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失的自由和民主
缺失的自由和民主
小暴萍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
在各个阶段的教育中,我最痛恨“政治”一科。我总以为中国的政治教育就是借用哲学和名人的言论,在玩文字和逻辑的把戏。考研的时候,我将一半的备考时间花在“政治”上,对它的印象丝毫没有改变。
直到看了哈佛大学公开课《公平与正义》,才逐渐体会到西方政治哲学的魅力。在这门课上,Michael Sandel教授引导学生去思考公权力、合法政府、法律制度和个人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关系。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生而自由平等:不能随意违反自然法则,不能放弃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而在社会组织中,为了更好地保障人们的自然权利,每个人都让出自己的部分权利,从而成为合法政府的公权利。公权利以每个人的同意为前提,至少是大多数人认可的,且受到协议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程序的限制。这也是有些国家废除死刑的原因:大多数人都不会将自己的生命权让出去,交给公权力处理。
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人都应该对公权力进行监督,因为公权利本身就是我们给出去的部分权利。胡适先生认为,执政党和政府机关容易在权利中走向贪腐和独裁,因此人民应当当家作主,提高政治意识,对公权力进行善意的批判。他的真的个人主义思想,提倡不能逃避责任,而要积极进取,具体要做到:一、有独立的思想,不要一味盲从,尤其要警惕别有用心的党派或阶层利用道统的名义来从事独裁的阴谋。二、要坚持真理,不要惧怕权威,个人要对自己的思想信仰的结果负责。在实际中,他敢于批判儒家道统,敢于和蒋介石理论“好政府”,哪怕创办的刊物被封禁,哪怕即将出任清华校长被免,哪怕独裁的行动逼迫他不得不出逃,他也要继续发出内心的呐喊。
人的思想一生都在不断改变,胡适的政治思想同样如此。他经历了从“为道统辩论-批道统不足”的改变,经历了从“支持社会主义-提议第三条路”的改变。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充斥着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思想,但是由于民众缺乏民主和自由的思想意识,很多时候会被道统的外衣所蒙蔽,殊不知那些高举着“三纲五常”旗帜的人,常常就借道统的尸骨,还专制的魂魄。这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要把儒家道统提高到国教的地位,从而排斥其它异端的思想——这何尝不是一种思想的专制和独裁!胡适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用实验主义的态度来看待道统思想、狭隘的民主主义思想。
1926年,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否定了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掠夺,认为救济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由国家来制裁资本家,保障被压迫阶级的利益。同年7月,他访问莫斯科,和蔡和森交谈之后,设想组织“自由党”,以“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为政纲。但是到了30年代,胡适发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现实世界的发展是相反的,“万恶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让工人贫困,还在竭力让他们变得富有。相反,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会引起生产事业的停顿,并不能给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1954年,胡适做了《从<到奴役之路>说起》的演讲,对自己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和主张表示忏悔。
胡适晚期认为,容忍比自由更加重要,因为只有容忍异己的思想,尊重别人说话的权利,才能营造自由言论的氛围,才能推动政治走向民主。胡适创造了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他全力倡导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为人民争取批评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权利。直到今天,他的思想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身为文人,胡适身上有着不可逾越的局限性——理想主义。他的“好政府主义”的主张,被直系军阀所利用,成为两派争夺势力的牺牲品(具体故事太长,此处省略),对他本人的名声也造成极其不良的影响。胡适晚期在台湾继续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反对一党独大的专制,提倡多党制的制衡。他劝说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宪法规定总统在位时间不超过两届),但是蒋介石为了把权利握在手里,不惜修改宪法的规定。1960年,雷震发表文章,指出国民党在台湾一党独霸,毫无“自由、民主”可言,并呼吁组织一个反对党(胡适建议改称“在野党”)来打破这个局面。不久,台湾当局以叛乱的罪名逮捕了雷震,胡适从此一蹶不振,并于两年后去世。
李建国这本《容忍即自由——胡适的政治思想历程》对胡适一生的政治思想做了详尽的介绍(近400页,对我来说,有点太详尽了),并分析其哲学基础(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力”的哲学等),以及其在当时引起的社会反响。部分章节和文段比较艰涩。
其实,政治离我们并不遥远,政府拖欠教师工资的新闻时有耳闻。前阵子,山西屯留的纪委对24位自费聚餐的教师进行通报批评。教师团体怎么也是受过教育的,但是敢于站出来说话的人不多。这从侧面反映了公民自由民主意识的缺失。在这种背景下,读读这本书还是很有必要的。
小暴萍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
在各个阶段的教育中,我最痛恨“政治”一科。我总以为中国的政治教育就是借用哲学和名人的言论,在玩文字和逻辑的把戏。考研的时候,我将一半的备考时间花在“政治”上,对它的印象丝毫没有改变。
直到看了哈佛大学公开课《公平与正义》,才逐渐体会到西方政治哲学的魅力。在这门课上,Michael Sandel教授引导学生去思考公权力、合法政府、法律制度和个人不可剥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关系。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生而自由平等:不能随意违反自然法则,不能放弃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而在社会组织中,为了更好地保障人们的自然权利,每个人都让出自己的部分权利,从而成为合法政府的公权利。公权利以每个人的同意为前提,至少是大多数人认可的,且受到协议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程序的限制。这也是有些国家废除死刑的原因:大多数人都不会将自己的生命权让出去,交给公权力处理。
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人都应该对公权力进行监督,因为公权利本身就是我们给出去的部分权利。胡适先生认为,执政党和政府机关容易在权利中走向贪腐和独裁,因此人民应当当家作主,提高政治意识,对公权力进行善意的批判。他的真的个人主义思想,提倡不能逃避责任,而要积极进取,具体要做到:一、有独立的思想,不要一味盲从,尤其要警惕别有用心的党派或阶层利用道统的名义来从事独裁的阴谋。二、要坚持真理,不要惧怕权威,个人要对自己的思想信仰的结果负责。在实际中,他敢于批判儒家道统,敢于和蒋介石理论“好政府”,哪怕创办的刊物被封禁,哪怕即将出任清华校长被免,哪怕独裁的行动逼迫他不得不出逃,他也要继续发出内心的呐喊。
人的思想一生都在不断改变,胡适的政治思想同样如此。他经历了从“为道统辩论-批道统不足”的改变,经历了从“支持社会主义-提议第三条路”的改变。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充斥着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思想,但是由于民众缺乏民主和自由的思想意识,很多时候会被道统的外衣所蒙蔽,殊不知那些高举着“三纲五常”旗帜的人,常常就借道统的尸骨,还专制的魂魄。这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要把儒家道统提高到国教的地位,从而排斥其它异端的思想——这何尝不是一种思想的专制和独裁!胡适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用实验主义的态度来看待道统思想、狭隘的民主主义思想。
1926年,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否定了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掠夺,认为救济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由国家来制裁资本家,保障被压迫阶级的利益。同年7月,他访问莫斯科,和蔡和森交谈之后,设想组织“自由党”,以“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为政纲。但是到了30年代,胡适发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现实世界的发展是相反的,“万恶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让工人贫困,还在竭力让他们变得富有。相反,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会引起生产事业的停顿,并不能给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1954年,胡适做了《从<到奴役之路>说起》的演讲,对自己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和主张表示忏悔。
胡适晚期认为,容忍比自由更加重要,因为只有容忍异己的思想,尊重别人说话的权利,才能营造自由言论的氛围,才能推动政治走向民主。胡适创造了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他全力倡导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为人民争取批评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权利。直到今天,他的思想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身为文人,胡适身上有着不可逾越的局限性——理想主义。他的“好政府主义”的主张,被直系军阀所利用,成为两派争夺势力的牺牲品(具体故事太长,此处省略),对他本人的名声也造成极其不良的影响。胡适晚期在台湾继续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反对一党独大的专制,提倡多党制的制衡。他劝说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宪法规定总统在位时间不超过两届),但是蒋介石为了把权利握在手里,不惜修改宪法的规定。1960年,雷震发表文章,指出国民党在台湾一党独霸,毫无“自由、民主”可言,并呼吁组织一个反对党(胡适建议改称“在野党”)来打破这个局面。不久,台湾当局以叛乱的罪名逮捕了雷震,胡适从此一蹶不振,并于两年后去世。
李建国这本《容忍即自由——胡适的政治思想历程》对胡适一生的政治思想做了详尽的介绍(近400页,对我来说,有点太详尽了),并分析其哲学基础(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力”的哲学等),以及其在当时引起的社会反响。部分章节和文段比较艰涩。
其实,政治离我们并不遥远,政府拖欠教师工资的新闻时有耳闻。前阵子,山西屯留的纪委对24位自费聚餐的教师进行通报批评。教师团体怎么也是受过教育的,但是敢于站出来说话的人不多。这从侧面反映了公民自由民主意识的缺失。在这种背景下,读读这本书还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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