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理解中国的近代化 ——读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
（一）
一般认为，中国的近代化就是西化的过程。19世纪后期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历程的起点，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直到新文化运动，中国近代化程度日益加深。由器物（坚船利炮）到制度（立宪、共和），再由制度到文化（民主、科学），由表及里，层层深入，越来越接近西方文明的内核、西方富强的根本。这段历程往往被概括成“洋务—变法—革命”或“器物—制度—文化”的三段式解读。
我不太熟悉目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前沿和动态，不知道这种三段式论调是否仍然占据着史学界主流，也不知道它还能得到多少历史学家的认同。但在日常的中学历史教学领域中，“器物—制度—文化”渐次近代化的观点常常被冠上“近代化史观”或“文明史观”的招牌，并混淆了史论与史实的界限，被当作一种全新的“历史事实”传递给学生。与此同时，教材、教参、教师和命题人仍然舍不得完全抛弃旧革命史观的某些概念，导致目前中学历史教学中出现“近代化史观”、“文明史观”等“新视角”和诸如“地主阶级洋务派的保守性”、“资产阶级的妥协性”等旧概念杂糅在一起，把学生弄得晕头转向。
我们不要忘记，不管是“近代化史观”也好，“文明史观”也好，还是过去的革命史观和教条化的唯物史观，它们都是“史观”，史观代替不了史实。作为史观它们是平等的，都立足于各自的视角和论据，前者未必就比后者的偏见更少，后者在分析某些问题时也仍然能显示它的价值。新课改之后中学历史教学领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我们不过是拿一种史观代替了另一种史观而已。于是我常常会觉得疑惑：为什么我们总是让学生去记忆那些搜索引擎一搜就能轻易获得的史实，而不是教给他们寻找、辨别与分析史料的方法？为什么我们总是混淆史论和史实的界限，把史论抽象成一堆干巴巴的教条去束缚学生的头脑还自以为传授了真理，而不是鼓励他们自己去提出符合研究规范历史认识？（作为历史系的毕业生我们首先应该想一想，经过四年的专业学习自己是否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当我看到一个初中生为了在考试当中拿到高分而在试卷上默写出“资产阶级不能救中国”的“标准答案”，心中五味杂陈，我知道他除了背过一些迟早要忘掉的东西之外可能什么也没学到。
前两段扯远了，现在回来：摆脱既定框架束缚的方法是自己逐渐深入到对事实的研究中去。把中国近代化看成“器物—制度—文化”或“洋务—变法—革命”的模式是否经得起史实的推敲考验？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分析向我们展现了许多深入细致的事例。
（二）中国的近代化是简单的西化过程吗？
日本的近代与中国息息相关，它因为成功地“脱亚入欧”和在甲午一役中羞辱了清王朝而沾沾自喜，又因为二战后大东亚共荣梦的破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而惊醒反思。历经巨大的历史变迁，日本人眼里的“中国”形象也随之发生180度的转变。曾经以为中国是保守落后，一文不值的，现在却认为中国因为近代以来坚持不懈的抵抗而最终超越了欧洲，创造出非欧洲的价值。沟口雄三生于1932年，2010年去世，他是受到上述所有思潮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者。介于偏见与偏见之间沟口雄三没有站在任何一边，而是反驳了80年代以前所有对中国的偏见和歧视，“为下一代年轻人写下自我检讨和自我批判”。
面对认为中国的近代化就是西化的观点，沟口雄三指出：
“中国近代既没有超越欧洲，也没有落后于欧洲。中国的近代从一开始走的就是一条和欧洲、日本不同的独自的道路，一直到今天。”
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我们会接触到大量的来自西方的外来语汇，这些词听起来都非常modern，比如“封建”、“议会制”、“民权”、“平等”、“公”、“私”等等。这些概念都是翻译过来的，是通过中国的语言和思想方式过渡过来的，看起来我们手中挥舞着的是西方的概念，但其实这些概念都具有中国古典传统的内涵。它们和原意可能已经相去甚远，悄悄地变成了中国本土的说法。而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讨论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一些概念，可这些概念却杂糅进了一些西方的内涵。中国的近代化就是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西化过程，而是一个变异的过程。这就是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所提出的在两种不同文化碰撞交流时所产生的“濡化基线”（“任何一个文化对已外来文化刺激所作反应，总是站在自己的文化基线上作反应。一个文化站在自己的文化基线上来反应另一文化的刺激时如行濡化，那么濡化的基础便是濡化基线。”见殷著第三章）
举例来说：
第一，中国概念变异为西方内涵——“封建”、feudalism
（1）中国概念：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是夏商周三代的遗址，封建制度与血缘宗法制配套相关，代表着一种秩序井然且强调血缘关系温情脉脉的理想体制。明末清初之时，黄宗羲、顾炎武斗曾设想用“封建”来限制君主过分专权，它又包含了地方自治的含义。这个词更多的是褒义的。
（2）西方内涵：原词“feudalism”：它可以是一项制度：日本江户时期幕藩体制，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制；可以是一个时代、阶段：作为中世纪到近代的衔接段，往往被认为是黑暗时代；又可以是一种生产关系：地主、领主与被压迫的农民之间的对抗。
（3）在严复、陈独秀引进这一概念的过程中，“封建”既不是中国旧有的概念，也抛弃了西方内涵中作为制度、时代、阶段的成分，而只留下了生产关系的含义。我们今天一般把秦以后直到鸦片战争的社会都叫做封建社会，也是指生产关系而言的。这种生产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是贬义的，进而反封建会成为一个革命目标。
第二，西方概念杂糅进中国内涵——“私”、private property、プライベート
通过列表我们可以发现同一个概念在中国、欧洲和日本的不同含义：
私 中国 欧洲 日本
私心、自私 私有财产 私密、私人
私事、私人领域
对私有财产和在此基础上的个人自由、权利和市民身份的认可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得以兴起的重要原因。可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礼记▪大同》开始，经过吕坤、黄宗羲、王船山、戴震，直到陈天华、孙中山，最终到毛泽东、文革，我们的“私”都是和“公”相对的，它是私欲、自私自利，是个人欲望的无节制扩张，必须去除，要大同，要大公无私。因此在中国近代，看起来我们好像是引进了西方私有制的概念，其实不是，中国个体的自我重来没有发展起来，更谈不上什么政治保障。文革并不是毛突发的奇思妙想，而可以在中国千百年来的思想传统中找到根源。
除了上述两个例子之外，诸如“议会制”、“民权”、“平等”、“共和”等概念都发生过内涵的演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阅读沟口的分析。总之，沟口要强调的观点是：
“中国史在其近代以来的思想构造中逐渐欧洲，实现了中国独特的自我变革……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都要结合各自以前前近代为基础的‘异’于欧洲的独特性来考虑。”
（三）“洋务—变法—革命”的模式是否成立？
在讲述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时，中学历史教材的表述是它“客观上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客观上”的意思是，它本来不想这么做。洋务运动是否只局限于引进西方先进的武器和技术？仅仅停留在器物的层次呢？
如果我们以一个较长的时段来观察洋务运动的后续影响，便会发现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湘军、淮军的创设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二军自诞生始便和明末清初以来一直倡导的地方自治运动和民权运动息息相关。正是地方的分权加速了晚清中央集权的瓦解。曾国藩尚且老实规矩，到张之洞可就敢东南互保了。导致清朝内轻外重的局势愈演愈烈，最终崩溃的原因正是洋务运动。恐怕连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都值得重新评估。
而洋务派在引进西方先进科技的同时，还重视对中国学校、水利、商务、农事、工业以及捕盗等地方自治的内容，洋务派李鸿章、张之洞还是康梁变法团体的重要支持者。虽然后来张之洞反对康梁新政，但并不是因为他反对变法本身，而是因为康梁的主张既太过激进，又不讲策略。
除此之外，一些反“洋务”派的人物也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比如徐赓陛下令关闭一些近代工厂，刘锡鸿反对修建铁路，是否就可以判定二人反对改革、保守落后？经过深入考察关闭工厂和反对修建铁路的理由，或许我们会得出完全意外的看法，十分有趣。
（四）中国的近代化有何普世价值？
沟口雄三分析中国近代化的独特性，并不是要否定西方文化的价值，“‘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欧洲的‘先进’思想，对于人类历史来说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应该为全人类普遍共有，决不能因为亚洲相对独特的因素而在价值上被相对化、个别化。”但价值的普遍性不等于形态的普遍性，中国可以以不同的形态实践同样的价值，甚至可以提出更高的价值。
清末巨擘戴震曾说：“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欲遂其生，至于戕人生而不顾者，不仁也。”（《孟子字义疏证》）近代西方文化曾刺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近代中国人是一边引进西方文化，一边质疑西方文化，一边参照中国理想传统改造西方文化的。沟口雄三说要“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地球上的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共存以及人类的民主与社会的自我实现将成为我们的共同课题”、“欧洲与亚洲共同探索更高层次的世界秩序”。老实说我一点都不相信儒家传统文化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缺憾，我也反感任何形式的乌托邦。与其生活在对未来的幻想当中，不如承认这个碎片化和混乱不堪的现代社会，世界不会变得更好，它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
一般认为，中国的近代化就是西化的过程。19世纪后期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历程的起点，经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直到新文化运动，中国近代化程度日益加深。由器物（坚船利炮）到制度（立宪、共和），再由制度到文化（民主、科学），由表及里，层层深入，越来越接近西方文明的内核、西方富强的根本。这段历程往往被概括成“洋务—变法—革命”或“器物—制度—文化”的三段式解读。
我不太熟悉目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前沿和动态，不知道这种三段式论调是否仍然占据着史学界主流，也不知道它还能得到多少历史学家的认同。但在日常的中学历史教学领域中，“器物—制度—文化”渐次近代化的观点常常被冠上“近代化史观”或“文明史观”的招牌，并混淆了史论与史实的界限，被当作一种全新的“历史事实”传递给学生。与此同时，教材、教参、教师和命题人仍然舍不得完全抛弃旧革命史观的某些概念，导致目前中学历史教学中出现“近代化史观”、“文明史观”等“新视角”和诸如“地主阶级洋务派的保守性”、“资产阶级的妥协性”等旧概念杂糅在一起，把学生弄得晕头转向。
我们不要忘记，不管是“近代化史观”也好，“文明史观”也好，还是过去的革命史观和教条化的唯物史观，它们都是“史观”，史观代替不了史实。作为史观它们是平等的，都立足于各自的视角和论据，前者未必就比后者的偏见更少，后者在分析某些问题时也仍然能显示它的价值。新课改之后中学历史教学领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我们不过是拿一种史观代替了另一种史观而已。于是我常常会觉得疑惑：为什么我们总是让学生去记忆那些搜索引擎一搜就能轻易获得的史实，而不是教给他们寻找、辨别与分析史料的方法？为什么我们总是混淆史论和史实的界限，把史论抽象成一堆干巴巴的教条去束缚学生的头脑还自以为传授了真理，而不是鼓励他们自己去提出符合研究规范历史认识？（作为历史系的毕业生我们首先应该想一想，经过四年的专业学习自己是否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当我看到一个初中生为了在考试当中拿到高分而在试卷上默写出“资产阶级不能救中国”的“标准答案”，心中五味杂陈，我知道他除了背过一些迟早要忘掉的东西之外可能什么也没学到。
前两段扯远了，现在回来：摆脱既定框架束缚的方法是自己逐渐深入到对事实的研究中去。把中国近代化看成“器物—制度—文化”或“洋务—变法—革命”的模式是否经得起史实的推敲考验？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分析向我们展现了许多深入细致的事例。
（二）中国的近代化是简单的西化过程吗？
日本的近代与中国息息相关，它因为成功地“脱亚入欧”和在甲午一役中羞辱了清王朝而沾沾自喜，又因为二战后大东亚共荣梦的破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而惊醒反思。历经巨大的历史变迁，日本人眼里的“中国”形象也随之发生180度的转变。曾经以为中国是保守落后，一文不值的，现在却认为中国因为近代以来坚持不懈的抵抗而最终超越了欧洲，创造出非欧洲的价值。沟口雄三生于1932年，2010年去世，他是受到上述所有思潮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一位学者。介于偏见与偏见之间沟口雄三没有站在任何一边，而是反驳了80年代以前所有对中国的偏见和歧视，“为下一代年轻人写下自我检讨和自我批判”。
面对认为中国的近代化就是西化的观点，沟口雄三指出：
“中国近代既没有超越欧洲，也没有落后于欧洲。中国的近代从一开始走的就是一条和欧洲、日本不同的独自的道路，一直到今天。”
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我们会接触到大量的来自西方的外来语汇，这些词听起来都非常modern，比如“封建”、“议会制”、“民权”、“平等”、“公”、“私”等等。这些概念都是翻译过来的，是通过中国的语言和思想方式过渡过来的，看起来我们手中挥舞着的是西方的概念，但其实这些概念都具有中国古典传统的内涵。它们和原意可能已经相去甚远，悄悄地变成了中国本土的说法。而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讨论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一些概念，可这些概念却杂糅进了一些西方的内涵。中国的近代化就是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西化过程，而是一个变异的过程。这就是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所提出的在两种不同文化碰撞交流时所产生的“濡化基线”（“任何一个文化对已外来文化刺激所作反应，总是站在自己的文化基线上作反应。一个文化站在自己的文化基线上来反应另一文化的刺激时如行濡化，那么濡化的基础便是濡化基线。”见殷著第三章）
举例来说：
第一，中国概念变异为西方内涵——“封建”、feudalism
（1）中国概念：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是夏商周三代的遗址，封建制度与血缘宗法制配套相关，代表着一种秩序井然且强调血缘关系温情脉脉的理想体制。明末清初之时，黄宗羲、顾炎武斗曾设想用“封建”来限制君主过分专权，它又包含了地方自治的含义。这个词更多的是褒义的。
（2）西方内涵：原词“feudalism”：它可以是一项制度：日本江户时期幕藩体制，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制；可以是一个时代、阶段：作为中世纪到近代的衔接段，往往被认为是黑暗时代；又可以是一种生产关系：地主、领主与被压迫的农民之间的对抗。
（3）在严复、陈独秀引进这一概念的过程中，“封建”既不是中国旧有的概念，也抛弃了西方内涵中作为制度、时代、阶段的成分，而只留下了生产关系的含义。我们今天一般把秦以后直到鸦片战争的社会都叫做封建社会，也是指生产关系而言的。这种生产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是贬义的，进而反封建会成为一个革命目标。
第二，西方概念杂糅进中国内涵——“私”、private property、プライベート
通过列表我们可以发现同一个概念在中国、欧洲和日本的不同含义：
私 中国 欧洲 日本
私心、自私 私有财产 私密、私人
私事、私人领域
对私有财产和在此基础上的个人自由、权利和市民身份的认可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得以兴起的重要原因。可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礼记▪大同》开始，经过吕坤、黄宗羲、王船山、戴震，直到陈天华、孙中山，最终到毛泽东、文革，我们的“私”都是和“公”相对的，它是私欲、自私自利，是个人欲望的无节制扩张，必须去除，要大同，要大公无私。因此在中国近代，看起来我们好像是引进了西方私有制的概念，其实不是，中国个体的自我重来没有发展起来，更谈不上什么政治保障。文革并不是毛突发的奇思妙想，而可以在中国千百年来的思想传统中找到根源。
除了上述两个例子之外，诸如“议会制”、“民权”、“平等”、“共和”等概念都发生过内涵的演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阅读沟口的分析。总之，沟口要强调的观点是：
“中国史在其近代以来的思想构造中逐渐欧洲，实现了中国独特的自我变革……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都要结合各自以前前近代为基础的‘异’于欧洲的独特性来考虑。”
（三）“洋务—变法—革命”的模式是否成立？
在讲述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时，中学历史教材的表述是它“客观上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客观上”的意思是，它本来不想这么做。洋务运动是否只局限于引进西方先进的武器和技术？仅仅停留在器物的层次呢？
如果我们以一个较长的时段来观察洋务运动的后续影响，便会发现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湘军、淮军的创设是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二军自诞生始便和明末清初以来一直倡导的地方自治运动和民权运动息息相关。正是地方的分权加速了晚清中央集权的瓦解。曾国藩尚且老实规矩，到张之洞可就敢东南互保了。导致清朝内轻外重的局势愈演愈烈，最终崩溃的原因正是洋务运动。恐怕连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都值得重新评估。
而洋务派在引进西方先进科技的同时，还重视对中国学校、水利、商务、农事、工业以及捕盗等地方自治的内容，洋务派李鸿章、张之洞还是康梁变法团体的重要支持者。虽然后来张之洞反对康梁新政，但并不是因为他反对变法本身，而是因为康梁的主张既太过激进，又不讲策略。
除此之外，一些反“洋务”派的人物也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比如徐赓陛下令关闭一些近代工厂，刘锡鸿反对修建铁路，是否就可以判定二人反对改革、保守落后？经过深入考察关闭工厂和反对修建铁路的理由，或许我们会得出完全意外的看法，十分有趣。
（四）中国的近代化有何普世价值？
沟口雄三分析中国近代化的独特性，并不是要否定西方文化的价值，“‘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欧洲的‘先进’思想，对于人类历史来说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应该为全人类普遍共有，决不能因为亚洲相对独特的因素而在价值上被相对化、个别化。”但价值的普遍性不等于形态的普遍性，中国可以以不同的形态实践同样的价值，甚至可以提出更高的价值。
清末巨擘戴震曾说：“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欲遂其生，至于戕人生而不顾者，不仁也。”（《孟子字义疏证》）近代西方文化曾刺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近代中国人是一边引进西方文化，一边质疑西方文化，一边参照中国理想传统改造西方文化的。沟口雄三说要“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地球上的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共存以及人类的民主与社会的自我实现将成为我们的共同课题”、“欧洲与亚洲共同探索更高层次的世界秩序”。老实说我一点都不相信儒家传统文化可以弥补西方文化的缺憾，我也反感任何形式的乌托邦。与其生活在对未来的幻想当中，不如承认这个碎片化和混乱不堪的现代社会，世界不会变得更好，它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