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能重构现代史么？

      必须肯定，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研究早期现代国家革命和反抗的著作。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为什么在特定的时间内，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或地区都经历了周期性的政治动荡？

      在戈德斯通看来，其核心原因在于，作为独立变量的人口压力，会对物价等经济发展状况造成影响，这样的状况，首先会对政府的财政收入产生影响，一旦财政收入受到威胁，政权本身的脆弱性就会彰显。其次，其会以差异化的方式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产生影响，再加上财政汲取，“精英位移”以及“精英循环”有可能出现，横向和纵向的精英分裂就成为必然。再次，一旦不公平的脆弱性分配到了底层民众，再加上精英动员和精英分裂，最终可能爆发极大的政治动员潜能，于是，革命和反抗就很可能难以避免。基于此，作者通过对英国“光荣革命”（作者并不认为其“光荣”）、法国大革命、奥斯曼土耳其的政治抗争以及中国明朝的崩溃为案例，对其分析框架进行了非常严谨的比较历史分析，资料之详实，理论对话之深刻，令人咋舌。这样的分析逻辑典型的不同于有关“资本主义革命”的分析，也不同于“偶然事件”分析，其有着“重构现代史”的野心。

      这是一部“大作”（既指理论深度，也指篇幅），其具有以下优点。第一，戈德斯通明确地将革命和抗争视为一个“事件序列”，而不是视为一个“重大事件”，不将任何一次事件割裂开来。于是，造成革命情势的要素和革命展开以及国家重建的因素是非常不同的，且戈德斯通将主要的精力放置于寻找那些引致国家崩溃的因素，这样的分析性界定和努力是非常值得肯定的。第二，戈德斯通将分析的核心置于经济社会变革（主要是人口变化）导致的“分配性”要素，而不是总体趋势作为理论解释的核心机制，这是非常有见地的。任何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变都意味着政治经济机会结构的改变，这样的机会结构在整个社会人口中的分配，才是理解大的政治社会抗争的关键，这无疑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第三，戈德斯通为比较历史分析本身做了非常出色的说明，其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特别是，其将亚洲案例（遵循最大差异原则）同样纳入其分析框架，并有力的证明了其解释模式的有效性，这对于的比较历史分析本身也是有意义的。

      当然，这部作品本身并非没有缺陷。第一，明确的阶段论将不同事件之间进行割裂，这样的分析可能是存在一定问题的。阶段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一问题仍然可能成为整个过程的关键问题。第二，虽然作者非常详实地利用各种经验数据和理论对话充实其经验材料，但是，其对经济社会条件（主要是人口）对其他要素产生影响的理论机制和经验机制的揭示仍然是存在缺陷的（这当然与历史分析的资料详实程度有关；但是，缺乏“说服感”本身仍然应该是一个问题吧？）。第三，正如戈德斯通所言，情势怎样转变为行动本身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戈德斯通在不多的篇幅过于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作用。当然，戈德斯通对于文化和意识形态对革命和重建过程的影响的分析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对于这一点，我似乎更愿意站在斯考克波（参见《国家与社会革命》）的立场上，将社会结构这一变量视为比文化和意识形态更为重要的机制性要素。

      戈德斯通的野心在于，“意欲重构现代史”，这部作品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对于国家崩溃的分析，虽然有一定的缺陷，戈德斯通在一定程度上做得不错；但是，对于现代国家建设过程的分析，戈德斯通仅仅讲了一些别人讲过的事情，或者有很多事情根本就没有讲。所以，重构现代史这个任务，似乎还有非常非常长的路需要走。

      最后，两点启示非常有价值。第一，作者对于资本主义与革命之间关系的分析是非常有价值的。戈德斯通和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共享了一个结论：资本主义制度是逃出“马尔萨斯陷阱”的关键一步，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制度体系，深陷马尔萨斯陷阱的早期现代国家仍然不会逃离崩溃-稳定的循环宿命。这其实又回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上：怎样理解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之间的关系呢？第二，在可见的未来，中国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政治抗争么？对于戈德斯通强调的这些要素，可以对我国的政治抗争潜能进行一些有价值的评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