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我见，我征服”——名人传与帝王传中的恺撒

恺撒（Caesar）是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军事家、政治家。他的主要生平事迹，在普鲁塔克（Plutarchus）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和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的《罗马十二帝王传》中均有记载。不过，由于两本传记成书时间不同（大致是《希腊罗马名人传》在先，《罗马十二帝王传》在后），对这位历史人物的记载也就不尽相同。 一、内容方面的异同 以凯撒一生的主要经历，按照时间顺序（基本对应两部传记的叙事顺序）做简单叙述。 1.恺撒出生 崭露头角 关于恺撒早年的情况，两本传记均只是简略记载。由于年代久远，可能有遗失的部分。苏氏《帝王传》开篇写到：“在（恺撒）16岁的那一年（公元前84年）上，他死了父亲。” 据此推断恺撒生于公元前100年（还有公元前102年说）。恺撒的祖上来自伊特鲁里亚（Etruria），是意大利的一个城邦国家。从恺撒的第一任妻子科涅利娅（Cornelia）的出身（民众派领袖秦纳之女）来看，恺撒的家境应该也不错。当时，罗马的平民居住在被称作“苏布拉（Subura）”的地区，罗马出生的恺撒也是在这里成长的。虽是平民，他却与一般人不同，或是教育的成就所致。两本传记中均记载了苏拉对恺撒的一句感叹：“一个凯撒可以顶好多个马略 （在这个恺撒身上有好多个马略啊 ）”。 关于恺撒的幼年生活及其成长经历，两本传记均未提及。 马略（Marius）死后，苏拉（Sulla）独裁。苏拉是与民众派对峙的精英派领袖。马略和秦纳（Cinna）在世时，曾题名恺撒为朱庇特的祭司（公元前86年）。普氏提到的“苏拉秘密反对这个参选者，用了一系列手段使恺撒落选” ，应该就是指苏拉对祭司选举的破坏。苏氏提到事件的结果：恺撒的“祭祀职位被撤销”。苏拉为对付民众派势力，还颁布死刑名册。恺撒亦在其中。在众人的斡旋下，苏拉同意从死刑名册中将恺撒除名，但要求她与科涅利娅离婚。恺撒拒绝，苏拉派人捉拿恺撒。恺撒被迫逃亡。 苏氏提到恺撒逃出罗马后，在异地参军的一些情况；普氏把这期间恺撒在比西尼亚（Bithynia）的短暂逗留和之后在法玛库萨岛（Pharmacusa）遭遇海盗的故事写在了一起。实际上，两个事件是孤立的，并无联系。恺撒当时在小亚细亚行省总督塞姆斯（Thermus）的军中服役，作为使者前往比西尼亚招募舰队（还有“军舰”一说），支持他的军事行动。恺撒圆满归来，塞姆斯对勒斯波斯岛（Lesbos）的军事行动也取得了胜利。恺撒因此获得“市民花环”的奖励。 苏拉去世（公元前78年），恺撒返回罗马。此时，国内发生了民众派老雷必达（Lepidus）反对苏拉体制的运动。恺撒没有参与，运动也很快失败。恺撒离开罗马，前往罗得斯（Rhodes）求学。遭遇海盗及讨伐海盗是这时候才发生的事。 早年的军事经历及偶有中断的求学生活，丰富了恺撒的人生阅历，这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开始崭露头角。当恺撒停留在比西尼亚时（公元前75年），罗马传来令他担任祭司的消息，于是他再次返回罗马。恺撒当时之所以从罗德岛前往比西尼亚，是因为收到舅舅担任刚刚归属罗马的行省比西尼亚总督的消息。 2.早期政治经历 恺撒这次返回罗马，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普氏《名人传》写到：“恺撒回到罗马后，弹劾多拉培拉（Dolabella）在他的行省中施行弊政。” 这个事件并非是这时发生的。早在恺撒第一次返回罗马时，这件事就已经发生。苏氏的叙述是：“内乱（指雷必达运动）平息之后，他对科涅利乌斯·多拉贝拉——一位曾得到过凯旋式荣誉的前执政官提出诉讼，控告他有勒索之罪。” 普氏显然弄错了事情发生的顺序。综合《名人传》后面的叙述，基本可认为普氏对恺撒的描写，并不全按时间顺序展开，有时，他会把前后不相关的事件拼凑在一起，目的是为了展示他的各种才能（如上文借控告多拉培拉的例子说明他的辩护术高超）。 在成为执政官之前，恺撒先后担任过祭司、军团长官、财务官、营造官（市政官）、大祭司、大法官、行省总督等职务。他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了政治舞台。 这期间值得一提的有几件事。 一是恺撒的欠债与花费。普氏提到他欠下“一千三百塔连特的债务” （担任财务官之前）。恺撒“在花费上十分慷慨”，这或许和他本人慷慨的性格有关。前面曾提到恺撒有过遭遇海盗的经历。那时候海盗提出用二十塔连特作为赎金的要求，但恺撒却将赎金提高到五十塔连特，并最终制服了海盗。之后，在恺撒担任市政官期间，恺撒又将大笔钱财投资市政建设。其结果是，“恺撒独占全部荣誉” ，“他的所作所为把他的前任的所有宏伟政绩全盖过了，结果民众心里所想的就是如何寻找新的职位与新的荣誉头衔来报答他” 。如果事实与之并无太大出入，恺撒是想以金钱换取民众好感，为自己铺平从政的道路。 二是恺撒在亚历山大雕像前的感慨。普氏直接写出他的感慨：“当亚历山大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已经征服世界，而我却还不曾取得过任何辉煌的成就，难道你们不认为这是令人悲伤的事吗？” 苏氏仅仅说他长叹一声，觉得自己不如亚历山大。虽然恺撒年轻并有所作为，但与当时活跃政界的庞培、克拉苏相比就显得一般。这次反省并不是徒劳的，使他有所改变。 三是针对“喀提林阴谋”，恺撒发表了自己的言论，反对将阴谋发动者处以极刑。这篇讲演很长，集中体现了恺撒的演说才能。虽然元老院最终没有采纳恺撒的提议，但当时多数人支持他，证明了他的影响力。 四是关于恺撒妻子的丑闻。恺撒之妻科涅利娅去世后，他娶了庞培娅（Pompeia）。庞培娅是苏拉的外孙女。此人与克罗狄家族的克罗狄（Clodius）发生了婚外情。恺撒为了尽快从丑闻中脱身，选择与庞培娅离婚，同时说了“我的妻子即使受到任何嫌疑，也都是不应该的” 这样的话。应该注意的是，克罗狄的罪名是亵渎神灵，因为他为与庞培娅会面，男扮女装进入了一个祭祀女神的庆典后被发现。恺撒这时候还在担任大祭司，说这番话恐怕也是明哲保身之举。一旦被卷入这个丑闻，大祭司的官职就有可能无法保住。 以上几件事可以勾画出恺撒的一点人物性格：慷慨，雄心满满，才能过人，做事雷厉风行。这些性格都深深影响了他未来的人生。 3.担任执政官 高卢战争 担任执政官可说是恺撒人生的一大转捩点。恺撒从此站稳了在罗马政坛的脚跟。按苏氏提供的年份计算，这时恺撒已年近四十，正符合当选罗马执政官的最低年龄。由于之前担任远西班牙行省总督成绩斐然，“执政官”成了恺撒对元老院提出的要求之一。“凯旋式”是另一要求。但如果举行凯旋式，就会错过进入罗马城竞选的时机。最终，“恺撒决定放弃凯旋式而参与执政官的竞选” 。轻虚荣而重权力，这是背后透露的信息。 历史上著名的“前三头同盟”在这时候产生了。对恺撒而言，结盟的考量有：毕布路斯（Bibulus）是执政官的另一候选人，是自己的政治对手；庞培（Pompeius）的实力很强，和元老院有矛盾，与之结盟可加强自身的实力；克拉苏（Crassus）是自己的债权人，又与庞培有矛盾，若能使二人和解，便可顺理成章形成三人合作的态势。公元前60年，恺撒与庞培、克拉苏订立盟约：“国家的任何一项措施都不得违反他们三人之一的意愿” 。普氏的一句话很有意思：“现在在克拉苏和庞培的友谊包围和保护之下，恺撒开始竞选执政官。” 从同盟本身来看，参与者都是罗马政治舞台上的显赫人物，三人都有野心，同盟又是秘密结盟，注定有崩溃的一天。三人的关系，真可谓亦敌亦友，用“包围”和“保护”这样的词语来形容最贴切不过了。“伽图（Cato）经常预言这个结盟的下场，所以被人称作是一个郁闷而令人生厌的家伙，但是后来又被称为一个明智的忠告者——只不过命运不佳。” 伽图反对三头同盟，反对恺撒独裁，最终自杀。可以想见，他预言了同盟的失败。 由执政官到独裁仅有一步之遥。恺撒采取强行突破的手段，“用武力把这位同僚（毕布路斯）赶出了会场”，“开始单独掌管国家政务” 。 执政官任期届满，恺撒担任高卢属省总督。翌年，他发动了高卢战役。“在此之后他发动战争的岁月里，在征服高卢的所有战役中，他似乎有了另一个人生开端，走了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获得了新成就……恺撒的成就超过了他们所有的人，因为相比之下，他在最艰难的地域发动战争，他获得了最大面积的国土，他对待俘虏温和而又合情合理，他对他的士兵从不吝于嘉奖；总之，他打了最多的仗，消灭了最多的敌人。” 关于这场持续8年的战役，可供参考的最佳史料是恺撒本人撰写的《高卢战记》。普氏参考了这部作品，较为完整地叙述了战争的经过及结果，不过在对战绩的描述上极少提及恺撒一方的损失；苏氏简单勾勒战争全貌，同时写战争的成就和损失，显得较为客观。两本书均提到的内容包括：架桥渡过莱茵河，进攻日耳曼人；远征不列颠；得知女儿去世。作为军事统领，一场战争最能体现他的指挥、统率才能及迎战、应战策略等，普氏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把恺撒统帅军队、同仇敌忾的细节描写得淋漓尽致，突出他“善于利用各种战争的艺术，尤其是利用战争的时机” 的才能。他手下的这支军队也被拔得很高。 4.内战 恺撒与庞培对决 “战争”是恺撒改变当前秩序的一种设想，“他打算以战争达到目的” 。恺撒在高卢战争中的成就，促使他更进一步想要改变（罗马）共和国的秩序。在他看来，东征西战的罗马，共和政体已不适合。但元老院一方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当然会认为共和政治符合自己的利益，于是想要通过挑拨恺撒和庞培的关系，破坏“前三头同盟”，然后推庞培作为执政官，再对他加以利用来反对恺撒，也“免得他（庞培）动用武力建立独裁” 。公元前53年，克拉苏战败身亡，“三巨头”变成“两巨头”，恺撒与庞培的关系迅速转变，他们对决的时刻即将到来。普氏分析当前形势：“恺撒在很久以前就决定要彻底打败庞培，当然庞培也一样希望自己能够打败恺撒……现在，如果在这两个人中，只要有一个能击败另一个，那他就将是罗马最强大的人；如果他不想自己被干掉，那他能做的就是先把对方干掉。” 随着高卢战争的收尾，恺撒执政官的任期临近结束，想要再次参选，必须尽快回到罗马。反对恺撒的元老院一派对恺撒提出苛刻的要求，包括解散军队，解除高卢总督，帮助恺撒决定高卢总督的继任人，快速归国（罗马）等。庞培等人也想方设法对付恺撒。恺撒自知处境不利，给元老院写信，恳求“不要剥夺人民已赋予他的那些特权，否则让其他将军也都放弃兵权” 。 恺撒还有军团，这样一定会导致内战。他来到位于国境线上的卢比孔河（Rubicon）。根据当时的罗马法律，任何人不得率军队渡过这条河，否则就有进攻自己国家的嫌疑，被视为叛国。渡河之前，恺撒大致说过这样一句话：“渡河之后，将是人世间的悲剧；不渡河，则是我自身的毁灭。”两本书都没有明确提到这句话。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曾喊出类似“孤注一掷” 的口号，鼓舞全军渡河。这一破釜沉舟的举动，使恺撒回国后的局势发展只有一种可能：武力战争。今天，卢比孔河的具体位置已经无法找到，当时恺撒又没有具体记录下渡河的过程，渡河事件神秘色彩很浓。普氏写恺撒在渡河前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苏氏则在书中加入神秘男子帮助恺撒渡河的情节。 渡河后，恺撒军势如破竹，“战争就像是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遍布所有陆地和海洋” 。庞培放弃了罗马城，恺撒仅用了一周时间便攻陷首都。与先前的高卢战争不同，这次征战大获全胜，“执政官也都逃走了……大多数的元老也逃走了”，“罗马已经是恺撒的地盘了” 。唯一可能会使庞培高兴的事，大概就是恺撒手下一副将雷宾那斯（Labienus）对他的叛变。普氏特意提到了这件事。 恺撒“兵不血刃”地“成为意大利的主人”，继续与庞培对决。当时，庞培的地盘遍及地中海世界罗马的大部分殖民地（属省），他准备联合西班牙、希腊、埃及三方势力夹击恺撒，但没能实现。恺撒刚刚在意大利半岛站稳脚跟，通过法案把北面的高卢也划入了势力范围。与庞培作战，要进攻上述三地。“在整个内战中，恺撒没有遭受一次失败” ，从实际情况看，这根本说不通。无论是远征西班牙遭遇恶劣天气，或是士兵罢战，又或是在北非战场的损失，都说明了恺撒曾有过损失。恺撒胜利的秘诀是战略战术的运用，并非战无不胜的实力。拿兵力和经济实力来说，恺撒向来处于劣势，但恺撒培养的士兵，士气和素质都很高。如此，以少胜多也就不是不可能的事了。 由于进行的是内战，直接面对的是和自己相同的罗马人，滥杀无辜将严重损害自己的形象，于是恺撒避免正面的厮杀和主动出击，利用其他策略拖垮敌人，让敌军自行解体；对待俘虏也慎之又慎，大部分是释放，对投降自己的俘虏较为宽容，以别于苏拉和庞培。在进行战争的同时，他也没有放弃使用外交手段写信给庞培。 恺撒的行军路线大致是：西班牙—罗马（返回）—希腊—埃及（追击庞培）。双方征战的结果，恺撒取胜，庞培败走埃及并被刺杀。在埃及，有埃及人与恺撒发生的战争，之后是恺撒讨伐庞培余党，征战北非等地。其中，攻打本都王国（Pontus）成功后，恺撒给元老院的战报中留下了“我来、我见、我征服” 的名句。 从渡过卢比孔河到完全战胜，恺撒用了两三年。与高卢战役比起来，这点时间可能不算太长，所以苏氏的记述重点放在战胜后的凯旋式上（突出战果）。普氏则把战争经过写得相当详细，相反，凯旋式只是略写。 5.独裁 回到罗马后的恺撒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式。“此后，恺撒把注意力集中于整顿国务。” 他实现了独裁，被任命为终身独裁官。约莫是这时，他写下了遗书，但他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在遗书成书后的几年间就死去。 关于恺撒的独裁，普氏是这样评说的：“恺撒为自己招致的最公开和最致命的仇恨来自他对王权的酷爱。” 独裁政治的建立使权力集中在凯撒一人手中，因而才有了他对国家各项事业的改革。前三头同盟的建立，本身就是反对共和政治的例证，即使三股力量的消长不是现在的状况，罗马也还是会向帝制走去。帝制意味着中央集权，集权意味着独裁。与其说是恺撒的独裁招致元老院的报复，不如说是恺撒对政敌的宽容和疏忽导致了自己被暗杀。恺撒的独裁比较成功，但并不高明。他可能以军事力量征服了整个罗马，却没能彻底剪除异己。他结束元老院专制的努力并没有成功。这个教训被后人吸取，罗马才成功走向帝国。 6.恺撒之死 刺杀凯撒是反恺撒派团体的阴谋。恺撒种种称王的迹象使“以前经常是三三两两分散进行的密谋，这时联合成了一个总的运动” 。参加反恺撒派团体的60多人决定在3月15日——元老院会议上刺杀恺撒。 凯撒死前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征兆。史家在这里善于发挥，尽情描写天、地、人的异相，突出这一天的不同凡响。两本书共同提到的仅有：凯撒妻子的梦和占卜师的占卜。总之，“所有的预示都是凶兆。” 恺撒遇刺的地点是庞培剧院的回廊。卡斯卡（Cascae）刺中他第一刀，其他同谋者接着合理刺杀恺撒。恺撒被刺中23剑，倒在庞培塑像的基座之下。其中有一处致命伤。据说恺撒死时，手中还握有路人给他的一张揭发阴谋的纸条；再加上恺撒倒地，正好面朝劲敌庞培的塑像，普氏说：“这清楚的显示了这一行动及其地点是某种神力的召唤和引导的结果。” 意在说明这件事的不可避免性。后来，在交代谋杀者下场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恺撒的守护神眷顾他一生，甚至在他遭刺杀后，还跟随着他，为他复仇。” 翻阅《帝王传》，谋杀者有意外身亡的，有战死的，有自杀的，其他人被判有罪。到了普氏这里，则所有人都罪有应得，难逃法网。这样的结局，比死于非命有了更强的象征意义：前后一系列事件，都是神之旨意，不可改变。这与苏氏“遭遇这样的死几乎出自他自己的心愿” 的说法截然不同。 恺撒死后，其遗嘱公诸于世，人们还为他举行了葬礼。从恺撒之死写到葬礼举行，再到葬礼后民众惩治杀人凶手的举动，两本书近乎雷同的叙述结束于对谋杀者下场的交代，大结局想要告诉读者的是惩恶扬善的主题。恺撒56岁被刺身亡，他的故事到这里结束。 这部分内容，两本书的安排也很有趣。普氏开门见山，从恺撒死前的种种征兆引入恺撒之死的叙述；苏氏先回顾恺撒的个人生活，写了恺撒与女人、恺撒与战争和军队、恺撒与友人等内容，极大的丰富了恺撒的人物形象。 恺撒为何被刺？普、苏二人倾向于“仇恨说”。苏氏交代得更清楚些：“但是，他的其他行为和言论却使人觉得他是恶多于善的。他被认为滥用了职权，他的被杀是罪有应得……下述行为特别给他招来了莫大的仇恨……” 另外，他也提出了其他不同的猜测。 二、各自的特色 普氏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是一部比较列传，他把一个希腊人物与一个罗马人物放在同一个主题下写。为了契合主题，作者必须挖掘人物之间在性格、经历等方面的关联，写出他们的相同之处。以恺撒为例，他与亚历山大（Alexander）同被编入“继往开来者”一篇。普氏为了凸显这两位历史人物的相似之处，加入了比苏氏更多的细节描写，其中不乏想像或者编造，以弥补历史记载的空白。写同一场战争的战前准备与经过，写同一个预言，普氏总是比苏氏着墨更多。不难理解为何书中偶有时序的错乱。普氏的意图并不在于平平淡淡地写下每一件事，而是塑造一个血肉丰满的恺撒。 苏氏的《罗马十二帝王传》是一本专门记述罗马帝国十二位帝王的传记，他也以人物为中心记事。不同的是，苏氏不做任何对比，只是把每位帝王的一生完整地呈现给读者。细节是可以被放过的，粗线条的叙述足矣。全书的重点在于记述人物生平事迹的完整而非动人。苏氏《帝王传》中的恺撒与金钱、恺撒与女人（不仅是《名人传》中提到的克娄巴特拉）、恺撒与友人、恺撒与军队等内容，普氏无法写进他的书中，因为与之相对应的亚历山大根本没有这些经历。恰恰是因为有了这部分内容，苏氏笔下的恺撒看起来更完整，也更为真实。 恺撒身上始终保持的宽容精神，既是他性格的一大显著特点，也是那个时代最宝贵的财富。恺撒宽恕败者，一方面是想团结他们建设罗马，避免罗马陷入相互斗争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心中固有性格的体现。据说恺撒在得知庞培被杀，看到庞培的头颅时，心情十分复杂。他的内心有一种纯朴的想法：没有胜者与败者，只有强者与弱者，他们可以共存。在一个血雨腥风的时代，人性的光辉闪耀光芒。似乎也只有苏氏特别注意到这一点，他在书中提到了恺撒的仁慈与宽容：“甚至在复仇时恺撒也是天性十分仁慈的……在行政管理和内战的胜利中，他都表现出值得钦佩的克制和仁慈” 。宽容仇敌的恺撒才是真正的恺撒，而不是苏拉或者亚历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