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近日借“读书节”活动,读到许倬云老师的新作《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读过之后就爱不释手。上班之余,抽出了两段集中时间,一口气读完,感觉收获颇丰。
首先,许倬云先生在自序中提出“共同体”的概念,没有把“中国”、“华夏”预设为一个既定概念,试着探讨现如今世界上具有主权性质的国家——中国,这一民族与地域概念的形成演化与确立的过程,这与大多数把“中国”概念先入为主的历史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奠定了贯穿全书的基调。此外作者还在自序中提到,中国在漫长的“分分合合”的历史长河中“维系“‘中国’这观念的真正力量,可能是经济。经过长期构建的市场交换网,使得各地的物资有无相通,也相互依赖”(第2页),这可以说是对中国历史文化未断的一种合理解释。作者在绪论中提到“以文化理念、政治权利、社会力量和经济制度为研究视角,以四个方面作为考察的基本变量”(第6页),而这与传统史学的单纯从政治视角入手,或者单独研究其中某一方面相比,无疑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第一章的新石器时代中,作者选取了目前已被学界大多数人接受的共识——“非洲老祖母”视角。分布在各大洲的现代人类的祖先从非洲迁移而来,但是由于种种因素,各类人种的确已经存在着很大差异了。而对于人口的大范围迁移,作者更多从气候变更的角度解释(全书都是如此,这一点笔者不能完全苟同。),族群的迁移的直接影响就是文化的融合与繁荣,同时不同族群的通婚也使区域内的人群基因适应力更强。(第26-31页)
在第二章的“夏商周:核心的形成中”部分,作者提到“周人的封建系统等于编织一个庞大的网络,将所有的族群都笼罩在内,并不排斥外人。周人实行外婚制,与外人通婚姻,长期共存,逐渐结合为一体。”(第44页)从中,可以看出“天下”观念已经初具雏形,“这种影响力不一定是统治的权利,而是通过文化交融而构成的一个新文化,其中包含了各种地方文化”。(第47页)
第三章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观念部分,许先生讲诉了自己对“华夏”来源的理解,“华”是华美,与华山有关,“从关中边缘的华山延伸到黄河中下游三角洲的顶点,乃是春秋时代和周代封建列国的主要地区”(第53页),而“夏”则是代表西方的夏后氏,“周人以偏居西方的小国,挑战中原的商人,他们遂附商代以前的夏后氏,作为自己的祖先,以建立政权的合法性”。(第51页)而“中国”的来源许先生与葛兆光先生在《宅兹中国》一书中提出的观点相同,即为“国之中”、“中央地区”的意识,“西周以中原为本土,而洛阳一代正是当时的核心地区”。(第53页)“春秋时代逐渐形成的内外界限乃是反映了当时周封建体系内的国家逐渐融合,又逐渐将国内和临近的其他族群分别融入这一大国的系统之内,最后终于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天下世界”。(第54页)这可以说是“天下”体系的源头。
第四章的“天下帝国:关键性的秦汉时代”部分,许先生继续强调,一个大帝国的形成,使农村经济得以发展,“以农村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将全国组织为庞大的经济网络,地区之间自然有物资的流转。察举制度则是将人才的流转,也组织为庞大的网络,将人才资源和讯息经过流转,汇聚中央。这两个网络,彼此相辅相成,幅员广大的帝国,因此可以凝聚为整体”。(第75页)第五章“秦汉时代的扩张”部分,则是将疆域不断扩大的一些细节,“‘天下’观念具有弹性,可以不断地收揽和包容,有别于民族国家的疆界。”(第89页)
第六章“天下国家模式的衰坏”,讲诉“从东汉末年开始到隋唐统一的四百年间,中国土地上的人民,吸收了数百万外来的基因”,(第103页)北方草原、南方百越、西南的藏缅语系与南亚语系的原住民,再加上战乱乱动的中原人口,“这四百年的过程,是东亚地区人种大融合的时代,形成另一形态的复杂系统”。(第103页)
第七章“隋唐的天下国家”部分讲述了隋唐两代的“天下”观念。“相对于汉代的天下秩序,唐代又有所不同。汉代的天下秩序,最重要的观念乃是皇帝承受天命,作为普世的共祖。汉代重视的是从上到下坚实的结构,而唐代的机制则大开大阖,来者不拒,向四方延伸。汉代是厚实,唐代是宏大,各有其特色。”(第110页)唐代是“天下”体系的巅峰。
第八章“宋、辽、金和西夏的时代”部分,盛夏已过,风将转向。辽(金)和西夏“他们并不志在侵入中国、取得土地,他们主要的要求是中国赠纳丝帛和银钱。这些丝帛,大概也成为商品,被运往西方谋取利益”。“从东西贸易而言,西方只知道这些货品是从东亚的大陆而来,他们并不在意那里是几个中国。”(第126页)当时的列国体制,“终究还是有了尓疆我界,有了‘他者’,中国本部之内的人肯定‘我者’自己是所谓‘汉人’。中国终于失去了‘天下国家’海纳百川、包容一切的特色。(第136页)唐宋的转换,将中国的国家个体概念套牢,禁锢在定型的儒家文化之中,中国的文化活力也随之下降,而基督教与伊斯兰文化却在而后的岁月中摆脱宗教束缚,近代随之而来。
第九章“金元时代的外族统治”部分,许先生在书中一再强调“实际上蒙古帝国并不以中国为主体”(第139页)、“这是一个征服王朝,并不是中国的朝代”(第140页),“中国人不能将蒙古人征服的后果揽为己有,也不必将忽必烈以后的元代当作中国以外的历史”。(第142页)也在这一部分提出,“佛寺、道观在蒙元时代,其功能实际上超越了宗教的领域,似乎承担起若干基层社会的领导功能”。(第148页)对于蒙古帝国的论述,学术界早有许先生的这种说法,可能会与一部分中国人的三观相撞,但是作为具有悠久历史传承的国人,应该以一种坦然的心态正式史实,接受史实。
第十章与十一章的“明代:专制皇权”部分,“天下”观念几乎已经丧失殆尽,明继承了征服王朝(蒙元)的乖戾之气,政府自身对整个国家管制很严。受于战争因素影响与经济重心等影响,南北经济发展程度的差距逐渐拉大,“南方富足的都市颇有可以吸收无业流民的能力,而北方的广大农村却穷而无告,除了铤而走险,别无选择。”(第172页)而明际的“‘倭寇’,其实常常是日本人和中国私商的联合组织”。(第174页)“明代丧失了天下国家的包容气度,也没有消除征服王朝留下的专制统治”。(第177页)
第十二章与十三章“满清时代:最后一个征服王朝”部分,满清“整个帝国的结构是君主为奴隶共主,常常结合不同阶级地位的奴才,统治众多的汉人”。(第188页)“满清能够维持专制的局面,基本上就是依靠爵禄收买了文化的精英,他们习惯于‘忠君’,不再为大是大非提出抗议”。(第190页)而“儒家经典只停留在朱学的解释,也就是伦常纲纪的意义”。(第192页)满清帝国“其实是将草原上的力量结合为一片,通过威胁和利诱恩威并施,将中国的文化精英压倒、扭曲,也使汉代的‘天下帝国’所根植的基层涣散,不再凝聚”。(第203页)
笔者作为一个中国史专业毕业的研究生,算是一个对中国历史有着一定认知的人,在自身已有的知识体系下,读过此书后,有着自己的收获与思考。虽然本书的架构依然很大,从大历史的角度阐述,自然会有概述与不深刻之感,但是这绝对是从大历史角度诠释“中国”、“华夏”等概念的力作,从书中可以感受到许倬云老师的“中国”情怀,对汉唐“天下帝国”的追忆,与“天下帝国”逐步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无奈;也可以感受到历史学家的理性叙述与逻辑性。对于不熟悉中国历史的人,读此书,可以对“中国”与“华夏”的概念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可以知道“中国”的历史是如何推进的;对于详知中国历史的人,可以感受到与传统史观不同的视角,对于专业从事历史工作的人士,也可以与自己的思想碰撞出火花,真是值得一读。
在慨叹历史上雍容华贵的汉唐帝国消失的遗憾与唐之后的朝代一步步走向僵化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历史的吊诡性与趣味性,每一个新建立的不同朝代,面临不同的历史际遇,看似轻而易举的国家举措都是由许多看不见的因素充当“幕后”,它们别无选择,历史不可更改与重来。读史明智,现如今的国家改革也要三思而行,借鉴与反思历史。
首先,许倬云先生在自序中提出“共同体”的概念,没有把“中国”、“华夏”预设为一个既定概念,试着探讨现如今世界上具有主权性质的国家——中国,这一民族与地域概念的形成演化与确立的过程,这与大多数把“中国”概念先入为主的历史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奠定了贯穿全书的基调。此外作者还在自序中提到,中国在漫长的“分分合合”的历史长河中“维系“‘中国’这观念的真正力量,可能是经济。经过长期构建的市场交换网,使得各地的物资有无相通,也相互依赖”(第2页),这可以说是对中国历史文化未断的一种合理解释。作者在绪论中提到“以文化理念、政治权利、社会力量和经济制度为研究视角,以四个方面作为考察的基本变量”(第6页),而这与传统史学的单纯从政治视角入手,或者单独研究其中某一方面相比,无疑增加了文章的说服力。
在第一章的新石器时代中,作者选取了目前已被学界大多数人接受的共识——“非洲老祖母”视角。分布在各大洲的现代人类的祖先从非洲迁移而来,但是由于种种因素,各类人种的确已经存在着很大差异了。而对于人口的大范围迁移,作者更多从气候变更的角度解释(全书都是如此,这一点笔者不能完全苟同。),族群的迁移的直接影响就是文化的融合与繁荣,同时不同族群的通婚也使区域内的人群基因适应力更强。(第26-31页)
在第二章的“夏商周:核心的形成中”部分,作者提到“周人的封建系统等于编织一个庞大的网络,将所有的族群都笼罩在内,并不排斥外人。周人实行外婚制,与外人通婚姻,长期共存,逐渐结合为一体。”(第44页)从中,可以看出“天下”观念已经初具雏形,“这种影响力不一定是统治的权利,而是通过文化交融而构成的一个新文化,其中包含了各种地方文化”。(第47页)
第三章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夷’”观念部分,许先生讲诉了自己对“华夏”来源的理解,“华”是华美,与华山有关,“从关中边缘的华山延伸到黄河中下游三角洲的顶点,乃是春秋时代和周代封建列国的主要地区”(第53页),而“夏”则是代表西方的夏后氏,“周人以偏居西方的小国,挑战中原的商人,他们遂附商代以前的夏后氏,作为自己的祖先,以建立政权的合法性”。(第51页)而“中国”的来源许先生与葛兆光先生在《宅兹中国》一书中提出的观点相同,即为“国之中”、“中央地区”的意识,“西周以中原为本土,而洛阳一代正是当时的核心地区”。(第53页)“春秋时代逐渐形成的内外界限乃是反映了当时周封建体系内的国家逐渐融合,又逐渐将国内和临近的其他族群分别融入这一大国的系统之内,最后终于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天下世界”。(第54页)这可以说是“天下”体系的源头。
第四章的“天下帝国:关键性的秦汉时代”部分,许先生继续强调,一个大帝国的形成,使农村经济得以发展,“以农村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将全国组织为庞大的经济网络,地区之间自然有物资的流转。察举制度则是将人才的流转,也组织为庞大的网络,将人才资源和讯息经过流转,汇聚中央。这两个网络,彼此相辅相成,幅员广大的帝国,因此可以凝聚为整体”。(第75页)第五章“秦汉时代的扩张”部分,则是将疆域不断扩大的一些细节,“‘天下’观念具有弹性,可以不断地收揽和包容,有别于民族国家的疆界。”(第89页)
第六章“天下国家模式的衰坏”,讲诉“从东汉末年开始到隋唐统一的四百年间,中国土地上的人民,吸收了数百万外来的基因”,(第103页)北方草原、南方百越、西南的藏缅语系与南亚语系的原住民,再加上战乱乱动的中原人口,“这四百年的过程,是东亚地区人种大融合的时代,形成另一形态的复杂系统”。(第103页)
第七章“隋唐的天下国家”部分讲述了隋唐两代的“天下”观念。“相对于汉代的天下秩序,唐代又有所不同。汉代的天下秩序,最重要的观念乃是皇帝承受天命,作为普世的共祖。汉代重视的是从上到下坚实的结构,而唐代的机制则大开大阖,来者不拒,向四方延伸。汉代是厚实,唐代是宏大,各有其特色。”(第110页)唐代是“天下”体系的巅峰。
第八章“宋、辽、金和西夏的时代”部分,盛夏已过,风将转向。辽(金)和西夏“他们并不志在侵入中国、取得土地,他们主要的要求是中国赠纳丝帛和银钱。这些丝帛,大概也成为商品,被运往西方谋取利益”。“从东西贸易而言,西方只知道这些货品是从东亚的大陆而来,他们并不在意那里是几个中国。”(第126页)当时的列国体制,“终究还是有了尓疆我界,有了‘他者’,中国本部之内的人肯定‘我者’自己是所谓‘汉人’。中国终于失去了‘天下国家’海纳百川、包容一切的特色。(第136页)唐宋的转换,将中国的国家个体概念套牢,禁锢在定型的儒家文化之中,中国的文化活力也随之下降,而基督教与伊斯兰文化却在而后的岁月中摆脱宗教束缚,近代随之而来。
第九章“金元时代的外族统治”部分,许先生在书中一再强调“实际上蒙古帝国并不以中国为主体”(第139页)、“这是一个征服王朝,并不是中国的朝代”(第140页),“中国人不能将蒙古人征服的后果揽为己有,也不必将忽必烈以后的元代当作中国以外的历史”。(第142页)也在这一部分提出,“佛寺、道观在蒙元时代,其功能实际上超越了宗教的领域,似乎承担起若干基层社会的领导功能”。(第148页)对于蒙古帝国的论述,学术界早有许先生的这种说法,可能会与一部分中国人的三观相撞,但是作为具有悠久历史传承的国人,应该以一种坦然的心态正式史实,接受史实。
第十章与十一章的“明代:专制皇权”部分,“天下”观念几乎已经丧失殆尽,明继承了征服王朝(蒙元)的乖戾之气,政府自身对整个国家管制很严。受于战争因素影响与经济重心等影响,南北经济发展程度的差距逐渐拉大,“南方富足的都市颇有可以吸收无业流民的能力,而北方的广大农村却穷而无告,除了铤而走险,别无选择。”(第172页)而明际的“‘倭寇’,其实常常是日本人和中国私商的联合组织”。(第174页)“明代丧失了天下国家的包容气度,也没有消除征服王朝留下的专制统治”。(第177页)
第十二章与十三章“满清时代:最后一个征服王朝”部分,满清“整个帝国的结构是君主为奴隶共主,常常结合不同阶级地位的奴才,统治众多的汉人”。(第188页)“满清能够维持专制的局面,基本上就是依靠爵禄收买了文化的精英,他们习惯于‘忠君’,不再为大是大非提出抗议”。(第190页)而“儒家经典只停留在朱学的解释,也就是伦常纲纪的意义”。(第192页)满清帝国“其实是将草原上的力量结合为一片,通过威胁和利诱恩威并施,将中国的文化精英压倒、扭曲,也使汉代的‘天下帝国’所根植的基层涣散,不再凝聚”。(第203页)
笔者作为一个中国史专业毕业的研究生,算是一个对中国历史有着一定认知的人,在自身已有的知识体系下,读过此书后,有着自己的收获与思考。虽然本书的架构依然很大,从大历史的角度阐述,自然会有概述与不深刻之感,但是这绝对是从大历史角度诠释“中国”、“华夏”等概念的力作,从书中可以感受到许倬云老师的“中国”情怀,对汉唐“天下帝国”的追忆,与“天下帝国”逐步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无奈;也可以感受到历史学家的理性叙述与逻辑性。对于不熟悉中国历史的人,读此书,可以对“中国”与“华夏”的概念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可以知道“中国”的历史是如何推进的;对于详知中国历史的人,可以感受到与传统史观不同的视角,对于专业从事历史工作的人士,也可以与自己的思想碰撞出火花,真是值得一读。
在慨叹历史上雍容华贵的汉唐帝国消失的遗憾与唐之后的朝代一步步走向僵化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历史的吊诡性与趣味性,每一个新建立的不同朝代,面临不同的历史际遇,看似轻而易举的国家举措都是由许多看不见的因素充当“幕后”,它们别无选择,历史不可更改与重来。读史明智,现如今的国家改革也要三思而行,借鉴与反思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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