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行纪》讨论材料
杨志玖：《马可波罗到过中国—— 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的回答》，《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二、否认确据
(一) 马可书中说, 波罗一家得以离开中国的机遇, 是由于伴随三位波斯使臣Oulatay、Apusca、Coja护送一位蒙古姑娘(原文为lady ) Cocachin (阔阔真) 从海道航往波斯。这三位使臣的汉文译名在《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勘” 字韵所引元代的《经世大典 站赤》中有记载, 他们叫: 兀鲁、阿必失呵、火者, 他们是奉旨“取道马八儿(马可书中的Maabar) 往阿鲁浑(马可书中的Argon) 大王位下” 的。伍德傅士却不以为然, 认为这一故事可能是从其它资料借来的, 因为在汉文里或拉施特( Rashid) 的《史集》里都没有提到有欧洲人或意大利人伴随那位姑娘(第32页)。伍德博士反驳说, 即令承认确有蒙古姑娘之行, 也只能说明这又是马可波罗重述的一个尽人皆知的故事, 像他重述的远征日本和王著叛乱事件一样(第137页)。
蒙古姑娘出嫁是否尽人皆知? 《元史》、元人文集及其它元代文献都无记载。须知,这个姑娘并不是什么皇室之女, 只是蒙古伯岳(牙) 吾部一贵族之女, 不值得大书特书。
(二) 王著叛乱事件, 《元史》、元人文集、拉施特《史集》以及马可波罗书中都有记载, 是一桩轰动朝野、尽人皆知的大事。马可波罗说, 事件发生时, 他正在当地。这应当是真的, 因此事发生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三月十七日丁丑夜间( 1282年4月16日) ,正是波罗一家在中国之时。他虽未参与此事, 但当时在大都, 会听人(西域人或蒙古人) 向他转说。伍德博士认为马可记此事有误, 系取自阿拉伯或波斯资料, 而非其本人所见(第146— 147页)。我们承认马可未在出事现场, 但事后听人转说则不可否认。
马可说,发动此次叛乱的主角名Cenchu,是个管领一千人的军官,其母、女、妻并为阿合马所污,愤而欲杀之,遂与另一名Vanchu者同谋,其人是一管领万人的军官,二人设计,纠合同党,于夜间杀死阿合马。英国学者穆尔( A. C. Moule) 即指出, Cenchu 是千户译音, 即指王著, Vanchu 是万户译音, 指其同谋者高和尚。这就和《元史》记载基本一致。
三、版本问题
一位学者就语汇的极端分歧, 认为可能有另一位代笔人(指如鲁思蒂谦诺) (第47页) ; 另一位学者则认为有一串人根据其惯用的语词参与工作(第50页)。伍德博士说, 由于马可书原稿早已遗失, 这些被分析的版本都非原著, 其分析结论还难以绝对证实,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人们对中世纪东方认识的迅速扩展, 我们只能得出这一结论, 即现在残存的版本中, 有许多人在原版的基础上增添了不少窜改的东西(第48页)。
四、漏载释疑
(二) 印刷 伍德认为马可波罗提到纸币, 但未提印刷术(第68页)。当时欧洲还没有印刷术和印刷品, 怎能要求他说出印刷术这一名称呢?
(三) 汉字 马可书中却未提及汉字。据《元史 崔斌传》, 至元十五年( 1278年) 时, 江淮行省的官僚(当指蒙古及西域人) 竟“无一人通文墨者”。不通汉语或汉文并不妨碍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从事各种活动。马可波罗是商人,以他的文化水平, 很难顾及文字尤其是难识的汉字。
(四) 茶叶 马可书中没提到茶叶。马可波罗书中没有提到中国的茶, 可能是因他保持着本国的习惯,不喝茶。当时蒙古人和其他西域人也不大喝茶,马可波罗多半和这些人来往,很少接触汉人, 因而不提中国人的饮茶习惯。
(五) 缠足 马可书中却无此记载。
张星烺生说, 辽、金、元的统治者, “鄙弃汉人风俗。淮以北, 南宋时, 人即多改胡姓, 衣胡服, 操胡语。缠足一端, 吾人亦可推想当时北方未必为习尚也。马可波罗居中国十七年, 大半皆在北方。其所有记载, 亦以北方为最详。当其官南方时, 富贵人家之妇, 或甚少见, 或因记载简略, 而有缺也。
(六) 长城 伍书专辟一章, 名曰《他漏掉了长城》(第96— 101页)。她说, 这一遗漏乍看起来很糟糕, 但值得争论的问题是, 长城在13世纪是什么样子以及当时它是否存在。她指出, 现在所见的长城是明朝开始用砖石建造的, 而以前的长城则是用黄土筑成的, 不过, 经过捣碎夯实的加工仍很坚固, 至今仍有遗迹。她引用了伴随英国使臣马戛尔尼( G. Macartney) 于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 抵华的副使斯汤顿( G. Staunton) 的《记事》: 他又从威尼斯道奇( Dog e) 图书馆中引用了一段有关马可波罗到中国的路线: 抵达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 后, 他折向东南, 过印度的恒河至孟加拉, 沿西藏山区至中国的陕西、山西最后到达大都, 而无需穿越长城。
看的人要有一定历史知识。马可波罗, 一个商人的儿子, 学识不高, 对中国历史毫无所知, 他能对断壁残垣或突起的碉楼感兴趣并告诉旁人吗?
即使对马可波罗来华前金朝所修的“长城” , 马可书中也没有记载。马可波罗经常往来大都(今北京)和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 ,自应经过界壕,但他却视而不见,无动于衷。这些界壕和边堡已堙塞或荒废,无可观者,不足触发马可的好奇心情。
亨利 玉尔对马可波罗未提长城的解释。在《导言》中, 他说: “书中未提长城, 但吾人有理由相信, 当马可波罗在他口述某一章时, 他心中所指, 定是长城。”玉尔指的是该书上卷第59章《天德省及长老约翰的后裔》所述该地“即吾人所称之葛格( Gog ) 与马葛格( Mag og ) , 而彼等则称为汪古( Ung ) 与蒙古( Mungul)”。玉尔注释此段时认为, 马可在提及葛格与马葛格时, 其心目中实际上是指西方传说的“葛格与马葛格壁垒( Rampart of Gog and Magog )” , 即传为亚历山大王所筑的壁垒, 此处则指中国北边的长城。
他可能听到汪古、蒙古与葛格(冯承钧译写为“峨格” , 甚可注意)、马葛格发音有相似之处, 因而生此联想。当然, 这一带是汪古部族的地盘, 而汪古部是为金朝防守边墙的; 还有一说, 在蒙古语中称边墙为汪古。因此, 马可波罗是否因此而联想到“葛格与马葛格壁垒” 也未可知。
黄时鉴、龚缨晏：《马可• 波罗与万里长城— — 兼评《马可• 波罗到过中国吗?》，《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抵达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 以后, 沿着丝路南道到了罗布泊, 然后经沙州(今甘肃
敦煌) , 沿河西走廊东行, 过天德军抵达元上都, 再到大都。如果将马可• 波罗的这条入华路线与元代之前的中国长城线路加以对比, 就可以发现, 他至少在两个地方有可能见到长城: 一个是在西部的敦煌地区, 另一个是在从上都到大都的旅途上。
马可• 波罗入华时, 敦煌地区的长城, 即秦汉长城的西端,早已荒废。
当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 除了极个别的关隘被人们加以修缮利用外, 长城的绝大部分都已成为荒芜的遗址。长城只是作为古迹, 从而和一些古寺废庙一起出现在元人诗文和地理
文献之中。
杨志玖：《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他所记元代节日和刑制谈起》，《文史知识》，1998年第9期。
马可波罗举出了两个重要的节日。一个是忽必烈的生日:他说，大汗的生日是九月二十八日。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作“大汗生于阳历九月即阴历八月二十八日”是意译，可信。据《元史•世祖纪(一)》，忽必烈生于乙亥年(1215)八月乙卯日，即八月二十八日(西历9月23日)，马可所说，与《元史》完全一致。
另一盛大节日是新年。马可说，他们的新年开始于2月(西历)，这一天，全国自皇帝、臣僚及人民一律穿白衣，举行庆贺，称为白节。
蒙古旧俗，以白为吉，恰如马可所说，他们认为白衣是幸运和吉祥之物，因称元旦为白节。注释家亨利•玉耳说，蒙古人迄今(指19世纪末)仍称正月为“白月”。
马可讲到蒙古人的法律时说，如有人偷一件不犯死罪的小东西，则被打七棍，偷两件则被打十七下，三件打二十七下，或三十七、四十七最多打到一百零七下以致被打死。如愉十五头牛或一匹马或其它贵重东西，假如他能赔偿，则需赔所偷物品九倍的价值。
按，以“七”为答刑始数，这是蒙古的刑律。元世祖统一中国后，虽制定新律，仍遵行蒙古旧制。据《元史•刑法志(一)》，《名例》中的“答刑”(用小竹板打)自七至五十七，杖刑(用大竹板或木棍打)自六十七至一百七。
至于偷一赔九刑罚，也与《刑法志》相同:“诸盗驼马牛驴骡，一陪九。
周良霄：《元代旅华的西方人——兼答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马可波罗行纪》有关中国的部分,确有伪冒吹嘘的地方,第145章“襄阳府大城及其被城下炮机夺取之事”就是不争的例子。元军攻城,利用了回回炮,造炮者阿老瓦丁、亦思马因,载在《元史》卷203,无可置疑。而《行纪》则掠以为己功,言之娓娓,谎言欺人,这是有目共睹的。在我看来,《行纪》中一些说他是如何受重任、如何受尊宠的记载,大多应该归入这一类,在尚无的证之前,是不值得相信的。从《行纪》来看,他的主要语言是突厥语和波斯语,而单靠这两种语言,在元朝中想受重任、掌实权是不太可能的。
一涉及行政组织,则无论是中央或地方,都近于完全无知。一个混迹元朝官场17年的人,对官制如此缺乏了解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马可波罗,他是来自意大利的罗马天主教徒。他只身东来,必须有所投靠;而在宗教上和他最亲近的恐怕只能是主要由阿速人、钦察人等基督教徒所组成的小群体。这就决定了马可波罗在中国逗留的时间哪怕长达17年之久,然而他的人事活动范围却只能很小,因此对汉文化完全隔绝是必然的。
对汉文化的隔膜与叙述的空泛、一般化是当时西方来华旅游者所做报导的通病。造成这一病症的原因则是元代东来的西方人士居处的特殊形势所造成的。
马可波罗书中记述的空泛与一般化并不是没有例外的。当事件的发生牵涉与基督教徒有关的问题时,他的记述是惊人的准确。
例一是关于那颜叛乱。那颜是一个受洗的基督教徒,旗帜之上以十字架为徽记。《行纪》记两军大战之前列阵,“种种乐器之声及歌声群起,缘鞑靼人作战以前,各人习为歌唱,弹两弦乐器,其声颇可悦耳。弹唱久之,迄于鸣鼓之时,两军战争乃起”。比照一下虞集《道园类稿》卷37《淮南宪武王庙堂碑》,其中写元军在崖山之战前,张弘范令全军说:“闻吾乐作乃战,违令者斩。”“乐作,宋人以为且宴,少懈”。可知阵前奏乐,是蒙古军的惯例。《行纪》则详言乃颜被擒,“命立处死,勿使人见”。“遂将其密裹于一毡中,往来拖拽以至于死,盖大汗不欲天空土地太阳见帝族之血,故处死之法如此。”乃颜被立命处死的记载是可信的。用毡裹着犯人震死或沉水死,也正是蒙古处死宗王的特别方式。此次出征,忽必烈乘的是象舆,读虞集所撰《上都留守贺公墓志铭》可见。《行纪》则记临战“大汗既至阜上,坐大木楼,四象承之,楼上树立旗帜,其高各处皆见。”不是身历其境的人,大概是很难做出这种细腻描写的。
例二是《行纪》第149章“镇巢军”,说的是在伯颜亡宋战争中遣一队阿兰军人往取此城。“诸阿兰皆是基督教徒”,他们入城后纵酒酣睡,如同猪豚,尽被居民杀死。正因为这件事情是发生在阿兰族的罗马天主教徒军队身上,所以《行纪》的描述也能如身历其境。
按照蔡美彪先生的推测,马可波罗很可能是一个斡脱商人。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当时的斡脱商借助于牌符圣旨,驰驿往来,为官府、权要牟取重利,其经营内容与经营方式,都是超出于正常商业活动之外的。因此,他们不需要、也不能深入到普通的汉人社会中去。
崔岫：《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访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党宝海》，《科学世界》，2003年第8期。
首先，《马可•波罗行记》中记载畏吾几人(今维吾尔族)的祖先不古可汗是从树瘦里诞生的。13一14世纪的波斯文和汉文文献也记载了类似的传说。尽管马可•波罗的记载比较粗略，但基本故事情节相同。这个树生传说应是马可•波罗在中国听到的，因为他在欧洲或近东不可能看到有关的文献。
其次，《马可•波罗行记》记载元朝政府在灭掉南宋后，大量拆毁南方的城墙，而我在《元史》、《元典章》、元人文集中也发现了有关元朝拆毁江淮以南城墙的记载。
另外，《马可•波罗行记》还写到忽必烈曾下令在国家主要道路的两侧栽植树木，给行人提供荫凉，指示方向。这条记载和同时期元朝法律的规定是一致的。元代的法令汇编《元典章》、《通制条格》等都收录了忽必烈的这项命令。
他在中国的旅行路线问题。书中提到的主要路线有三条。这三条路线是当时中国国内交通的大动脉，与元代的国家驿道基本吻合。
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问题与领域》，《东南学术》，2005年第1期。
马可波罗游记是最让西方人想入非非的一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马可-波罗创造了西方集体记忆中的契丹形象。马可-波罗游记有关中国的内容集中在三个方面：物产与商贸、城市与交通、政治与宗教。契丹蛮子，地大物博，城市繁荣，政治安定，商贸发达，交通便利。契丹传奇不仅具有清晰的形象，还有确定的类型化的意义与价值。契丹蛮子，最大的魅力在于其物质繁荣。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蒙古治下的中国相对于中世纪晚期贫困混乱的欧洲来说，都算得上是人间天堂。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文化也需要一个物质化的异域形象，因为这是他们超越自身基督教文化困境的一种启示。物质化的契丹形象可以激发中世纪晚期西方文化中的世俗欲望，使其变成资本主义文明发生的动力。
契丹传奇是关于东方世俗乐园的传奇。正如黄金是财富的象征，契丹话语中传奇化的大汗，则成为权力与荣誉的象征。马可•波罗、鄂多立克、马黎诺里的文本中，都有对大汗威仪的描述。在大汗的形象中，隐约透露出中世纪晚期欧洲的世俗政治理想。马可•波罗的故事主要流传在南欧(意大利半岛与伊比利亚半岛。
蒋岱：《<利玛窦中国札记>与<马可波罗行纪>的跨文化想象的异同》，《东方丛刊》，2006年第4期。
他在“哈密州”一章中杜撰说,此地居民“设有一外人寄宿其家,主人甚喜,即命其妻厚为款待,自己避往他所……主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妇女皆美丽,全州之中皆使其作`龟’,其事非伪也”,这个他所向往的虚构空间,是威尼斯贵族社会淫逸之风的折射。无意之中“言说了自我”。
元蒙北方(契丹全境)采烧黑石(煤),“用石作燃料”,“盖石之火力足,而其价亦贱于木也”。这个异国形象恰恰把威尼斯当时没有煤作燃料的现实转换到语言隐喻层面上来了,传递出其本国资源贫乏的情况。他在言说遥远中国物产时,“目光”却来自威尼斯或热那亚,因此中国形象揭示出了马可•波罗在本土与异国空间之间的关系。即凡意大利没有的东西,他必在《游记》中大谈特谈,威尼斯人正是通过《游记》的文化想象来“反视自我,书写自我,反思和想象的。
二、否认确据
(一) 马可书中说, 波罗一家得以离开中国的机遇, 是由于伴随三位波斯使臣Oulatay、Apusca、Coja护送一位蒙古姑娘(原文为lady ) Cocachin (阔阔真) 从海道航往波斯。这三位使臣的汉文译名在《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勘” 字韵所引元代的《经世大典 站赤》中有记载, 他们叫: 兀鲁、阿必失呵、火者, 他们是奉旨“取道马八儿(马可书中的Maabar) 往阿鲁浑(马可书中的Argon) 大王位下” 的。伍德傅士却不以为然, 认为这一故事可能是从其它资料借来的, 因为在汉文里或拉施特( Rashid) 的《史集》里都没有提到有欧洲人或意大利人伴随那位姑娘(第32页)。伍德博士反驳说, 即令承认确有蒙古姑娘之行, 也只能说明这又是马可波罗重述的一个尽人皆知的故事, 像他重述的远征日本和王著叛乱事件一样(第137页)。
蒙古姑娘出嫁是否尽人皆知? 《元史》、元人文集及其它元代文献都无记载。须知,这个姑娘并不是什么皇室之女, 只是蒙古伯岳(牙) 吾部一贵族之女, 不值得大书特书。
(二) 王著叛乱事件, 《元史》、元人文集、拉施特《史集》以及马可波罗书中都有记载, 是一桩轰动朝野、尽人皆知的大事。马可波罗说, 事件发生时, 他正在当地。这应当是真的, 因此事发生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三月十七日丁丑夜间( 1282年4月16日) ,正是波罗一家在中国之时。他虽未参与此事, 但当时在大都, 会听人(西域人或蒙古人) 向他转说。伍德博士认为马可记此事有误, 系取自阿拉伯或波斯资料, 而非其本人所见(第146— 147页)。我们承认马可未在出事现场, 但事后听人转说则不可否认。
马可说,发动此次叛乱的主角名Cenchu,是个管领一千人的军官,其母、女、妻并为阿合马所污,愤而欲杀之,遂与另一名Vanchu者同谋,其人是一管领万人的军官,二人设计,纠合同党,于夜间杀死阿合马。英国学者穆尔( A. C. Moule) 即指出, Cenchu 是千户译音, 即指王著, Vanchu 是万户译音, 指其同谋者高和尚。这就和《元史》记载基本一致。
三、版本问题
一位学者就语汇的极端分歧, 认为可能有另一位代笔人(指如鲁思蒂谦诺) (第47页) ; 另一位学者则认为有一串人根据其惯用的语词参与工作(第50页)。伍德博士说, 由于马可书原稿早已遗失, 这些被分析的版本都非原著, 其分析结论还难以绝对证实,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人们对中世纪东方认识的迅速扩展, 我们只能得出这一结论, 即现在残存的版本中, 有许多人在原版的基础上增添了不少窜改的东西(第48页)。
四、漏载释疑
(二) 印刷 伍德认为马可波罗提到纸币, 但未提印刷术(第68页)。当时欧洲还没有印刷术和印刷品, 怎能要求他说出印刷术这一名称呢?
(三) 汉字 马可书中却未提及汉字。据《元史 崔斌传》, 至元十五年( 1278年) 时, 江淮行省的官僚(当指蒙古及西域人) 竟“无一人通文墨者”。不通汉语或汉文并不妨碍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从事各种活动。马可波罗是商人,以他的文化水平, 很难顾及文字尤其是难识的汉字。
(四) 茶叶 马可书中没提到茶叶。马可波罗书中没有提到中国的茶, 可能是因他保持着本国的习惯,不喝茶。当时蒙古人和其他西域人也不大喝茶,马可波罗多半和这些人来往,很少接触汉人, 因而不提中国人的饮茶习惯。
(五) 缠足 马可书中却无此记载。
张星烺生说, 辽、金、元的统治者, “鄙弃汉人风俗。淮以北, 南宋时, 人即多改胡姓, 衣胡服, 操胡语。缠足一端, 吾人亦可推想当时北方未必为习尚也。马可波罗居中国十七年, 大半皆在北方。其所有记载, 亦以北方为最详。当其官南方时, 富贵人家之妇, 或甚少见, 或因记载简略, 而有缺也。
(六) 长城 伍书专辟一章, 名曰《他漏掉了长城》(第96— 101页)。她说, 这一遗漏乍看起来很糟糕, 但值得争论的问题是, 长城在13世纪是什么样子以及当时它是否存在。她指出, 现在所见的长城是明朝开始用砖石建造的, 而以前的长城则是用黄土筑成的, 不过, 经过捣碎夯实的加工仍很坚固, 至今仍有遗迹。她引用了伴随英国使臣马戛尔尼( G. Macartney) 于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 抵华的副使斯汤顿( G. Staunton) 的《记事》: 他又从威尼斯道奇( Dog e) 图书馆中引用了一段有关马可波罗到中国的路线: 抵达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 后, 他折向东南, 过印度的恒河至孟加拉, 沿西藏山区至中国的陕西、山西最后到达大都, 而无需穿越长城。
看的人要有一定历史知识。马可波罗, 一个商人的儿子, 学识不高, 对中国历史毫无所知, 他能对断壁残垣或突起的碉楼感兴趣并告诉旁人吗?
即使对马可波罗来华前金朝所修的“长城” , 马可书中也没有记载。马可波罗经常往来大都(今北京)和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 ,自应经过界壕,但他却视而不见,无动于衷。这些界壕和边堡已堙塞或荒废,无可观者,不足触发马可的好奇心情。
亨利 玉尔对马可波罗未提长城的解释。在《导言》中, 他说: “书中未提长城, 但吾人有理由相信, 当马可波罗在他口述某一章时, 他心中所指, 定是长城。”玉尔指的是该书上卷第59章《天德省及长老约翰的后裔》所述该地“即吾人所称之葛格( Gog ) 与马葛格( Mag og ) , 而彼等则称为汪古( Ung ) 与蒙古( Mungul)”。玉尔注释此段时认为, 马可在提及葛格与马葛格时, 其心目中实际上是指西方传说的“葛格与马葛格壁垒( Rampart of Gog and Magog )” , 即传为亚历山大王所筑的壁垒, 此处则指中国北边的长城。
他可能听到汪古、蒙古与葛格(冯承钧译写为“峨格” , 甚可注意)、马葛格发音有相似之处, 因而生此联想。当然, 这一带是汪古部族的地盘, 而汪古部是为金朝防守边墙的; 还有一说, 在蒙古语中称边墙为汪古。因此, 马可波罗是否因此而联想到“葛格与马葛格壁垒” 也未可知。
黄时鉴、龚缨晏：《马可• 波罗与万里长城— — 兼评《马可• 波罗到过中国吗?》，《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抵达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 以后, 沿着丝路南道到了罗布泊, 然后经沙州(今甘肃
敦煌) , 沿河西走廊东行, 过天德军抵达元上都, 再到大都。如果将马可• 波罗的这条入华路线与元代之前的中国长城线路加以对比, 就可以发现, 他至少在两个地方有可能见到长城: 一个是在西部的敦煌地区, 另一个是在从上都到大都的旅途上。
马可• 波罗入华时, 敦煌地区的长城, 即秦汉长城的西端,早已荒废。
当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 除了极个别的关隘被人们加以修缮利用外, 长城的绝大部分都已成为荒芜的遗址。长城只是作为古迹, 从而和一些古寺废庙一起出现在元人诗文和地理
文献之中。
杨志玖：《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从他所记元代节日和刑制谈起》，《文史知识》，1998年第9期。
马可波罗举出了两个重要的节日。一个是忽必烈的生日:他说，大汗的生日是九月二十八日。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作“大汗生于阳历九月即阴历八月二十八日”是意译，可信。据《元史•世祖纪(一)》，忽必烈生于乙亥年(1215)八月乙卯日，即八月二十八日(西历9月23日)，马可所说，与《元史》完全一致。
另一盛大节日是新年。马可说，他们的新年开始于2月(西历)，这一天，全国自皇帝、臣僚及人民一律穿白衣，举行庆贺，称为白节。
蒙古旧俗，以白为吉，恰如马可所说，他们认为白衣是幸运和吉祥之物，因称元旦为白节。注释家亨利•玉耳说，蒙古人迄今(指19世纪末)仍称正月为“白月”。
马可讲到蒙古人的法律时说，如有人偷一件不犯死罪的小东西，则被打七棍，偷两件则被打十七下，三件打二十七下，或三十七、四十七最多打到一百零七下以致被打死。如愉十五头牛或一匹马或其它贵重东西，假如他能赔偿，则需赔所偷物品九倍的价值。
按，以“七”为答刑始数，这是蒙古的刑律。元世祖统一中国后，虽制定新律，仍遵行蒙古旧制。据《元史•刑法志(一)》，《名例》中的“答刑”(用小竹板打)自七至五十七，杖刑(用大竹板或木棍打)自六十七至一百七。
至于偷一赔九刑罚，也与《刑法志》相同:“诸盗驼马牛驴骡，一陪九。
周良霄：《元代旅华的西方人——兼答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
《马可波罗行纪》有关中国的部分,确有伪冒吹嘘的地方,第145章“襄阳府大城及其被城下炮机夺取之事”就是不争的例子。元军攻城,利用了回回炮,造炮者阿老瓦丁、亦思马因,载在《元史》卷203,无可置疑。而《行纪》则掠以为己功,言之娓娓,谎言欺人,这是有目共睹的。在我看来,《行纪》中一些说他是如何受重任、如何受尊宠的记载,大多应该归入这一类,在尚无的证之前,是不值得相信的。从《行纪》来看,他的主要语言是突厥语和波斯语,而单靠这两种语言,在元朝中想受重任、掌实权是不太可能的。
一涉及行政组织,则无论是中央或地方,都近于完全无知。一个混迹元朝官场17年的人,对官制如此缺乏了解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马可波罗,他是来自意大利的罗马天主教徒。他只身东来,必须有所投靠;而在宗教上和他最亲近的恐怕只能是主要由阿速人、钦察人等基督教徒所组成的小群体。这就决定了马可波罗在中国逗留的时间哪怕长达17年之久,然而他的人事活动范围却只能很小,因此对汉文化完全隔绝是必然的。
对汉文化的隔膜与叙述的空泛、一般化是当时西方来华旅游者所做报导的通病。造成这一病症的原因则是元代东来的西方人士居处的特殊形势所造成的。
马可波罗书中记述的空泛与一般化并不是没有例外的。当事件的发生牵涉与基督教徒有关的问题时,他的记述是惊人的准确。
例一是关于那颜叛乱。那颜是一个受洗的基督教徒,旗帜之上以十字架为徽记。《行纪》记两军大战之前列阵,“种种乐器之声及歌声群起,缘鞑靼人作战以前,各人习为歌唱,弹两弦乐器,其声颇可悦耳。弹唱久之,迄于鸣鼓之时,两军战争乃起”。比照一下虞集《道园类稿》卷37《淮南宪武王庙堂碑》,其中写元军在崖山之战前,张弘范令全军说:“闻吾乐作乃战,违令者斩。”“乐作,宋人以为且宴,少懈”。可知阵前奏乐,是蒙古军的惯例。《行纪》则详言乃颜被擒,“命立处死,勿使人见”。“遂将其密裹于一毡中,往来拖拽以至于死,盖大汗不欲天空土地太阳见帝族之血,故处死之法如此。”乃颜被立命处死的记载是可信的。用毡裹着犯人震死或沉水死,也正是蒙古处死宗王的特别方式。此次出征,忽必烈乘的是象舆,读虞集所撰《上都留守贺公墓志铭》可见。《行纪》则记临战“大汗既至阜上,坐大木楼,四象承之,楼上树立旗帜,其高各处皆见。”不是身历其境的人,大概是很难做出这种细腻描写的。
例二是《行纪》第149章“镇巢军”,说的是在伯颜亡宋战争中遣一队阿兰军人往取此城。“诸阿兰皆是基督教徒”,他们入城后纵酒酣睡,如同猪豚,尽被居民杀死。正因为这件事情是发生在阿兰族的罗马天主教徒军队身上,所以《行纪》的描述也能如身历其境。
按照蔡美彪先生的推测,马可波罗很可能是一个斡脱商人。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当时的斡脱商借助于牌符圣旨,驰驿往来,为官府、权要牟取重利,其经营内容与经营方式,都是超出于正常商业活动之外的。因此,他们不需要、也不能深入到普通的汉人社会中去。
崔岫：《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访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党宝海》，《科学世界》，2003年第8期。
首先，《马可•波罗行记》中记载畏吾几人(今维吾尔族)的祖先不古可汗是从树瘦里诞生的。13一14世纪的波斯文和汉文文献也记载了类似的传说。尽管马可•波罗的记载比较粗略，但基本故事情节相同。这个树生传说应是马可•波罗在中国听到的，因为他在欧洲或近东不可能看到有关的文献。
其次，《马可•波罗行记》记载元朝政府在灭掉南宋后，大量拆毁南方的城墙，而我在《元史》、《元典章》、元人文集中也发现了有关元朝拆毁江淮以南城墙的记载。
另外，《马可•波罗行记》还写到忽必烈曾下令在国家主要道路的两侧栽植树木，给行人提供荫凉，指示方向。这条记载和同时期元朝法律的规定是一致的。元代的法令汇编《元典章》、《通制条格》等都收录了忽必烈的这项命令。
他在中国的旅行路线问题。书中提到的主要路线有三条。这三条路线是当时中国国内交通的大动脉，与元代的国家驿道基本吻合。
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问题与领域》，《东南学术》，2005年第1期。
马可波罗游记是最让西方人想入非非的一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马可-波罗创造了西方集体记忆中的契丹形象。马可-波罗游记有关中国的内容集中在三个方面：物产与商贸、城市与交通、政治与宗教。契丹蛮子，地大物博，城市繁荣，政治安定，商贸发达，交通便利。契丹传奇不仅具有清晰的形象，还有确定的类型化的意义与价值。契丹蛮子，最大的魅力在于其物质繁荣。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蒙古治下的中国相对于中世纪晚期贫困混乱的欧洲来说，都算得上是人间天堂。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文化也需要一个物质化的异域形象，因为这是他们超越自身基督教文化困境的一种启示。物质化的契丹形象可以激发中世纪晚期西方文化中的世俗欲望，使其变成资本主义文明发生的动力。
契丹传奇是关于东方世俗乐园的传奇。正如黄金是财富的象征，契丹话语中传奇化的大汗，则成为权力与荣誉的象征。马可•波罗、鄂多立克、马黎诺里的文本中，都有对大汗威仪的描述。在大汗的形象中，隐约透露出中世纪晚期欧洲的世俗政治理想。马可•波罗的故事主要流传在南欧(意大利半岛与伊比利亚半岛。
蒋岱：《<利玛窦中国札记>与<马可波罗行纪>的跨文化想象的异同》，《东方丛刊》，2006年第4期。
他在“哈密州”一章中杜撰说,此地居民“设有一外人寄宿其家,主人甚喜,即命其妻厚为款待,自己避往他所……主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妇女皆美丽,全州之中皆使其作`龟’,其事非伪也”,这个他所向往的虚构空间,是威尼斯贵族社会淫逸之风的折射。无意之中“言说了自我”。
元蒙北方(契丹全境)采烧黑石(煤),“用石作燃料”,“盖石之火力足,而其价亦贱于木也”。这个异国形象恰恰把威尼斯当时没有煤作燃料的现实转换到语言隐喻层面上来了,传递出其本国资源贫乏的情况。他在言说遥远中国物产时,“目光”却来自威尼斯或热那亚,因此中国形象揭示出了马可•波罗在本土与异国空间之间的关系。即凡意大利没有的东西,他必在《游记》中大谈特谈,威尼斯人正是通过《游记》的文化想象来“反视自我,书写自我,反思和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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