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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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的这本书通过对欧洲的核心区与中国、日本、印度等东亚地区在18世纪末在经济命运上出现大分流的原因分析,深入对比了东西方在各方面的发展,提出实际上在18世纪前东西方处于相似的发展水平上,甚至有些方面中国处于领先地位,但在此后由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东西方逐渐分道扬镳,中国也开始落后于西方。
那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工业革命发生在了欧洲而不是中国呢?作者认为用传统的“欧洲中心论”来解释是有问题的,书中的观点是,造成19世纪欧洲与中国的分流是由于一系列近乎“巧合”的因素,尤其对于英国。这些因素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是煤矿幸运的地理位置更有利于开采和运输,直接导致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二是新大陆的开发可以使工业品在不需大量使用英国土地的前提下转化成土地密集型产品。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包括对生态安全的制约、奴隶贸易、政府间的竞争、原始工业人口的占比上升等。作者提出甚至可以用“落后的好处”来解释:简单来说就是西欧的制度性障碍延缓了资源开发使用的时间,从而恰巧促成了19世纪工业革命的爆发。因此其实欧洲的工业革命也是几乎出于“巧合”。
而关于“欧洲中心论”,作者对此的反击贯穿了前两个部分,包含了书中的绝大多数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除了采煤业和制度以外,无论是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寿命还是农业、农产品市场、资本贬值、生产力、市场经济、土地利用、劳动市场等方面,中国都未必落后于西欧。如生产原料、经济模式、农村工业等方面,中国与欧洲有共性基础。看似西欧领先的方面,中国可能反而更具有优势。“中国的’内卷’程度完全可能低于西欧。”[ 【美】彭慕兰,2003,《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22页]这证明19世界中期以前欧洲的商业化发展模式并不比中国的家庭劳动利用模式有优势,因此无法解释西欧的工业突破。
第二,除住房外,从奢侈品、纺织品的质量、经济潜力等方面来说,中国也完全可以同欧洲一较高下。西欧的生产力并不是独一无二得高效。中国由于较平均的地权分配可能意味着中国存在更大的收入均等。“资产组合资本家”在印度相当活跃。只是“欧洲的奢侈品需求比中国人、日本人的需求增长更快”,品味的变化更快,定期参与市场交易的人更多,“暗示了欧洲的分流归根结底源于一种根本的态度差异”。[ 【美】彭慕兰,2003,《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87、193页]竞争性的公司和海外高压统治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欧洲产生了积聚长期资本的新形式。但这些经济其实并不特殊。
第三,真正使欧洲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产生突破的,是生态制约、煤的位置和新大陆,其中最重要的是新大陆。欧洲在19世纪初经历了一系列危机,如土壤肥力降低,耕地衰竭,气候变化等,而中国情况也类似。不同的是,中国人口密集增长,通过劳动密集来满足贸易需求,没有动态经济,因此增长的只是农业人口,土地因此更加贫瘠。从长远看,其实是付出了生态环境遭受损害的代价的。印度更是处于“逆工业化”过程。而欧洲的问题通过煤、蒸汽和机械化,使得人口的增长其实是原始工业人口的增长,问题就相对容易解决了。
作者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挺震撼的,更新了我对欧洲和东亚的认识,例如高中历史普遍认为殖民地和奴隶贸易提供的是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以及广泛的工业品市场,但作者却认为土地密集型产品才是殖民地的真正意义所在,尽管整个推论过程涉及大量数据,比较复杂。只是我比较存疑的是由于个人知识能力的限制,这些庞大的数据、计算方式是否准确、史料的真实性,以及比较过程中作者是否过滤掉了一些对欧洲有利的数据以更充分地证明自己的观点。
书中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提到“中国和日本更多的是通过劳动密集……这样做……没有使它们自己陷入直接的生态困境。但从长远看……是以……为代价并……损害,这些问题甚至到今天也不可能通过贸易或任何……技术来解决。”[ 同上,第291页]与中日相比,当时欧洲无法扩大燃料供给看上去似乎只能依靠远程贸易,且定然不利于发展,但实际上却维持了生态的相对平衡,为之后的工业革命创造了良好条件,也刺激了技术的发展。中日一时的依靠大量开采换来的却是无穷无尽的后患。这样不同道路的发展引人深思。经济发展如何在与生态制约上取得平衡?资源利用方式如何才能完善高效?核心区的资源开发和贸易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这些问题放到当今依然值得讨论。
在阅读此书时,多次想到英国电视台录制的六集纪录片《西方文明史》。主持人尼禄弗格森提出了六个使西方得以统领全球的杀手锏:竞争、科学、民主的财产所有权、现代医学、消费社会以及工作。同样在纪录片中贯穿了与中国(还有其他地区如伊朗、南非等)的对比,纪录片中对于中国落后的观点是认为这是由于缺乏革新性的政治以及背弃竞争、竞争、市场、赢利和资本主义。这与书中的某些观点非常类似。“海外征服本身就是欧洲内部激烈的军事竞争的结果。这种竞争引起了军事技术和战略的重大进步。”[ 【美】彭慕兰,2003,《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第245页
]都承认了竞争对于欧亚大陆两端的影响。
当然,与本书不同之处也很多,最主要的一方面就是主持人认为西方文明的辉煌始于1500年之后,但本书作者认为事实上欧洲在和中国在19世纪之前都处于大同小异的发展水平,是19世纪才开始真正的分流;另一方面就是纪录片中的观点是,六个独一无二的要素是西方得以统领全球的压倒性原因,其他地区的落后是由于某方面的缺失,但本书作者认为这并不是由于欧洲在某个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而只是运气比较好,一系列“巧合”造成了欧洲的工业革命。究竟何种说法更科学?我觉得都有道理。准确地来说,我认为欧洲之所以会在经济上与东亚国家产生巨大分流,不仅是因为某些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巧合般的历史的恩惠,也同样离不开欧洲国家间竞争造成的欧洲人开放的观念、对技术革新和民主社会的追求、职业精神的完善和对生态环境的潜在保护意识、对财富的渴求等等,虽然这也导致了包括帝国主义的残忍暴行、殖民地的罪恶、消费社会的陈腐等在内的无穷无尽的灾难和历史罪行。
那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工业革命发生在了欧洲而不是中国呢?作者认为用传统的“欧洲中心论”来解释是有问题的,书中的观点是,造成19世纪欧洲与中国的分流是由于一系列近乎“巧合”的因素,尤其对于英国。这些因素主要包含两方面:一是煤矿幸运的地理位置更有利于开采和运输,直接导致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二是新大陆的开发可以使工业品在不需大量使用英国土地的前提下转化成土地密集型产品。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包括对生态安全的制约、奴隶贸易、政府间的竞争、原始工业人口的占比上升等。作者提出甚至可以用“落后的好处”来解释:简单来说就是西欧的制度性障碍延缓了资源开发使用的时间,从而恰巧促成了19世纪工业革命的爆发。因此其实欧洲的工业革命也是几乎出于“巧合”。
而关于“欧洲中心论”,作者对此的反击贯穿了前两个部分,包含了书中的绝大多数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除了采煤业和制度以外,无论是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寿命还是农业、农产品市场、资本贬值、生产力、市场经济、土地利用、劳动市场等方面,中国都未必落后于西欧。如生产原料、经济模式、农村工业等方面,中国与欧洲有共性基础。看似西欧领先的方面,中国可能反而更具有优势。“中国的’内卷’程度完全可能低于西欧。”[ 【美】彭慕兰,2003,《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22页]这证明19世界中期以前欧洲的商业化发展模式并不比中国的家庭劳动利用模式有优势,因此无法解释西欧的工业突破。
第二,除住房外,从奢侈品、纺织品的质量、经济潜力等方面来说,中国也完全可以同欧洲一较高下。西欧的生产力并不是独一无二得高效。中国由于较平均的地权分配可能意味着中国存在更大的收入均等。“资产组合资本家”在印度相当活跃。只是“欧洲的奢侈品需求比中国人、日本人的需求增长更快”,品味的变化更快,定期参与市场交易的人更多,“暗示了欧洲的分流归根结底源于一种根本的态度差异”。[ 【美】彭慕兰,2003,《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87、193页]竞争性的公司和海外高压统治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欧洲产生了积聚长期资本的新形式。但这些经济其实并不特殊。
第三,真正使欧洲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产生突破的,是生态制约、煤的位置和新大陆,其中最重要的是新大陆。欧洲在19世纪初经历了一系列危机,如土壤肥力降低,耕地衰竭,气候变化等,而中国情况也类似。不同的是,中国人口密集增长,通过劳动密集来满足贸易需求,没有动态经济,因此增长的只是农业人口,土地因此更加贫瘠。从长远看,其实是付出了生态环境遭受损害的代价的。印度更是处于“逆工业化”过程。而欧洲的问题通过煤、蒸汽和机械化,使得人口的增长其实是原始工业人口的增长,问题就相对容易解决了。
作者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挺震撼的,更新了我对欧洲和东亚的认识,例如高中历史普遍认为殖民地和奴隶贸易提供的是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以及广泛的工业品市场,但作者却认为土地密集型产品才是殖民地的真正意义所在,尽管整个推论过程涉及大量数据,比较复杂。只是我比较存疑的是由于个人知识能力的限制,这些庞大的数据、计算方式是否准确、史料的真实性,以及比较过程中作者是否过滤掉了一些对欧洲有利的数据以更充分地证明自己的观点。
书中印象最深的是作者提到“中国和日本更多的是通过劳动密集……这样做……没有使它们自己陷入直接的生态困境。但从长远看……是以……为代价并……损害,这些问题甚至到今天也不可能通过贸易或任何……技术来解决。”[ 同上,第291页]与中日相比,当时欧洲无法扩大燃料供给看上去似乎只能依靠远程贸易,且定然不利于发展,但实际上却维持了生态的相对平衡,为之后的工业革命创造了良好条件,也刺激了技术的发展。中日一时的依靠大量开采换来的却是无穷无尽的后患。这样不同道路的发展引人深思。经济发展如何在与生态制约上取得平衡?资源利用方式如何才能完善高效?核心区的资源开发和贸易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这些问题放到当今依然值得讨论。
在阅读此书时,多次想到英国电视台录制的六集纪录片《西方文明史》。主持人尼禄弗格森提出了六个使西方得以统领全球的杀手锏:竞争、科学、民主的财产所有权、现代医学、消费社会以及工作。同样在纪录片中贯穿了与中国(还有其他地区如伊朗、南非等)的对比,纪录片中对于中国落后的观点是认为这是由于缺乏革新性的政治以及背弃竞争、竞争、市场、赢利和资本主义。这与书中的某些观点非常类似。“海外征服本身就是欧洲内部激烈的军事竞争的结果。这种竞争引起了军事技术和战略的重大进步。”[ 【美】彭慕兰,2003,《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第245页
]都承认了竞争对于欧亚大陆两端的影响。
当然,与本书不同之处也很多,最主要的一方面就是主持人认为西方文明的辉煌始于1500年之后,但本书作者认为事实上欧洲在和中国在19世纪之前都处于大同小异的发展水平,是19世纪才开始真正的分流;另一方面就是纪录片中的观点是,六个独一无二的要素是西方得以统领全球的压倒性原因,其他地区的落后是由于某方面的缺失,但本书作者认为这并不是由于欧洲在某个方面具有压倒性优势,而只是运气比较好,一系列“巧合”造成了欧洲的工业革命。究竟何种说法更科学?我觉得都有道理。准确地来说,我认为欧洲之所以会在经济上与东亚国家产生巨大分流,不仅是因为某些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巧合般的历史的恩惠,也同样离不开欧洲国家间竞争造成的欧洲人开放的观念、对技术革新和民主社会的追求、职业精神的完善和对生态环境的潜在保护意识、对财富的渴求等等,虽然这也导致了包括帝国主义的残忍暴行、殖民地的罪恶、消费社会的陈腐等在内的无穷无尽的灾难和历史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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