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不是诗，教化吗，那得两说着
ONE
与其说诗经是诗，还不如说它是歌词。
那得先看一下《诗经》的由来。《辞源》称诗是“有韵律可歌咏者的一种文体”（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多了一个“者”。）。可见本来就是诗、歌不分的。《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采诗，即是采歌，诸侯们养的那帮子唱赞歌的人实在江郎才尽，写不出什么花样了，于是主子们就差遣他们到处去找，类似于今天歌舞专业人士在家里实在憋不出来了，到乡村采风。“风”的意义就是声调，所谓《秦风》《魏风》《郑风》，就如现在我们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结果到了东北，发现了二人转，这就是东北风。到了天水，发现秦腔，这就是西北风。
据说当时秦穆公很喜欢听歌谣和传说，就广为搜集当时的好听的歌曲，天水送马人禺餮把流传在天水的民间说唱人带到了国都咸阳，秦穆公一听大悦，于是秦腔开始流传，犹如徽班进北京，二人转上春晚。风俗倒是观了，但得失知没知，唯有他们自己知道。
民间小调自然是体制内的音乐人士编不出来的。什么女子思春，男子发贱，男女床戏，夫妻思念，打情骂俏，七荤八素，把诸侯们听得是神魂颠倒，五迷三道。《诗经》305篇，其中风160篇，雅105篇，颂40篇，自然“风”占大头，这从曲黎敏所作《诗经：越古老，越美好》中可见一斑，因为曲教授讲解的例子大多是“风”，有57篇；听多了“风”也不行，“革命者”不能老是听一些靡靡之音，再来点“雅”的，于是“雅”的数量次之。曲教授讲解了8篇“雅”，小雅者7，大雅者1。雅则雅矣，还是略显不正经，最后怎么也得来点正能量的，吹天，吹地，吹祖宗，连带着吹一下自己。比如《鲁颂•宫》：“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到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喜欢别人拍马屁的王侯将相、皇帝土匪驾崩了，“太阳歌”或“万岁歌”普通人也就唱得不带劲了。曲教授没有讲解“颂”。
与其说曲教授讲的是《诗经》，还不如说她讲的是《风》。
基于此，曲教授根据《毛诗》“后妃之德”，将《关睢》理解成“一个王后复杂矛盾的心情－就是到哪儿去找一个好姑娘，和我一同来辅佐君王”，也就顺理成章了。本来吗，这是让君侯听的，保不齐君侯改动一下文字，顺便让王后听听，与其挡着我找妾，还不如你亲自找一个咱俩都如意的到宫里来，你看，民间不都是这样唱的吗？君子好逑吗，我就是喜欢女人，咋的，谁让咱是君......子呢。
据说采上来的诗有3000多首，孔老二删吧删吧，结果只剩下305首。他可是中国第一个编辑呢。结果闹得我们现在看不到其他的2000多首，一人之好恶随成中国人之好恶，让中国人可读的诗经缩水了十分之九，而其编辑的依据竟然是“思无邪”。看来这些诗还没有那么粗俗。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其余的诗也是用来在宫廷里唱的，只不过净是些黄段子，想想就会邪。要是孔老二不删，现在的一些段子高手岂不要引用《诗经》？
当然，也有人说不是孔老二删的。《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看来孔老二没有删改，而是为之谱曲，可能是很多曲已经散佚了，在翻唱的同时，顺便改几个字也是合乎情理的，削足适履呗。从这一角度也能看出，诗经即是歌词。
TWO
当然，歌词也可以按照诗来解读。毕竟已经没有人会唱古曲了，尽管现在有人谱了新曲。
但是，曲教授把《诗经》提高到了经世济国、心灵鸡汤的高度，认为，“针对中华民族这个奇特的族群及这个族群人性的复杂性，圣人开出的药方不是宗教，不是哲学，不是政治，而是－诗教”（P20）；“《诗经》里的生存之道是解决心灵之痛的良方”（P51）。
本人智商不高，情商更低，想不明白。
“一想到我们这个民族也曾经如此纯洁、欢乐、简单过，曾经如此不纠结地活过，生活除了唱歌、恋爱，就是劳动、跳舞，真的令人艳羡和欣慰啊”。（P85）没错，古代人有真性情，本能、快乐地活着，现在的人由于压力和环境的关系，本能深潜或被遗忘，想快乐地活着实属不易。
但是，中国的国学或者说传统文化，它最要命的地方在于，它从来没有引导中国人得出何为人？人有什么与生俱来的权力和义务？如何实现之？传统文化成为精神鸦片，你不是吃得饱，穿得暖，有得住，还有家吗，你就安心为奴，其他事情不是你该管的事。中国人一直没有摆脱奴役的身份和地位。
似乎心简单了，
人就快乐，
人快乐，
一切就变简单了。
那么，简单、有诗意的生活如何获得呢？当然，我们可以写诗，读诗，唱歌，跳舞。有史以来，中国的统治者只做两件事：做天子，保龙椅。而文化只做一件事，那就是让老百姓成为良民，成为听话的羔羊，别给他们添麻烦。而老百姓呢，唯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希望皇帝成为好皇帝，成为明君。即使出现社会动荡或贪腐，那也是皇帝受到蒙蔽，只怪奸臣当道，骂大臣不骂皇帝。因此要清君侧，实在不行了，各种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才会有人取而代之。于是，既有“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也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国社会就在明君和昏君、忠臣和奸臣之间轮回。
作者称：“唯有生存之道才是解决我们心灵之痛的一剂良方，而生存之道的要点，不在于下政令，严管教，而最好是‘美教化、移风俗’。美教化，是诗教；移风俗，是在潜移默化中改良人性。”（P36）
可谓也对也不对。文化在于潜移默化，但是没有考虑文化存在的前提和环境。如果有诗歌，可是衣食有忧怎么办？如果有外敌入侵怎么办？如果生产、商业不发达，缺东少西怎么办？如果政治上不平等、没权力怎么办？我无法生存怎么办？我能生存，却无法赚钱、积累财富怎么办？我能生存，能积累财富，却保不住怎么办？在这一系列现实的追问下，你还觉得自己有心情读诗吗？好吧，即使你背了一脑子的诗，但这一切能在“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摇头晃脑中淡忘吗？
“中国文化又叫作长城文化。对外，是‘闭’的文化，对内，则求‘南北贯通’，形成运河文化。”（P19）曲教授的这一认识可谓独到、深刻。（不过，这也可以解读成，中国的传统文化只适合于一个封闭的社会，而不适合一个开放的社会。）
前提来了。冷兵器时代，我们可以修长城，你挡住人和马，可是，即使把中国围一圈都建成长城，又能抵挡飞机、导弹、大炮和电子战吗？
经济我们可以放开搞活，开放各种商路，南北通达，东西互补，但是，它能避免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吗？
假如文化发达了，军事强大了，经济发展了，那么政治呢？政治体制呢？还有普世价值呢？
我们的传统文化从来都是笼中鸟坐在笼子里探讨笼子里的事。从来不考虑为什么有个笼子？这个笼子合理吗？为什么中国人是笼中鸟、栏中猪、圈中羊？几千年来从官方到民意从不考虑，也不探讨，变成了全民无意识，让中国人觉得社会就是这样，不这样又能怎么样呢？中国人的奴性就是这样一点点积累而成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奴性文化、愚民文化。儒学只所以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乃是因为它有利于统治者。只是有利于统治者。
THREE
孔老二置《诗经》于六经之首，可能并非其最重要，而是成书较早也未可知。
《诗经》是个好东西，写的是普通人的生活，却不是为普通人服务的，也不是普通人的生活必需品。对普通人的生活改善助益不大，尤其是为温饱而挣扎的人。“今天晚饭没得吃了，咱是学小雅呢，还是学大雅呢？”
有人会问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古代会出现《诗经》？如果反过来问，便是一个很好的回答：为什么后来就没有再出现《诗经》呢？这说明当时的社会要比后面的几千年好。可以说，周朝时，中国的政治制度类似于现在的联邦制。但是，这个联邦帮主却不是选出来的，或打出来的。有联邦的结构，但没有维护联邦制的约束条件。因此，日益暗弱。虽有九鼎，却挡不住诸侯问鼎。在《诗经》时代之后的几千年里，军事时弱时强，经济时好时坏，文化时而开放发展时而封闭落后，唯独政治没有任何的进步。中国人从来没有沐浴过普世价值的阳光雨露。
那么，什么是普世价值呢？
我的理解是：普世价值是能让普罗大众都能受益的价值观，不分种族和民族，是作为人的基本要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人生而平等，我不是你的奴隶；人本就自由，我不是你的奴隶；既然大家平等、自由，还要相互关爱，谁也不应是谁的奴隶。
其实，“自由、平等、博爱”并不针对哪个党派，不针对哪个社会制度，它超越了阶级、宗教和种族，并非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它不仅是独裁和专制的克星，也是救治中国人劣根性的良药。（如果有人用毛泽东的话：“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来反驳普世价值的无阶级性，请先打住，自问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卫兴华曾在《人民日报》发表过《掀开西方“普世价值”的面纱》，指出“尽管我国也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作为自己的追求和价值原则，但西方并不认同。”为什么不为外人认同？既然不受外人待见，为什么不问问广大无产阶级的国人认不认同？既然我们认可“自由”“平等”“博爱”，为什么不让它们落地开花呢？既然我们认为自己的制度优于资本主义，为什么还要跟资本主义一般见识，是不是应该提出自己更高级的普世价值呢？
那么，中国的普世价值是什么？
即使有，它能否被所有中国人认同？
即使有，它能否被外国大众所接受？
曲教授给出的答案是：“现世茫茫中，很多中国人试图找到适合自己的普世价值，殊不知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应有：一种简单诗意的生活－尊崇自然、不过度开发、尊重天地宇宙、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古代的‘法’就不是为‘自由’专门相对而设的，所以我们很少鼓吹‘自由’，但我们鼓吹‘自在’和‘知命’。宗法社会本身就不是建立在‘平等’上的......没有‘平等’，只有‘和谐’。至于‘博爱’这个词，在一个缺少宗教感的国度里似乎也不适用。”（P19）不知曲教授是否被洗过脑，还是打算洗别人的脑，她的想法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由、平等、博爱的不正确理解，大多数中国人觉得只要我活着，就是自由的；只要统治者或同类不欺负他，就是平等的；而博爱是宗教讲究的东西。其实，中国人怎能不知道何者为自由，何者为平等，何者为博爱，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就是博爱精神的体现吗。问题在于，中国的统治者随时可以剥夺中国人的自由，随时让你不平等，随时扼杀老百姓对自由、平等的追求，控制舆论，阻止自由、平等思想的漫延，而且让博爱变成了对统治者的狭隘的爱，似乎一切资源都控制在统治者手中，对于老百姓来说，既没有什么机制保证他们享有自由、平等，落实他们的博爱，也没有什么教育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应该享有自由、平等，号召他们应该博爱，更没有阻止统治者祸害老百姓的机制或制度，统治者作恶多端、血债累累却不会受到惩处。时间一长，很多中国人就认命了，而曲教授的解决之道正是“认命”的体现。她的诗教，只是在认命之下，利用风花雪月、吟诗作赋来疗伤、自慰。
为什么中国人没有从缺少自由、平等、博爱的现实中得出我们要努力追求之的结论，反而得出的是“认命”呢？认命，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长期荼毒中国人的地方：自然不可违，天命不可违，天子不可违，你改变不了的，胳膊拧不过大腿，好汉不吃眼前亏，只能适应，只有听话。
说实话，中国大众并不排斥“自由、平等、博爱”，甚至是渴望，因为我没有看到普通中国人在“自由、平等、博爱”面前害怕得瑟瑟发抖，没看到普通中国人像抗议强拆一样拼死抗议“自由、平等、博爱”，也没有看到圣上说“咱要搞自由、平等、博爱”而中国人抗旨不遵，从而说明它是适合中国的，说明它就是普世的价值。不管有些别有用心的中国人如何否定“自由、平等、博爱”，又如何狡辩，比如，清朝的某王爷说：“我大清自有国情在此”，却既无法否定它的存在，又提不出比这更高级的普世价值。
FOUR
如果军事强大了，不受外敌欺侮；如果经济富足了，不忍饥挨饿；如果政治合理了，大家畅所欲言；文化先进了，不断创新，为人类带来丰硕的成果。在这种条件下，大家谈谈诗，作作赋是不是更惬意呢，而利用诗来教化更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正如曲教授所说：中国人的诗性是骨子里的。
但中国人渴望的是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础上过“一种简单、诗意的生活”（P22）。
抛开这些，我觉得，曲教授从阴阳和谐的角度解读《诗经》是可取的，文学学士和医学硕士的学历让她可以跨界而游刃有余，无论是生理的、心理的、文学的还是医学的解释，曲教授都有很多的奇言妙解。毕竟男女相悦，夫妻和谐，进而家庭和睦，才能人心思宁，老有所养，少有所教，国家安定。
与其说诗经是诗，还不如说它是歌词。
那得先看一下《诗经》的由来。《辞源》称诗是“有韵律可歌咏者的一种文体”（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多了一个“者”。）。可见本来就是诗、歌不分的。《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采诗，即是采歌，诸侯们养的那帮子唱赞歌的人实在江郎才尽，写不出什么花样了，于是主子们就差遣他们到处去找，类似于今天歌舞专业人士在家里实在憋不出来了，到乡村采风。“风”的意义就是声调，所谓《秦风》《魏风》《郑风》，就如现在我们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结果到了东北，发现了二人转，这就是东北风。到了天水，发现秦腔，这就是西北风。
据说当时秦穆公很喜欢听歌谣和传说，就广为搜集当时的好听的歌曲，天水送马人禺餮把流传在天水的民间说唱人带到了国都咸阳，秦穆公一听大悦，于是秦腔开始流传，犹如徽班进北京，二人转上春晚。风俗倒是观了，但得失知没知，唯有他们自己知道。
民间小调自然是体制内的音乐人士编不出来的。什么女子思春，男子发贱，男女床戏，夫妻思念，打情骂俏，七荤八素，把诸侯们听得是神魂颠倒，五迷三道。《诗经》305篇，其中风160篇，雅105篇，颂40篇，自然“风”占大头，这从曲黎敏所作《诗经：越古老，越美好》中可见一斑，因为曲教授讲解的例子大多是“风”，有57篇；听多了“风”也不行，“革命者”不能老是听一些靡靡之音，再来点“雅”的，于是“雅”的数量次之。曲教授讲解了8篇“雅”，小雅者7，大雅者1。雅则雅矣，还是略显不正经，最后怎么也得来点正能量的，吹天，吹地，吹祖宗，连带着吹一下自己。比如《鲁颂•宫》：“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奄有龟蒙，遂荒大东。到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喜欢别人拍马屁的王侯将相、皇帝土匪驾崩了，“太阳歌”或“万岁歌”普通人也就唱得不带劲了。曲教授没有讲解“颂”。
与其说曲教授讲的是《诗经》，还不如说她讲的是《风》。
基于此，曲教授根据《毛诗》“后妃之德”，将《关睢》理解成“一个王后复杂矛盾的心情－就是到哪儿去找一个好姑娘，和我一同来辅佐君王”，也就顺理成章了。本来吗，这是让君侯听的，保不齐君侯改动一下文字，顺便让王后听听，与其挡着我找妾，还不如你亲自找一个咱俩都如意的到宫里来，你看，民间不都是这样唱的吗？君子好逑吗，我就是喜欢女人，咋的，谁让咱是君......子呢。
据说采上来的诗有3000多首，孔老二删吧删吧，结果只剩下305首。他可是中国第一个编辑呢。结果闹得我们现在看不到其他的2000多首，一人之好恶随成中国人之好恶，让中国人可读的诗经缩水了十分之九，而其编辑的依据竟然是“思无邪”。看来这些诗还没有那么粗俗。这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其余的诗也是用来在宫廷里唱的，只不过净是些黄段子，想想就会邪。要是孔老二不删，现在的一些段子高手岂不要引用《诗经》？
当然，也有人说不是孔老二删的。《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看来孔老二没有删改，而是为之谱曲，可能是很多曲已经散佚了，在翻唱的同时，顺便改几个字也是合乎情理的，削足适履呗。从这一角度也能看出，诗经即是歌词。
TWO
当然，歌词也可以按照诗来解读。毕竟已经没有人会唱古曲了，尽管现在有人谱了新曲。
但是，曲教授把《诗经》提高到了经世济国、心灵鸡汤的高度，认为，“针对中华民族这个奇特的族群及这个族群人性的复杂性，圣人开出的药方不是宗教，不是哲学，不是政治，而是－诗教”（P20）；“《诗经》里的生存之道是解决心灵之痛的良方”（P51）。
本人智商不高，情商更低，想不明白。
“一想到我们这个民族也曾经如此纯洁、欢乐、简单过，曾经如此不纠结地活过，生活除了唱歌、恋爱，就是劳动、跳舞，真的令人艳羡和欣慰啊”。（P85）没错，古代人有真性情，本能、快乐地活着，现在的人由于压力和环境的关系，本能深潜或被遗忘，想快乐地活着实属不易。
但是，中国的国学或者说传统文化，它最要命的地方在于，它从来没有引导中国人得出何为人？人有什么与生俱来的权力和义务？如何实现之？传统文化成为精神鸦片，你不是吃得饱，穿得暖，有得住，还有家吗，你就安心为奴，其他事情不是你该管的事。中国人一直没有摆脱奴役的身份和地位。
似乎心简单了，
人就快乐，
人快乐，
一切就变简单了。
那么，简单、有诗意的生活如何获得呢？当然，我们可以写诗，读诗，唱歌，跳舞。有史以来，中国的统治者只做两件事：做天子，保龙椅。而文化只做一件事，那就是让老百姓成为良民，成为听话的羔羊，别给他们添麻烦。而老百姓呢，唯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希望皇帝成为好皇帝，成为明君。即使出现社会动荡或贪腐，那也是皇帝受到蒙蔽，只怪奸臣当道，骂大臣不骂皇帝。因此要清君侧，实在不行了，各种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才会有人取而代之。于是，既有“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也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中国社会就在明君和昏君、忠臣和奸臣之间轮回。
作者称：“唯有生存之道才是解决我们心灵之痛的一剂良方，而生存之道的要点，不在于下政令，严管教，而最好是‘美教化、移风俗’。美教化，是诗教；移风俗，是在潜移默化中改良人性。”（P36）
可谓也对也不对。文化在于潜移默化，但是没有考虑文化存在的前提和环境。如果有诗歌，可是衣食有忧怎么办？如果有外敌入侵怎么办？如果生产、商业不发达，缺东少西怎么办？如果政治上不平等、没权力怎么办？我无法生存怎么办？我能生存，却无法赚钱、积累财富怎么办？我能生存，能积累财富，却保不住怎么办？在这一系列现实的追问下，你还觉得自己有心情读诗吗？好吧，即使你背了一脑子的诗，但这一切能在“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摇头晃脑中淡忘吗？
“中国文化又叫作长城文化。对外，是‘闭’的文化，对内，则求‘南北贯通’，形成运河文化。”（P19）曲教授的这一认识可谓独到、深刻。（不过，这也可以解读成，中国的传统文化只适合于一个封闭的社会，而不适合一个开放的社会。）
前提来了。冷兵器时代，我们可以修长城，你挡住人和马，可是，即使把中国围一圈都建成长城，又能抵挡飞机、导弹、大炮和电子战吗？
经济我们可以放开搞活，开放各种商路，南北通达，东西互补，但是，它能避免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吗？
假如文化发达了，军事强大了，经济发展了，那么政治呢？政治体制呢？还有普世价值呢？
我们的传统文化从来都是笼中鸟坐在笼子里探讨笼子里的事。从来不考虑为什么有个笼子？这个笼子合理吗？为什么中国人是笼中鸟、栏中猪、圈中羊？几千年来从官方到民意从不考虑，也不探讨，变成了全民无意识，让中国人觉得社会就是这样，不这样又能怎么样呢？中国人的奴性就是这样一点点积累而成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奴性文化、愚民文化。儒学只所以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乃是因为它有利于统治者。只是有利于统治者。
THREE
孔老二置《诗经》于六经之首，可能并非其最重要，而是成书较早也未可知。
《诗经》是个好东西，写的是普通人的生活，却不是为普通人服务的，也不是普通人的生活必需品。对普通人的生活改善助益不大，尤其是为温饱而挣扎的人。“今天晚饭没得吃了，咱是学小雅呢，还是学大雅呢？”
有人会问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古代会出现《诗经》？如果反过来问，便是一个很好的回答：为什么后来就没有再出现《诗经》呢？这说明当时的社会要比后面的几千年好。可以说，周朝时，中国的政治制度类似于现在的联邦制。但是，这个联邦帮主却不是选出来的，或打出来的。有联邦的结构，但没有维护联邦制的约束条件。因此，日益暗弱。虽有九鼎，却挡不住诸侯问鼎。在《诗经》时代之后的几千年里，军事时弱时强，经济时好时坏，文化时而开放发展时而封闭落后，唯独政治没有任何的进步。中国人从来没有沐浴过普世价值的阳光雨露。
那么，什么是普世价值呢？
我的理解是：普世价值是能让普罗大众都能受益的价值观，不分种族和民族，是作为人的基本要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人生而平等，我不是你的奴隶；人本就自由，我不是你的奴隶；既然大家平等、自由，还要相互关爱，谁也不应是谁的奴隶。
其实，“自由、平等、博爱”并不针对哪个党派，不针对哪个社会制度，它超越了阶级、宗教和种族，并非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它不仅是独裁和专制的克星，也是救治中国人劣根性的良药。（如果有人用毛泽东的话：“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来反驳普世价值的无阶级性，请先打住，自问一个问题：你是不是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卫兴华曾在《人民日报》发表过《掀开西方“普世价值”的面纱》，指出“尽管我国也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作为自己的追求和价值原则，但西方并不认同。”为什么不为外人认同？既然不受外人待见，为什么不问问广大无产阶级的国人认不认同？既然我们认可“自由”“平等”“博爱”，为什么不让它们落地开花呢？既然我们认为自己的制度优于资本主义，为什么还要跟资本主义一般见识，是不是应该提出自己更高级的普世价值呢？
那么，中国的普世价值是什么？
即使有，它能否被所有中国人认同？
即使有，它能否被外国大众所接受？
曲教授给出的答案是：“现世茫茫中，很多中国人试图找到适合自己的普世价值，殊不知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应有：一种简单诗意的生活－尊崇自然、不过度开发、尊重天地宇宙、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古代的‘法’就不是为‘自由’专门相对而设的，所以我们很少鼓吹‘自由’，但我们鼓吹‘自在’和‘知命’。宗法社会本身就不是建立在‘平等’上的......没有‘平等’，只有‘和谐’。至于‘博爱’这个词，在一个缺少宗教感的国度里似乎也不适用。”（P19）不知曲教授是否被洗过脑，还是打算洗别人的脑，她的想法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由、平等、博爱的不正确理解，大多数中国人觉得只要我活着，就是自由的；只要统治者或同类不欺负他，就是平等的；而博爱是宗教讲究的东西。其实，中国人怎能不知道何者为自由，何者为平等，何者为博爱，比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就是博爱精神的体现吗。问题在于，中国的统治者随时可以剥夺中国人的自由，随时让你不平等，随时扼杀老百姓对自由、平等的追求，控制舆论，阻止自由、平等思想的漫延，而且让博爱变成了对统治者的狭隘的爱，似乎一切资源都控制在统治者手中，对于老百姓来说，既没有什么机制保证他们享有自由、平等，落实他们的博爱，也没有什么教育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应该享有自由、平等，号召他们应该博爱，更没有阻止统治者祸害老百姓的机制或制度，统治者作恶多端、血债累累却不会受到惩处。时间一长，很多中国人就认命了，而曲教授的解决之道正是“认命”的体现。她的诗教，只是在认命之下，利用风花雪月、吟诗作赋来疗伤、自慰。
为什么中国人没有从缺少自由、平等、博爱的现实中得出我们要努力追求之的结论，反而得出的是“认命”呢？认命，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长期荼毒中国人的地方：自然不可违，天命不可违，天子不可违，你改变不了的，胳膊拧不过大腿，好汉不吃眼前亏，只能适应，只有听话。
说实话，中国大众并不排斥“自由、平等、博爱”，甚至是渴望，因为我没有看到普通中国人在“自由、平等、博爱”面前害怕得瑟瑟发抖，没看到普通中国人像抗议强拆一样拼死抗议“自由、平等、博爱”，也没有看到圣上说“咱要搞自由、平等、博爱”而中国人抗旨不遵，从而说明它是适合中国的，说明它就是普世的价值。不管有些别有用心的中国人如何否定“自由、平等、博爱”，又如何狡辩，比如，清朝的某王爷说：“我大清自有国情在此”，却既无法否定它的存在，又提不出比这更高级的普世价值。
FOUR
如果军事强大了，不受外敌欺侮；如果经济富足了，不忍饥挨饿；如果政治合理了，大家畅所欲言；文化先进了，不断创新，为人类带来丰硕的成果。在这种条件下，大家谈谈诗，作作赋是不是更惬意呢，而利用诗来教化更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正如曲教授所说：中国人的诗性是骨子里的。
但中国人渴望的是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基础上过“一种简单、诗意的生活”（P22）。
抛开这些，我觉得，曲教授从阴阳和谐的角度解读《诗经》是可取的，文学学士和医学硕士的学历让她可以跨界而游刃有余，无论是生理的、心理的、文学的还是医学的解释，曲教授都有很多的奇言妙解。毕竟男女相悦，夫妻和谐，进而家庭和睦，才能人心思宁，老有所养，少有所教，国家安定。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