学，政治的归政治。但我觉得这种切割犯了我上面所说的问题：大而无当。
我觉得这个问题得结合具体的东西来谈，否则这个问题始终是一对概念的持恒斗争，与我们的实际阅读和生活距离遥远。我提醒诸位尽量注意我在这里谈论事物的特殊性，而非一般性。
怎么开始呢？
我先推荐一篇文章：高行健的诺贝尔文学文学奖演讲。
在这篇讲稿里，高行健阐发了自己有关冷文学的观点，这篇文章差不多是中国流亡文学的《独立宣言》。高行健是如何形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呢？政治主宰文学，文学不幸成为了牺牲品。在这份响亮的宣言当中，文学是以受辱者的形象出现的。文学首先是个人的，而政治清除了个人主义生存的土壤。所以对于写作者来说，政治意味着无处可逃。所以高行健在这片文章当中呼吁，文学应当和政治彻底划清界限，只有自言自语，才有构成自我发声的基础。
我曾经极力地附和这个观点，那时候的我呢，刚刚高中毕业，处于洗脑反弹期。对于洗脑深恶痛绝。我觉得，政治罪行累累，只有抛下政治，文学才能重新焕发生机。
我现在觉得我实在太naive了。我现在依然对政治持负面性评价，但是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这个问题要比我想的复杂的多。
高行健在这篇演讲当中的自我定位是很明确的，他彻底退回到了自身之中（非贬义）。高行健在这篇演讲当中扮演的是一种流亡者的角色。他彻底离开这片土地，逃离政治。在他的语境里，政治是老大哥，是极权，是无往不在的权力控制。他说谈论的政治是威权政治本身。你可以试着想想，一座摩天大厦拔地而起，每个人都被阴影压得难以喘息。他们只能低下去，低下去。你读1984，读到的那种感觉和此类似。
但是高行健的这句话必须结合他对语言的态度来看，才具有自身的合理性：他会把语言视为一种自说自话的方式，只有退回到自我当中，才能实现文学的独立，才能在美学探索上有所助益。这是在中国语境当中非常常见的理解，文学的死，更多地与沉默联系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必须撇清他，划清界限。
这种态度出现在八十年代末，在那个时代，其实极权自身已经开始后撤了。所以高行健与政治的关系，不再充满张力。政治对于他来说，压抑要小得多。他才可以轻易地抽身，摆脱政治。这是很多作家没有的条件。
我再推荐三篇文章。
布罗茨基的《小于一》《文明的孩子》和赫塔米勒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
布罗茨基，赫塔米勒恰好和高行健成为了两代人，他们对于极权的体验要清晰而深刻得多。高行健的生存环境当中，极权是疲弱的。尽管他进行了一次扑杀，但是他远没有过去强力。而布罗茨基和赫塔米勒却必须直面它。
布罗茨基的诗歌开始于谎言（《小于一》），而赫塔米勒的写作开始于沉默。这两组词汇就我自己的理解其实意思很接近，都是表示对于极权话语的自觉远离。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政治不仅仅是专制，还等同于空气，交谈，人际关系。语言是无处可逃的，它除了抵抗之外，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写作已经从审美主张下降到一种生存性策略，审美本身就是一种生存方式。政治已经爬满了牙龈和咽喉，除了谈论政治，剖析政治，嘲讽政治，他无法谈论更多的东西。
“你还问为什么?你知道,这是一个不为什么就可以抓人的时代！”
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应该怎样保持清醒呢？如果绕开政治不谈，更像是一种退缩吧。这个时代不问为什么，但是他们得坚持下去问为什么，问怎么办。
这点在曼德尔施塔姆身上展现的很明显。布罗茨基在文章里大概介绍的观点是这样：曼德尔施塔姆的死并不是他的写作的结果，而是“文明”的结果，是他的审美原则的一种展现方式。他的伦理态度和他的性情都被这种审美原则所塑造。政治以一种更加密切的关系和诗人自身发生了联系，政治将诗人从自己的故乡当中驱逐了出去，而诗人把政治纳入了自己的表述范围之内。他和政治的紧张关系类似普希金，他们要做一场一对一的决斗。这点对极权政治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他仅仅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保留自己的尊严，保留对于自己美学的忠诚。
所以呢？
没有什么所以，我并不是对几种写作态度进行比较。我只想指出文学和政治本身是具有多义性的，因而分析这样一组对应关系是需要回到对于作者的美学原则的讨论中去的。马雅可夫斯基不同意阿克梅派，阿克梅派嘲弄未来主义。你无法把他们的态度混为一谈。
再提一句题外话是，政治构成了文学的环境，素材，主体甚至是精神。所有词的意义都在衍生，政治也不例外。
萨特的《禁闭》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例子，你可以发现三个人其实就可以形成一个稳定的政治关系。当只存在你我的时候，政治是消弭的。可是一旦存在第三者，这种关系就演化成了一种政治互动，充满了对抗，愤怒，监视，阴谋，忏悔等等复杂关系。他者的凝视是可以在微观层面产生作用的。
人是一种政治的动物在现代，意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政治性事务不再成为人生存的重点，但是每个人都被迫卷入到了政治的漩涡当中去。政治不再是对话，行动，而退化成了监视，对抗。尽管生活的重心不在那里，但是你却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政治的罗网无处不在。所以，谈论政治会成为现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向度，因为你总是要面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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