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毛细管”如何运行——读王汎森新著
清代中期的管同（1780-1831）曾指出明清风俗之异。他说明代时大臣专权，而清朝即使是大学士和地方督抚也不过是奉命行事；明代时言官竞相言事，而清朝的御史们都可有可无；明代时的读书人讲学结社的甚多，清朝则完全见不到这样的事例；明代的士大夫能够主持清议，清朝则在科举考试的时候就淘汰了那些胆敢议论时政的人。管同总结说，明代的风俗是“官横而士骄”，清代虽无此弊端，然而士大夫只知道仰承上意，缄默畏葸，于是上行下效，在社会上养成一种不负责任的风气，这是不良政治的根源（《拟言风俗书》，《因寄轩文初集》卷四）。
管同身在清朝统治之下，用词婉转，对明清两代的风俗各有贬斥，但他的倾向是很明显的。清末的刘师培就要激越得多，他说明代的读书人虽然“疏于考古”，但是“切于通今”，取得功名的人对于国家的典章制度、政治得失都烂熟于心，相比之下，清儒“廉耻道丧，清议荡然”，只求其是、不求致用，完全丧失了儒家士大夫的淑世情怀。（《清儒得失论》）
道光朝以下，像管同、刘师培这样批评清代士风的论调层出不穷，在政治道德主义的语境下，清代士风败坏似乎成为一种共识。即便今日跳出王朝本位的史观，研究者也都承认，从晚明到清代前中期，社会风气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而士大夫政治定位的不同，则是这个转变的重要表征。至于转变的推力，自然首在清代前期严酷的文化高压政策，但是像禁书与文字狱运动这样的文化管控行为，究竟如何作用于一般读书人的思想世界，并进而引起士林风气的转变，在以往的历史书写中仍只是一个大而化之的轮廓。
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尝试描述这个过程与机制。他从福柯处借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这个概念，比喻权力如通过毛细管的水一样，作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甚至普通读书人内心最隐秘的部分。虽然作者自承，书中只有三篇论文是在此主题之下，分别是《从曾静案看十八世纪前期的社会心态》《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的现象》《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禁书复出及其意义》，但是实际上，全书所收各篇论文所讨论的清代思想与学术史的现象，无不在权力的笼罩下发生，也或多或少地都有权力的烙印。
艾尔曼在《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中就曾提出过清代的文化政策导致社会生活“非政治化”的看法。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这篇论文中，王汎森更详细阐述了这个现象：“清代政治对文化领域之压制最大的影响，是因涟漪效应带来各种文化领域的萎缩、公共空间的萎缩、政治批判意识的萎缩、自我心灵的萎缩，形成一种万民退隐的心态，‘非政治化’的心态”（462页）。“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就是这种“非政治化”状态的写照。
很容易理解的是，“非政治化”并不是不要政治，而是不能议论政治，或者自觉地不对政治发言。这当然也是一种政治化，或者干脆说，“非政治化”的状态本身就是过度政治化或曰“泛政治化”造成的。
儒家传统以建立在血亲纽带上的家族关系为核心，政治只是家族治理的副产品，并不主张用政治手段解决一切问题——三纲五常，只有君臣关系是政治性的，其他的都可以与政治无关。但在专制君主看来，皇帝本人就是整个社会的大家长，国家就是家庭的拟态，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么王土上发生的所有事情自然也都归王权管辖，一件事是不是具有政治意义，完全取决于王权的看法。清代前期君主康雍乾，说话中常带一种天覆地载、君师合一的君父口气，就是这种心态了。
文字狱之所以能在社会上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原因亦在于它把一般人认为不具政治意义的事情政治化了。例如曾静案，明白无误是一件谋反大案，姑不论立场如何，但既然谋反，就会有相应的严重后果，这是无论如何见闻寡陋的人都能承认的，所以并不能算作文字狱。真正大出于历史经验之外的，是之后雍正皇帝的“出奇料理”，皇帝和钦犯公开辩论清朝的头号政治敏感话题——华夷问题，这才真正对社会造成冲击。倒是记录在《清代文字狱档》中的那些并不怎么引人注目的小案子，更能体现“泛政治化”的特点。比如乾隆四十六年，河南桐柏县的老秀才程明諲跟人发生冲突，他的学生替他出头打架，乾隆认为这是“师徒朋党”，将程明諲杀了头，学生们都革去功名，每人打了三十大板，就是皇权过于敏感的显例。至于著名的“名教罪人”案，钱名世只不过是马屁拍错了人，就被提到名教纲常的高度，当然也会强烈提醒天下的读书人，私节与公义之间并无明确区别，有些过去常用的语言和行为方式也可能会赋予新的政治意义。
泛政治化的政策推行起来，有时候连皇帝本人也感到过分。乾隆四十八年，广西抓到一个游荡的回民，行李中搜出一本《天方至圣实录年谱》，地方官因为书名中用了“至圣”两个字，就指为大逆不道，报到北京。乾隆哭笑不得，这是人家的宗教圣典，如此用词有何不可，地方官实属“可鄙可笑”。然而办事的人虽然遭到了申斥，但比起因为没看出“问题书籍”而惨遭杀头的同僚来说，处分只能算轻到不能再轻。这种气氛之下，各地大员们当然会戴一幅政治的眼镜观察一切，宁可错杀，不可放过。官员如此，普通的读书人自然更加变本加厉，焚毁自家藏书的案例在在多有。
问题的要害在于，什么样的问题才算是“政治问题”，决定的权柄并不掌握在读书人甚至地方官手中。为了自身安全，读书人不但要揣测皇帝的大政方针，还要揣测地方直管官员的心理，而地方官的心理则当然源于他对他的上级直至皇帝的揣测，层层揣测之下，一切的议论、著述、交际都可能被政治化，为求安全最大化，自然要把议论尽可能地压缩到相对安全的领域，例如小学。
压力足够的情况下，恐怖的气氛可以自行传染。权力的“毛细管”究竟是什么？书中提到，有一些有形的管道，例如各地设立的书局，禁书的命令也通过行政系统和地保这样的基层管道传布下去，还动员到教官、乡绅和书商等等人物（414-416页），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无形的管道，即士大夫群体的人际网络对于信息与情绪的传播：有的人尽量避免留下字迹，有的人与人交谈时从不谈及敏感话题，有的人涂抹掉藏书上可能犯忌的人名和字词，这样的现象在社会上一旦出现，自然会引起恐惧和模仿，形成放大效应，更不用说广事株连的文字狱案件了。正是在恐惧气氛的传播与放大之下，读书人才开始“自觉地”远离政治。
有时候人们会忘记，文字狱的受害者是读书人，但执行文字狱政策的官员、引爆文字狱案件的告发者往往也是读书人。这样的政治生态之下，“读书人”的含义悄悄转变了，做了官的人最大的成就是成为一名合格的行政官僚，不再追求得君行道，因为国家的大政方针自有皇帝决定，不允许讨论；普通没有功名的人更不可能议论时局，探讨学问也会不小心触到禁区，只能专心科举，所以书中引《沈霞西墓表》说乾隆时江南地区收缴禁书，读书人互相告诫家中不要藏书，于是大家只好去追求科名，“其以余力读古书者，百不一、二焉”。士人政治责任感被迫消失，读书者的精神智慧全用于八股，这是皇权的胜利，却是国家的失败。
权力的泛政治化和社会的非政治化本就是同一个问题，正是权力的侵逼和渗透，逼迫思想文化领域的不断后退，只能皇家弄权，不许百姓议政。清代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政治景观，与皇权的空前强化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清代前期帝王的统治术也至关重要。但《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更大的启示在于，权力与文化并非单纯的压迫与受害的关系，权力通过日常的种种渠道，也在改造和形塑着文化人的行为与面貌，最终把读书人变成它所想要的那个样子，而这一过程，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读书人的自我压抑和自我规训来实现的。
来自《中华读书报》2016-4-1，作者：江风。
管同身在清朝统治之下，用词婉转，对明清两代的风俗各有贬斥，但他的倾向是很明显的。清末的刘师培就要激越得多，他说明代的读书人虽然“疏于考古”，但是“切于通今”，取得功名的人对于国家的典章制度、政治得失都烂熟于心，相比之下，清儒“廉耻道丧，清议荡然”，只求其是、不求致用，完全丧失了儒家士大夫的淑世情怀。（《清儒得失论》）
道光朝以下，像管同、刘师培这样批评清代士风的论调层出不穷，在政治道德主义的语境下，清代士风败坏似乎成为一种共识。即便今日跳出王朝本位的史观，研究者也都承认，从晚明到清代前中期，社会风气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而士大夫政治定位的不同，则是这个转变的重要表征。至于转变的推力，自然首在清代前期严酷的文化高压政策，但是像禁书与文字狱运动这样的文化管控行为，究竟如何作用于一般读书人的思想世界，并进而引起士林风气的转变，在以往的历史书写中仍只是一个大而化之的轮廓。
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尝试描述这个过程与机制。他从福柯处借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这个概念，比喻权力如通过毛细管的水一样，作用于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甚至普通读书人内心最隐秘的部分。虽然作者自承，书中只有三篇论文是在此主题之下，分别是《从曾静案看十八世纪前期的社会心态》《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的现象》《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禁书复出及其意义》，但是实际上，全书所收各篇论文所讨论的清代思想与学术史的现象，无不在权力的笼罩下发生，也或多或少地都有权力的烙印。
艾尔曼在《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中就曾提出过清代的文化政策导致社会生活“非政治化”的看法。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这篇论文中，王汎森更详细阐述了这个现象：“清代政治对文化领域之压制最大的影响，是因涟漪效应带来各种文化领域的萎缩、公共空间的萎缩、政治批判意识的萎缩、自我心灵的萎缩，形成一种万民退隐的心态，‘非政治化’的心态”（462页）。“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就是这种“非政治化”状态的写照。
很容易理解的是，“非政治化”并不是不要政治，而是不能议论政治，或者自觉地不对政治发言。这当然也是一种政治化，或者干脆说，“非政治化”的状态本身就是过度政治化或曰“泛政治化”造成的。
儒家传统以建立在血亲纽带上的家族关系为核心，政治只是家族治理的副产品，并不主张用政治手段解决一切问题——三纲五常，只有君臣关系是政治性的，其他的都可以与政治无关。但在专制君主看来，皇帝本人就是整个社会的大家长，国家就是家庭的拟态，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么王土上发生的所有事情自然也都归王权管辖，一件事是不是具有政治意义，完全取决于王权的看法。清代前期君主康雍乾，说话中常带一种天覆地载、君师合一的君父口气，就是这种心态了。
文字狱之所以能在社会上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原因亦在于它把一般人认为不具政治意义的事情政治化了。例如曾静案，明白无误是一件谋反大案，姑不论立场如何，但既然谋反，就会有相应的严重后果，这是无论如何见闻寡陋的人都能承认的，所以并不能算作文字狱。真正大出于历史经验之外的，是之后雍正皇帝的“出奇料理”，皇帝和钦犯公开辩论清朝的头号政治敏感话题——华夷问题，这才真正对社会造成冲击。倒是记录在《清代文字狱档》中的那些并不怎么引人注目的小案子，更能体现“泛政治化”的特点。比如乾隆四十六年，河南桐柏县的老秀才程明諲跟人发生冲突，他的学生替他出头打架，乾隆认为这是“师徒朋党”，将程明諲杀了头，学生们都革去功名，每人打了三十大板，就是皇权过于敏感的显例。至于著名的“名教罪人”案，钱名世只不过是马屁拍错了人，就被提到名教纲常的高度，当然也会强烈提醒天下的读书人，私节与公义之间并无明确区别，有些过去常用的语言和行为方式也可能会赋予新的政治意义。
泛政治化的政策推行起来，有时候连皇帝本人也感到过分。乾隆四十八年，广西抓到一个游荡的回民，行李中搜出一本《天方至圣实录年谱》，地方官因为书名中用了“至圣”两个字，就指为大逆不道，报到北京。乾隆哭笑不得，这是人家的宗教圣典，如此用词有何不可，地方官实属“可鄙可笑”。然而办事的人虽然遭到了申斥，但比起因为没看出“问题书籍”而惨遭杀头的同僚来说，处分只能算轻到不能再轻。这种气氛之下，各地大员们当然会戴一幅政治的眼镜观察一切，宁可错杀，不可放过。官员如此，普通的读书人自然更加变本加厉，焚毁自家藏书的案例在在多有。
问题的要害在于，什么样的问题才算是“政治问题”，决定的权柄并不掌握在读书人甚至地方官手中。为了自身安全，读书人不但要揣测皇帝的大政方针，还要揣测地方直管官员的心理，而地方官的心理则当然源于他对他的上级直至皇帝的揣测，层层揣测之下，一切的议论、著述、交际都可能被政治化，为求安全最大化，自然要把议论尽可能地压缩到相对安全的领域，例如小学。
压力足够的情况下，恐怖的气氛可以自行传染。权力的“毛细管”究竟是什么？书中提到，有一些有形的管道，例如各地设立的书局，禁书的命令也通过行政系统和地保这样的基层管道传布下去，还动员到教官、乡绅和书商等等人物（414-416页），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无形的管道，即士大夫群体的人际网络对于信息与情绪的传播：有的人尽量避免留下字迹，有的人与人交谈时从不谈及敏感话题，有的人涂抹掉藏书上可能犯忌的人名和字词，这样的现象在社会上一旦出现，自然会引起恐惧和模仿，形成放大效应，更不用说广事株连的文字狱案件了。正是在恐惧气氛的传播与放大之下，读书人才开始“自觉地”远离政治。
有时候人们会忘记，文字狱的受害者是读书人，但执行文字狱政策的官员、引爆文字狱案件的告发者往往也是读书人。这样的政治生态之下，“读书人”的含义悄悄转变了，做了官的人最大的成就是成为一名合格的行政官僚，不再追求得君行道，因为国家的大政方针自有皇帝决定，不允许讨论；普通没有功名的人更不可能议论时局，探讨学问也会不小心触到禁区，只能专心科举，所以书中引《沈霞西墓表》说乾隆时江南地区收缴禁书，读书人互相告诫家中不要藏书，于是大家只好去追求科名，“其以余力读古书者，百不一、二焉”。士人政治责任感被迫消失，读书者的精神智慧全用于八股，这是皇权的胜利，却是国家的失败。
权力的泛政治化和社会的非政治化本就是同一个问题，正是权力的侵逼和渗透，逼迫思想文化领域的不断后退，只能皇家弄权，不许百姓议政。清代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政治景观，与皇权的空前强化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清代前期帝王的统治术也至关重要。但《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更大的启示在于，权力与文化并非单纯的压迫与受害的关系，权力通过日常的种种渠道，也在改造和形塑着文化人的行为与面貌，最终把读书人变成它所想要的那个样子，而这一过程，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读书人的自我压抑和自我规训来实现的。
来自《中华读书报》2016-4-1，作者：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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