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人”如何变成“冲绳人”
在中译本《冲绳札记》的序言中，作者大江健三郎写道：“我在书中试图思考的问题是：所谓‘日本’这个近代国家是如何成立的？它果真强大吗？近代化的结果让它在（世界）、特别是在近邻诸国中居于怎样的地位？日本人真正吸取了战败的悲惨教训了吗？”该序言撰写于2009年，距该书原版的出版已近四十年。大江在序言中提出的这一系列问题旨在为中国读者指出一个阅读其作品的方式。大江颇有些用心良苦。这是因为，这本出版于近四十年前的书得到重新聚焦与阅读，首先得益于日本国内对该书独特的阅读方式。事实上，《冲绳札记》对不同的读者而言有不同读法，而每种特定的读法都揭示着特定的道德与政治意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第一种阅读《冲绳札记》的方式体现在日本国内当下的读法当中。在该书的“代译后记”中，译者陈言为我们清晰地勾勒了这种阅读的原委与奥秘。在199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新民族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大江在该书中揭发的二战末期日本军人强迫冲绳人“集体自杀”的事实被视为“自虐史观”的产物，因而大江（以及原著的出版社）在当事者“名誉受到损毁”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下，被告上了法庭。自此，原告、被告及相关当事者围绕“集体自杀”是不是事实展开了法庭内外的论战。由于该问题与日本国内的“战争责任”问题、“历史认识”问题直接关联，人们的眼球也被吸引到这一讨论得异常激烈的问题上。日本一般的读者不得不关注：惨无人道的强迫性“集体自杀”果真是事实吗？
然而，细读《冲绳札记》的行文，上述阅读方式不禁让我们疑窦丛生：大江在《冲绳札记》中设定的主题难道不是被当下这一特定的问题严严实实地遮蔽了起来了吗？其实，作者大江的本意绝非暴露或揭发某个特定的历史事实；相反，作者在行文中反复迫使自己思考——同时也是迫使读者一起思考——的问题是：“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是一种对本民族存在方式的彻底思考。如果说，最初看到这个问题的中国读者会感觉暧昧，那么当作者通过细致的笔触一幅一幅地展示“琉球人”如何转换为“冲绳人”，在这个过程中当事者琉球人承担了怎样的痛苦和牺牲，以及在未来还要承担怎样的代价之时，大江的问题终于撬开了我们的心扉。由于大江几乎以一人之力背负了日本“本土”对琉球人的所有“原罪”，以至于我们无法不为大江的正义感与勇气而动情。大江似乎要通过个人的札记为他身列其中的日本人洗脱，至少是减轻部分罪责。就此而言，大江无疑部分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2009年的序言中，大江将原书中的追问具体化为对日本人自身的追问与启蒙：大江似乎在担心他的同胞没有读懂他的本意。显然，他的担心并非多余：通过一场关于事实叙述的审判，《冲绳札记》的主题被简化为其内容的真假问题。然而大江没有继续追问的是，在日本右翼导演的这场法庭大战当中，他关于冲绳的真正主题遭到了抹杀，这又意味着什么？
第二种阅读《冲绳札记》的方式与上述日本国内的读法相互呼应、互为表里；这种阅读方式可能体现在中国读者身上。由于中国读者对近年日本右翼的修正主义历史观、美化军国主义罪行的行径早有所闻，与右翼势力展开百折不挠的斗争的大江，自然会被视为日本“左翼”、“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因此，中国读者可能将焦点转向这位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上，从作者对现实的介入角度阅读他在文本中体现出的正义与勇气。考虑到当下中国言论空间的性格，这种阅读方式并非仅仅是设想。不过，就大江在《冲绳札记》中原本设定的问题而言，这种阅读同样可能导致原作的主题遭到置换：基于道德立场的阅读可能会遮住读者洞察政治生活的目光。
第三种阅读《冲绳札记》的方法是作者本人在文本中为读者提供的，因而可以称之为一种内在的读法。事实上，《冲绳札记》撰写于1969-1970年，当时的大江从一个更广阔的道德与政治角度思考了同时代的“冲绳问题”——所谓的“冲绳本土回归”问题。这一点体现在作者在文本中提及的一个独特角度——“日本属于冲绳”。在这样一个看似违背世人常识的表述中，大江将“冲绳问题”先后引入近代政治独有的三个层面加以思考，那就是冲绳的主权、治权与人权问题。不同于专家、学者或政客的话语，大江以其卓越的笔触为读者描述了他所接触、交往或熟悉的琉球人物，而正是在这种虽则淡淡的、然而却令人感到些许压抑的叙述中，这些问题的历史与现实得到了文字上细致的还原。
上述问题当中，大江着墨甚浓的是冲绳人的人权问题：在二战中以及二战后它遭到了日本以及美国怎样粗暴的践踏。值得注意的是，大江并未将视角局限于人道主义的感伤，尽管这种感伤的情绪在作者无与伦比的笔触下得到了令读者心痛的表述；相反，作者冷静地将视角再次投入了历史，将琉球王国在近代东亚的主权与治权问题引入理性的思考当中。通过叙述琉球士人的反抗历史与自我意识，大江试图寻找解脱情感上的压抑与痛苦的现实出口。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在对两位琉球士人、亦即林世功（1841-1880）与谢花昇（1865-1908）的叙述中，或许找到了一丝慰藉。
大江笔下的这两位琉球士人富有传奇性的遭遇首先会拨动人们的心弦。面临明治日本的第二次“琉球处分”，当时琉球的政治精英林世功因“宗社成墟”、“国王世子见执”，怀着“以死泣请天恩”的气概，向宗主国中国（清朝）申诉，试图谋求属于琉球的正义。然而当得知中国未尽全责、救亡存国无望之时，他壮怀激烈，在北京挥剑自刎身亡。与在北京国子监接受过教育的林世功不同，另一位琉球士人谢花昇则在明治日本接受了农学的专业教育，以日治时代琉球的官员与实业家身份，将自己的抱负付诸政策实践。在经历了绝望的抵抗之后，谢花昇最终在日本的神户车站、在周围人冷漠的目光中万念俱灰，选择了自我毁灭：他突然发疯致狂，理想与梦想就此黯然凋谢。在这两位士人悲壮的人生叙述中，大江称之为“处于特殊状态的独立国家琉球”被“纳入日本”的契机得到了展示：两人在异国他乡的相似遭遇意味着琉球人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任何可能。事实上，在东亚册封体系崩溃后出现的弱肉强食的秩序中，弱小的琉球绝无半点维护自己主权的力量。意味深长的是，当年的宗主国对属国未尽保护责任，竟也成了此后的帝国继续“处分”琉球的理由。
不过，琉球的命运并非就此终结；《冲绳札记》将读者带到了琉球命运的另一个关头。随着日本帝国崩溃的来临，琉球命运出现转机。1942年10月29日，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表明琉球应该从日本剥离，数日后进一步表明，战后中国将收回“东北四省、台湾及琉球的主权”。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发表的《开罗宣言》，以及其后美、英、苏三国发表的《波茨坦宣言》，虽未明确提及琉球，但却明确表明战后日本主权被限制在本州等四岛以及“吾等决定的诸小岛”。不过，由于战后东亚政治格局的迅速变化，除了1947年1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张群发表要求返还琉球诸岛的声明外，中国基本上被排斥在涉及琉球主权与治权的安排之外。1949年解放战争结束后，分治的中国不得不以各自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1953年，当美国将琉球东北部的奄美大岛的“施政权”返还给日本时，海峡另一侧的政府以“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发表了反对声明，理由是琉球本来就是中国领土，美国无权将其中一部分的奄美大岛转让给日本。
有趣的是，在当事者各自的打算中，琉球的主权问题一直被搁置了起来，琉球的命运似乎也脱离了日本。然而，1945年后的东亚并没有实质性的力量阻止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而处置琉球。1952年美日签署《旧金山和约》，最终在琉球群岛确定了“以美国为施政者的联合国信托统治”这一实际支配秩序。1972年，美国在获得长期保留军事基地的条件下，单方面将琉球的“施政权”返还给了日本。本来，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受托管地区的未来地位应选择自治或独立，或者根据二战期间的一系列法律文书规定，由“吾等决定”相关事务；然而在冷战下的强权政治当中，琉球的最终“主权”问题再也无人问津。在《冲绳札记》的文本中，大江以罕见的笔力与勇气揭示了事关冲绳的这一根本性问题。
也正因为如此，大江提出的“日本属于冲绳”的这个悖论性命题，昭示了战后日本的真正权力中心的所在。事实上，就美国至今在冲绳保留的强大军事基地而言，大江的这一个命题甚至可以进一步扩充而表述为：东亚属于冲绳。换言之，大江的《冲绳札记》所激发的问题将在时间和空间上触及近代以降整个东亚国际秩序的历史与权力结构。今日东亚包括领土、领海纷争在内的复杂的国际关系，在某个意义上都与“冲绳”这个权力中心有关。
这里要说明的是，上面例示的三种阅读——乃至“误读”——方式并非是读者随意为之的简单结果；毋宁说，它们是读者根据自身的处境与立场进行的有意识的选择。《冲绳札记》以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及其现实意义，想必会得到中国读者的关注。那么，中国读者会选取哪一种阅读方式呢？
第一种阅读《冲绳札记》的方式体现在日本国内当下的读法当中。在该书的“代译后记”中，译者陈言为我们清晰地勾勒了这种阅读的原委与奥秘。在199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新民族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大江在该书中揭发的二战末期日本军人强迫冲绳人“集体自杀”的事实被视为“自虐史观”的产物，因而大江（以及原著的出版社）在当事者“名誉受到损毁”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下，被告上了法庭。自此，原告、被告及相关当事者围绕“集体自杀”是不是事实展开了法庭内外的论战。由于该问题与日本国内的“战争责任”问题、“历史认识”问题直接关联，人们的眼球也被吸引到这一讨论得异常激烈的问题上。日本一般的读者不得不关注：惨无人道的强迫性“集体自杀”果真是事实吗？
然而，细读《冲绳札记》的行文，上述阅读方式不禁让我们疑窦丛生：大江在《冲绳札记》中设定的主题难道不是被当下这一特定的问题严严实实地遮蔽了起来了吗？其实，作者大江的本意绝非暴露或揭发某个特定的历史事实；相反，作者在行文中反复迫使自己思考——同时也是迫使读者一起思考——的问题是：“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是一种对本民族存在方式的彻底思考。如果说，最初看到这个问题的中国读者会感觉暧昧，那么当作者通过细致的笔触一幅一幅地展示“琉球人”如何转换为“冲绳人”，在这个过程中当事者琉球人承担了怎样的痛苦和牺牲，以及在未来还要承担怎样的代价之时，大江的问题终于撬开了我们的心扉。由于大江几乎以一人之力背负了日本“本土”对琉球人的所有“原罪”，以至于我们无法不为大江的正义感与勇气而动情。大江似乎要通过个人的札记为他身列其中的日本人洗脱，至少是减轻部分罪责。就此而言，大江无疑部分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2009年的序言中，大江将原书中的追问具体化为对日本人自身的追问与启蒙：大江似乎在担心他的同胞没有读懂他的本意。显然，他的担心并非多余：通过一场关于事实叙述的审判，《冲绳札记》的主题被简化为其内容的真假问题。然而大江没有继续追问的是，在日本右翼导演的这场法庭大战当中，他关于冲绳的真正主题遭到了抹杀，这又意味着什么？
第二种阅读《冲绳札记》的方式与上述日本国内的读法相互呼应、互为表里；这种阅读方式可能体现在中国读者身上。由于中国读者对近年日本右翼的修正主义历史观、美化军国主义罪行的行径早有所闻，与右翼势力展开百折不挠的斗争的大江，自然会被视为日本“左翼”、“进步知识分子”的代表。因此，中国读者可能将焦点转向这位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上，从作者对现实的介入角度阅读他在文本中体现出的正义与勇气。考虑到当下中国言论空间的性格，这种阅读方式并非仅仅是设想。不过，就大江在《冲绳札记》中原本设定的问题而言，这种阅读同样可能导致原作的主题遭到置换：基于道德立场的阅读可能会遮住读者洞察政治生活的目光。
第三种阅读《冲绳札记》的方法是作者本人在文本中为读者提供的，因而可以称之为一种内在的读法。事实上，《冲绳札记》撰写于1969-1970年，当时的大江从一个更广阔的道德与政治角度思考了同时代的“冲绳问题”——所谓的“冲绳本土回归”问题。这一点体现在作者在文本中提及的一个独特角度——“日本属于冲绳”。在这样一个看似违背世人常识的表述中，大江将“冲绳问题”先后引入近代政治独有的三个层面加以思考，那就是冲绳的主权、治权与人权问题。不同于专家、学者或政客的话语，大江以其卓越的笔触为读者描述了他所接触、交往或熟悉的琉球人物，而正是在这种虽则淡淡的、然而却令人感到些许压抑的叙述中，这些问题的历史与现实得到了文字上细致的还原。
上述问题当中，大江着墨甚浓的是冲绳人的人权问题：在二战中以及二战后它遭到了日本以及美国怎样粗暴的践踏。值得注意的是，大江并未将视角局限于人道主义的感伤，尽管这种感伤的情绪在作者无与伦比的笔触下得到了令读者心痛的表述；相反，作者冷静地将视角再次投入了历史，将琉球王国在近代东亚的主权与治权问题引入理性的思考当中。通过叙述琉球士人的反抗历史与自我意识，大江试图寻找解脱情感上的压抑与痛苦的现实出口。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在对两位琉球士人、亦即林世功（1841-1880）与谢花昇（1865-1908）的叙述中，或许找到了一丝慰藉。
大江笔下的这两位琉球士人富有传奇性的遭遇首先会拨动人们的心弦。面临明治日本的第二次“琉球处分”，当时琉球的政治精英林世功因“宗社成墟”、“国王世子见执”，怀着“以死泣请天恩”的气概，向宗主国中国（清朝）申诉，试图谋求属于琉球的正义。然而当得知中国未尽全责、救亡存国无望之时，他壮怀激烈，在北京挥剑自刎身亡。与在北京国子监接受过教育的林世功不同，另一位琉球士人谢花昇则在明治日本接受了农学的专业教育，以日治时代琉球的官员与实业家身份，将自己的抱负付诸政策实践。在经历了绝望的抵抗之后，谢花昇最终在日本的神户车站、在周围人冷漠的目光中万念俱灰，选择了自我毁灭：他突然发疯致狂，理想与梦想就此黯然凋谢。在这两位士人悲壮的人生叙述中，大江称之为“处于特殊状态的独立国家琉球”被“纳入日本”的契机得到了展示：两人在异国他乡的相似遭遇意味着琉球人没有掌握自己命运的任何可能。事实上，在东亚册封体系崩溃后出现的弱肉强食的秩序中，弱小的琉球绝无半点维护自己主权的力量。意味深长的是，当年的宗主国对属国未尽保护责任，竟也成了此后的帝国继续“处分”琉球的理由。
不过，琉球的命运并非就此终结；《冲绳札记》将读者带到了琉球命运的另一个关头。随着日本帝国崩溃的来临，琉球命运出现转机。1942年10月29日，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表明琉球应该从日本剥离，数日后进一步表明，战后中国将收回“东北四省、台湾及琉球的主权”。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发表的《开罗宣言》，以及其后美、英、苏三国发表的《波茨坦宣言》，虽未明确提及琉球，但却明确表明战后日本主权被限制在本州等四岛以及“吾等决定的诸小岛”。不过，由于战后东亚政治格局的迅速变化，除了1947年11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张群发表要求返还琉球诸岛的声明外，中国基本上被排斥在涉及琉球主权与治权的安排之外。1949年解放战争结束后，分治的中国不得不以各自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1953年，当美国将琉球东北部的奄美大岛的“施政权”返还给日本时，海峡另一侧的政府以“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发表了反对声明，理由是琉球本来就是中国领土，美国无权将其中一部分的奄美大岛转让给日本。
有趣的是，在当事者各自的打算中，琉球的主权问题一直被搁置了起来，琉球的命运似乎也脱离了日本。然而，1945年后的东亚并没有实质性的力量阻止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而处置琉球。1952年美日签署《旧金山和约》，最终在琉球群岛确定了“以美国为施政者的联合国信托统治”这一实际支配秩序。1972年，美国在获得长期保留军事基地的条件下，单方面将琉球的“施政权”返还给了日本。本来，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受托管地区的未来地位应选择自治或独立，或者根据二战期间的一系列法律文书规定，由“吾等决定”相关事务；然而在冷战下的强权政治当中，琉球的最终“主权”问题再也无人问津。在《冲绳札记》的文本中，大江以罕见的笔力与勇气揭示了事关冲绳的这一根本性问题。
也正因为如此，大江提出的“日本属于冲绳”的这个悖论性命题，昭示了战后日本的真正权力中心的所在。事实上，就美国至今在冲绳保留的强大军事基地而言，大江的这一个命题甚至可以进一步扩充而表述为：东亚属于冲绳。换言之，大江的《冲绳札记》所激发的问题将在时间和空间上触及近代以降整个东亚国际秩序的历史与权力结构。今日东亚包括领土、领海纷争在内的复杂的国际关系，在某个意义上都与“冲绳”这个权力中心有关。
这里要说明的是，上面例示的三种阅读——乃至“误读”——方式并非是读者随意为之的简单结果；毋宁说，它们是读者根据自身的处境与立场进行的有意识的选择。《冲绳札记》以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及其现实意义，想必会得到中国读者的关注。那么，中国读者会选取哪一种阅读方式呢？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