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书店和它背后的文学史

在我的印象中，没有哪家二手书店比屹立在巴黎左岸近一个世纪至今犹在的“莎士比亚书店”更让人牵肠挂肚了，属于任何朋友跑去巴黎旅游或公干，我都会特别嘱咐的必经之地，一来本就是巴黎的文化地标之一，二来也算替我一吻芳泽，至少带一本书回来，盖上戳，夹上书签，我的《尤利西斯》1922年初版复刻本就是这么到手的；是的，一吻芳泽（Kiss it for me），这原本是《查令十字街84号》里的名句，用在任何“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书店身上都是恰如其分的。

莎士比亚书店1919年创办于巴黎左岸，主人是从小热衷于法国文学的美国人西尔维亚·毕奇（Sylvia Beach）。虽然开书店是毕奇的夙愿，但出生于新泽西的她最大的梦想原本也只是想在纽约开一家法文书店，不过阴差阳错，1917年来到巴黎的她两年后却在法国文学的中心开了一家英文二手书店，这种倒错也许也是一种命中注定。
书店的主营是英文二手书的售卖和借阅，命名为Shakespeare and Company，寓意简单直白：前者无非是英语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一代宗师（也算是文学的领路人），后者则是代表如毕奇本人这样千千万万的文学同路人和后来人。书店开业伊始便采用了会员制，而第二个入会的读者便是日后的诺奖得主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依靠着毕奇独到的选书眼光和她对于文学的执念，莎士比亚书店很快就成为了法国文学与美国文学交流与交锋的主阵地。
不过二十年代恰好也赶上美国文学集体漂流至法国的浪潮，书店在美国文学推广上的表现更为突出一些，甚至顺势成为整整一代美国作家在欧洲的聚集地之一：意象派诗人的旗手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爵士时代的代表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Scott Fitzgerald）、美国文学的欧洲女神格特鲁德 ·斯泰因（Gertrude Stein），以及“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便是斯泰因的首倡）的几乎全部重要作家如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等均是书店的常客。海明威的第一本书《三故事和十首诗》甚至都是由莎士比亚书店在1923年为他出版的，而四十年后出版的回忆录《流动的盛宴》中，海明威也对这段生活着墨颇多，“没有人比她对我更好”一句，更是对毕奇的深情回忆。

当然，整个二十年代书店最伟大的出版壮举是1922年为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出版了争议名作《尤利西斯》，这部作品在美国和英国均因内容有伤风化被禁，毕奇却冒着巨大的风险，不仅在法国出版了英文初版本并先后十一次再版，而且为其日后在英美的破冰与出版殚精竭虑，当然还包括法文译本的推广。如果说没有毕奇，就没有尤利西斯的顺利问世，就没有乔伊斯的名扬世界，这话也不算太夸大。
不过伴随着《尤利西斯》的大卖，毕奇却并没有赚到太多钱，这与她古道热肠的性格和习惯不无关系：不管手里有多少钱，只要乔伊斯张口，毕奇就能很快帮他把转账支票开出来，而我们的天才作家，却恰恰是一个消费并无节制和规律的人。所以三十年代，书店在经营上一度陷入窘境，以纪德、海明威为首的作家们曾向政府联名上书求助，并齐心协力为书店募集会员和会费，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现金流压力；同时，作家们还纷纷拿出自己最新的作品，选择在书店进行诗歌和作品朗诵，也重新聚集了人气和氛围，这也是书店最困难时期的一段佳话。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二战爆发，纳粹德国占领巴黎，由于毕奇美国人的身份以及她与犹太人的密切关系，莎士比亚书店基本上被宣判了死刑。加上毕奇还曾以非卖品为由拒绝向德国军官售卖书店橱窗里的一本乔伊斯名作《芬尼根守灵夜》，惹怒了趾高气扬的德国人，书店随即于1941年关张，毕奇也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度过了最长的六个月。此后，尽管毕奇和巴黎一起随着德国的战败迎来解放，莎士比亚书店却并没有随之重新开业。

1956年，深居简出的毕奇为自己也为曾经的“莎士比亚书店”写下了一本回忆录，书名便叫做《莎士比亚书店》。书与书店同名，应该是表达了自己一生与书店同呼吸共命运的态度，代表书店的故事也是自己的人生。书中，毕奇翔实又深情地回忆了曾与自己交情甚笃、休戚与共的那些作家们，用一个个真实而又生动的细节为我们还原了诸多熟悉又陌生的文学肖像：
比如关于舍伍德·安德森说起莎士比亚书店是全法国第一家出售自己短篇小说集《小城畸人》的事，毕奇说自己当年在法国找这本书找得很难，甚至别人听到她问“安德森”，都以为是“安徒生”，说我们这里只有童话；
比如在毕奇的记忆里，其实是海明威“解放”了巴黎，而他们解放当天在剧院街上的遭遇，也随着海明威的一身戎装、满身血污、丢弃在地的机关枪以及被海明威一把抱起来的转圈和亲吻一起，成了本书最后一个画面。
而回忆中最为有趣的莫过于书店关于《尤利西斯》一书的预售：纪德果不其然又是第一个预订的法国人，庞德竟然拿来了叶芝（W. B. Yeats）签名的订单，海明威则一订就是好多本，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是否会订甚至成了乔伊斯与毕奇的一个赌局，结局则以萧伯纳的一封“我不会花150法郎来买这样一本爱尔兰作品”的来信为乔伊斯赢了一盒雪茄，尽管萧伯纳后来还是有些不甘不愿地在庞德的追索下订了一本。

六年之后，毕奇离开了热爱她的人们。五十年之后，随着毕奇的作品变成了公版书，中国大陆一年之内就先后引进出版了三个不同译本的《莎士比亚书店》，分别是光明日报社2013年1月的陈荣彬译本（台版直接引进）、译林社2014年1月的恺蒂译本以及新星社2014年2月的李耘译本。出于对恺蒂的熟悉和信任，我选择了译林社的精装译者签名本阅读和收藏，而以上我所讲述的所有相关故事，均散落在本书的字里行间。

幸运的是，书店关了，毕奇走了，但书店的传奇并没有结束。
1951年，另外一个美国人乔治·惠特曼（George Whitman）在巴黎左岸也开了一家英文二手书店，叫做Le Mistral，这本来与莎士比亚书店并无关系。但1958年在惠特曼与毕奇、乔伊斯的一次聚餐中，毕奇出人意料地宣布将“莎士比亚书店”的店名授权予惠特曼使用，于是六年之后，在毕奇去世两年及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之际，惠特曼正式将书店改为现名，从此，这家新的“莎士比亚书店”便一直屹立在左岸，直到今天。

新店在选书和宗旨上秉承着毕奇当年的风格，在对待读者和客户的态度上，更是与毕奇保持着惊人的一致，直到现在，一进书店便能看见写在墙上的那句座右铭：不要冷漠地对待陌生人，因为他们可能是乔装的天使。（Be not inhospitable to strangers，lest they be angels in disguise.）据统计，新店开业至今已接纳数万人在店内留宿，代价仅仅是读一本书，写一段话，如此而已。

即使是在老店“文学沙龙”这一最具特色的旗帜上，新店也是如出一辙，哪怕当年还不叫这个店名。与老店在二十年代的地位类似，新店在五十年代也恰好赶上了美国“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的文学热潮，艾伦·金斯堡、杰克·凯鲁亚克、威廉·巴勒斯等旗手均曾在店里集会、朗诵与座谈。直到今天，文学与文艺沙龙都依然是新店的一大标志，在我去年托朋友带回的那本《尤利西斯》里，便夹着一张新店的书签，上面标着2015年5-7月间的所有活动，诗歌朗诵、文学讲座等比比皆是，名作家也赫然在上。至于美国电影《日落之前》（Before Sunset）把男女主人公重聚的场景选择在这里的新书发布会，《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用这里来还原三十年代的文学盛况，都可谓再合适不过了。
更有意思的是，1981年，惠特曼唯一的女儿出生，他为女儿取的名字恰恰是西尔维亚·毕奇·惠特曼（Sylvia Beach Whitman），而在2011年惠特曼去世之后，西尔维亚也同时继承了父亲和毕奇的遗愿，成为莎士比亚书店新的店主。
传奇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