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7日笔记

《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这本书是以余嘉锡先生的《古书通例》为准的，也以余嘉锡先生毕生所追求的为别人而读书为准的。应该说，这本书的序言给我以较大震动。最近与友人曾经聊到所谓选题的困惑：似乎一旦进入某个研究的阶段，就急于寻找研究对象，但却无法及时掌握所研究时段的历史、学术脉络和完整的发展图谱。这种匆促的作法其实很不可取，至少很容易导致研究过程中再度转向、重新调整框架、乃至推翻原有论断。在此情况下重新阅读这本书，心中自然难免有些共鸣，大约就在于作者在前言中讲到，今天的古书与中古时代颜之推那样的士族笔下所谓的古书不同，早已是浩如烟海，终其一生也无法窥尽的。因此，作者所说的由博返约，乃至以有限的精专、通过得当的检索方法得到线索，才可能是一种合乎今日阅读和工作的“道”。也就是老子所谓的“为道日损”。
作者在这部著作中也充分表现了自身的关注：即对学术史和书写材料、书籍的起源和流传有贯穿终始的敏锐直觉。这种问题意识大约也正是作者本人所默认的趋于极简的为学之“道”吧。其实在作者本人的研究领域，也基本是遵循如是原则，以史家眼光观察考订文字材料，也不忘记仔细推敲文字载体的原始形态和文字的排列形态，从而加以复原。这种复原和纵向观察的思路，不仅仅是对古文字研究或书籍载体研究，即使是对其他领域也是不无裨益的。
显然，作者最关注的是，古书如何成为古书，即从记事、纪念、记录性质的文书档案，逐步脱离出来，发展成独立成篇章、具有可读性的、具有训诫意义的文章。这种独立流传、单篇传世的道德训诫文章，具有一定的文学、纹饰的色彩，而不强调时间地点及著作作者，这一点对后世的文史著述而言，正是源与流的关系。在这里不妨提及一点，如《史记》，仍然是保留了很多单篇流传文献的形态的。《史记》的杂而简，正是其迥异于《汉书》及后世断代史书的一个原因。
    作者原话是：“思想性较强的古书，则往往舍事而言理，重在议论。突出的是‘语’而不是‘事’。但即使是后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某些档案记录的对话，以及史官的从旁议论（类似《左传》的‘君子曰’，以及后世史书的‘赞’、辞赋的‘乱’），看到其雏形。”

作者在上篇引言中首先提及了“文书”与“古书”这两个概念，在研究古史时是要加以区分的。“古书”区别于文书，是早期学术流传的载体。而出土文献，自然呈现了这一流变的过程。作者评价道：“其实，文书是研究早期社会史的史料，古书是研究早期学术史的史料。它们提供的信息虽晚，但重要性一点不差，其实是史料的主体。特别是写学术史，出土古书才是第一手资料。它所涉及的图书种类，各个方面都有标本，支点性的东西已经大致齐全。”
此外，作者也指出简帛古书的出土，其实是可以改变人们固有的、经过宋代以降传世文献所定型的学术史观念。盖因自《汉书•艺文志》的“尊经抑子”及《隋书•经籍志》的四部分类法将方术列入子部之下，从而导致“尊学抑术”之后，古代学术（先秦两汉）的样貌已经逐渐被改变。但是出土简帛所蕴含的所谓“经典化”之前的思想、科学方面的文献，却可以补足后人对前人的认识。而出土文献对近代思想史的冲击也正在于能够提供一个理解不同文化、不同思想观念之间的冲突的机会。在这里，作者先讨论简帛古书对于做学术史的研究者而言，其独特的意义即在于是所有后世成熟学术观念的源头。其次，更着重于厘清“学术史”的概念和范畴。作者倾向于使用章学诚《校雠通义》中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即依据传统意四部分类法的原则定立古代学术的不同门类和分殊。其中还需要提及的是，既然作者一再强调余嘉锡先生的学术书写凡例，不妨推测一下，对“学术史”的定义，可能也受余嘉锡先生在《古书通例》中所举出的例子的影响。后者提出，古代史志目录的要务就是整理图集、因书而成类，正是基于基本整理的经验、才能分出九流十家。这段评述，恰恰是用于批评章学诚持论过度的。作者在整理“学术史”概念时，显然是中和了二人之说的。此外，尤须提及葛兆光的“思想史”概念，二人同样关注被被历史所遗忘、遗漏的学术流派。而西方汉学也有一些相关的说法和概念。如法国汉学的common religion，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葛兆光对应后者）。作者的意图则是基于考古发现和成型的古书，而力图复原古代学术的环境及样貌，这一点可能与其他学者有些不同。不妨一观作者所说：“我是从古书的分类入手，研究古代的知识系统和知识结构；在它的基础上，再研究古人的思想特点和心理特点。中国的‘学术’，‘学’是出于‘书’，‘术’也是出于‘书’，它与中国语汇中的‘书’直接有关。‘书’的范围有多大，它也就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