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概况
伊格尔顿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系统地介绍和评论了西方20世纪影响深远的文学理论。正如此书译者伍晓明在译后记中所言，作者在书中勾勒了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三条主要脉络：一条是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一条是现象学、诠释学和接受美学；一条是精神分析理论。虽然此前我对西方文学理论知识知之甚少，但通过对本书的阅读，也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有了大体了解。
作者在导言《文学是什么》中，探究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定义，并着重分析了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的定义“文学是一种写作方式”。作者介绍了该流派的语言学转向，陌生化等核心概念。形式主义认为内容是形式的动因，比它更重要的是文学的技巧、手段，造成陌生化才是文学的本质。伊格尔顿指出，形式主义者一心想要定义的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在探讨过种种文学定义的不合理和缺陷之后，作者放弃了为文学寻找定义这种徒劳的作法。他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被阅读它们的社会所“改写”，构成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可变性，它与社会意识形态联系密切。文学价值形态不仅涉及个人趣味，而且涉及某些社会集团赖以行使和维持其统治权利的假定。
在第一章《英国文学的兴起》中，伊格尔顿首先追溯了自18世纪以来英国文学的发展状况，又对兴盛于20世纪中期的英美新批评的脉络进行了清理，对其主要观点作了简要评论。18世纪的英国，文学标准取决于意识形态。现代意义的“文学”一词到19世纪才真正出现。作者认为，文学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可以为政治的偏执性和意识形态的极端性提供解药。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英国文学不仅成为一门值得研究的学科，而且是一项富有教化作用的事业，是社会结构的精神本质。
从马修•阿诺德到利维斯，再到联接剑桥英国文学研究与英美新批评之间的重要纽带——I•A•理查兹，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新批评兴起的线索。从阿诺德起，文学成为“意识形态教条”的敌人。利维斯用“实用批评”试图拯救批评，却将其变为近于宗教之物。理查兹像阿诺德一样，提出将文学作为重建社会秩序的一种自觉的意识形态。新批评认为诗是新宗教，是一个挡开工业资本主义异化而使人可以怀旧的避风港。他们在文学中虚构了在现实中无法找到的一切。但由于它掺进了某种经验主义，故没能成为纯粹的形式主义。他们把诗变成了崇拜偶像。新批评在根本上是一种纯粹的非理性主义，其局限在本质上就是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局限。
第二章《现象学、诠释学、接受理论》，这三个理论流派的发展一脉相承。它们代表了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一条支流，与哲学息息相关。在一战前广泛的意识形态危机的背景下，胡塞尔试图阐明一种新的哲学方法，这种方法把绝对的确定性给予一个分崩离析的文明。他以拒绝常识和普通人信念的“自然态度”来开始他对“确定性”的追寻。为了建立确定性，人们必须忽略超出直接经验的一切，或将其放入括号，把外在世界还原为意识的内容。现象学的目的是要揭示意识自身的结构，并在这一活动中揭示现象本身。伊格尔顿认为现象学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唯心主义，因为它力图探索一个被成为“人类意识”的抽象物和一个纯粹可能性的世界。它一方面保卫了一个可知世界的安全，另一方面也确立了主体的中心地位。现象学对俄国形式主义也有影响。对形式主义者来说，诗也“括起”真实对象，从而把注意集中于感知对象的方式。运用现象学方法于文学作品的现象学批评，作品的历史关联、作者、创作条件和读者都被弃之不顾。其目的在于对本文进行“内在”阅读，而本文自身被还原为作者意识的纯粹体现。
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承认意义具有历史性，他拒绝了老师以先验主体开始的做法，从思考人的存在不可还原的“给定性”即Dasein[亲在]出发。于他而言，语言并非是表达观念的辅助手段或交际工具，它是人类生命的活动范围，是它导致世界的存在，仅仅是由于分享语言人才成其为人。海德格尔所做的只是建立了一种不同的形而上学实体——亲在。其作品既代表着面对历史也代表着逃避历史。他的哲学被称为“诠释现象学”，是因为他建立在历史解释问题而非先验意识问题的基础之上。
深受胡塞尔现象学影响的美国诠释学家赫希在其著作《解释中的有效性》中认为，作者的意义是作者自己的，作品的意义不该被社会化。另外他还区分了“本义”和“会解”，会解在历史中变化，本义却经久不变。作者创造本义，读者则决定会解。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则强调传统的重要性。他认为作品的特性之一是不稳定性，对它的解读都基于过去与现在的对话。历史不是一个斗争、间断和排斥的场所，而是一条“连续的锁链”，一条永远流动的河。他把历史称之为“会谈”。诠释学将历史视为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生动对话，并力图消除这个无止境的相互交际过程中的障碍。
诠释学在德国的最新发展以“接受美学”或“接受理论”知名。人们把现代文学理论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全神贯注于作者阶段（浪漫主义和19世纪）；绝对关心作品阶段（新批评）；近年来注意力转向读者阶段。处于第三阶段的接受理论，主要考察读者在文学中的作用。该理论认为，任何作品无论如何坚实，总有一些“空白”，阅读的过程是动态的，是通过时间展开的复杂运动，而读者是在“前景”和“背景”。不同的叙事视点，可供选择的意义层次之间是不断移动的。阅读的全部意义在于：它使读者产生更深刻的自我意识，批判地观察自己的身份。伊塞尔的阅读模式基本上是功能主义的，部分必须前后一贯地适应整体。伊格尔顿将罗兰•巴尔特《文本的快乐》中谈论的方法与伊塞尔进行了对比:伊塞尔集中于现实主义作品，而巴尔特则以现代主义作品为例。现代主义作品把所有明确的意义溶解为一切自由的文字游戏，他们试图以语言的不断跳跃和滑动分解压抑性的思想体系，二者都以不同的方式忽视了读者的历史地位，因为社会和历史决定了一切读者的地位。在本章的末尾，作者提出本书的主题之一即是，根本没有纯粹的“文学”反应，所有这类反应，其中不少是对文学形式，对作品“美学”方面的反应。
第三章《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和第四章《后结构主义》论述了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另一流脉。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影响了俄国形式主义，以雅各布逊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代表了从形式主义向现代结构主义的一种过渡。繁盛于本世纪60年代的结构主义，它是把索绪尔创立的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和洞见应用于文学的尝试。
加拿大的佛莱写于1957年的《批评的解剖》认为全部文学可归结为四种“叙事种类”：喜剧、传奇、悲剧和反讽。文学作品是由其他文学作品而不是外在于文学系统的材料所创造的。伊格尔顿认为其著作的实质是在强调文学的空想本质，他将文学视为作品的封闭生态循环，而这一理论方法的美在于：它将极端的唯美主义与进行分类的“科学性”灵巧地结合了起来。他的著作在宽泛的意义上，可被称之为“结构主义的”。
结构主义多是将语言学理论应用于语言自身之外的物体与活动的尝试，雅各布逊的“诗性”语言观念认为，语言的诗性功能可“提高符号的可感性”，吸引人注意符号的物质性，使人不仅仅将其视作交际筹码。布拉格学派的著作，使“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或多或少地混合。前者意味着对符号的系统研究，这也是文学结构主义者实际进行的工作。后者表明一种研究方法，二词部分重合。美国符号学创立者，C•S•皮尔士区分了三种基本符号：“图像”符号，“索引”符号以及“象征”符号。结构主义使叙事研究革命化，它创造了一门完整的新的文学学科——叙事学。现代结构主义的叙事分析始于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开创的神话研究著作。若奈特的《叙事话语》则区别了叙事作品中的叙述时序、事实时序和叙述活动。叙事分析的五个中心范畴是：时序、时限、频率、语气（可再分为距离和视角）、语态。结构主义的收获在于它毫不留情地除去了文学的神秘性，它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即使是我们最直接的经验也是结构的结果。历史变化就是系统内固定元素之间的重新组合和重新排列，没有任何事物消失，它们仅在于改变了与其他元素的关系而改变了形状。对于结构主义者来说，一部作品的“理想读者”，他将拥有任其支配的全部密码，但他们又退而承认，理想读者实际不必存在。他们假定的理想读者或“超读者”实际是不受一切社会决定因素限制的超验主体。
《后结构主义》一章，作者介绍了该流派兴起的原因及其核心观点。后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方式，包括德雷达的解构操作，福柯的研究工作，精神分析学家拉康和女权主义批评家克里斯蒂娃的著作。受启发于索绪尔的观点：语言的能指层和所指层之间并不存在匀称和谐的对应，法国哲学家德雷达认为，一切语言都表现着一种超出准确语言的“剩余”，都始终想要超出和逃离那些试图包容它的意义范围。在他之前的结构主义者罗兰•巴尔特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提出“可写的”文本和全部文学作品都是“互文的”（intertextual）等重要概念。伊格尔顿从历史和社会角度进行了分析：后结构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抗，当它发现自己无力打碎国家权利机构时，就转而去“颠覆语言结构”。后结构主义认为意义结构中存在着“结构性的自相矛盾”，它可以颠覆整个貌似稳固的结构，故又被称为“解构批评”或“解构主义”。语言往往在想要最有说服力的时候，暴露了自己的虚构性和任意性。
第五章《精神分析》论述了在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影响下的精神分析流派的优劣得失。该流派把文学批评引入潜意识层面，将通往潜意识的梦境作为关注的核心。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弗洛伊德提出了“俄狄浦斯情结”和“动作失误”等观点，其著作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帮助人们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探讨个人的成长。精神分析是对“疑义的诠释”：它关注的不仅是“阅读”潜意识的“本文”，而且是解释这一本文的产生过程，即梦的工作。它特别关注梦文本中的所谓“症候点”——歪曲、暧昧、空缺和省略之处，因为这些地方可以为接近“潜在内容”或潜意识欲动提供一条重要通道。虽然这个颇有争议的流派受到了诸多批评，但伊格尔顿却对该流派解决文学的价值和快感问题寄予厚望。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认为潜意识的结构与语言相似，潜意识主要是由能指而不是符号（稳定的意义）构成，它只是能指的不断运行或活动。
在《结论：政治批评》一章中，伊格尔顿的核心观点是强调文学批评的政治性。他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我们考察的文学理论具有政治性”。他认为“文学”，正如罗兰•巴尔特所言“是被教出来的东西”。我们不必为文学研究缺乏方法上的统一性而过分担忧，文学理论也不必过分探究自己的存在意义。作者认为文学研究中的现存危机从根本上说是这一学科自身定义的危机。
（以前西方文论老师布置的读书笔记，今日重温，最大弊病在于只述不评）
作者在导言《文学是什么》中，探究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定义，并着重分析了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的定义“文学是一种写作方式”。作者介绍了该流派的语言学转向，陌生化等核心概念。形式主义认为内容是形式的动因，比它更重要的是文学的技巧、手段，造成陌生化才是文学的本质。伊格尔顿指出，形式主义者一心想要定义的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在探讨过种种文学定义的不合理和缺陷之后，作者放弃了为文学寻找定义这种徒劳的作法。他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被阅读它们的社会所“改写”，构成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可变性，它与社会意识形态联系密切。文学价值形态不仅涉及个人趣味，而且涉及某些社会集团赖以行使和维持其统治权利的假定。
在第一章《英国文学的兴起》中，伊格尔顿首先追溯了自18世纪以来英国文学的发展状况，又对兴盛于20世纪中期的英美新批评的脉络进行了清理，对其主要观点作了简要评论。18世纪的英国，文学标准取决于意识形态。现代意义的“文学”一词到19世纪才真正出现。作者认为，文学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可以为政治的偏执性和意识形态的极端性提供解药。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英国文学不仅成为一门值得研究的学科，而且是一项富有教化作用的事业，是社会结构的精神本质。
从马修•阿诺德到利维斯，再到联接剑桥英国文学研究与英美新批评之间的重要纽带——I•A•理查兹，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新批评兴起的线索。从阿诺德起，文学成为“意识形态教条”的敌人。利维斯用“实用批评”试图拯救批评，却将其变为近于宗教之物。理查兹像阿诺德一样，提出将文学作为重建社会秩序的一种自觉的意识形态。新批评认为诗是新宗教，是一个挡开工业资本主义异化而使人可以怀旧的避风港。他们在文学中虚构了在现实中无法找到的一切。但由于它掺进了某种经验主义，故没能成为纯粹的形式主义。他们把诗变成了崇拜偶像。新批评在根本上是一种纯粹的非理性主义，其局限在本质上就是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局限。
第二章《现象学、诠释学、接受理论》，这三个理论流派的发展一脉相承。它们代表了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一条支流，与哲学息息相关。在一战前广泛的意识形态危机的背景下，胡塞尔试图阐明一种新的哲学方法，这种方法把绝对的确定性给予一个分崩离析的文明。他以拒绝常识和普通人信念的“自然态度”来开始他对“确定性”的追寻。为了建立确定性，人们必须忽略超出直接经验的一切，或将其放入括号，把外在世界还原为意识的内容。现象学的目的是要揭示意识自身的结构，并在这一活动中揭示现象本身。伊格尔顿认为现象学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唯心主义，因为它力图探索一个被成为“人类意识”的抽象物和一个纯粹可能性的世界。它一方面保卫了一个可知世界的安全，另一方面也确立了主体的中心地位。现象学对俄国形式主义也有影响。对形式主义者来说，诗也“括起”真实对象，从而把注意集中于感知对象的方式。运用现象学方法于文学作品的现象学批评，作品的历史关联、作者、创作条件和读者都被弃之不顾。其目的在于对本文进行“内在”阅读，而本文自身被还原为作者意识的纯粹体现。
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承认意义具有历史性，他拒绝了老师以先验主体开始的做法，从思考人的存在不可还原的“给定性”即Dasein[亲在]出发。于他而言，语言并非是表达观念的辅助手段或交际工具，它是人类生命的活动范围，是它导致世界的存在，仅仅是由于分享语言人才成其为人。海德格尔所做的只是建立了一种不同的形而上学实体——亲在。其作品既代表着面对历史也代表着逃避历史。他的哲学被称为“诠释现象学”，是因为他建立在历史解释问题而非先验意识问题的基础之上。
深受胡塞尔现象学影响的美国诠释学家赫希在其著作《解释中的有效性》中认为，作者的意义是作者自己的，作品的意义不该被社会化。另外他还区分了“本义”和“会解”，会解在历史中变化，本义却经久不变。作者创造本义，读者则决定会解。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则强调传统的重要性。他认为作品的特性之一是不稳定性，对它的解读都基于过去与现在的对话。历史不是一个斗争、间断和排斥的场所，而是一条“连续的锁链”，一条永远流动的河。他把历史称之为“会谈”。诠释学将历史视为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生动对话，并力图消除这个无止境的相互交际过程中的障碍。
诠释学在德国的最新发展以“接受美学”或“接受理论”知名。人们把现代文学理论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全神贯注于作者阶段（浪漫主义和19世纪）；绝对关心作品阶段（新批评）；近年来注意力转向读者阶段。处于第三阶段的接受理论，主要考察读者在文学中的作用。该理论认为，任何作品无论如何坚实，总有一些“空白”，阅读的过程是动态的，是通过时间展开的复杂运动，而读者是在“前景”和“背景”。不同的叙事视点，可供选择的意义层次之间是不断移动的。阅读的全部意义在于：它使读者产生更深刻的自我意识，批判地观察自己的身份。伊塞尔的阅读模式基本上是功能主义的，部分必须前后一贯地适应整体。伊格尔顿将罗兰•巴尔特《文本的快乐》中谈论的方法与伊塞尔进行了对比:伊塞尔集中于现实主义作品，而巴尔特则以现代主义作品为例。现代主义作品把所有明确的意义溶解为一切自由的文字游戏，他们试图以语言的不断跳跃和滑动分解压抑性的思想体系，二者都以不同的方式忽视了读者的历史地位，因为社会和历史决定了一切读者的地位。在本章的末尾，作者提出本书的主题之一即是，根本没有纯粹的“文学”反应，所有这类反应，其中不少是对文学形式，对作品“美学”方面的反应。
第三章《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和第四章《后结构主义》论述了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另一流脉。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影响了俄国形式主义，以雅各布逊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代表了从形式主义向现代结构主义的一种过渡。繁盛于本世纪60年代的结构主义，它是把索绪尔创立的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和洞见应用于文学的尝试。
加拿大的佛莱写于1957年的《批评的解剖》认为全部文学可归结为四种“叙事种类”：喜剧、传奇、悲剧和反讽。文学作品是由其他文学作品而不是外在于文学系统的材料所创造的。伊格尔顿认为其著作的实质是在强调文学的空想本质，他将文学视为作品的封闭生态循环，而这一理论方法的美在于：它将极端的唯美主义与进行分类的“科学性”灵巧地结合了起来。他的著作在宽泛的意义上，可被称之为“结构主义的”。
结构主义多是将语言学理论应用于语言自身之外的物体与活动的尝试，雅各布逊的“诗性”语言观念认为，语言的诗性功能可“提高符号的可感性”，吸引人注意符号的物质性，使人不仅仅将其视作交际筹码。布拉格学派的著作，使“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或多或少地混合。前者意味着对符号的系统研究，这也是文学结构主义者实际进行的工作。后者表明一种研究方法，二词部分重合。美国符号学创立者，C•S•皮尔士区分了三种基本符号：“图像”符号，“索引”符号以及“象征”符号。结构主义使叙事研究革命化，它创造了一门完整的新的文学学科——叙事学。现代结构主义的叙事分析始于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开创的神话研究著作。若奈特的《叙事话语》则区别了叙事作品中的叙述时序、事实时序和叙述活动。叙事分析的五个中心范畴是：时序、时限、频率、语气（可再分为距离和视角）、语态。结构主义的收获在于它毫不留情地除去了文学的神秘性，它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即使是我们最直接的经验也是结构的结果。历史变化就是系统内固定元素之间的重新组合和重新排列，没有任何事物消失，它们仅在于改变了与其他元素的关系而改变了形状。对于结构主义者来说，一部作品的“理想读者”，他将拥有任其支配的全部密码，但他们又退而承认，理想读者实际不必存在。他们假定的理想读者或“超读者”实际是不受一切社会决定因素限制的超验主体。
《后结构主义》一章，作者介绍了该流派兴起的原因及其核心观点。后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方式，包括德雷达的解构操作，福柯的研究工作，精神分析学家拉康和女权主义批评家克里斯蒂娃的著作。受启发于索绪尔的观点：语言的能指层和所指层之间并不存在匀称和谐的对应，法国哲学家德雷达认为，一切语言都表现着一种超出准确语言的“剩余”，都始终想要超出和逃离那些试图包容它的意义范围。在他之前的结构主义者罗兰•巴尔特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提出“可写的”文本和全部文学作品都是“互文的”（intertextual）等重要概念。伊格尔顿从历史和社会角度进行了分析：后结构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抗，当它发现自己无力打碎国家权利机构时，就转而去“颠覆语言结构”。后结构主义认为意义结构中存在着“结构性的自相矛盾”，它可以颠覆整个貌似稳固的结构，故又被称为“解构批评”或“解构主义”。语言往往在想要最有说服力的时候，暴露了自己的虚构性和任意性。
第五章《精神分析》论述了在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影响下的精神分析流派的优劣得失。该流派把文学批评引入潜意识层面，将通往潜意识的梦境作为关注的核心。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弗洛伊德提出了“俄狄浦斯情结”和“动作失误”等观点，其著作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帮助人们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探讨个人的成长。精神分析是对“疑义的诠释”：它关注的不仅是“阅读”潜意识的“本文”，而且是解释这一本文的产生过程，即梦的工作。它特别关注梦文本中的所谓“症候点”——歪曲、暧昧、空缺和省略之处，因为这些地方可以为接近“潜在内容”或潜意识欲动提供一条重要通道。虽然这个颇有争议的流派受到了诸多批评，但伊格尔顿却对该流派解决文学的价值和快感问题寄予厚望。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认为潜意识的结构与语言相似，潜意识主要是由能指而不是符号（稳定的意义）构成，它只是能指的不断运行或活动。
在《结论：政治批评》一章中，伊格尔顿的核心观点是强调文学批评的政治性。他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我们考察的文学理论具有政治性”。他认为“文学”，正如罗兰•巴尔特所言“是被教出来的东西”。我们不必为文学研究缺乏方法上的统一性而过分担忧，文学理论也不必过分探究自己的存在意义。作者认为文学研究中的现存危机从根本上说是这一学科自身定义的危机。
（以前西方文论老师布置的读书笔记，今日重温，最大弊病在于只述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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