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实的顾准

这本《顾准日记》包含了三本日记：1959年10月至1960年1月下放河南商城监督劳动时的日记，简称“商城日记”；1969年10月至1971年9月下放河南息县学部五七干校的日记，简称息县日记；还有一本是顾准1972年10月到1974年10月在北京读书和生活的记录，简称北京日记。 吴敬琏和李慎之的序言都很值的一读。本书的附录也很重要，可以从一些侧面了解顾准这个人。 商城日记历时最短，但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围绕吃饱肚子问题，描述到了当时人们对饿死人已经“司空见惯”的触目惊心的惨状。这种环境当中，顾准也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并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 做一个历史观察家。他确实做到了。但这并不是什么天生的过人能力。他“思想的自由”是建立在深厚的文学历史方面积累之上的，例如： “我是否变的卑鄙了？我偷吃东西，我偷东西吃，我不如青年人有献身精神？不，没有。如法捷耶夫描写两个人在远东森林里打游击一样，我也后也要如实描写自己。（50年1月16日）” 普通人，没有什么知识储备，想在那样的环境之下保持独立的思考，是不可能的。互相揭发，互相批评，贫病交迫的情况下还要争取表现“积极”，争取“过关”，能有什么动力，能力去思考？真的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时代。用顾准的话说：真是活见鬼！人间何世！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商城日记12月22日中提出的这个问题： “这个体制会自下而上地崩溃吗？” 他的答案是，不会。理由很精彩，这里不过多摘录。还有诸如此的一些大胆发问和异常冷静的思考。 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并记在了日记中，是需要勇气的。想起冯骥才当年也只敢把一些想法记在纸片上，然后绞尽脑汁地到处藏匿。。。 日记中夹杂着一些骂人的脏话。可见，没有谁能够做到真正的心如止水，即使对外伪装的再好。这样的私人日记公开发表是否合适姑且不论，毕竟逝者已逝矣。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绝对是顾准最真实的个人独白。其它一些著名的日记，如《曾国藩日记》，曾氏在世时就是公开在朋友圈传阅的（至少早期的那一部分是这样），里面虽然也有诚实的自我批判，但也不能跟顾准日记相比。 离开商城，顾准展示了一种振奋人心的乐观精神： “到南口去也好，当资料员也好，总比在劳动队强。在劳动队的艰苦的日子里，凭站岗的时间写，凭田野休息的时候读，仅有的资料是人民日报，也不曾中断我的观察与研究，今后还有什么困难环境可以难倒我呢？”（59年12月30日） 商城日记中的这种自信，狂傲之情，在息县日记中，已暗淡了很多。 顾准将息县日记命名为“新生日记”，第一句话即是“决心转变立场，跟毛主席继续干一辈子”。颇有点让后来把顾准捧到很高的人失望和尴尬。 这段时间他经历了妻子去世等重大打击，情感上常常有抑制不住的悲痛和自责。有人评论说，此时顾准“由于心理创伤造成了认知崩溃，思想已经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恐怕也不是没有道理。 1971年元旦，他写到，“这是1971年元旦的21时，这一天已经过去了。老了，没有年轻时迎新的豪情和对未来的无穷希望了...”。读着有无限悲凉。尽管如此，息县日记中还是有很多对政治和经济问题深入的思考，较之商城日记，这里阐述的更为全面，具体。 北京日记则是一个简单的读书记录，附了这段时间的一个完整书单。 1972年回到北京后，肺病已经加剧，他在北京图书馆争分夺秒地查资料，做笔记，写出了《希腊城邦制度》笔记。笔记虽未来得及写完发表，这种精神也足以令人感动了，尤其在读了其胞弟陈敏之在附录中记录的种种情形之后。在他生命中最后的阶段，一些理解和钦佩他的人尽了最大的力量给予帮助和关心。他的一些兄妹甚至亲生子女，则采取了不闻不问，冷漠无情的态度。 人说“夫妻本是同林鸟”，血缘关系很多时候也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人与人之间，充分的理解和尊重才是深厚感情的基础。这样的感情是不分性别和年龄的。 附录中的《送别》这一章附有张纯音女儿咪咪写给顾准的信，十分动人，也引人深思。摘录其中一段作为结尾： “… 东岳的月光下你告诉我要像小孩捡石子一样收集知识财富，从那时起我才下了活一生学一生的决心。你对我讲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要为自己寻找一个目标，即使明知道这个目标是自欺欺人的，也要向着这个目标去奋斗，否则你生活就没有中心。在这一点上你就是这样做的，你对我起了以身作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