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該怎樣理解鄭樵與章學誠
近現代的目錄學家,如果真要硬分,可以分作鄭章黑和鄭章粉兩個學派。
(1)比較正統地從漢隋志到四庫總目清人版本解題目錄一路下來的,往往看不上鄭樵和章學誠(話說黑鄭樵是陳振孫開創的優良傳統啊~四庫總目更是把黑鄭樵當作頭等要事來抓~~一向冷靜客觀的姚振宗吐槽起通志文字也能搖曳騰挪~~~),會覺得鄭、章師心自用、行文粗鄙,論據千瘡百孔,論證一塌糊塗;讀書不細活太糙,不能體會作者用心、想法個別(當然現在認為是比較新穎),有關於典籍編纂的宏大構想、宏偉目標,自視甚高,實踐運用其實又不太行。比如余嘉錫。
(2)另一批學者卻特別尊崇鄭樵和章學誠,從梁啟超開始,以及姚名達、張舜徽,覺得中國古籍不能按傳統的路數研究發展下去,而鄭、章的想法爲古典文獻學指明了突破的道路。我想其中的核心問題,就是鄭、章的想法雖然在傳統學者看來就是不靠譜,卻跟民國以來的新型學科劃分、學科細化、科學化產生了強大共鳴。
鄭章粉系的文獻學家都有特別執著的點,比如鄭樵整天想著把圖譜單列一類(不管是禮書的圖、地理的圖、譜錄的圖還是人物的圖贊),還整天想要編通史,覺得凡是通史(比如史記)就是好的,凡是斷代史就是壞的(於是乎導致了評價馬遷與班固的龍豬之別);章學誠成天想著指导全國方志編纂;張舜徽覺得文獻學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編中國通史;姚名達就是想寫個書指導全國圖書館編目和檢索工作。。。而當我們懂得鄭樵懂得章學誠的時候,就會覺得張舜徽的諸多怪異想法都有了著落,繪地圖、制圖表、編字典、輯叢書,不就是鄭樵的最終目的嗎?纂方志、輯叢書,不就是章學誠的目標嗎?修通史不就是鄭、章的終極理想嗎?
但最讓人感動的,卻是,真正理解了鄭章的人,不是鄭章粉,而是鄭章黑。當余嘉錫吐槽鄭樵之所以想出一個宏大細密的三級目錄,正是因為家中藏書不足,因而不必考慮實際藏書的卷帙多寡,“仰屋著述,按目分隸”而已(跟余季豫老爺爺比起來我的吐槽能力就是渣……)的時候;當余嘉錫稱歎隋志總序開頭講典籍之興出自史官撰作,反映了漢末到魏晉學術的變化,已揭“六經皆史”之義的時候,整個世界都被這種理解力照亮了。
(1)比較正統地從漢隋志到四庫總目清人版本解題目錄一路下來的,往往看不上鄭樵和章學誠(話說黑鄭樵是陳振孫開創的優良傳統啊~四庫總目更是把黑鄭樵當作頭等要事來抓~~一向冷靜客觀的姚振宗吐槽起通志文字也能搖曳騰挪~~~),會覺得鄭、章師心自用、行文粗鄙,論據千瘡百孔,論證一塌糊塗;讀書不細活太糙,不能體會作者用心、想法個別(當然現在認為是比較新穎),有關於典籍編纂的宏大構想、宏偉目標,自視甚高,實踐運用其實又不太行。比如余嘉錫。
(2)另一批學者卻特別尊崇鄭樵和章學誠,從梁啟超開始,以及姚名達、張舜徽,覺得中國古籍不能按傳統的路數研究發展下去,而鄭、章的想法爲古典文獻學指明了突破的道路。我想其中的核心問題,就是鄭、章的想法雖然在傳統學者看來就是不靠譜,卻跟民國以來的新型學科劃分、學科細化、科學化產生了強大共鳴。
鄭章粉系的文獻學家都有特別執著的點,比如鄭樵整天想著把圖譜單列一類(不管是禮書的圖、地理的圖、譜錄的圖還是人物的圖贊),還整天想要編通史,覺得凡是通史(比如史記)就是好的,凡是斷代史就是壞的(於是乎導致了評價馬遷與班固的龍豬之別);章學誠成天想著指导全國方志編纂;張舜徽覺得文獻學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編中國通史;姚名達就是想寫個書指導全國圖書館編目和檢索工作。。。而當我們懂得鄭樵懂得章學誠的時候,就會覺得張舜徽的諸多怪異想法都有了著落,繪地圖、制圖表、編字典、輯叢書,不就是鄭樵的最終目的嗎?纂方志、輯叢書,不就是章學誠的目標嗎?修通史不就是鄭、章的終極理想嗎?
但最讓人感動的,卻是,真正理解了鄭章的人,不是鄭章粉,而是鄭章黑。當余嘉錫吐槽鄭樵之所以想出一個宏大細密的三級目錄,正是因為家中藏書不足,因而不必考慮實際藏書的卷帙多寡,“仰屋著述,按目分隸”而已(跟余季豫老爺爺比起來我的吐槽能力就是渣……)的時候;當余嘉錫稱歎隋志總序開頭講典籍之興出自史官撰作,反映了漢末到魏晉學術的變化,已揭“六經皆史”之義的時候,整個世界都被這種理解力照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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