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境下的 “现代” “民主” “国家” 与民族主义
此书的最核心论点可以被概括为：在民族冲突激烈的地区，民主是危险的，因为在这些地区，民主更可能被种族主义 / 民族主义绑架。二十世纪的种族灭绝是现代特征，古代史上从未有过。古代史上当然有很多死亡率高于二十世纪的大屠杀，作者认为蓄意的、以灭绝整个民族人口为目标的大屠杀是现代的特征。古代史尽管残酷（关于此可参考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http://book.douban.com/review/7595793/ ），但古人的残酷不以此为目标。
1. 语言问题
这本书最大的缺点在于，作者既没有语言哲学方法上对指称何物的敏感，也没有历史学家将语义放置于历史语境下的问题意识，这一问题的最大暴露就在于其标题。“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 这几个单词放在今天的一般语境下，其字面意义几乎与整本书绝大部分的内容无关。本书作者是一个社会学家而不是政治学家，他采用的视角关心的也是社会运动的诸多力量如何相互作用而非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法律规则的民主制起到的作用。作者选取了澳洲殖民地、亚美尼亚、纳粹、南斯拉夫、卢旺达等地区的人口清洗作为案例，这些人口清洗案例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最初都发端于某个帝国（或构建帝国的努力）的失败或强权的缺场。所以这本书的真正标题并不是 “民主的阴暗面”，而是 “在民族纷争之地强权缺场所带来的失控” ——毕竟帝国的崩溃远不意味着 “民主” 的建成。
其次，既然作者认为大屠杀是现代的特征，那么我就有必要提及的是 “现代” 这个词在各个学科中有着太多的不同意义。在哲学家看来，“现代” 意味着承认只有一个生活世界：我们所共在的、普遍关联的世界。既没有天堂地狱，也没有封闭社会。在历史学家看来 “现代（modern）” 指的是工业革命之后的时代，以此区别于 “近代（early modern）”。按照哲学家的定义，历史学家们所划定的这个时间段，其实并不是现代，而只是从古典世界向着 “现代化” 的漫长转变期，至今都远远尚未结束。
这本书中的 “民主” 基本上和 “现代” 是同义词。因为他列举的例子中包含了那些不稳定、不健全、脆弱的民主，而不是一套已经周全了的、经过无数的试错所积累下来的制度及其实践经验。作者承认：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从未有过大屠杀或种族灭绝之类。那么一个较肤浅的却符合正常直觉的问题就是：作者所说的 “民主” 究竟包含哪些？在作者看来，似乎所有群众运动都是民主的。但这样的一种民主所指称的意义其实是一种涵盖过广的社会现象，而不是法律规则。作者用两章内容回溯了纳粹大屠杀。然而纳粹德国是民主国家么？苏联崩溃之后的人对 “民主” 这个词在20世纪历史上的争论与歧义已经完全陌生（这一歧义的消失是民主稳定化的前提，甚至也是历史终结论的前提）。于是就有很多人说希特勒是民主选上台的，然而 “希特勒是民主选上台的” 这个事请参考 @迅疾 的贴：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1001856/answer/39839434 ，看看魏玛当年的选举制度和宪法的漏洞有多么大，而后来的民主国家又从中吸取了怎样的教训。
再说 “国家” 的概念：作者认为西欧的单一民族国家的铸造（16-19世纪）先于民主（20世纪），这使得欧洲的民主议会免于被诸民族冲突绑架。但这个命题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单一民族国家的铸造其实只是使得民主制在国内的运行不再成为问题，它只是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敌人转移了，将国内冲突转化为了国际冲突，否则怎么会有两次世界大战呢；作者也提到，由于世界上不存在完全 “血统纯正” 的单一民族国家，这种单一民族国家其实是一种多数人意识形态的国家，对于生活在其内的少数人而言并非好事。但作者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他列举的希特勒的犹太人大屠杀。这一问题只有到了二战之后民族国家的观念日趋淡化、21世纪全球化时代将 “国” 的概念祛魅，并简化为护照、机场、法律规则的概念后，才被逐渐消除。
在理清了这些语言上的障碍后，我们再来看这本书究竟通过这些例子建立了一种怎样的模型：它说的是一个凌驾于民族之上的权力缺场后，民族与民主之间的矛盾。这个权力可以是外来殖民者，可以是奥斯曼帝国这样的当地政权。在民族主义高涨之地，公共权力平台的缺场将诸民族暴露在一切民族对一切民族的战争的威胁面前。而诸民族与个人不同，诸民族之间的人数和实力是不均衡的，因此就为大屠杀提供了契机。人只有在感到自己不会是下一个被杀者的时候才能够不用提心吊胆就去杀人，而“民族”的界限提供了这种安全感，区分了敌我，将自己与被杀者划分为两个人群。新的民族国家一方面要求地理上的绝对边界，一方面又拒绝承认境内的少数族群人口与主体族群人口的平等关系，“人滚地留” 是可以预见的结论。作者甚至认为 “人滚地留” 都不算最可怕的，真正可怕的是这种以民族为根据划定地理边界的企图失败后，愈发极端的民族屠杀和种族清洗。
2. 本书的价值
正是由于这本书在语言上的不够谨慎，使得它的价值打了折扣。然而在整理过这些概念后，这本书其实算是一部不差的社会学作品，它提供了一种 “历史模型学” 的建模。这种方法与历史学相反：历史学旨在揭示每个时代的语境不同，而这种 “历史模型学” 却旨在揭示不同的历史时代中，只要满足了某些相近的环境条件就会构成一致的社会权力模型。这种研究的价值对于身处不同历史环境下的人而言也是不同的：
对于生活在民主制下的西方人而言，它在一个民主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的时代，讨论了现代民主制的短板：民主制无力对抗民族主义狂热。民主对抗意识形态狂热的方式是保障信息渠道的开放、让各个圈子的话语充分辩论以消除私人语言，将意识形态事先消解或降低到最低限度，防患于未然。然而倘若一旦形成了狂热的意识形态，对于这种狂热民主其实是束手无策的。这可能是民主的最大威胁，因为在民主国家，唯有意识形态狂热才可能令选民们集体朝着同一方向犯傻（人都很傻的，人类的智商进步肯定比伏尔泰们想象得慢。但这无妨；因为傻并不危险，危险的是一群傻子相互肯定自以为真理在握）。民主必须建立在意识形态狂热已经消除的基础上。如今外来的宗教狂热伴随着民族/种族差异重新降临欧洲，这无疑增加了不安因素。
而对于尚且生活在多民族中央集权帝国中的人而言，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前车之鉴。帝国内部的民族冲突越剧烈，帝国体制就越能找到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如果没有了仲裁权力镇住了这些极端人群，诸民族将陷入永无宁日的相互残杀。而反过来说：它也证明了世界上少数几个不存在民族纷争（或仅在可以割舍的边陲地带存在民族纷争）的国家，在完成民主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要比诸民族纷争之地小得多。在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绝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其实已经抛弃了浪漫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对 “国” 的文化共同体想象，随着 “国” 的祛魅我们已经自信能够将民族主义狂热所带来的 “要么专制帝国要么民族残杀” 的两难选择消解掉，将这种历史困境封存在过去的时代，变成一个伪问题和历史研究者的谈资。
1. 语言问题
这本书最大的缺点在于，作者既没有语言哲学方法上对指称何物的敏感，也没有历史学家将语义放置于历史语境下的问题意识，这一问题的最大暴露就在于其标题。“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 这几个单词放在今天的一般语境下，其字面意义几乎与整本书绝大部分的内容无关。本书作者是一个社会学家而不是政治学家，他采用的视角关心的也是社会运动的诸多力量如何相互作用而非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法律规则的民主制起到的作用。作者选取了澳洲殖民地、亚美尼亚、纳粹、南斯拉夫、卢旺达等地区的人口清洗作为案例，这些人口清洗案例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最初都发端于某个帝国（或构建帝国的努力）的失败或强权的缺场。所以这本书的真正标题并不是 “民主的阴暗面”，而是 “在民族纷争之地强权缺场所带来的失控” ——毕竟帝国的崩溃远不意味着 “民主” 的建成。
其次，既然作者认为大屠杀是现代的特征，那么我就有必要提及的是 “现代” 这个词在各个学科中有着太多的不同意义。在哲学家看来，“现代” 意味着承认只有一个生活世界：我们所共在的、普遍关联的世界。既没有天堂地狱，也没有封闭社会。在历史学家看来 “现代（modern）” 指的是工业革命之后的时代，以此区别于 “近代（early modern）”。按照哲学家的定义，历史学家们所划定的这个时间段，其实并不是现代，而只是从古典世界向着 “现代化” 的漫长转变期，至今都远远尚未结束。
这本书中的 “民主” 基本上和 “现代” 是同义词。因为他列举的例子中包含了那些不稳定、不健全、脆弱的民主，而不是一套已经周全了的、经过无数的试错所积累下来的制度及其实践经验。作者承认：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从未有过大屠杀或种族灭绝之类。那么一个较肤浅的却符合正常直觉的问题就是：作者所说的 “民主” 究竟包含哪些？在作者看来，似乎所有群众运动都是民主的。但这样的一种民主所指称的意义其实是一种涵盖过广的社会现象，而不是法律规则。作者用两章内容回溯了纳粹大屠杀。然而纳粹德国是民主国家么？苏联崩溃之后的人对 “民主” 这个词在20世纪历史上的争论与歧义已经完全陌生（这一歧义的消失是民主稳定化的前提，甚至也是历史终结论的前提）。于是就有很多人说希特勒是民主选上台的，然而 “希特勒是民主选上台的” 这个事请参考 @迅疾 的贴：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1001856/answer/39839434 ，看看魏玛当年的选举制度和宪法的漏洞有多么大，而后来的民主国家又从中吸取了怎样的教训。
再说 “国家” 的概念：作者认为西欧的单一民族国家的铸造（16-19世纪）先于民主（20世纪），这使得欧洲的民主议会免于被诸民族冲突绑架。但这个命题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单一民族国家的铸造其实只是使得民主制在国内的运行不再成为问题，它只是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敌人转移了，将国内冲突转化为了国际冲突，否则怎么会有两次世界大战呢；作者也提到，由于世界上不存在完全 “血统纯正” 的单一民族国家，这种单一民族国家其实是一种多数人意识形态的国家，对于生活在其内的少数人而言并非好事。但作者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他列举的希特勒的犹太人大屠杀。这一问题只有到了二战之后民族国家的观念日趋淡化、21世纪全球化时代将 “国” 的概念祛魅，并简化为护照、机场、法律规则的概念后，才被逐渐消除。
在理清了这些语言上的障碍后，我们再来看这本书究竟通过这些例子建立了一种怎样的模型：它说的是一个凌驾于民族之上的权力缺场后，民族与民主之间的矛盾。这个权力可以是外来殖民者，可以是奥斯曼帝国这样的当地政权。在民族主义高涨之地，公共权力平台的缺场将诸民族暴露在一切民族对一切民族的战争的威胁面前。而诸民族与个人不同，诸民族之间的人数和实力是不均衡的，因此就为大屠杀提供了契机。人只有在感到自己不会是下一个被杀者的时候才能够不用提心吊胆就去杀人，而“民族”的界限提供了这种安全感，区分了敌我，将自己与被杀者划分为两个人群。新的民族国家一方面要求地理上的绝对边界，一方面又拒绝承认境内的少数族群人口与主体族群人口的平等关系，“人滚地留” 是可以预见的结论。作者甚至认为 “人滚地留” 都不算最可怕的，真正可怕的是这种以民族为根据划定地理边界的企图失败后，愈发极端的民族屠杀和种族清洗。
2. 本书的价值
正是由于这本书在语言上的不够谨慎，使得它的价值打了折扣。然而在整理过这些概念后，这本书其实算是一部不差的社会学作品，它提供了一种 “历史模型学” 的建模。这种方法与历史学相反：历史学旨在揭示每个时代的语境不同，而这种 “历史模型学” 却旨在揭示不同的历史时代中，只要满足了某些相近的环境条件就会构成一致的社会权力模型。这种研究的价值对于身处不同历史环境下的人而言也是不同的：
对于生活在民主制下的西方人而言，它在一个民主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的时代，讨论了现代民主制的短板：民主制无力对抗民族主义狂热。民主对抗意识形态狂热的方式是保障信息渠道的开放、让各个圈子的话语充分辩论以消除私人语言，将意识形态事先消解或降低到最低限度，防患于未然。然而倘若一旦形成了狂热的意识形态，对于这种狂热民主其实是束手无策的。这可能是民主的最大威胁，因为在民主国家，唯有意识形态狂热才可能令选民们集体朝着同一方向犯傻（人都很傻的，人类的智商进步肯定比伏尔泰们想象得慢。但这无妨；因为傻并不危险，危险的是一群傻子相互肯定自以为真理在握）。民主必须建立在意识形态狂热已经消除的基础上。如今外来的宗教狂热伴随着民族/种族差异重新降临欧洲，这无疑增加了不安因素。
而对于尚且生活在多民族中央集权帝国中的人而言，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前车之鉴。帝国内部的民族冲突越剧烈，帝国体制就越能找到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如果没有了仲裁权力镇住了这些极端人群，诸民族将陷入永无宁日的相互残杀。而反过来说：它也证明了世界上少数几个不存在民族纷争（或仅在可以割舍的边陲地带存在民族纷争）的国家，在完成民主化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要比诸民族纷争之地小得多。在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绝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其实已经抛弃了浪漫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对 “国” 的文化共同体想象，随着 “国” 的祛魅我们已经自信能够将民族主义狂热所带来的 “要么专制帝国要么民族残杀” 的两难选择消解掉，将这种历史困境封存在过去的时代，变成一个伪问题和历史研究者的谈资。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